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在中國參加文革的外國人　　

1964年9月我從渭北黃土高坡的一個褶皺里走出來，跨進了西安外國語學院有著歐洲建筑風格的拱形大門。 　　

看慣了黃土高原的溝溝豁豁山山峁峁，外院的一切讓我倍感新奇。最吸引眼球的是學院聘請的外籍教師，他們中有法國的、英國的、西班牙的……。我記得法國來的兩位教師留著如同馬克思、恩格斯般的大胡子，你無法辨別他們的年齡。可是一兩個禮拜過后，當他們刮去了大胡子，穿上了中式對襟襖，露出了廬山真面目，原來他們也是二十多歲的年輕人。　　

大衛比其他外籍教師來外院要晚一點，大概是1965年。從英語系的同學們口中我斷斷續續聽到了這個高個子、藍眼珠、下巴向前突出的白種人的一些信息。他是名中學音樂教師，是澳大利亞共產黨黨員。當時在外院任教的外籍教師有十多位。其他專家都住在人民大廈，車接車送，一下課就走人，唯獨他一人住在學院教研樓里。自個兒買了一輛自行車，整天騎著它出出進進。我常看見他和英語系的同學一塊聊天，打羽毛球，玩撲克，臉上老是掛著笑容，一副活潑快樂的樣子。　　

一次我和英語系的一位同學在校門口聊天，他拿著一本外語雜志走了過來。打過招呼后他們便聊了起來。我學的是俄語，不懂英語，但從表情上看出他們談得很投機。大衛離開后，那位同學告訴我，他們在議論越南該不該和美國和談。大衛說，和談不是屈服，而是一種策略，毛主席當年還去重慶和蔣介石談判呢。我不由得對這位外國老師肅然起敬。　　

1966年6月文革開始后，外籍教師都已回國，唯獨大衛還留在學校。文化大革命把這個外國人也卷了進去，參與了派別斗爭，寫大字報，和英語系的同學辯論，什么“籌委會”“臨委會”“井岡山”（當時外院的一個群眾組織——作者注）的。他對當時的造反派組織臨委會的做法很有看法，認為群眾組織開出黨員黨籍，搞打、砸、搶、游街等一系列活動是受‘左’傾機會主義的影響，并受壞分子的操縱。他寫了一篇題為《讓我們治病救人》的大字報，提出，“要把那些存心要把我們引上背離無產階級革命道路的人清除出去，然后我們才能搞造反派、革命干部和解放軍的三結合”的主張。　　

大字報一貼出，立即引起全校關注，很快地傳遍了整個西安地區，傳到了北京。也有人說，這是空穴來風，沒有此事。那時興批改大字報，有支持的，有反對的，各抒己見。有人將大字報上大衛·庫普的署名改成“大衛·褲衩”。這侮辱性的舉動使他很不高興。對立派群眾組織借題發揮，說臨委會破壞國際團結。大衛又寫出大字報，說他個人不代表澳國，對他有意見，不能算作破壞國際團結，不會影響中澳關系。他希望大家團結起來，搞好文革。一個外國人如此坦誠，讓人敬佩。　　

他常一個人騎著自行車，走出西安到附近的銅川、興平等地考察。當時有種說法叫階級斗爭要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我腦海里曾冒出個想法，這個外國人是不是在搞特務工作，在收集情報？記得工宣隊進駐外院時，他也參加了，還舉起照相機為工宣隊拍照。這事引起了工宣隊的師傅們的懷疑。現在想來，他只是想把那他認為有意義的場面記錄下來。　　

后來他去了北京，學校革委會成立時，他又從北京回來。他對造反派搞奢侈浪費看不慣，寫大字報陳述自己的觀點。我只記得他諷刺地說，“昔日的外語學院如今變成了西方的游樂園。”這話聽起來不順耳，但卻擊中個問題的要害，后來中央三令五申要求剎住這種鋪張浪費風。　　

1968年10月，大衛離開了外院，聽說去北京某英文雜志社工作。　　

1972年9月已經在陜北安邊中學當了兩年教師的我，在一份中央印發的《學習材料》中讀到這樣一段文字：“　1967年3月20日　，毛主席對澳大利亞推薦來中國的大衛·庫普反映西安地區文化大革命的題為《讓我們“治病救人”》的一張大字報的批示：‘這個外國人很能看出問題，分析得很不錯。總理閱后，送文革小組一閱。’…… ”　　

看來過去關于大衛的傳說不是空穴來風。這份材料就是最權威的證明。　　

如今，文革已經過去了40年。不知道大衛·庫普是否還健在？如活著，也是七、八十歲的老人了。如果他還能來中國，再來西安看看，不知會有多少感慨呢。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