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是論壇》刊登項觀奇1975年探討繼續革命理論的　　

《資產階級法權和走資派論綱》　　

按 語　　

《資產階級法權和走資派論綱》是項觀奇同志在三十五年前的一九七五年二月受山東大學黨組織派遣去山東尼龍研究所宣講毛主席理論指示的一個論綱。當時的項觀奇才32歲，他在尼龍研究所的宣講報告長達三個小時。由于項觀奇在宣講時發表了一些對毛主席理論指示的個人學習心得和思想觀點，結果給他帶來的卻是失去自由和遭受批判。在時任山東省委書記白如冰的親自領導和組織下，項觀奇同志在萬人大會、十萬人大會、直至在山東全省有線廣播大會上被點名批判。　　

項觀奇的《資產階級法權和走資派論綱》是一份十分珍貴的歷史資料。實踐證明，項觀奇同志的認識是正確的，是符合毛澤東主席關于理論問題的重要指示的精神的。項觀奇同志在《論綱》中所表述的一些重要思想和觀點，在國內外資產階級右派勢力向社會主義的中國發起最猖狂進攻的今天，仍然具有十分重大的理論和現實意義。譬如：　　

在激烈的政治斗爭背后，在慷慨憤怒或娓娓動聽的言詞的背后，都代表著鮮明的階級利益。而這些階級（利益），不過是現存的經濟關系的體現。......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是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的基石，也是黨在社會主義時期基本路線的基石。　　

無產階級專政建立后，可以通過一系列革命手段，首先實現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公有制，但是，要最終消滅資本主義，消滅私有制，實現共產主義，卻要經過整整一個歷史時代的斗爭。　　

從經濟基礎方面看，要鏟除舊的資本主義經濟關系的痕跡，要鏟除資本主義的土壤，造成使資產階級既不能存在也不能再產生的條件，創立共產主義社會的經濟前提。　　

正是從這些經濟條件分析出發，我們看到，社會主義社會，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階級斗爭不但依然存在，而且必然具有長期、曲折、復雜的特點，因此，無產階級必須從政治、經濟、思想各個領域進行戰斗，在整整一個歷史時代里堅持實行無產階級專政。如果不是這樣看問題，不正視在新的歷史條件下階級斗爭的新特點，不準備進行長期、曲折、復雜的斗爭，“無產階級的二位一體的任務”就無法完成，資本主義就會重新泛濫生長，導致資本主義全面復辟。　　

資產階級法權是資本主義經濟關系的集中表現，反映了資產階級的利益和世界觀。在社會主義社會，消費品分配方面實行”各盡所能，按勞分配”的原則，依然沒有超越資產階級法權的狹隘眼界；商品制度、貨幣交換實行“等價交換”的原則，也依然沒有超越資產階級法權的狹隘眼界。　　

由于兩種所有制存在，由于三大差別存在，由于每個勞動力及其家庭狀況不同，分配中的“等價的交換”，不過意味著社會成員的實際的不平等地位。消費品分配方面的資產階級法權以及與之相應的個人生活資料私有制，是一塊資本主義土壤。盡管這是不可避免的，但從這塊土壤上的確不斷產生著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私有觀念、個人主義、崇拜金錢、等級思想，等等），產生著資本主義經濟傾向，產生著新生資產階級份子。　　

分配方面的資產階級法權，不僅和分配方面的共產主義萌芽、社會主義原則相對立，而且它始終是社會主義生產關系的瓦解力量。這一瓦解又被交換中的資產階級法權所活躍、 擴大。　　

在社會主義社會，在所有制變更為公有制后，不僅老的資產階級份子依然存在，而且還有產生新的資產階級份子的土壤。從整整一個歷史時代看問題，認識這塊資本主義土壤的存在有更重要的意義。...... 如果不是這樣分析問題， 就會模糊對社會主義時期階級、階級矛盾、階級斗爭的認識，或者否定資產階級長期存在的事實，或者在所有制變更后只從政治思想領域找資產階級存在的原因，導致歷史唯心論，這都會使無產階級專政無法真正實現。　　

合法的特別是不合法的資產階級法權存在的事實證明，分配中的不平等，是和人們對生產資料的不同地位、人們在勞動中的不同地位直接聯系著的， 難道我們現在不是依然帶著這“分工的規律” 的痕跡嗎？而這難道不正預示著資本主義復辟、無產階級專政變為資產階級專政的危險嗎？　　

在社會主義大地上，個人的腳下都有一小片資產階級法權的土壤，并且由這片土壤上生長出新資產階級份子，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是以無產階級國家所有的形態體現的，勞動群眾集體所有制在向全民所有制過渡時（即解決社會成員對生產資料的不平等地位），也即是向這種國家形態發展。如果由于管理國家、領導生產的干部蛻化變質，無產階級國家蛻變為資產階級國家，那么，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就會蛻變為官僚壟斷資本主義制度。　　

管理國家、領導生產的干部中的“一部分”， 由于脫離直接生產勞動，在資產階級法權土壤上蛻變為新資產階級份子，那么，他就會在下面的那些也想撈一把的新資產階級份子支持下，把黨和人民授于他保護人民的那部份權力轉化為壓迫人民的權力，并利用政權的力量，推行一條修正主義路線，使無產階級國家不僅具有“沒有資產階級的資產階級國家”的職能， 而且，其中的這一部份變為有資產階級的資產階級國家，從而和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發生矛盾，破壞社會主義經濟。　　

他們以種種借口，大搞利潤掛帥、物質刺激、 專家治廠、爬行主義等等，維護、擴大資產階級法權，逐步抹掉“各盡所能、按勞分配”的原則，實行“勞而不獲， 獲而不勞”的按權分配的原則，實質就是資本剝削的原則，終于把黨和人民委托他管理的那部份生產資料，由社會主義公有制轉化為資本主義私人占有制。這是在經濟和政治交互作用下，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產生、發展的過程，也是資本主義復辟的過程。　　

社會主義社會的經濟關系告訴我們，毛主席親自制定的黨在社會主義歷史時期的基本路線，是完全正確的。“ 社會主義就是消滅階級”，就是消滅以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為代表的資產階級。在這場斗爭中，無產階級專政就是最強有力的武器，它毫不留情地用暴力鎮壓資本主義的復辟行動，并且，又以巨大的耐心和毅力，不斷鏟除資本主義土壤，不斷培添共產主義土壤，直到共產主義的最后勝利。”　　

......　　

項觀奇的《論綱》從社會的經濟關系入手，從擺脫不掉的資產階級法權入手，從所有制變更為公有制后，不僅老的資產階級份子依然存在，而且還有產生新的資產階級份子的土壤的事實入手，深刻剖析了走資派產生的政治的、經濟的和社會的原因，在當時無疑會引起極大地震動，　　

在不問姓社姓資的改革開放已經進行到既得利益集團準備徹底拋棄社會主義政治制度的今天，項觀奇同志將《資產階級法權和走資派論綱》公諸于世，是期盼引起中央高層和所有共產黨人的高度重視；是期盼全體勞動人民在中國歷史進入重要的歷史轉折的關頭團結起來，為捍衛我們的社會主義國家和社會主義制度，與妄圖徹底革掉共產黨的政治生命的資產階級右派勢力進行最后的殊死的斗爭。　　

如同資本主義不只是一個政治術語，更是一種社會經濟制度一樣，社會主義不只是一種政治口號，而是以取代資本主義社會經濟制度為己任的先進的社會經濟制度。這種制度的設計思想就是徹底解決市場經濟自身不可克服的、固有的、內在弊端。簡單的說，就是以生產資料公有制為經濟基礎，以計劃經濟為主要的資源配置和運行方式，以各盡所能，按勞分配為基本的分配制度的生產關系。社會主義是人類歷史上最偉大的社會進步。　　

“小小寰球，有幾個蒼蠅碰壁”。盡管資產階級右派勢力自以為經過明修棧道暗度陳倉的改革開放已經取得了逼迫中共實行資本主義經濟制度和政治制度變遷的主動權，但是他們忘記了一個顛撲不破的真理——人民群眾才是歷史的真正的創造者。——占中國人口95%以上的人民群眾是堅決反對復辟人壓迫人人剝削人的資本主義制度的。我們有理由相信，只要我們高高舉起毛澤東思想的偉大旗幟，最后的勝利就一定屬于偉大的無產階級，一定屬于偉大的中國人民。　　

時間會再一次證明這一真理。　　

自 序

項觀奇2010.3.23

這可以算作一份歷史資料，它或許對研究文革、研究文革中的造反派的思想，有一定作用。

當我們今天重新學習毛主席關于社會主義革命的理論，探討社會主義條件下繼繼續革命理論問題時，我總感到，這是三十五年前毛主席發動的理論學習的繼續。

這個《論綱》是一個歷史見證。因為這個《論綱》，尤其是因為我以當時剛剛傳達的毛主席的理論指示為指導，結合這個《論綱》的思想，曾受黨組織派遣去一個單位（山東尼龍研究所）宣講毛主席的理論指示，三個小時的講話， 結果給我帶來的是失去自由和遭受批判。萬人大會、十萬人大會、直至全省有線廣播大會被點名。這件事最初主要是省委書記白如冰同志領導的。后來不解放我，則主要是重新回到山大的黨委書記孫漢卿同志（前幾年我去看望他，他還痛斥江澤民同志復辟資本主義呢）。 　　

但是，這不是個人的恩怨。在山東大學，從當時的黨委書記華山同志，副書記郭琳、李震同志，政治部主任徐經澤同志，以及歷史系領導李廷朝等同志，都因為抵制批判被停職檢查；而廣大教師、工農兵學員，紛紛對我表示了同情和支持。我本人在當時情緒很大，用軍代表傅耀廷參謀長的話說就是『氣焰囂張，態度惡劣，外部問題，外部處理。』最后也都沒有逃脫捱整的命運。這的確是一場尖銳的長時間的思想理論斗爭。后來，省委派遣以中央委員張延成同志帶隊的省委工作組進駐山大，一次又一次辯論，一次又一次加派人馬，直至文革后的清查。

最后的結局是，1989年，我自德國回校，在我必須在場的情況下， 銷毀了整我的全部材料。白如冰同志說我的報告是『反黨反社會主義反無產階級專政的大毒草』，可是，從來沒有給我正式戴上什么帽子，沒有書面文件，所以也就不用平反。我恢復工作后，見到省委老同志，還是十分友好的。

我對個人的責任從來不太過分重視，但是，我深感理論會把各自的階級利益充分表現出來，用馬克思的說法，就是把仇神帶上戰場。這證明理論對于一個階級來說何等重要。這是我所以把這個簡要的提綱公布的原因。三個小時的報告的錄音整理稿（沒有講稿，信口開河，水平很低）， 當年不知印了多少，我也保留了下來。輸入計算機需要時間。等待以后吧。 批判我的有些材料，也或許可以公布，都可作研究文革的史料。

令我終生難忘的是，我惹的禍，牽連了很多同志。特別是經新華社駐山東記者站，把情況報告了北京總社，姚文元同志將各地類似我這樣的情況匯總寫成報告（報告題目是《關于報導學習無產階級專政理論問題的請示報告》）送毛主席。1975年4月23日，毛主席寫了有名的批示：“提法似應提反對修正主義，包括反對經驗主義和教條主義，二者都是修正馬列主義的，不要只提一項，放過另一項。各地情況不同，都是由于馬列水平不高而來，不論何者，都應教育，應以多年時間提高馬列為好。我黨真懂馬列的不多，有些人自以為懂了，其實不大懂，自以為是，動不動就訓人，這也是不懂馬列的一種表現。”我干擾了毛主席，毛主席保護了我。 當年得知這一消息時，心情的激動是可想而知的。 　　

順便說一句，葉永烈在《四人幫覆滅記》中說，批示說的“不懂馬列”是批“四人幫”，我認為沒根據。“動不動就訓人”， 批評的是白如冰同志這樣“訓人”的， 當時也不止山東發生了這樣的“訓人”的事， 在其它省份也有類似情況。 所以主席說“各地”， 說“情況不同”。日后若姚文元所送報告解密，就一清二楚了。

毛主席的批示，在隨后在京召開中央工作會議上做了傳達，與會的白如冰同志立即打電話回山東，要求停止對我的批判。但被山大的孫漢卿同志頂住了。他要省委下正式文件。實際是整我沒有文件，怎么可能再形成文件？他對造反派有氣，出在我身上。其實，我1968年來山大時，他已被打倒，而我是一直不贊成殘酷斗爭的形式的。但他出于對文革的怨氣，就不解放我。也算情理之中。我2006年去看他，就是為了對各自的政治行為有個交待。我告訴他我參加了德共（馬列），他很高興，表揚了我。他罵江澤民同志復辟資本主義，使我受教育，他兒子緊張地在一旁一再阻止他說這樣的話。不管怎樣，毛主席的保護，使我沒有再承受更大的壓力，白如冰同志是守紀律、聽中央話的，尤其是毛主席發了話。　　

1976年抓四人幫后，有“京、滬、魯、遼”之說，白如冰岌岌可危， 據說是胡耀邦同志保了他。最后他在山東被動下臺，大家意見不少。有些事有戲劇性，例如，一月風暴時，他不僅自己認罪，而且上臺揭批譚啟龍同志，說“我都承認是三反份子了，你還不承認？”譚說，“你承認， 我不承認。” 就此反目。 白被結合，譚被打倒。后來譚到浙江工作，逢年過節，給山東老同志每人一框橘子，唯獨不給白。譚離休后來濟南，但兩人不來往。白在文革檢討時說，高饒反黨集團他受影響，此事后，他從全國合作總社來山東，十分小心。我想是真話。他是陜北出來的，管后勤，迎接毛主席，有功。文革中，搖來擺去，歷史使然，不必多所責怪。至于整我，小菜一碟，屬太無氣量。后來有一次，他去北京參加顧問會議，我去教委匯報教材編寫工作，相逢于列車軟臥上，是最后一面。

1974年，在參加中央匯報會期間，我根據領導的要求（而且限定三千字之內），我曾把我的類似這個提綱的意見，書面寫給了中央。紀登奎同志的秘書老陳同志告我，已轉中央，并說中央認為寫得很好。至于到了哪里，我不知道。匯報會的負責人是李先念、紀登奎同志。具體負責的是中央聯絡員袁木、王維澄同志。最后王洪文曾到會，并發表講話。我印象最深的有兩處，一是先念說這次會時間長了一點。王接過來說，我看時間長一點，多學習，有好處，等等。先念接著糾正自己的說法。過去主席說先念老實，這次看到了。再是，王洪文說我學習有個有利的條件，就是有不懂的問題可以問主席。我很不以為然，心想，領袖是問出來的嗎？但他的講話說明當時理論學習問題提出來了大家都在努力認識修正主義這件事。 我的這個提綱和會上給中央的信，也是證明。后來主席發表關于理論問題的指示，有這樣一個時代背景。 　　

這個所謂解決山東問題的匯報會，從1974年的1月31日，開到7月2日， 整整五個月，我看什么也沒解決。但能看出一些問題。 　　

自1973年，山東造反派開始反復辟。因為1970年一打三反和1971年抓五.一六以來，山東造反派和全國造反派一樣，捱整。山東有幾十萬， 死人也不少。1973年，造反派試圖反抗。濟南的山東造紙總廠東廠造反派隊伍整齊，力量較大，首先想反抗。頭頭王文富同志經他廠的鄭傳東同志秘密找到我，請我幫助起草一份大字報，并給了我材料。我不崇尚秘密， 因為不可能，但我完成了這個任務。大字報貼出，揭開了山東反復辟的斗爭。隨后，組成代表團由青島的彭士杰同志（原省革委組織部長，文革后入獄，死于獄中）帶隊赴京上訪。幾經周折，最后得到中央支持。這才有了解決山東問題的六個企業加省直、濟南市直的匯報會。我想，研究文革史的人會想到，中央的斗爭，是地方斗爭的反映。 　　

我在省直組。我和山大的工人董進福同志（被王效禹同志打成反革命組織的工人造反派《山東工人造反聯合會》的頭頭）， 是一派代表。原省革委的幾位常委算一派代表。還有幾位勞動模范。省委副書記蘇毅然同志、常委秦和珍同志以及來學習的葉飛、廖志高同志，都在省直組。五個月，除了星期天，就是開會。住在西直門內的國務院第二招待所。江華、 江渭清同志在濟南組學習，江渭清很活躍，和大家打成一片。廖志高認真學習，思想上對文革有正確認識，聽說他后來在福建抵制包產到戶，我想不是偶然的。葉飛很抵觸。聽不下去時，就向組長請假，離開會場，從來一言不發。但是， 守紀律。袁木常常來訓話，也很會講話，都怕他，他通天。 喜歡打乒乓球， 一個晚上，沒人能打他下臺。 我有時也和他打，我曾是山東隊的專業運動員，他自然不是對手。 輸了不下臺，還要打。圍觀的代表輕輕告我讓他，我就不讓。直到他打累了，一起下臺。也是小孩子脾氣。為了我堅持山工聯平反，他找我正式長談一次，說你是學歷史的， 應該“通達”，我堅持應該平反（文革后山東省委公開平反）。我的這一態度和不為封官許愿所動，得罪了領導，被到會的工人中央委員張延成斥之為知識分子操縱工人運動。 我不知中央怎樣看。2006年，見到省委副書記韓喜凱同志（ 他當時是匯報會的省委工作人員），他還是說在匯報會上印像好的有兩個人，我是一個。但是，我回到山東不久，就因為這個報告被打了下來。而省委故意派張延成來山大整我們。張可能有為難之處。 毛主席對學生失望，選工人農民代表進中央，但最后的結果，大家都看到了。五個月的會議的結果，就是幾位造反派頭頭補臺，回到省革委做個委員或做個副廳長之類的官。文革后一律清洗，包括張延成同志，到現在我也不知道他的下落。這是在中央關懷下解決山東問題，真是不得法，比起后來的小平同志的“整頓”的大刀闊斧和后來的“除惡務盡”，相差太遠。匯報會上一些學生頭頭巴結張延成或其它省委領導，每天晚飯后，跟在這些人后散步，一看就是為下一步“補臺”鋪墊。這哪里是革命？記憶猶新。沒參加過文革的同志不要憑想象認識文革，文革太復雜，不然毛主席怎么都說這個仗不好打呢。文革留下的教訓甚至比經驗更重要、更有意義。政治家是大風大浪鍛煉出來的，老蒯他們不行，一些工農代表也沒反潮流，就是有的老同志不也反水了嗎，　華　先生更是搞投機，遺臭萬年。文革中揪這個叛徒，那個叛徒，文革后的清算中，王洪文、姚文元帶頭認罪、揭發，像江、張者有幾人？還沒有大刑伺候呢。有的網站說是極左，可又吹這些毛主席的叛徒，刊載他們的照片，什么一套啊？真不好理解。這些事，已經進入史家的領域，還是讓史家去費心思吧。

往事并非如煙。1966年9月15日，我在天安門廣場受到了毛主席的接見；1975年我惹了事，又受到毛主席的保護，這是我這一輩子最大的幸福和光榮。毛主席和人民心連心，對我來說，可真是一件實實在在的事情，這將永遠鼓舞我為捍衛毛主席的思想和路線奮斗到底。

《論綱》已經成為歷史，不管對錯，我沒有權力再更改一個字，只有照原文發表。 　　

2010.3.23 于德國馬克思的家鄉紅思屢克　　

資產階級法權和走資派論綱　

項觀奇  　

我們懷著極其興奮的心情，認真學習毛主席關于理論問題的重要指示。　

理論是從現實的階級斗爭中總結出來的，并在現實的階級斗爭中為革命階級、革命人民所掌握。偉大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打開了我們的眼界，改造了我們的世界觀，鍛煉了我們繼續革命的意志，提高了我們對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的認識。沒有文化大革命，全黨、全體人民就不會像現在這樣，對修正主義上臺的危險性，以及如何防止這種危險姓，有比較充分的思想準備。歷史前進了一大步。這意義，正如列寧評價十月革命時所說的：“重要的是，堅冰已經打破，航路已經開通，道路已經指明。”

在和劉少奇、林彪為頭子的兩個資產階級司令部的激烈斗爭中，在和走資派的反復較量中，在不以人們主觀意志為轉移的錯綜復雜的派別對立中，我們結合自己正面的經驗，尤其是犯錯誤的教訓，認真攻讀馬列的書、毛主席的書。馬克思主義告訴我們：修正主義“不是偶然的現象，不是個別人的罪孽、疏忽和叛變，而是整個歷史時代的社會產物。 如果說，資本主義條件下“修正主義之不可避免，決定于它在現代社會中的階級根源”，那么，社會主義條件下修正主義之不可避免，依然決定于它在現代社會中的階級根源。文化大革命中驚心動魄的階級斗爭事實，包括我們山東發生的多次反復，都有它存在的歷史必然性。我們看到，在激烈的政治斗爭背后，在慷慨憤怒或娓娓動聽的言詞的背后，都代表著鮮明的階級利益。而這些階級，不過是現存的經濟關系的體現。為了研究這“終極的原因”，我們開始學習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恩格斯說，無產階級政黨的“全部理論內容是從研究政治經濟學產生的。”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是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的基石，也是黨在社會主義時期基本路線的基石。

正是因有這種認識，當聽到毛主席關于理論問題指示時，心情自然十分興奮，毛主席說到我們心坎上了。

現在，我們寫了一個對資產階級法權和走資派問題認識的提綱，用以和同志們交流學習心得，錯了，請批評。 　　

一　　

必須用馬克思主義的對立統一規律觀察社會主義社會。正如列寧指出的：“在資本主義和共產主義中間隔著一個過渡時期，這在理論上是毫無疑義的。這個過渡時期不能不兼有這兩種社會經濟結構的特點或特征。這個過渡時期不能不是衰亡著的資本主義與生長著的共產主義彼此斗爭的時期，換句話說，就是已經被打敗但還未被消滅的資本主義和已經誕生但還非常脆弱的共產主義彼此斗爭的時期。”實踐證明，這是十分科學、正確的觀點，特別是，在生產資料所有制變更為社會主義公有制后，仍必須堅持這個觀點。

正是以這種經濟關系分析為基礎，我們看到，社會主義社會必然存在著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階級斗爭，存在著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性，因此，必須堅持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的全面專政，堅持用社會主義戰勝資本主義。如果不是這樣看問題，不正視“已被打敗但還未被消滅的資本主義”存在的事實， 就會導致“階級斗爭熄滅論”，就會忘記無產階級專政下必須堅持繼續革命，就會否定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實行全面專政的歷史必然性；至少，由于對新形勢下階級斗爭的經濟原因缺乏科學分析，在斗爭中，就會陷入自發性、盲目性，就會左右搖擺。 　　

二　　

無產階級專政建立后，可以通過一系列革命手段，首先實現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公有制，但是，要最終消滅資本主義，消滅私有制，實現共產主義，卻要經過整整一個歷史時代的斗爭。這是因為，資本主義社會不可能產生出共產主義社會所要求的高度發達的生產力以及由這種生產力所提供的極大豐富的產品；資本主義生產關系所造成的迫使人們奴隸般地服從分工的情形，首先是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對立的情形，不可能在短時間內改變。這種生產的局限，決定了兩種所有制，即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勞動群眾集體所有制會長期存在小生產私有制尾巴會長期存在；決定了在消費品分配方面，要實行“各盡所能，按勞分配”的原則，資產階級法權依然占統治地位，而與之相應的，個人生活資料私有制以及作為社會消費單位的個體家庭就會長其存在；這些又決定了商品制度、貨幣交換必然會長期存在。所以，從經濟基礎方面看，要鏟除舊的資本主義經濟關系的痕跡，要鏟除資本主義的土壤，造成使資產階級既不能存在也不能再產生的條件，創立共產主義社會的經濟前提，一定要經過整整一個歷史時代的斗爭。

    正是從這些經濟條件分析出發，我們看到，社會主義社會，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階級斗爭不但依然存在，而且必然具有長期、曲折、復雜的特點，因此，無產階級必須從政治、經濟、思想各個領域進行戰斗，在整整一個歷史時代里堅持實行無產階級專政。如果不是這樣看問題，不正視在新的歷史條件下階級斗爭的新特點，不準備進行長期、曲折、復雜的斗爭，“無產階級的二位一體的任務”就無法完成，資本主義就會重新泛濫生長，導致資本主義全面復辟。

三　　

資產階級法權是資本主義經濟關系的集中表現，反映了資產階級的利益和世界觀。在社會主義社會，消費品分配方面實行”各盡所能，按勞分配”的原則，依然沒有超越資產階級法權的狹隘眼界；商品制度、貨幣交換實行”等價交換”的原則，也依然沒有超越資產階級法權的狹隘眼界。每一個生產者，在做了各項扣除后，經過貨幣交換商品流通，其一部分勞動量轉化為私有的個人生活資料。 由于兩種所有制存在，由于三大差別存在，由于每個勞動力及其家庭狀況不同， 分配中的”等價的交換”，不過意味著社會成員的實際的不平等地位。消費品分配方面的資產階級法權以及與之相應的個人生活資料私有制，是一塊資本主義土壤。盡管這是不可避免的，但從這塊土壤上的確不斷產生著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私有觀念、個人主義、崇拜金錢、等級思想，等等），產生著資本主義經濟傾向，產生著新生資產階級份子。恩格斯說：“分配并不僅僅是生產和交換的消極的產物；它反過來又同樣地影響生產和交換。”事情正是如此，分配方面的資產階級法權，不僅和分配方面的共產主義萌芽、社會主義原則相對立，而且它始終是社會主義生產關系的瓦解力量。這一瓦解又被交換中的資產階級法權所活躍、擴大。

正是從對生產關系中資產階級法權的分析出發，我們看到，在社會主義社會， 在所有制變更為公有制后，不僅老的資產階級份子依然存在，而且還有產生新的資產階級份子的土壤。從整整一個歷史時代看問題，認識這塊資本主義土壤的存在有更重要的意義。這就說明，有必要靠無產階級專政的力量，不斷限制資產階級法權，不斷鏟除資本主義土壤，不斷開展階級斗爭。如果不是這樣分析問題， 就會模糊對社會主義時期階級、階級矛盾、階級斗爭的認識，或者否定資產階級長期存在的事實，或者在所有制變更后只從政治思想領域找資產階級存在的原因，導致歷史唯心論，這都會使無產階級專政無法真正實現。 　　

四　　

認識決不能到此完結。生產資料所有制變更后，分配決定論依然是錯誤的， 這個錯誤的政治危害，即是必然導致只承認階級斗爭，不承認無產階級專政。馬克思說：“消費資料的任何一種分配，都不過是生產資料本身分配的結果。”又說：“權利永遠不能超出社會的經濟結構以及由經濟結構所制約的社會的文化的發展。”合法的特別是不合法的資產階級法權存在的事實證明，分配中的不平等，是和人們對生產資料的不同地位、人們在勞動中的不同地位直接聯系著的，簡言之，即是和狹隘分工直接聯系著的。那么，這種不同地位預示著什么呢？恩格斯說：“社會分裂為剝削階級和被剝削階級、統治階級和被統治階級，是以前生產不大發展的必然結果。當社會總勞動所提供的產品除了滿足社會大多數成員最起碼的生活需要以外只有少量剩余，因而勞動還占去大多數成員的全部或幾乎全部時間的時候，這個社會就必然劃分為階級。在這個完全委身于勞動的大多數人之旁，形成了一個脫離直接生產勞動的階級，它從事于社會的共同事務：勞動管理、政務、司法、科學、藝術等等。因此，分工的規律就是階級劃分的基礎。” 多么精彩的論述， 難道我們現在不是依然帶著這“分工的規律” 的痕跡嗎？而這難道不正預示著資本主義復辟、無產階級專政變為資產階級專政的危險嗎？　

我們正是從這里看到，盡管在社會主義大地上，個人的腳下都有一小片資產階級法權的土壤，并且由這片土壤上生長出新資產階級份子，但是，一般新資產階級份子和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就其危害作用和危險程度，又是各不相同的。因為，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是以無產階級國家所有的形態體現的，勞動群眾集體所有制在向全民所有制過渡時（即解決社會成員對生產資料的不平等地位），也即是向這種國家形態發展。國有并不決定事情的本質，本質在于這個國家究竟掌握在哪個階級手里。無產階級國家代表了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它體現著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如果由于管理國家、領導生產的干部蛻化變質，無產階級國家蛻變為資產階級國家，那么，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就會蛻變為官僚壟斷資本主義制度。這不僅可以從私有制、國家的起源，從不同歷史階段上的國有形態中找出規律來；更有說服力的還是現實：管理國家、領導生產的干部中的“一部分”， 由于脫離直接生產勞動，在資產階級法權土壤上蛻變為新資產階級份子，那么， 他就會在下面的那些也想撈一把的新資產階級份子支持下，把黨和人民授于他保護人民的那部份權力轉化為壓迫人民的權力，并利用政權的力量，推行一條修正主義路線，使無產階級國家不僅具有“沒有資產階級的資產階級國家”的職能， 而且，其中的這一部份變為有資產階級的資產階級國家，從而和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發生矛盾，破壞社會主義經濟。他們以種種借口，大搞利潤掛帥、物質刺激、 專家治廠、爬行主義等等，維護、擴大資產階級法權，逐步抹掉“各盡所能、按勞分配”的原則，實行“勞而不獲， 獲而不勞”的按權分配的原則，實質就是資本剝削的原則，終于把黨和人民委托他管理的那部份生產資料，由社會主義公有制轉化為資本主義私人占有制。這是在經濟和政治交互作用下，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產生、發展的過程，也是資本主義復辟的過程。　

正是從社會主義這種經濟和政治的特點分析出發，我們認識到，為解決“相矛盾”的問題，就必須堅持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反對修正主義上臺，并在打擊資產階級時重點打擊走資派，把被他們篡奪的那一部份權力重新奪過來， 與此同時，堅決實行巴黎公社原則，使干部不要脫離群眾、脫離勞動，使群眾更好地參加管理國家、 管理生產，不斷改善、鞏固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機器，堅持社會主義經濟的正確方向，發展社會主義制度。如果不是這樣看問題，僅僅承認階級斗爭，而不承認必須重點打擊走資派，那就會把階級斗爭限制在資產階級也能接受的范圍內，否定文化大革命的中心問題也是政權問題，實際上也就否定了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的精髓。

五　　

上述論述，并不排除地主、資產階級依然存在，資產階級和一切剝削階級的傳統觀念依然存在， 國際帝國主義、社會帝國主義的壓力和影響依然存在，以及小生產者、小生產者思想影響依然存在，但是，這些都是圍繞著無產階級和人民群眾同以走資派為代表的資產階級這一主要矛盾起作用。對舊的傳統觀念， 應看到它并不是簡單地再現，而是被新資產階級按照本階級的面貌加以改造后利用。

六　　

毛主席說：“林彪一類如上臺，搞資本主義制度很容易。”我們在研究生產資料所有制變更后的社會主義經濟關系時，時時感到毛主席指示的正確、親切。

社會主義社會的經濟關系告訴我們，毛主席親自制定的黨在社會主義歷史時期的基本路線，是完全正確的。“ 社會主義就是消滅階級”，就是消滅以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為代表的資產階級。在這場斗爭中，無產階級專政就是最強有力的武器，它毫不留情地用暴力鎮壓資本主義的復辟行動，并且，又以巨大的耐心和毅力，不斷鏟除資本主義土壤，不斷培添共產主義土壤，直到共產主義的最后勝利。　　

七　　

“只有社會主義能夠救中國。”我們認識資產階級法權和走資派，不過是為了解決它，消滅它，而絕不是夸大它，畏懼它。我們清楚地看到：“ 總而言之，中國屬于社會主義國家”，“ 社會主義到處都在勝利地前進。” 　

我們堅信這個勝利，因為“共產主義是不可抗御的”，這是歷史發展的規律。 無產階級已經奪取了政權，建立了無產階級專政，并實現了所有制方面的社會主義改造，這是具有決定意義的一步。現在的任務是繼續革命，繼續前進。我們并不畏懼資本主義、修正主義，我們有最銳利的思想武器：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 毛澤東思想；有人類歷史上最偉大、最有力量的階級——工人階級，這個階級周圍還團結著千千萬萬的勞動群眾。在社會主義條件下，資產階級法權的每一步擴大，資本主義的每一次泛濫，都不過使工人階級和廣大人民群眾更好地和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結合起來，變得更加覺悟、更加團結，更加敢于革命、善于革命；并在革命中不斷清洗自己身上沾染的資產階級法權思想的污垢。 所以，盡管資產階級法權生產著資產階級，但“它首先生產的是它自身的掘墓人”。無產階級不但必須而且可能限制資產階級法權的深厚根源即在這里。

社會主義就是消滅私有制，就是消滅階級。實現這一點的歷史條件，馬克思早已指明：“在共產主義社會高級階段上，在迫使人們奴隸般地服從分工的情形已經消失，從而腦力和體力勞動的對立也隨之消失之后；在勞動已經不僅僅是謀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之后；在隨著個人的全面發展生產力也增長起來，而集體財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只有在那個時候，才能完全超出資產階級法權的狹隘眼界，社會才能在自己的旗幟上寫上：“各盡所能，按需分配”。　　

我們在為這光輝未來奮斗時，毛主席強調的“兩句老話”永遠鼓舞著我們：“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

項觀奇于一九七五.二.七.草 稿　

這個提綱是今年二月聽了主席關于理論問題指示（一部分）后寫成的。二月二十二日去尼龍研究所宣講時，曾帶著這個提綱。宣講后，因出了問題，我一邊整理錄音，一邊曾想請別人代為刻印這個提綱（實未刻成），以便必要時向黨中央反映情況。現在，黨組織向我要這個提綱，說是為了更好地了解我宣講時的情況，我即照原稿抄上。附帶說一句，準備刻印的稿子的第四，和這個原稿稍有不同，這是因為當時抄寫時略做了文字上的修改，現在，準備刻印的稿子不在手邊，只好仍照原稿。

這個提綱，是當時自己學習主席指示的體會，除給個別同志看過外， 沒有公開，倒是曾想向更多的同志請教的。現在，對無產階級專政理論的學習已逐步深入，我對主席關于理論問題的指示和戰略部署也有了新的理解，更不想公開這個提綱了。當然，為著弄清思想，對于其中的錯誤，我歡迎采取同志式的態度進行科學地分析、批判。 　　

           項觀奇于一九七五.八.五　　

附 記

抄錄這個提綱的我的學習馬列的筆記本,后來退還給了我，使我得以保留了這個稿子。這個提綱，當時并沒有進行批判。

這個提綱值得推敲。提綱的中心，顯然是第四點。分析社會結構，研究走資派的危險性，說明繼續革命不僅要革走資派的命，而且要進行制度改善，鏟除走資派賴以產生的土壤。以這樣的思想為基礎，接下來接受1976年主席的關于『大官』的『重要指示』更是很順茬的。這個提綱可以充分證明，真正的造反派，的確是科學意義上的毛派，是和主席的思想完全一致的，主席是造反派的真正的代表和領路人。 　　

項觀奇 2010.4.12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