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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后諸葛亮:六十年來的是是非非(1-3)

心事浩茫 · 2011-01-10 · 來源:強國博客
建國六十周年 收藏( 評論() 字體: / /
事后諸葛亮:六十年來的是是非非

 

前言:明眼人一看標題,可能就會知道這題材是寫新中國歷史的。這可不是好玩的,寫新中國歷史的“司馬遷”先生還沒出生呢!筆者本是一個低調的人,決沒有做現代“司馬遷”的野心,但卻想做一回事后的“諸葛亮”。古人云:“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史為鏡,可以知興替;以人為鏡,可以明得失。”。咱并不敢寫正史,的確沒那個能力,咱只是就近在網上挖掘一些史料,邊閱讀邊思考邊討論邊寫作,為的只是弄個明白。咱也并不妄想自己就是那“諸葛亮”,但做個事后的“諸葛亮”,倒是可以努力的。何況,歷史塵埃落定之后,我們可以看得更清楚一些。

這個題目已經構思多時了,筆者計劃圍繞這個題目寫成一篇較長的系列文章。形式上將順著筆者的思緒自然流溢,有可能會信馬由韁,挖掘一點兒史料,然后分析、議論、判斷,發表一點兒個人見解,因此,文章的體裁可能有點兒四不像。筆者唯一的奢望就是希望和網友們能夠產生盡可能多的共鳴。因為眾所周知的原因,錯誤將在所難免,史料的,觀點的。歡迎網友們就文中的錯誤提出批評,一點也不必客氣。即便是“諸葛亮”吧,也會犯錯誤啊。

系列文章均為心事浩茫原創。感謝諸位閱讀。王婆賣瓜,自賣自夸,自信應該寫的比較好看。究竟如何,還是請網友們慢慢地看下去,并提出您的高見!

 

(一)中國的新生

 

1949年10月1日,毛澤東主席向全世界莊嚴宣告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

提到開國大典,人們很容易想到毛主席那句震古鑠今的名言:“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然而這句話并不是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上講的,而是在此之前的9月21日的政協開幕詞中講的。原文是:“諸位代表先生們:我們有一個共同的感覺,這就是我們的工作將寫在人類的歷史上,它將表明:占人類總數四分之一的中國人從此站立起來了!”

中央人民政府是9月30日由人民政協第一屆全體會議選出的。主席毛澤東、副主席朱德、劉少奇、宋慶齡、李濟深、張瀾、高崗委員共56人。在10月1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首次會議上,又選舉林伯渠為秘書長,任命周恩來為政務院總理,毛澤東為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朱德為人民解放軍總司令,沈鈞儒為最高人民法院院長,羅榮桓為最高人民檢察署檢察長。隨后又任命了董必武、陳云、郭沫若、黃炎培四位政務院副總理。

這就是新中國首屆政府的國家班底。這個班底的班底,就是以毛澤東、周恩來、朱德、劉少奇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毛劉周朱和此時已經勞累過度身患重病的“黨的駱駝”任弼時同志,共同組成了締造共和國的歷史絕配。這是一個偉大的領導集體。在革命戰爭年代,巨人們的“天作之合”令人驚嘆。但在和平建設時期,巨人們漸漸發生了激烈的悲情碰撞,更是令人唏噓不已!個中原委,正是此文后續篇章中希望弄清一二的一個重要話題。

此時此刻,還必須提到為新中國的創建立下了不朽功勛的人民解放軍主帥們,他們是:西北方面的彭德懷、賀龍;中原方面的劉伯承、鄧小平;華東方面的陳毅、粟裕;東北方面的林彪、羅榮桓;華北方面的聶榮臻、徐向前;以及長期擔任總參謀長的葉劍英。此時,由他們所統帥的人民軍隊已組編為一二三四野戰軍,正如秋風掃落葉一般,橫掃國民黨軍殘敵,將革命進行到底。他們是新中國的頂天柱啊!

此時此刻,還必須提到為新中國的創建做出過巨大貢獻的黨的早期領袖陳獨秀、李大釗、蔡和森、惲代英、澎湃......已經為國捐軀的杰出將領葉挺、方志敏、劉志丹、彭雪楓、左權......

歷史的天空群星燦爛。

古老的中國就此獲得了新生,結束了積貧積弱、落后挨打、戰亂不休、苦難深重的悲慘歷史。六十年來,盡管我們走過了曲折的道路,付出了巨大的代價,但我們的祖國日益強大。總的趨勢看,中國的崛起已經勢不可擋,無論是要“唱衰”中國的,還是要“捧殺”中國的,終究不能阻擋中國的進步。盡管我們今天仍然面臨著巨大的困難,諸多不出可持續的因素仍在困擾著我們,因襲的歷史重負仍在糾纏著我們,但是,我們注定要前進!

至今,仍有一些家伙還在那里詛咒偉大的新中國,面對新中國的巨大存在,難道不是向隅而泣般的可憐嗎?難道不是螳臂擋車般的可恥嗎?難道不是蚍蜉撼樹般的可笑嗎?

事后諸葛亮:六十年來的是是非非(二)

 

第一場較量(朝鮮戰爭的深度解讀)

 

1950年6月25日,朝鮮內戰爆發,韓國不敵朝鮮,人民軍開始南進。6月26日,美國總統杜魯門命令駐日本的美國遠東空軍協助韓國作戰,6月27日命令美國第七艦隊駛入臺灣海峽,阻止新中國的統一進程。美國在蘇聯代表因抗議聯合國拒絕接納中華人民共和國為新成員國而自1950年1月起缺席的情況下,挾持聯合國通過了組建聯合國軍干涉朝鮮的決議。英國、土耳其、加拿大、泰國、新西蘭、澳大利亞、荷蘭、法國、菲律賓、希臘、比利時、哥倫比亞、埃塞俄比亞、盧森堡、南非與韓國共15個仆從國和美軍遠東軍組成16國聯軍,由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占領日本的麥克阿瑟上將統領。

9月15日,美軍第10軍于朝鮮半島南部西海岸仁川登陸,朝鮮人民軍腹背受敵,損失嚴重,轉入戰略后退。9月30日,周恩來發表講話,警告美國:“中國人民決不能容忍外國的侵略,也不能聽任帝國主義者對自己的鄰人肆行侵略而置之不理。”但是麥克阿瑟認定中國不敢出兵與美國對抗,不顧中國政府的多次警告,于10月1日令美軍越過北緯38°線(即“三八線”),19日占領平壤,并公然聲稱:“在歷史上,鴨綠江并不是中朝兩國截然劃分的、不可逾越的障礙。”同時,美國飛機多次侵入中國領空,轟炸丹東地區,戰火燒到鴨綠江邊。10月8日,朝鮮政府請求中國出兵援助。中國根據朝鮮政府的請求,在毛澤東主席的主持下,作出了“抗美援朝、保家衛國”的決策,1950年10月19日,中國人民志愿軍在司令員兼政治委員彭德懷率領下,跨過鴨綠江,開赴朝鮮戰場。 

從1950年10月25日~1951年6月10日,為抗美援朝戰爭第一階段。這個階段,志愿軍和朝鮮人民軍采取以運動戰為主,與部分陣地戰、游擊戰相結合的方針,連續進行了五次戰略性戰役,殲滅了大量敵人,自己也付出了巨大的代價,曾經一度收復漢城,最終將戰線穩定在“三八線”上。

經過7個多月的軍事較量,美國政府認識到如將主要力量長期陷于朝鮮戰場,則對其以歐洲為重點的全球戰略極為不利,加之國內外反戰情緒日益高漲,決定轉入戰略防御,謀求“光榮的停戰”。6月初,美國政府通過外交途徑向中朝方面作出了通過停戰談判結束敵對行動的表示。中朝方面經過五次戰役,也深感在技術裝備上處于劣勢的條件下,要想在短時間內殲滅敵人的重兵集團是困難的。鑒于美國已表示愿意談判,于1951年6月中旬,提出“充分準備持久作戰和爭取和談達到結束戰爭”的戰爭指導思想,適時進行戰略轉變。

從1951年6月11日~1953年7月27日,為抗美援朝戰爭第二階段。這個階段,中朝人民軍隊執行“持久作戰、積極防御”的戰略方針,以陣地戰為主要作戰形式,進行持久的積極防御作戰。其特點是:軍事行動與停戰談判密切配合,邊打邊談,以打促談,斗爭尖銳復雜;戰線相對穩定,局部性攻防作戰頻繁;戰爭雙方都力圖爭取主動,打破僵局,謀求于自己更有利的地位。

1953年7月27日,戰爭雙方在朝鮮停戰協定上簽字,歷時2年零9個月的抗美援朝戰爭宣告結束。時任“聯合國軍”總司令克拉克將軍黯然說,他成為了美國歷史上第一個在美國沒有取勝的條約上簽字的將軍。據資料,中朝軍隊以傷亡63萬人(其中志愿軍39萬人)的代價,共斃、傷及俘虜聯合國軍1093839人(其中美軍傷亡約14萬人次)。

重溫這段非凡的歷史,具有非常重要的現實意義。關于中國應對外來威脅的姿態,關于戰爭與和平的抉擇,關于戰爭的代價、戰爭的意義、戰爭的經驗教訓,以及這場戰爭對未來歷史走向的影響與啟示等,都值得我們認真地深刻地再解讀再認識。

1、究竟該不該出兵?

抗美援朝是毛澤東一生中最難作出的決策之一。眾所周知,當時新中國剛剛成立不到一年,中美兩國實力懸殊,要使一個剛從戰火中獲得新生的人民共和國再次面臨血與火的考驗,同世界上頭號帝國主義美國決一雌雄,下這個決心需要何等的氣魄和膽略! 當時中央決策層在出兵問題上意見意見不一,而且一開始反對者占多數。但毛澤東站在全局的高度反復考慮,經歷了兩次波折,三下決心,最終做出了這一艱難的決策。

其實,從當時的實力對比和面臨的巨大風險考量,反對出兵應屬正常,當時林彪反對出兵,亦符合他一向謹慎的個性(不打無把握之仗嘛)。相形之下,毛澤東的膽略是超常的。毛澤東這樣分析美國的長短:“他在軍事上只有一個長處,就是鐵多,另外卻有三個弱點,合起來是‘一長三短’。三個弱點是:第一,戰線太長,從德國柏林到朝鮮;第二,運輸線太遠,隔著兩個大洋,大西洋和太平洋;第三,戰斗力太弱。”最后,毛澤東在蘇聯只提供有限支持(拒絕出動空軍掩護)的情況下,還是毅然決定出兵,在初選粟裕、林彪均因病難負重任的情況下,又選派彭大將軍出征。

關于出兵朝鮮的問題至今仍存異議,一些“另類的事后諸葛亮”認為,中國出兵幫朝鮮打仗不值,付出的代價太大,惡化了中國的國際環境,影響了中國的經濟建設和兩岸統一。這種看法是建立在即便中國不出兵,美國也不會越過鴨綠江進攻中國的判斷上的。持有這種看法的人應該補一補近現代歷史的課。他們不知道歷史上軟弱無能、一味退讓、乞憐求饒的巨大教訓,他們不懂得中國人民自鴉片戰爭以來100余年落后挨打、任人宰割、割地賠款的歷史悲情!他們不明白弱肉強食的森林法則只尊重強者的強盜邏輯!

最近,俄羅斯將前蘇聯有關朝鮮戰爭的檔案解密,據說有證據顯示這場戰爭是由北朝鮮率先發動的,但這并不影響中國出兵朝鮮的道義合理性。因為朝鮮戰爭最初只是朝鮮民族謀求統一的內部事務,美國率先強行介入,并將戰火燒到中朝邊境,而且蠻橫干涉中國內政,封鎖臺灣海峽,其咄咄逼人的進攻態勢激化了國際矛盾,加劇了中國國家安全的危機感,應對這場戰爭災難負主要責任。

2、勝負如何評估?

一些“另類的事后諸葛亮”還認為,抗美援朝戰爭并無勝利可言。他們從雙方的兵力損失和攻防的最終結局看問題,認為頂多打了個平手而且中國吃了大虧。其實,戰爭的勝負首先要看戰略意圖的實現程度,撇開有爭議的傷亡數字不說,但從戰略意圖的實現程度看,“美國挾二戰之余威,乘原子彈沖擊波,傲視全球,謀霸世界,動用了近一半的陸軍,三分之一的空軍,一半的海軍,幾百億的軍費,付出很大的人員傷亡,卻在一個剛剛成立一年的國家面前碰了個大釘子,沒有實現其戰略目標。其全球戰略和國際聲望受到了嚴重打擊,而他的敵人卻信心倍增。總起來說,美國在朝鮮戰爭中在軍事政治上都是失大于得。而且這場戰爭使得美國在亞洲多了一個難以對付的敵手,一個剛站起來的巨人。”中國在付出了巨大的代價之后,“我們的勝利也是巨大的。抗美援朝戰爭的結果避免了美國直逼我國東北邊防的態勢,消除了美國對我國國防安全,特別是東北的直接威脅,使得東北這個當時全國最大的工業基地得以發揮作用。”(摘自“百度知道”相關文章)。實際上,中國的最大勝利在于如前所述所獲得的巨大威望,美國從此再也不敢對中國輕舉妄動。

3、這場戰爭的意義

保家衛國、反擊西方霸權的進攻勢頭、打出中國人民的威風,這些還都是比較直接的現實層面的意義。要全面的總結這場戰爭的歷史意義,還需要站在更高的歷史高度鳥瞰。

我認為,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要從1919年算起。從1919年到1949年新中國成立,是第一個歷史階段,這三十年,是中華民族在沉淪的谷底里開始全面覺醒,求獨立、求解放、求統一的歷史;從1949年到1978年改革開放,是第二個歷史階段,這三十年,是已經基本獲得獨立與統一的新中國探索發展路徑、奠定發展基礎的歷史;從1978年以來,中國走上了改革開放、經濟飛速發展的快車道,至今又三十年有余,又到了一個危機與機遇并存的新的歷史關頭;從現在開始,以“科學發展觀”的出臺為先兆,繼之以勢在必行的政治體制改革,中國正將進入新一輪的嶄新歷史。站在這樣一個歷史的高度看,抗美援朝戰爭在時間上正處于第二個歷史階段的開始,是開國之后面對外來威脅的第一場較量,在性質上卻是第一個歷史階段的一個響亮的尾聲!正是這場戰爭,徹底結束了中華民族的百年恥辱。

4、這場戰爭的經驗教訓及其對未來歷史的啟示

朝鮮戰爭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規模最大、損失最慘重的一次局部戰爭。這里所說的經驗教訓不是指戰役戰術層面的,而是指戰略層面的,甚至是人類文化層面的一種思考。

實際上,這場戰爭一開始就被決策者限定為一場局部戰爭。無論是中國,還是美國,還是站在中國后面的蘇聯,都表現了一種極強的克制力,這是令人起敬的。杜魯門總統和美軍戰場最高指揮官麥克阿瑟的沖突,就集中體現了這種克制力。杜魯門堅決否定了麥克阿瑟為了扭轉戰場被動局面,要求美國政府擴大戰爭規模,攻擊中國本土,甚至不惜使用原子彈的請求。毫無疑問,杜魯門總統表現了作為一個政治家堅強的理性。如果杜魯門聽信了麥克阿瑟的餿主意,那么,禍害全人類的第三次世界大戰就很可能已經發生了。退而次之,至少美國將因此無可避免的陷入巨大的、可怕的、無法取勝的戰爭泥潭,陷入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戰爭的汪洋大海,而他最大的敵人蘇聯正隔岸觀火。正如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布萊德雷在麥克阿瑟撤職后的辯論中,指責麥克阿瑟要把戰爭擴大到中國時說:“把戰爭擴大到共產黨中國會把我們卷入一個在錯誤的地方,錯誤的時間和錯誤的敵人進行一個錯誤的戰爭。”

 中國出兵朝鮮,其實也是一種積極防御,即“保家衛國”。所以,中國在出擊的同時,就準備在一個適當的時機收回拳頭。而斯大林的決策更是微妙,他將蘇聯作為“最后的王牌”,隱忍不出。戰爭與和平激烈博弈,最終確定了延續至今的“停火線”。
那種認為毛澤東只是一味斗爭、狂熱冒險、從不妥協的觀點是一種無知的誤解。毛澤東作出出兵朝鮮的決策是建立在忍無可忍抗擊侵略的正義的基礎上,是建立在知己知彼、對戰爭利弊充分評估的基礎上,是建立在上下同心、同仇敵愾、充滿自信的基礎上,是“藝高人膽大”。而今天某些動不動喊打的所謂“愛國者”,他們具備什么呢?徒有“膽大”而已。認清這一點對我們正確應對周邊安全局勢具有重要的意義。當前,朝鮮半島仍是存在極大戰爭風險的熱點地區,東海、南海、中印邊境等多個地點的主權糾紛復雜敏感,安全隱患長期難以消除,這些都需要極高的智慧和斗爭藝術才能逐步化解。我們要告誡那些好斗的“鷹派”們,“兵者,國之大事,生死之地,存亡之道”,一定要穩住陣腳,“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切不可盲目沖動,四面出擊,自毀長城。我們還要告誡善良的“鴿派”們,弱肉強食的歷史還沒有終結,敵對勢力亡我之心不死,國際形勢詭吊多變,戰爭風險依然存在,因此,必須保持高度警惕,果斷應對突發事變。

歷史是進化的,“和平與發展”正越來越成為人類的共識,在戰爭風險依然存在的現實條件下,“準備打仗”,是為了“永不打仗”,這也是一種歷史的辯證法,總結朝鮮戰爭的歷史經驗,是為了這種大國之間的大規模戰爭永遠退出歷史舞臺,成為一種“歷史絕唱”。毛澤東在《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一文中早就指出:“戰爭的目的是為了消滅戰爭”。他還無比自信地說:“人類戰爭生活時代將要由我們之手結束,我們所進行的戰爭,毫無意義的是屬于最后戰爭的一部分”。

 

 

 

附注:戰爭傷亡及繳獲

中朝軍隊方面

據中國官方的統計,朝鮮戰爭期間中國志愿軍傷亡50萬余人次,陣亡、病故171687人,負傷22萬人(扣除多次負傷人次),合計傷亡39萬人。中朝軍隊傷亡總人數約63萬人。另見抗美援朝紀念館。部分來自美韓及其他渠道的資料稱志愿軍傷亡人數在一百萬以上甚至三百萬以上,這根本是不可能的。因為據中國官方近十幾年來公布的數字,在整個抗美援朝戰爭期間,中國以輪戰方式先后入朝參戰的各種部隊共計190萬,補充兵源近50萬,共計240萬。另外,還有東北軍區60萬支前民工入朝出戰勤。所以根本不可能有三百萬的傷亡數字。

另外,志愿軍還有2.1萬人被俘,其中7100余人返回大陸(其中有440人是在中立國部隊監管下,經我方解釋工作后返回的),14000余人去了臺灣或其它中立國。被俘人員數字不存在爭議。

“聯合國軍”方面

聯合國軍方面,美軍傷亡約14萬人次。其中陣亡美軍36570人,負傷10萬余人次,扣除多次負傷后的負傷人數不詳。韓國方面數字并未有結論,許多早前公開數字包括平民傷亡,但無論如何,以韓國人力,不可能有多達百萬軍隊傷亡。近年根據當年人口普查資料推斷,所謂傷亡失蹤百萬應該是軍民合計數字。韓軍的傷亡約在30萬-40萬之間。根據中國的資料統計,被中朝軍隊共斃、傷及俘虜聯合國軍1093839人。

武器損失

志愿軍方面

志愿軍共損失坦克9輛、飛機231架、各種炮4371門、各種槍87559支(挺)。

“聯合國軍”方面

被中朝軍隊擊落、擊傷敵機累計共12224架;擊沉擊傷艦艇250多艘;擊毀、擊傷及繳獲敵坦克3000

(資料來自百度百科)

 

另附一則網友點評及博主回復:

新浪網友2010-06-25 10:51:12[回復] [刪除] [舉報]

文章不錯但是最后的統計是不是寫錯了,聯軍的損失飛機怎么可能1萬多架,坦克3000輛,這太夸張了,根本不可能。

博主回復:2010-06-25 11:45:57[刪除]

感謝這位網友的關注!數據是引用“百度百科”有關文章中的資料,是否水分太大?另據資料,美國防大學校長勞倫斯上將80年代末訪華時,曾承認美國空軍在韓戰期間共損毀飛機3000余架(注意,不是擊傷!)。這些被擊落的飛機絕大多數是被地面防空炮火擊中的,剛剛組建的空軍只擊落330架。在持續三年密集火力的戰爭中, 我認為這一數字是比較可信的。但擊傷飛機數字可能存在較大水分,這是因為一些只受輕傷的飛機逃離戰場就查無實據,而且這些飛機經過維修后還可以重返戰場,因此統計數字的意義也要大打折扣。諸如此類的疑問,還是交給歷史專家去解決吧,我只重視基本的歷史事實及由此得出的觀點。再次感謝!更歡迎署名交流!

事后諸葛亮:六十年來的是是非非(三)

 

用二人之頭換來二十年廉政

 

新中國脫胎于舊社會,所以,中國共產黨人要建設一個理想的社會,最大的難題就是防止舊勢力、就習慣、舊文化、舊思想的卷土重來,防止“資產階級糖衣炮彈的進攻”,防止蛻化變質,說到底就是“反腐敗”!

早在1949年3月黨的七屆二中全會上,在中國共產黨將由通過武裝斗爭奪取政權向執掌政權地位進行重大歷史性轉變,黨的工作重心將由農村轉向城市、由革命轉向建設的歷史性全面轉折的關鍵時刻,毛澤東就高瞻遠矚地向全黨提出諄諄告誡:“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艱苦奮斗的作風”。尤其值得注意的的是,2002年12月,十六大剛剛閉幕之后,新任總書記胡錦濤攜中央書記處同志到西伯坡學習考察,再次重溫毛澤東提出的“兩個務必”。

就是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1951年底到1952年10月,中共在黨政機關工作人員中開展的“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和在私營工商業者中開展的“反行賄、反偷稅漏稅、反盜騙國家財產、反偷工減料、反盜竊國家經濟情報”的斗爭,統稱為“三反”、“五反”運動,這其實是一場廣義的反腐敗斗爭。劉青山、張子善案件就是在這一運動中查出的最大一起貪污腐敗案。

劉青山,1914年生,河北安國人,雇工出身。1931年6月加入中國共產黨,曾任中共天津地委書記,被捕前任中共石家莊市委副書記。張子善,1914年生,河北深縣人,學生出身。1933年10月加入中國共產黨,曾任中共天津地委副書記、天津專區專員,被捕前任中共天津地委書記。1950年至1951年他們在擔任天津地區領導期間,盜竊地方糧款289151萬元(注舊幣1萬元合新幣1元)、防汛水利專款30億元(還10億元)、救災糧款4億元、干部家屬救濟糧款14000萬元,克扣修理機場民工供應補助糧款54330萬元,賺取治河民工供應糧款37473萬元,倒賣治河民工食糧從中漁利22億元;此外還以修建為名騙取銀行貸款60億元,從事非法經營。以上共計1554954萬元。他們還借給機關生產名義,進行非法經營,送49億巨款給奸商倒賣鋼材,使人民資產損失14億元。還派人員冒充解放軍,用救災款從東北套購木材4000立方米,嚴重影響了災民的生產和生活。在獲非法暴利、大量貪污之后,任意揮霍,過著極度腐化的生活。經調查,劉青山貪污達1.84億元(舊幣),張子善貪污達1.94億元(舊幣)。

劉青山、張子善被處以死刑。槍聲一響,舉世震驚。老百姓說,這兩個人頭換來了中國官場上至少20年的廉政。

 劉青山張子善和現在的貪官們相比,無疑是小巫見大巫。從以上數字看,折合成新幣,也就是挪用公款155萬多元,個人貪污還不到2萬元。我們真是難以想象就“這點兒罪行”拿到今天的官場還能算什么?但就是“這點兒罪行”,要了他們的命!要了為革命立過大功的老革命的命!據載,在公審大會召開之前,曾有高級干部考慮到劉、張兩人在戰爭年代有過功勞,向毛澤東說情。毛澤東說,“正因為他們兩人的地位高,功勞大,影響大,所以才下決心處決他們;只有處決他們,才能挽救20個、200個、2000個、20000個犯有各種不同程度錯誤的干部。我建議你們重讀一下《資治通鑒》。治國就是治吏!‘禮儀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之不國。’”

“拿我做個典型吧,處理算了,在歷史上說也有用。”這是劉青山的遺言。“傷痛!萬分傷痛!現在已經來不及說別的了,只有接受這血的教訓!”這是張子善的遺言。

這個令人萬分傷痛的教訓能給我們什么樣的啟發呢?面對今天洶涌肆虐的腐敗,我們不能從這段歷史中有所受益嗎?

整治痼疾需用重典!最近20多年來,腐敗現象愈演愈烈,其罪在誰?今天的腐敗,恐怕早已不是“兩顆人頭”所能威懾得了的了,反腐之劍已經要了胡長清的命,要了成克杰的命,要了鄭筱萸的命,很快就又要要文強的命,但是,腐敗的勢頭有所收斂嗎?這就好比是一個人的機體發生了大面積的潰爛,只剜幾刀是解決不了問題的。或許我們已經失去了整治腐敗的最佳時機,但亡羊補牢猶未為晚,必須痛下壯士斷腕之決心!不是嗎?

對于這段歷史也有做出反面思考的,他們認為反腐敗不能靠運動,不能靠人治,法制和制度建設才是治本之策。這種觀點對于國家草創時期來說未免不夠厚道,但對于現在來說卻有很大的認識價值。只是不幸的是,盡管今天反腐敗的法律條例規章制度早已汗牛充棟,好像其療效也并不盡如人意。那么問題出在哪里?還是要從制度上找原因。我們缺失一條最根本的制度,那就是民主制度!只有通過政治體制改革,健全人民民主制度,放手讓人民選擇公仆,讓人民監督公仆,才能從根本上解決腐敗問題。

 

 

 

后話:腐敗問題是當今社會最受關注的問題,平心而論,反腐敗的力度還是在逐步加強的,只是距離人民群眾的期望值還有差距。如何才能盡早了卻這一國家之痛,每一個公民都應該盡到自己的力量。關于反腐敗的話題,草博也曾獻言獻策,現將一篇舊作附錄于后,請網友們討論批評。

 

獻策反腐敗只需三板斧

 

腐敗問題自上世紀八十年代后期就已成為舉國矚目的一大難題,這場持久戰已打了二十年,戰果如何呢?屈指算來,腐敗分子倒也消滅了不少,甚至還干掉了象陳希同、陳良宇那樣的超級大鱷,陳良宇倒后,人們曾為之振奮,但過后感覺又象是注射了一只“強心劑”,不解決根本問題,最近,鄭筱萸被判極刑,再次顯示了中央反腐敗的堅強決心,這難道又是一只“強心劑”嗎?反腐敗問題已經困繞了我們整整一代人的時間,人民已經不能再等待了。那么,如何破解反腐敗難題?愚以為,只需三招矣!

    一、鑄一把“一插到底的尚方寶劍”

反腐敗雖難,但中紀委卻勢如破竹,破獲了一個又一個驚天大案,讓人一次次振奮,無奈中紀委三軍可奪帥,卻破不了眾敵,這是為什么?各地"勤王大軍"不作為(或者說是難作為)。究其原因,無非體制問題,各級紀委受制于各級黨委,根本談不上對同級黨委的監督,對下一級主官的監督也非常有限,對下下一級則又鞭長莫及。紀委作為一級級降低,縣以下就完全形同擺設,這樣的“反腐大軍”,如何有戰斗力?問題既然如此明了,應對之招其實早已有人在呼吁,如果改革紀委監察系統管理體制,對各級紀委監察部門實行垂直管理,將人事和經費管轄權收歸中央,割斷地方大員對紀檢監察系統的干擾,就等于鑄造了一把“一插到底的尚方寶劍”!另外,加強紀檢委的權利,通過紀委統一協調,整合監察部門、審計部門、檢察院反貪部門、公安偵查部門等所有懲治腐敗的力量,何愁反腐敗難題不破?果如此,則“中紀委”無處不在,腐敗分子無處可逃!當然,如何加強紀委監察系統建設,以及如何對紀委監察系統進行監督,則是相關的另兩個重要問題,但這里不再述及。

    二、刮一場“自上而下的龍卷風”

懲治腐敗的關鍵在上頭,俗語說上梁不正下梁歪,反之,上頭“正”了下頭誰敢不“正”?我們有一個值得信賴的“中央”,這正是希望之所在,中央應該痛下決心,首先加大對省部級的廉潔治理力度,然后重心逐級下移,一級一級治理。試想,省一級清廉了,何愁市縣不清廉?市縣一級清廉了,又何愁鄉鎮不清廉?此乃“上行下效”。要改變目前查處腐敗分子“東一斧子西一榔頭”的做法,分級別分地區以點帶面逐級下移,有計劃有部署的打他一場場有聲有色的反腐戰役,刮起一場場“自上而下的龍卷風”!不如此,則我們就有可能遭遇“自下而上的風暴”!我們如何選擇?難道還不應該下決心嗎!

    三、徹底跳出“政權興衰周期率”

腐敗問題其實是個歷史難題,也是個世界性難題,歷朝歷代都走不出最終腐敗衰亡的怪圈。早在延安時期,毛澤東在同黃炎培的那場著名談話中宣稱,共產黨人找到了跳出“政權興衰周期率”的新路,那就是“民主”!“只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幾十年過去了,我們每每想起這個故事,真實令人感慨萬千呀!我們如今面臨著嚴重的腐敗問題,難道真的又要走歷史的老路?不少賢者都在考慮治本問題,比如制度建設,其實我們的制度不可謂不多,但效果似乎并不令人滿意。為什么?因為我們仍舊缺失那個最根本的制度,那就是民主!那個本應是共產黨人追求的東西!

我們必須承認我們的民主還很不健全。現在,中央正在采取措施改善黨內民主,這真是一個大好的兆頭,如果我們的民主不斷健全,如果我們的民主不斷擴大,如果人民真正成了國家的主人,如果人民能夠決定領導者的進退,則何愁不能根治腐敗,何愁不能徹底跳出“政權興衰周期率”?

要讓“反腐敗亡黨,不反腐敗亡國”那個令人觸目驚心的悖論成為歷史上的笑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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