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愛民主和自由，但我們并不要喝“民主”“自由”的迷魂湯！　　

寒木　　

時下，很多年輕人動不動就將民主自由的口號喊得震天響，其實這些年輕人往往并不曉得什么才是真正的自由、真正的民主！更不曉得西方拼命給我們兜售民主自由，其實暗藏奸心！　　

不可否認，民主和自由是人類社會良性向前的必然趨勢，是世界各個民族努力追求的方向，但要搞清楚這個問題的實質，我們就必須客觀公正地用理性思維去分析民主和自由背后的含義和意義，為此，我們非常有必要弄清楚以下幾個問題。　　

一、           本土中國與民主自由觀念　　

民主自由的呼喚，無非是為了彰顯人民在國家政治社會生活中享有正當合理的權利，民主自由是一種形式，而且這種形式的確是可以很好的保障人民應有權利的實現，但是形式畢竟還只能是形式，所以現在西方的民主制度只是一種外表，并不能代表實質的人民權利！現在我們談論民主，大抵有絕然不同的兩種理解：民主就是人民當家作主，是內容；民主是形式，是選舉。前者認為民主是實質，民主擺脫不了階級性和集團性，而后者認為民主是程序，沒有階級性，有普世性與終極性。現在西方人搞的民主方式“選舉”、“政黨”、“表決”等現代民主制度被世界公認為“民主”了。大家普遍認為“民主”等于“選舉”， 等于“投票”，這種聯系很明顯是把民主異化了，是把形式當作內容，把表象當作實質，把民主越來越等同于選“秀” ，這就是古人說的“買櫝還珠”。 五四時期，說要請“德先生”、“賽先生”，“賽先生”應該請，但是“德先生”如何請，至今人們并沒有弄通。如果公認“民主”是人民當家作主，按人民的意志、心愿行使權力，那么中國古代并不缺乏民主，儒學本身也并不缺乏“民主”思想。古人講“國將興,聽于民,將亡,聽于神。”“夫民，神之主也。”（桓公六年）神“依人而行”（莊公三十二年），這就是民主，這就是按人民的意愿行使權力。　　

儒家思想的核心是民本主義思想，他們以天下為己任，救民于水火。儒家講仁義，“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墨家講“兼相愛，交相利”；法家講“利出于一”，“壹賞，壹刑，壹教”，王子犯法與庶民同罪。可見我國傳統政治至少理論上是不分階級，要代表全體人民意愿的，這難道不也是民主的范疇嗎？ 民本主義，以民為本傳統貫穿整個中國歷史，也被歷代中華統治者奉為治國圭臬，這是中華文化真正的本源，是不證自明的公理，是活的精神。 所以中華文明并不缺乏民主的元素，現在西方社會向我們極力兜售的“民主自由”，我們完全可以根據我們本國的現實處境和結合國家的傳統文化精神加以“拿來主義”的吸收！ 如果我們認清了“民本主義”是中華文化核心學說，是自古以來中華政權立國之憲法精神，和諧社會是其表征，那么就應該明白不尊重人民生命，沒有人格權，搞部族統治、殖民政策的蒙元、滿清永遠不是中華正統。歷來成就中華偉業者，其核心價值觀都是“民本主義”，進入近代，誰提倡“民本主義”誰就得到中國人民的真心擁護，這是號召革命和建設最得人心的口號，孫中山的“驅逐韃虜，恢復中華”的最終目標是“三民主義”。毛澤東把“為人民服務”作為黨的宗旨。“三民主義”和“為人民服務”均源于“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這就是民本主義。現在提倡的“權為民所用，利為民所謀，情為民所系”，“立黨為公，執政為民”，這是回到民本主義，是重新恢復中華正統，是保障人民民主和權力的重要舉措。人民的意志是無可爭辯的，但是人民的具體意見并不一定正確，選舉、公投也并不一定是人民真正利益表達，實施后不一定是人民所希望看到的結果。所以權力和決策一定是要代為行使的，決策總是領袖所為，決策民主化不是決策表決化，人民領袖的知識、智慧、專業能力必須高于普通人，古人要求君主要有極高的道德要求，這是根本。“賢能政治”正是為了實現民主，儒學經典《尚書》通篇講的是“帝王之德”，“大道之行，天下為公，選賢與能”。　　

此外，民主和專制制度的演變在歷史上是一個循環，不能說西方民主制度絕對優越，也不能說西方民主制是人類社會政治結構的最終形式。在歷史上民主就曾被專制取代過，而且民主被專制取代總有其合理的理由，希臘－羅馬－中世紀是這一過程，法國大革命也是從民主到雅各賓專政再到拿破侖稱帝獨裁，希特勒上臺也是民主轉化為獨裁的過程，中國也同樣如此，中國從上古三代到三夏、商、周總的趨勢是越來越專制。那么獨裁是如何產生的呢？為了國家民族集體的福祉，人們愿意或者不得不把權力交給最有能力的人，委托他來行使絕對權力。在西方，富勒說：“坎尼會戰的意義就是羅馬共和國的瓦解，羅馬帝國的萌生”。但是獨裁者以后的昏庸、殘暴，使得后來的人們又以為“民主”有永恒不變的人類價值，人們在看清獨裁統治的殘暴和專制后，卻看不到民主制度也會走向腐朽。因為再好再公平合理的制度也總是一部分人受益最大，隨著時間推移，這種制度被這部分人充分運用和把持，具有明顯的不當得利性和排他性，成為“形式得利者”。這時這種制度的不合理、不公平、不正義的一面就充分表現出來了，形式變成了內容，內容變成了形式，就需要變法和革命了。列寧說：“內容同形式以及形式和內容的斗爭，拋棄形式，改造內容。”
     古代中國有中國式的民主理念，歐洲有雅典式的民主制度，雅典式的民主制度也沉寂了一千多年。不能說今后的民主政治一定會走向西方式的“現代民主政治”，這幾年來，西方式民主制度的弊病越來越多的暴露在世界面前，比如普選村長出現的賄選民主，臺灣的民粹民主，美國的選秀民主等等，所以民主并非只產自西方，中國古已有之。 　　

二、西方式的“民主”“自由”是包治百病的良藥？
     任何外部監督都代替不了內心自覺，善惡良心的發現。自由派所謂的以憲政民主治理權利濫用根本解決不了問題，不管憲政也好規章制度也罷，總是人來監督的，而人總是有弱點的，所以總有聰明人首先發現有空子可鉆，也總會出現監督不及時不到位，該管不管的情況，久了就成了潛規則和行規，封閉的圈子形成封閉的規矩，賺取封閉的利潤。自由派主張人性惡，允許惡，說人人懂得保護和擴張自己的利益就會得到清廉公正的世界，靠輿論和監督就能解決腐敗，這是自由派理論上的空想，是拙劣的欺騙。 那么就今天的政治而言，誰能代表人民說話？民粹不能，自由派更不能，系統論認為整體大于個體之和，自由派從來不承認整體、集體。把人民分成一個個的獨立的個體，根本不認為由個體組成的整體其性質會發生變化。自由派主張”性惡論“，不承認“賢”，他們搞欺騙輿論，聲稱只要人人關注自己的利益，就是全民的利益。這可能嗎？　　

沒有好的制度建設，高喊“自由，民主，人權”最終只是方便了個別有野心有權勢者，最可能出現的是民眾軟弱渙散，自私自利，社會解構，國家分崩離析，內戰內耗，軍閥割據混戰，方便了外敵入侵，漢末、唐末、明末、民國都是如此。而更絕對的專制政權就成為亂后的歷史選擇。就算是從世界范圍而言也是如此，以自由人權標榜的法國革命，革命后的混亂最終又走向強人專制。任何制度的實現都深深基于民眾特別是社會中上層精英對這種制度的理解和支持，制度背后是文化信仰，出于發自內心的贊同，對于違規者的抵制。近三十年來，自由主義泛濫，實用主義盛行，知識分子拋棄了“以天下為己任”的社會責任，成為精英強勢集團的代言人，他們的言論已經徹底背離了中國傳統的儒家思想，這些知識精英呼吁的民主自由，不過是想趁機給精英們制訂分贓大餐的規則而已，而且他們可以任意曲解規則，把法律條文引來引去，有利的就取，不利的就不用，還動不動掀起維護法律的輿論風暴，讓老百姓去迷信他們所謂神圣不可侵犯的法律。而賢能政治則不同，賢能政治不是精英政治，賢能政治提倡官品民議，將官吏品行公開化，政府辦公公開化，讓群眾監督。而精英政治則是以民主為幌子，以私利為目的，所以他們總是強調個人的權力，賢能政治主張引導和教育民眾，精英政治則是煽動群眾。老百姓對于國家大事，了解得不會全面，思考得不會深遠，出于利害問題，又容易被煽動和蠱惑，為了統一意志，團結一心，賢能政治限制某些輿論是必要的，這是負責任的表現。老百姓只要認準了領導是為公辦事，就會樹立信心，堅定不移跟著走。這是賢能政治得以實現的民眾基礎。 而精英政治則不同，他們要奪權，要得利，必然煽動民粹，搞各種各樣的“秀”，搞各種各樣的“爆料”，搞轟動效應，亂中漁利。　　

  如果沒有統一的思想基礎，大家都以經濟利益為目標，黨員意識地方化、部門化情況就會非常嚴重，黨員干部同當地利益集團勾結，必然出現腐敗、地方保護主義、黑社會等等現象。出現政權地方化，政權地方民族化趨勢，分裂則成為未來中國的最大危險之一。曾有人說：中央之令，行不出中南海。而民本主義不同，儒家的民本的民不是一部分民，而是全部，是不分身份、地位的全體，所以不會是民粹，也不會為了一部分人的利益用其他人作為代價，更不會因為一己之私夸大成保護人權、自由不受侵犯而以大多數人的付出為代價。儒家思想占主導地位的國家不是精英國家，不是部族國家，沒有民族宗教之分，沒有窮人、富人、貴族、平民之分，人人權力和義務相同，機會相同，人格尊嚴得到同樣得尊重，考慮的是全民福祉。儒者大一統思想，有共同信仰的儒生組成從基層到上層的社會中堅力量，形成有形無形的組織，是國家的支柱。在和平時期被納入政府組織，在動亂時期則凝聚成新的政權力量。所以那些鼓吹中國一定要實現西方多黨制、選舉制的人大都是些親西方分子，在他們骨子里并沒有多少真正的文化血脈，更不了解中國從古至今的治國理念從來就不乏民本，西方國家現在之所以聒噪不斷，就是因為他們認定中國當今不會有合適的土壤效法他們，擬或是他們這樣做就和2008年的西藏事件、新疆事件、奧運事件一樣，民主和自由只是他們給中國一個鮮明反對并且可以贏得中國國內一部分人支持的光明正大地干涉武器！如果西方國家真正是代表著世界的正義和未來，是善良和純潔的化身，那么近代中國遭受的百年恥辱就不會發生，火燒圓明園我們能忘記嗎？一次次在國際上打壓、封鎖新中國我們能忘記嗎？迄今為止仍然抱著冷戰思維對我們實行武器禁運我們能忘記嗎？真正是為了中國的人權、為了中國的民眾，那么為什么會出現自己國家禁止或限制轉基因食品而拼命向中國推行呢？不要忘了我們運十飛機是怎么下馬的？不要忘了臺灣至今孤懸海外是誰的功勞？不要忘了一再打壓人民幣是誰的主意？中國人要有自己的思維，西方向我們兜售的民主自由，絕非良藥，而是迷魂湯！作為一個古老的東方民族，我們應該有自己的思維，我們要什么，不要什么，是我們中國人說了算，還容不得西方指三道四，倘若中國人連治理自己國家的能力都沒有，還怎么好意思在這蕓蕓眾中廝混呢？　　

亞洲現在有很多國家，像菲律賓、泰國、印度，倒都是實行了西方所謂的民主，一夜之間就強大了？就強盛了？笑話！西方的民主只是有錢人的民主，就像時下的中國一樣，有些事情似乎很民主，在法律面前人人似乎也很平等，但是很明顯，有錢的、當官的會受到額外照顧！農村基層到是實行了選舉，但是結果怎么樣？反正我們村子里現在成了惡霸統治，而且打著民主普選的旗號，他們更加肆無忌憚！
三、中國的出路在于復興儒家精神和高舉愛國主義、社會主義的旗幟　　

什么是儒家精神？儒家精神的實質就是民本主義精神！在家愛父母，兄弟姐妹，在鄉愛鄉鄰，愛朋友，在國愛人民，民本主義者要求克制自己欲望，提倡奉獻和給予。民本主義的民是全體的民，不光是愛今天的人民也愛過去的人民，敬仰歷史上保衛人民的民族英雄，唾棄奸臣賊子，漢奸走狗。明末，黃宗羲總結文武之道時，指出明代為國盡忠之人，舉義旗抗清的人都是文臣儒生，都是知書達理之人，而武將們卻相互掣肘，粗野之徒，不知禮儀廉恥，緩則受節制，急則用兵自重，喜擄掠，行為無常，掩伯飾功，欺上瞞下，一得志就殺無辜，掠婦女和寶貨。儒家精神是反對這些的，像孔子的儒、孟子的儒，都非常注重民本！西周時期，中國的政治比較清廉，就算秦漢一代也是如此，為什么，因為當時管理國家事務的中堅力量就是“刀筆之吏”,刀筆之吏就是一群管理國家事務的基層官員，他們辦公的方式就是拿著紙筆（竹簡和刻刀），巡游自己所轄區域，體驗民間事態，老百姓遇到什么問題，就可以向他們反映，他們便將其記錄下來，等巡視結束后，并帶著問題辦公，將這些事一件件解決，再將具體解決方案告知相關人！所以周、秦、漢時候的官風是非常優良的，那些刀筆之吏是秦漢所以強大的最直接推動者和保證者。可是，漢以后，尤其是六朝時候，這種優良的吏風就逐漸瓦解了！這些刀筆之吏都是學識很高的文化人，精通儒家治國經典，又有溫和的對民態度！所以那時的中國才真正是強大的，后世雖然也不乏貞觀盛世、康乾之治，但是卻始終難以與秦漢一代的雄風相比了，這不能不說是中國華民族的一種遺憾！現在，我們就是要復興這種儒學的民本思想，真正做到以人為本，為此，必須嚴格整頓吏治，實行嚴肅刑法！　　

現在很多人總愛習慣將腐敗看做共產黨的代名詞，這是極為荒謬的！中國共產黨的光輝歷史是不容抹殺的，現在之所以出現很多腐敗問題，就是因為黨內一些利益集團違背了國家憲法、丟棄了為人民服務的宗旨、背叛了工人階級、靠上了西方大佬，他們打著共產黨的旗號，干的卻是漢奸賣國賊的勾當，他們將子女家人都移民出去，將財產都轉移出去，在國內只有兩個目的：政治貪腐，借此打擊共產黨在老百姓心中的地位，配合西方攻擊黨的政權，挑起黨群之爭，否定黨的歷史、污蔑黨的領袖，積極充當西方的“第五縱隊”；經濟鯨吞，打著改革開放的旗幟，將大量國家財產占為己有，勒令無數工人下崗，打著效益決定一切的旗號，強拆強建，強用改制，將大量的國家公益事業據為己有，貧富分化逐漸擴大……。所以中國現在的問題不是共產黨的問題，恰恰是那些抗著紅旗反紅旗的人占據了很多重要職能部門，真正的共產黨人，信仰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現在都不提四項基本原則和事件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共產黨人被鎮壓疏離，這才是問題的實質！如果有人將出現的貪污腐敗問題歸罪于共產黨的一黨專政，這是不準確的，黨內并不乏監督，黨外也不乏監督，但是大私無公的利益集團將這些渠道堵塞了，以前老百姓有大鳴大放的權力，有結社游行的自由，但1984年的憲法將這些廢掉了！而這正是毛主席極力為老百姓爭取的！　　

中華民族能夠屹立于世界幾千年，一是得益于眾多的人口數量，所謂“楚雖三戶，亡秦必楚”，只要有了血脈，那總會戰勝強敵；其次就是得益于深受傳統文化思想熏陶積淀而成的強烈的愛國主義思想！客觀來講，愛國主義的根本在于愛民，而不是愛黨派組織或者愛政權，所以任何政黨只要不是愛民的，它總有一天會被人民趕下臺！在儒家的傳統價值體系中，“士”的身份資格，與權和錢是無關的，甚至第一位的要素也不是學問，而是那種“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和“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的使命感，不論“居廟堂之高”還是“處江湖之遠”，也不論腰纏萬貫還是一介布衣，他們都會自覺地背負起“天下興亡”的重任。愛國主義成為古代中國名人士大夫的心靈皈依，顧炎武在《日知錄》中說：兩漢風俗“依仁踏義，舍命不渝，風雨如晦，雞鳴不已”。像北宋靖康之變英雄豪杰一樣，以名節為高，廉恥相尚，起而勤王，臨難不屈。而我們現在的知識分子就正是缺乏“士”的精神，很多人只顧及物質上的享受，為了一點蠅頭小利而爭得臉紅脖子粗，一天到晚談論的除了耳目之欲就是金錢之魅！所以現在有很多漢奸嘴臉的人居然鼓吹愛國主義就是狹隘主義，就是保守主義，如方勵之這類人，他們就大聲說中國不要愛國主義，應該愛世界，所以在這類思想的指引下，當今中國漢奸迭出，叛離國家的人如同過江之鯽！在他們的潛意識里，離開落后、愚昧、專制的中國便是文明的象征，這表面上是中國教育的悲哀，但實際上卻是西方長期以來的文化侵略和賣國精英的數典忘祖的結果！一個沒有民族文化、有了民族文化而又棄之不顧的民族是沒有前途的民族的，因為這樣的民族不會有信仰，不會舍得為國家犧牲！所以弘揚愛國主義在今天是我們走向強大的必然選擇！弘揚愛國主義的過程中必須和漢奸論調做最堅決的斗爭，要讓賣國的漢奸成為全民所唾棄的人！　　

對于社會主義，這是現行中國的社會制度，憲法規定的社會主義是一條人民當家作主的道路，它是符合歷史發展趨勢和民族傳統精神的！中國現在的很多問題就是因為沒有認真執行憲法精神，工人階級的領導地位哪里去了？社會主義的優越福利，諸如養老、住房、醫療、教育等哪里去了？一個只看經濟利益、物欲享受的人是一個低俗的人，一個將GDP作為自己唯一追求的政績的黨是一個沒有戰略眼光的政黨！共產黨作為社會主義革命事業的領導者，打鐵必須自身硬，共產黨員必須首先是一群愛國者，然后再是社會主義的信仰者，這樣，黨就不會成為哪一個利益集團的工具，而是代表著最廣大中華民族利益的政治集團，愛國是他取得政權的保證，也是身份保持永遠合法的前提；社會主義，則必須堅持民本思想，執政理念必須是一切為了人民！寧愿犧牲經濟發展速度，也要保障人民的權利，要讓老百姓衣食住行無憂無慮，讓老百姓真正感受到作為一個中國的驕傲和自豪，而不是舉全國之力去爭取什么世博、奧運之類的粉飾太平活動！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必須是公有制為主體，實行良好的福利政策，通過國家統一分配產業任務和產品，以最小的消費建成最強大的國家！其中，保持社會主義公有制是前提，經濟社會的生產資料占有狀況自然會影響人們在政治上的地位，只有確保每個老百姓都擁有一定的社會公共生產資料，才能在物質上保障其謀生、獲得尊嚴的權利。如果背離了社會主義的發展路線，黨的法統地位就必然會受到權貴集團和資本集團接下來的挑戰，在內失去了“為人民服務”的宗旨又沒有民眾和黨員的支持，在外受到西方國家扶持的黨內資改派的進攻，我們共產黨人的執政地位還會穩固嗎？一旦政權發生爭執，那么西方勢力趁虛而入，進一步控制中國的政治經濟軍事，那么接下來就是國家的四分五裂，地方諸侯割據，公有制企業的破產，人民幣的崩潰，國家工作人員的薪金無人發放，軍隊為爭奪經濟利益的戰爭將會此起彼伏，人民陷入萬劫不復的水深火熱之中……，對于這樣的場景，我們這個一向愛遺忘的民族恐怕還是依稀會有種似曾相識的感覺吧！　　

因此，讓我們的知識分子骨頭重新硬起來，讓我們的大腦真正清醒起來，無論我們地位尊貴還是卑賤，無論我們富可敵國還是衣衫襤褸，無論我們是年邁還是年輕，都讓我們知識分子樹立起“以天下為己任”“國家興亡，匹夫有責”的民族擔當意識，高舉愛國主義的旗幟，將它傳給我們能夠影響到的任何一個人，尤其是我們的學生，支持社會主義，堅決抵制西式民主，打破西方那些妄圖利用“民主自由炮彈”破壞國家民族團結穩定的蛇蝎圖謀，建設成一個強大的、足以令西方敬畏的大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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