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對張宏良教授《轉換發展方式、回歸社會主義》觀點的認同　　

很早就看到張宏良教授《轉換發展方式、回歸社會主義》一文，仔細閱讀了許多遍，立即認識到，作為新時期社會主義左派的旗手，這篇文章應當是張宏良教授政治觀點的集中反映，也是新時期社會主義左派政治主張的綱領性文件，反映了社會主義政治運動與中國社會發展的正確方向。毛澤東同志說過，我們不但善于破壞一個舊世界，而且善于建設一個新世界。我們在堅決反對西方資本主義對我國和平演變，反對漢奸賣國者叛賣中國國家利益的行為時，同時也應當認真構思一下，我們的國家應當向何處去。雖然說我們都是毛澤東思想的忠實信徒，堅信毛澤東思想，但是毛澤東同志畢竟離開我們三十多年了，整個中國也和他離世時有了很大的變化，因此，我們每一個中國人都應當按照毛澤東同志的思想、原則，用實事求是的科學態度與一分為二的分析方法認真分析當前的中國形勢，設身處地地考慮一下中國當下的發展方向問題。張宏良教授的《轉換發展方式、回歸社會主義》一文就是這方面的集中反映，有上世紀新文化運動時期陳獨秀發表的《敬告青年》之效。值得我們每一位有愛國心的中國人普遍關注與思考。　　

作為草根階層的一員，我非常推崇張宏良教授《轉換發展方式、回歸社會主義》這篇文章。認可張宏良教授對當前形勢所作出的中華民族再次到了最危險的時候，中國再次走到了肥大國家與強大國家的十字路口，中國將進入正反合發展的第三階段，成為人類歷史上第三次偉大的思想解放運動的發源地，奠定中華民族崛起基礎的基本判斷。也認可他對當前我國所處的歷史環境所作出的基本判斷，即：1，繼農業社會、工業社會之后，人類歷史進入了第三個質變飛躍期；2，世界進入了文化轉型期，中國進入了政治轉型期；3，轉變發展方式（胡錦濤新政）是中國實現不流血轉變的最后機會。　　

張宏良教授認為，當今世界正在發生的六大轉變——工業社會向信息社會轉變，實體經濟向虛擬經濟轉變，資源經濟向知識經濟轉變，資本主義向人本主義轉變，精英時代向大眾時代轉變，獨立化發展向一體化發展轉變的分析，基本認同當今世界正在發生以大眾時代取代精英時代的大轉變。　　

正是基于這樣的分析，并充分考慮當今世界正在發生的“世界金融危機，歐美反資本主義大游行，中國各地民眾的反抗活動”等重大政治經濟事件后，張宏良教授認為中國大眾政治時代已經到來。中國社會即將轉變發展方式。為此，他提出了自已的政治主張： 　　

（一）、堅決擁護胡錦濤同志提出的科學發展觀的主張，贊同一是由經濟發展觀向科學發展觀轉變；二是由以資為本向以人為本轉變；三是由叢林社會向和諧社會轉變；四是由權貴富豪獨享發展成果向全體人民共享發展成果轉變；五是由斷子絕孫的發展道路向可持續性發展轉變；六是由縱欲主義向理想主義轉變。　　

（二）、提出了六大政治主張：即第一，建立人民民主的大眾政治制度。第二，建立民族獨立、人民共享的大眾經濟制度。第三，建立社會主義勞動平等制度，真正實現人人生而平等的天然法則和人類共同理想。第四，高舉民主、自由、平等的人權大旗，實現全體人民的根本利益和政治權利。第五，重建符合天理人心的法律制度。第六，以毛澤東思想實現民族意志的統一。　　

（三）、設計了五條實現途徑：1，由黨政一體化向黨群一體化轉變，這是實現發展方式轉變的根本基礎。2，確立反腐鋤奸的根本任務，堅決鏟除買辦漢奸這兩個危害中華民族的最大毒瘤。3，恢復國家基本制度的各項政治功能。4，建立公民委員會，轉換黨的權力基礎。5，加強國防工業建設，做好國民經濟軍事化的準備。　　

在此基礎上，我想補充以下幾點：　　

   一、毛澤東思想在中華民族文化價值體系中的核心地位，重新樹立人民群眾對毛澤東思想的精神信仰。就象西方資本主義發展需要長達數百年的思想啟蒙一樣，中國也需要進行新的啟蒙，通過啟蒙，驅走近三十年來占據中國人頭腦的極端自私自利觀念、重新樹立兼顧個人利益基礎上的團隊協作精神，奉獻社會的公益事業觀念；破除唯錢是從的思想意識、重新樹立追求真理，通過奮斗實現個人理想的精神追求意識；破除不勞而獲、追求享受的腐朽觀念、重新樹立勤奮勞動、勇于實踐，追求成功的奉獻意識；破除不思進取、看攤守本的保守觀念、重新樹立主動工作、積極進取，勇于創新的開拓精神；破除事事依賴別人，不求獨立發展的依賴意識、樹立人人自立，個個自強，不依父母，不等政府救助，通過努力不斷提高獨立工作能力，能夠獨擋一面，敢于開創自已一方天地的獨立創業精神； 破除遇事不是依賴書本教條，就是一味聽從長官意志的唯心主義觀念，學會用毛澤東思想實事求是、一分為二，具體問題具體分析的唯物辯證法分析思考問題的科學分析方法；破除不敢堅持原則，屈從黑惡勢力的奴性意識，樹立堅持正義，堅持原則，象毛澤東一樣敢于堅持真理、敢于維權、敢于斗爭的民主觀念。從世界觀改造自已，力爭每一位公民都轉變自已的思想觀念， 樹立與新社會需要相一致的公民意識。如果我們的公民意識不能轉變，不能用毛澤東思想真正武裝每一位公民的頭腦，使中國公民象美國公民信仰上帝那樣重新樹立對毛澤東思想的信仰，那么，我們即使建立了大眾民主政治制度，公民們也不能具備象美國公民那樣高的思想覺悟，這塊陣地最終還是會被資產階級占領。　　

二、正確對待群眾運動與約束官權。由于眾所周知的原因，四大的取消，群眾運動的壓制，使得官權失去了約束，就象脫韁的野馬一樣，越法變得無法無天。一方面是群眾積怨起來越大，象火山爆發前的巖漿一樣熾熱，積累了大量的能量；一方面是無約束的官權更加肆無忌憚，產生錯覺，認為群眾不會把自已怎么樣，更加欺壓百姓，盤剝民眾，使得民怨更加嚴重。這兩種力量的惡性循環，為中國社會發展埋下了一顆不定時炸彈。美國政府也是看中了中國社會這一致命的弱點，敢于和韓國聯手在中國家門上進行軍演，欺負中國，中國高層也正擔憂官權與民怨的惡性互動，害怕隨時引爆這顆不定時炸彈引起中國社會更大的內亂而不敢對美國軍演大聲說話。　　

現在實行大眾民主政治的關鍵就在于解除這顆不定時炸彈，將這顆炸彈的巨大能量用于反腐敗與民主建設。具體的方法就是有步驟地讓群眾運動合法化，就象張宏良教授所說的那樣，將四大還給人民群眾。引導群眾運動這股能量用于監督政府反腐與依法執政。將其限定于法制管理社會與實施民主政治的軌道內。　　

三、依法約束官權，加強民主法制建設。鑒于文化大革命初期社會一度混亂的教訓，在群眾運動合法化之后，就應當加強法制建設，首先是強力約束政府機關依法執政。將群眾運動的注意力放在監督政府依法執政方面，使其成為民主監督的突破口，通過監督依法執政，強力約束官權，使官僚產生規范管理、尊重民意的意識。進而為官民協商互動，共議國是奠定基礎。并進而發展到如張宏良教授所言的大眾民主政治那樣。如果對于被解放的群眾運動不加引導、約束、就會產生無序運動、導致社會混亂，并進而為境外帝國主義所利用，產生相反的結果。　　

四、充分利用包括西方資本主義發展的一切成果，確立中國社會經濟發展的戰略目標：這些目標包括：以胡錦濤的科學發展觀為指導，倡導發展節約資源、重復利用的循環經濟，代替消耗不可再生資源為主的資源經濟；發展有利于環境改善的新能源經濟、低炭產業，代替高污染、高能耗產業；發展有利于推動中國重大技術進步的其它高科技戰略產業，占領未來社會發展的制高點。獨立研究知識經濟、人力資源等新興管理科學，為我們未來社會發展所用。重點是通過發揮網絡優勢與大眾民主的資源優勢，集思廣議，共同豐富完善未來社會的經濟科技發展目標。　　

五、兼顧公平與效益，民主與管理、建立覆蓋所有成員社會保障基礎上的基本經濟經營體系。這一體系包括：　　

1、積極發展提供國家戰略保障、民生安全保障的國營（全民）經濟。為國家能源安全、國防安全、糧食安全、科技安全、戰略資源安全以及民生食、住、行、醫、教等基本民生、市政公共服務需求提供保障。通過發展國營經濟，除了保障國家戰略安全外，還必須為轄區的居民食、住、行、醫、教提供基本保障。使人民的生存有一個基本保障。國營事業與勞動密集型產業的經營管理應當受到公民委員會與政府有關部門的雙重監督，納入法制管理的軌道。　　

2、大力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通過大力發展包括現代生態農業、紡織行業、食品加工業、建筑業等勞動集密型產業，容納大量的勞動力，通過輪崗勞動、輪流培訓學習等方法，科學組織人員參加生產勞動，創造社會價值。舉辦勞動密集型產業的目的就是要把那些沒有特殊勞動技能，個人創業意識差，新型技術業務知識水平低的勞動人員組織起來進行生產勞動，通過勞動，鍛煉他們的勞動技能與工作能力，使之成為社會財富生產的大工廠、個人工作能力提高的大學校與保障個人生活穩定與社會和諧的大家庭，成為新型社會主義社會優越性的集中體現。部分勞動密集型產業可與提供全民社會保障功能的國營事業合并。　　

3、發展一般競爭性產業。除了國家規定由國營企業與勞動密集型產業規定壟斷經營的領域以外，其它行業可由一些個體經業者、民營企業、股份制企業與外資企業參與經營，這些企業可按市場經濟的一般規律運營。為一部分人員的就業與創業提供發展空間，實現自身價值。這部分產業可以將其歸納為一般競爭性產業。　　

4、團隊創業性產業。就是指一些創業意識強烈的大學生、知識分子、專業技術人士，或者社會上才能出眾的工商業人士，領頭組織一批具有各方面專長的人員，依強強聯合的方式，組織起來進行創業，按團隊精神與集體協作的方式進行運作，自主創業起來的產業，稱為團隊創業性產業。這些產業可以集中在一些剛剛起步的信息技術類行業、軟件開發行業、文化創意產業、新概念產業、需要網絡協作與網上集體攻關的開放性高科技研究所、設計室產業以及流行性服務行業。通過發展這種產業，發揮團隊合作的優勢與高科技產業投石問路的作用。充當社會經濟發展的先鋒隊作用。　　

5、高科技戰略產業。對于一些對國家戰略安全起著重大作用的高科技產業，如空間技術、生物技術、新能源技術等產業可以列入高科技戰略產業，由國家指定特定部門進行投資、經營并管理。在運行上可以采用網上協作、團隊協作與全國舉國協作等方式，充分發揮社會主義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優越性。在管理上可以充分考慮包括資本主義知識經濟管理科學、人力資源管理學、中國傳統的鞍鋼憲法管理法等一切管理科學的優點，總結出一套適合高科技發展的管理模式來，以確保社會主義的優越性與先進性。具體的方法各位網友可以共同探討。　　

六、改革中國的教育方式，破除遺害中國千年的科舉制度與應試教育。使得人的巨大潛能得到充分發揮。　　

我們說，人人生來平等，每一個人生來必然有某一方面的天賦。根據美國哈佛大學教授加德納多元智慧理論的觀點，人類的智慧可以分為，（1）語言智慧、（2）音樂智慧、（3）邏輯—數學智慧、（4）空間智慧、（5）肢體---運動智慧、（6）自省智慧、（7）人際智慧、（8）自然觀察智慧。每一個人可以擁有這8種智慧中的一種或幾種，其中有一種特別占優勢，而其它智慧優勢則不明顯。我們的應試教育者硬是把豐富多彩的人的智慧切割單一的一種，如上學時期以邏輯----數學智慧為標準來衡量所有學生、在成人階段則以人際智慧為標準來衡量所有社會成員，導致少數這方面的優勢者勝出而擁有其它智慧的人淘汰。影響與打擊了一大批潛在的音樂家、政治家、設計師、技術工人、科學家，將其埋沒在差等生的稱號中。在少年的時候，老師的鼓勵與表揚非常重要。這些潛在專家由于文化功課學得不好，得不到老師的認同，同學的尊重，自信心受到打擊，有些人甚至對人生失去信心。這樣的人，從一開始就不平等，他們輸在了自已的天賦認同上面，還能有將來的平等嗎？我們就是要改革現在一刀切的應試教育方式，鼓勵人盡其才，讓各個有潛能的天才盡快脫穎而出，為將來的人人平等社會奠定堅實的基礎。　　

七、培育自主發展、獻身公益事業的公民社會　　

我們主張建立覆蓋全社會的社會保障體系，主張建立人人擁有勞動權利的勞動制度。但是也主張有才能的人自主發展，利用他的主動創業精神、探索精神與公益事業精神來服務社會，自主進行某些社會公益活動，聲張自已的主張，實現自已的理想與價值。我們稱之為新社會的公民行為。這種行為與現在以錢為導向的商業行為有本質的區別。是一個人精神信仰、理想追求在社會中的自然延伸。也是人性光芒在新社會的體現，當然也是構建和諧社會的需要。為人民服務的執政價值觀應建立在個人主動服務社會的公民行為基礎之上。　　

以上七項主張是我對張宏良教授政治主張的補充。無論我的觀點有無對錯，這都是我認真思考、實事求是分析當前政治形勢的結果。也是我憂國憂民的具體體現。我認為，我們烏有之鄉的網友們，在堅決捍衛毛澤東思想歷史地位、捍衛社會主義成果的同時，也應當通過網上協作與集體攻關的方式，拓展與延伸一下張宏良教授的政治主張，就如何實現社會轉型，如何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貢獻我們每一個人的力量。　　

附：轉變發展方式，回歸社會主義　　

講座大綱　　

張宏良　　

第一部分，總體的回顧　　

從2006年我們提出偉大的轉折到現在黨中央提出發展方式轉變，實踐證明了我們的基本理論、我們的基本判斷和我們的基本主張，都是正確的。極端右翼勢力從妖魔化我們的理論轉變為近來對我們人身攻擊，也說明我們理論和判斷是正確的。接下來的事情，就是如何把我們理論上的勝利轉變為政治上的勝利。回顧以往我們的總體判斷表現為以下三個基本方面，這是大家都比較熟悉的話題。　　

一，就中華民族的歷史地位而言，我們的基本判斷可以概括為三句話，這就是：1，中華民族再次到了最危險的時候；2，中國再次走到了肥大國家與強大國家的十字路口；3，中國將進入正反合發展的第三階段，成為人類歷史上第三次偉大的思想解放運動的發源地，奠定中華民族崛起的基礎。　　

二，就當前我們所處的歷史環境而言，我們的基本判斷概括起來也是三句話，這就是：1，繼農業社會、工業社會之后，人類歷史進入了第三個質變飛躍期；2，世界進入了文化轉型期，中國進入了政治轉型期；3，轉變發展方式（胡錦濤新政）是中國實現不流血轉變的最后機會。　　

三，中國將要喪失不流血轉變的最后機會，判斷也是來自三個方面：　　

1，海內外所有反華勢力，以及國內買辦勢力、漢奸勢力、分裂勢力等，已經擁有了共同的政治領袖，推翻共產黨、解體中華民族的政治事變隨時都會發生，“殺左族毛”不再是一句威脅口號。　　

2，轉基因主糧，定向型通貨膨脹，股指期貨加信用交易，外資控股自來水等城市基礎設施，外資和私企進入包括公共資源和國防軍工在內的所有領域，住房、糧食、蔬菜等成為謀取暴利的投機對象，耗光稀有資源等民族自毀行為，正在摧毀中華民族崛起的根本基礎。　　

3，極端右翼勢力堵塞了所有對話與交流渠道，政治和解與政治對話已無可能，連轉基因主糧這種涉及所有人安全的問題都只有咒罵和妖魔化，其他方面更是沒有絲毫共存余地。國內外媒體突然高調推出胡耀邦，實際上是在呼喚和紀念對文革造反派的鎮壓，胡耀邦的平反冤假錯案運動，同時也是一場大規模鎮壓造反派的運動。那些著名文化精英絕大部分都退隱到了幕后，目前活躍在前臺的基本都是一些被美國媒體封為“公共知識分子”的街頭流氓……這些，無疑都是制造中國社會內亂的征兆。　　

當然，中國右翼勢力的流氓化也是一件好事情，它為采用西化手段解決漢奸問題，創造了成熟的歷史條件。如果目前活躍在前臺的漢奸仍然是一些文人學者，反倒是一種歷史麻煩。　　

當今中國社會歷史的發展表明，黨中央提出的建設和諧社會的目標，毛派共產黨人為避免動蕩、實現和平轉變所付出的巨大努力，都將會付諸東流，中國極端右翼勢力已經把中國推到了大動蕩的災難邊緣。實現不流血轉變的機會已經消失，剩下來就是讓誰流血的問題，是讓極少數制造內亂的買辦漢奸流血，還是讓占人口絕大多數的老百姓流血。我們只能站在這個角度來看待轉變發展方式問題。　　

第二部分，轉變發展方式的背景和意義　　

一，中國轉變發展方式是整個世界社會歷史轉變的反映和關鍵，是大眾時代與精英統治之間矛盾發展的結果。當今世界正在發生的六大轉變——工業社會向信息社會轉變，實體經濟向虛擬經濟轉變，資源經濟向知識經濟轉變，資本主義向人本主義轉變，精英時代向大眾時代轉變，獨立化發展向一體化發展轉變——拉開了人民大眾與精英集團之間斗爭的序幕，特別是虛擬經濟和網絡系統，已經形成了人民大眾直接占有社會財富和直接表達政治權利的物質基礎，建立人民民主的大眾政治和人民共享發展成果的大眾經濟，以大眾時代取代精英時代，將成為21世紀人類社會最偉大的歷史潮流。中國轉變發展方式，就是在這個歷史背景下發生的。　　

世界金融危機，歐美反資本主義大游行，中國各地民眾的反抗活動，都標志著大眾政治時代已經到來。中國轉變發展方式，既是這一偉大社會歷史轉變的必然結果，又是能否完成這一偉大轉變的關鍵。只有中國擁有能夠戰勝資本文化的五千年文明，只有中國擁有能夠擺脫精英政治的大眾政治文化，只有中國切身經歷了資本主義文化的極端野蠻和滅絕人性，所以也只有中國能夠帶領世界走上大眾政治道路。戰后資本主義數十年的和平與發展，與根本制度沒有任何關系，而是引入社會主義因素的結果，現在社會主義因素用完了，將再次陷入危機和動蕩之中。　　

就這方面來講，目前中國轉變發展方式，不僅關系到中華民族的生死存亡，同時也關系到世界人民的發展安危。所以，目前中國的極端右翼勢力，已經不僅僅是中國人民的敵人，同時也是人類社會共同的敵人，是一批反人類反文明反進步的邪惡勢力。　　

二，中國轉變發展方式，是各種矛盾發展到極限的結果。　　

1，首先是人民承受能力達到了極限。人民的承受能力是有極限，而不是無極限的。在物質方面，這個極限就是不能讓人民生活與社會經濟發展成反比，不能在財富巨大增長的同時，讓人民生活現在不如過去，未來預期不如現在。當前工資占GDP比重連續22年下降，中國經濟增長世界第一，工資占GDP比重倒數世界第一，就是在物質剝奪上超出了人民承受的極限。在精神方面，這個極限就是可以把老百姓變成窮人，但是不能把老百姓變成罪人，不能把老百姓變成畜生和野獸。馬克思和列寧等經典作家都曾經專門分析過這個問題。而逼迫“男人為盜，女人為娼”的社會環境，把所有人類美德都變成“犯罪嫌疑”的野蠻法律，恪守天理良心就活不下去的生活法則，就是在精神剝奪上超出了人民承受的極限。最近頻繁發生的“殺童案”，就是把老百姓“非人化”和“獸性化”的一個標志。　　

中國老百姓到了真正牛馬不如的歷史最悲慘境地，歷史上的奴隸尚且如同牛馬一樣是主人的財富，不會隨便往死里整，而今天把老百姓往死里整，還起了一個漂亮名稱：叫做改革。把老百姓整死了，就是改革必然付出的代價；沒有整死，則還要繼續深化改革。　　

回顧最近幾年就會發現，黨中央提出的所有民生政策，最終全部變成了整治民眾的政策：黨的十七大提出要讓老百姓擁有財產性收入，馬上就有人出臺了股權分置改革，把超過十多萬億的老百姓財產，強行劃入了極少人的腰包；黨中央提出用讓全體人民共享發展成果，馬上就出現了定向型通貨膨脹、股指期貨和信用交易等；黨中央提出要建設“五有”社會，馬上就有人推出了高房價、高藥價等改革措施；現在要抑制高房價，又把矛頭對準經濟適用房和分期付款等這類老百姓的經濟生活，逼得無數家庭“妻離子散”，恩愛夫妻手拉手去辦離婚；黨中央提出要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馬上就有人推出了轉基因主糧，一下子把亡國滅種的風險加到了老百姓頭上……，總之，一方面繼續采用劫貧濟富的辦法來擴大差距，另一方面，采用把尚未貧困的那部分人群也變成貧困人群的辦法，來回答老百姓的平等要求。　　

最近又連續出臺了一系列政策，把水電煤氣，城市交通，學校醫院，核電礦山，金融保險，國企股權，包括國防軍工等所有領域，全部放開，除了幾百萬軍隊之外，幾乎什么都沒有留下。這實際上是一場空前未有的權力變現運動，能夠進入這些領域摘桃子的，只能是官人、洋人以及少數依附于官人和洋人的富人。　　

2，自然承受能力達到了極限。最近數十年西方自由主義的樂觀和西方國家的繁榮發展，基本是是建立在中國資源耗費的基礎上，隨著中國資源的耗光，西方國家的預期增長達到極限，加深了世界金融危機。中國基本上已完全喪失了抵御自然災害的能力，摧毀了子孫后代生存和發展的基礎。繼續鼓吹原有發展方式和阻撓發展方式轉變，已經成為反民族反人民反人類的法西斯分子。　　

3，民族承受能力達到了極限。軍事包圍，政治操縱，經濟控制，基礎設施控制，“中美國”殖民體，轉基因主糧等等所有這些，已經把中華民族逼到了生存的極限。中華民族再次走到了強大國家與肥大國家的十字路口，并且比當初洋務運動時期的肥大國家更加險惡，那時至少自然環境沒有毀壞，至少還能做到“國破山河在，亡國不滅種”，而如今面臨的則是“國破山河盡，亡國亦滅種”的空前危險。如果說以往歷史上“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指的是做亡國奴，那么，目前中華民族再次到了最危險的時候，甚至連亡國奴都做不成，而是要成為亡國魂、亡國鬼。　　

4，官權泛濫達到了極限。持續30多年對上約束中央集權、對下剝奪百姓民權的官權改革運動，導致中國官權泛濫超出了以往任何一個歷史時期官僚集團最大膽的想象，即便一個普通官員的權力都超出了歷史上的皇權。以往歷史上的皇帝都無法給“二奶”一頂烏紗帽，而今天的官員隨便給“二奶”一頂烏紗帽，則完全是小菜一碟。極端右翼勢力總是造謠說什么，這是一黨專制的結果。如果真是一黨專制的結果，就不可能連一人專制的古代皇帝都做不到。可見，其根源絕不是什么集權專制問題，而是官權泛濫并且與洋權相結合的結果。所謂“制度決定論”，不過是掩蓋官權泛濫的最大謊言和欺騙。　　

二千多年中國封建社會的政治制度沒有改變，但是期間既有太平盛世，也有黑暗年代，它們之間哪個是制度決定的？數百年來西方國家資本主義制度也沒有改變，可是二戰之前一直動蕩混亂，只是二戰之后才有了和平發展，其中哪個又是制度決定的？還有，一提晚清政府挨打，那些漢奸學者就張口閉口說什么是專制制度造成的，按照這個邏輯，當初清兵入關統一天下依靠的就是民主制度，可見所謂“制度決定論”是何等荒謬。其實，散布“制度決定論”的那些漢奸學者，自己也未必真的相信，不過是用來推翻共產黨、解體共和國的幌子罷了。無論是中國封建社會的歷史，還是西方國家資本主義的歷史，都表明了在相同制度基礎上，完全能夠形成截然相反的兩種社會狀況。　　

目前中國官權泛濫的根源，是民權完全空白，黨權基本空置，官權空前強大的權力結構造成的。只要改變這個權力結構，樹立民權、獨立黨權，完全能夠解決官權泛濫的問題。中國官權集團之所以持續30多年控訴文革，目的就是要維護官權對民權的徹底鎮壓，就是要維護官權黨權的利益一體化。只要牢固地把民權踩在腳下，只要牢固地把黨權和官權融為一體，就必然是官權的一統天下。所以，官權泛濫不僅不是一黨專制的結果，相反，恰恰是黨權被廢置的結果。如果僅僅從表面現象上看，好像中國是“黨管干部”，是由黨委和組織部在任命各級干部，但實際上是“官管干部”，因為各級黨委和組織部門的人都是官員，他們所有的利益和發展前途，并不是由其黨員身份決定的，而是由其官員身份決定的。黨組書記和部長，黨委書記和廠長，除了權力大小不同之外，其官員身份完全相同，與共產黨沒有任何關系。共產黨已經變成了官員的政治招牌，根本不受共產黨的任何約束，由此造成了空前未有的官權極度泛濫。　　

官權泛濫導致中國老百姓苦到了極處，國家弱到了極處，西方國家對中國的掠奪達到了極處。近來幾件事就表明國家已經軟弱到了極點，一是美國總統奧巴馬采取了向臺灣銷售武器、會見達賴、支持熱比亞、對中國貿易制裁、堅持對華技術禁售等一系列損害中國根本利益的敵對政策，然后美國副國務卿在一個早餐吹風會上說了一句“承認一個中國”，中國外交部一天之內連續三次發表聲明表示感激。二是美國警察公然闖入中國領事館毆打中國外交官，中國媒體居然歡呼“打得好”。三是根據　黎陽　先生揭露，中國輿論居然要求國際仲裁機構來裁定中日之間領土歸屬。這是歷史上第三次要求國際仲裁機構裁定中日兩國的領土爭端。第一次是甲午戰爭日本入侵中國之前的所謂“以夷制夷”；第二次是日本占領中國東北全面爆發侵華戰爭之前的“國際仲裁滿洲國”。前兩次國際仲裁的結果是差點兒亡國滅種。這第三次后果將更加嚴重。一個國家不得不求助別人來仲裁自己領土的歸屬，表明國家已經弱到了不能再弱的地步。　　

極度官權泛濫決定了轉變發展方式的政治方向只能是：建立民權、獨立黨權、打擊官權、限制洋權。　　

5，中國極端右翼勢力喪盡天良達到了極限。這是造成國家極度軟弱的又一個重要原因，甚至是比官權泛濫更加重要的原因。在古今中外歷史上，像當今中國極端右翼勢力這樣如此仇恨人民、如此禍害人民、如此喪盡天良、公開歌頌罪惡的現象，可以說是絕無僅有。他們與歷史上任何一個剝削社會的精英集團——無論是奴隸社會的精英集團、封建社會的精英集團，還是資本主義社會的精英集團——所不同的是，以往歷史上所有精英集團，雖然在客觀上此事罪惡活動，但是在主觀上卻并不認為是在作惡，至少不敢公開歌頌作惡。秦檜殺岳飛的罪名也只是“莫須有”，一個“莫須有”表明了秦檜還沒有完全喪盡天良，還沒有顛倒黑白地對岳飛潑臟水。可是當今中國的極端右翼勢力，卻完全突破了秦檜的底線，把當初抗擊外來侵略的義和團妖魔化為野獸；把對官僚造反的老百姓妖魔化為野獸，并且老百姓造反三年，卻妖魔化了30多年；把數千萬工人趕出自己的工廠，歌頌為是文明進步；把數百萬勞動婦女變成妓女，歌頌為是文明進步；把扒房子圈地制造殘童買賣婦女販運“黑奴”，歌頌為是文明進步；把全世界都不吃的轉基因主糧強塞給中國人，歌頌為是文明進步；把在美國由國防部直接管理的自來水公司交給外國人控制，歌頌為是文明進步；等等。特別是轉基因主糧和自來水問題，西方國家是怎么做的清清楚楚，在這個問題上與西方國家反其道而行之，歡呼歌頌轉基因主糧和外資控制自來水，已經不再是一個認識問題，也不再是一個政治立場問題，而完全是一個喪盡天良的問題，是一個滅絕人性的問題。　　

三，當今中國提出的轉變發展方式，是不僅對中國乃至對世界具有重大歷史的社會變革。黨中央把轉變發展方式的意義提得特別高，看作是繼1949年政治制度根本轉變、1979年經濟制度根本轉變之后的中國第三次根本轉變。雖然黨中央的這個基本解釋已被媒體全面封殺，大家很少注意到，但是這個基本解釋卻把中國共產黨推到了當今世界政治文化的前沿。這一點，從目前黨中央已經明確的轉變內容就能夠明確反映出來。目前已經明確的轉變內容：一是由經濟發展觀向科學發展觀轉變；二是由以資為本向以人為本轉變；三是由叢林社會向和諧社會轉變；四是由權貴富豪獨享發展成果向全體人民共享發展成果轉變；五是由斷子絕孫的發展道路向可持續性發展轉變；六是由縱欲主義向理想主義轉變。這幾個方面的轉變，不僅是生產力內部的轉變，更是生產關系的根本轉變，是社會制度的根本轉變，是社會生活方式的根本轉變，是西方文化主導地位的根本轉變。　　

既然黨中央明確指出了目前轉變發展方式與1949年和1979年兩次轉變一樣，同樣是根本制度的轉變，是社會利益關系的根本改變，那就絕不僅僅是現有制度內部的一種調整，而是新世紀一場偉大的革命，是中國社會主義制度的否定之否定，是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對殘暴血腥的剝削制度復辟的紅色翻盤。由于前兩次轉變都是在政治鎮壓的基礎上實現的——1949年是在鎮壓官僚買辦資產階級的基礎上實現的，1979年是在鎮壓文革造反派的基礎上實現的——這一次的轉變，也絕不可能離開政治鎮壓。建設和諧社會的道路被堵塞再次表明，在當今中國，沒有對買辦漢奸的鎮壓，任何哪怕是一絲一毫有利于人民的轉變，都根本不可能實現。　　

第三部分，轉變發展方式的性質和內容　　

一，轉變發展方式的性質。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正反合發展的第三階段，是毛主席率領中國共產黨創建的新中國的完善階段。第一階段是1949——1979年的肯定階段，是公平正義等社會主義正面因素發展的階段；第二階段是1979年——提出轉變發展方式之間的否定階段，是歷史上所有邪惡勢力和所有邪惡罪行在中國匯聚泛濫的階段，是人剝削人、人壓迫人、人欺負人、人拿人不當人等負面因素發展的階段；第三個階段是否定之否定階段，是綜合前兩個階段優勢的完善階段，是構造中華民族崛起基礎的發展階段。　　

根據黑格爾的正反合理論和馬克思的否定之否定理論，以及中國實際發生的歷史過程可以看出，由于事物發展的第二階段極其野蠻殘暴，在客觀上已經形成了自我否定，所以，只要再否定掉第一階段即肯定階段，事物自然就失去了存在的合法性。這就是買辦漢奸拼命否定毛澤東時代的根本原因。因為支撐中華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全部價值都在那30年，只要能夠徹底否定掉那30年，就能夠徹底否定中華民族存在的合法性，就能夠輕而易舉地證明中華民族是劣等民族，是應該清除的“垃圾人口”。　　

由此可見，維護毛澤東時代，維護人民革命，維護社會主義的創業奮斗，并非僅僅是要維護過去，更不是要簡單地回到過去，而是要維護未來，維護我們民族發展的未來，維護13億中國人民生活的未來。連反對斯大林的梅德韋杰夫和普京都懂得這個道理，他們曾多次指出，我們嚴禁妖魔化斯大林時期，絕不是對過去歷史上的是非對錯有興趣，而是要維護俄羅斯的未來。我們老祖宗更是提醒我們：“欲滅其國，先去其史”。中國極端右翼勢力對毛澤東時代的否定，目的就是要幫助西方反華勢力滅絕中國。所以我們一直提醒中國人民，一定要認清他們是一伙要把中華民族置于死地的法西斯匪幫，借用俄羅斯議會嚴禁妖魔化蘇聯歷史的立法解釋來說就是：“鼓動國民妖魔化祖國歷史的罪行，是比任何刑事犯罪都更加嚴重的罪行”，如果不清算鏟除這伙法西斯匪幫群，不僅不能實現中華民族的崛起，甚至中華民族必定會亡于當今中國社會最大的“毒瘤”——漢奸。　　

二，轉變發展方式的目標。這個目標就是：由肥大國家轉變成為強大國家，進而再轉變成為偉大國家。擺脫肥大國家，超越強大國家，建設偉大國家，就是轉變發展方式的根本目標。目前由肥大國家向強大國家的轉變，關鍵在于徹底完成資本主義補課任務。我們一直反對野蠻血腥的“資本主義補課論”，但是，鑒于中國已經被推上資本主義道路這個歷史事實，目前唯一正確的選擇就是要把資本主義這一課補全，要把法國大革命、英國大革命、俄國大革命，以及美國鎮壓叛國者這一課也補上。可以說，毫不留情地嚴厲鎮壓叛國者，是歐美所有大革命的共同特點，是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最為經典的歷史課程，無論是英法國家的資產階級革命，還是俄國的無產階級革命，所處死的罪犯幾乎都是一個罪名——叛國罪。目前中國其它資本主義課程都已經補完，最迫切需要的就是再補上鎮壓“漢奸”這最為經典的一課。如果漏掉這個最為經典的課程，中國人民就會白吃二遍苦、白受二茬罪，對中國人民太不公平，中國也永遠不能夠正確總結歷史經驗。所以，這一課一定要補上，絕對不能漏掉。俄羅斯就是因為搞了一部“懲辦漢奸言論法”，立刻就變成了強大國家，重新返回了西方列強的行列。　　

本來，毛澤東從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后對資產階級進行和平改造，和對資本主義進行和平贖買，再到發動文化大革命，一直在探索一條不同于歐美大革命那樣的非暴力途徑，為未來世界一體化這個人類大家庭提供一種非暴力的制度變革模式，因為迄今為止，人類所有制度變革幾乎都是通過暴力革命實現的。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的巨大歷史價值，就在于此。為此，中國人民付出了巨大歷史代價，這個巨大歷史代價就是沒有大規模鎮壓反革命階級，而是堅持和平改造和文化革命，結果，留存下來的反革命集團，不僅未對毛澤東的和平改造和文化革命存有絲毫感激之情，反而對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進行了曠古未有的殘酷報復，連住房、醫療、教育、養老這些現代社會最基本的人權，都被剝奪得干干凈凈。反觀那些采取暴力鎮壓的國家，無論社會制度如何反復，都沒有發生對革命者和造反派的殘酷報復，都沒有剝奪住房、醫療、教育、養老等最基本的人權。經過共和國前后六十年的反復，我們可以得出一個基本結論，這就是在當今中國，必須首先走歐美大革命的道路，先鏟除掉買辦漢奸這個中華民族最大的政治毒瘤，然后才有可能繼續堅持毛澤東關于文化革命的歷史探索。　　

況且，回顧歷史就會發現，中國歷次挨打的根本原因，無一不是根源于漢奸。今天美國所有對華戰略，也幾乎全部是建立在漢奸基礎上，“中美國”的運轉主要就是依靠漢奸推動的。只要打掉漢奸這個基礎，美國所有對華戰略就會土崩瓦解，“中美國”也會隨之煙消云散。大家注意一下就會發現，國內外所有極端右翼勢力，對中國人民提出的其他政治口號，并不是十分敏感，唯獨對鏟除買辦漢奸這個口號，特別敏感，特別仇恨，特別瘋狂，只要一觸及這個口號，立刻就會喪失理性和人性。這從反面也說明了，當今中國鏟除買辦漢奸是解決所有問題的關鍵，只有徹底解決這個問題，中國才有可能成為強大國家，才有可能在此基礎上進而建設成為社會主義偉大國家。否則，即使社會主義再次勝利，也依然會再次復辟。所以，轉變發展方式，就其本質來說，是回歸社會主義的復興運動。　　

三，轉變發展方式的內容。黨中央規定了轉變發展方式的基本原則。這就是：科學發展觀取代經濟發展觀，以人為本取代以資為本，和諧社會取代叢林社會。這是一個比較抽象的指導性原則。　　

具體來講，應該包括以下幾個主要方面。　　

第一，建立人民民主的大眾政治制度。相對于精英民主而言，大眾民主具有三個主要特點：一是不僅具有直接選舉權，而且具有直接罷免權，直選式與直免式民主相結合；二是民主選舉不僅適合于國家主席等高層領導，同樣適合于各級頂頭上司；三是民主約束不僅適合于權力，同樣也適合于資本，必須把權力和資本同樣置于民主約束之下。顯然，大眾民主包括了精英民主的所有要素，但是卻把精英民主排除在外的人民大眾納入了民主范圍。網絡通訊已經具備了建立大眾民主的物質基礎。　　

第二，建立民族獨立、人民共享的大眾經濟制度。虛擬經濟具備了人民大眾直接占有生產資料的物質條件，形成了重建社會主義公有制的物質基礎。完全能夠實現變官有經濟為全民經濟，變外資經濟為國有經濟，變民營經濟我民族經濟，變個體經濟為社會經濟。徹底消除私有化和殖民化的經濟基礎。恢復社會福利制度和保障制度，全面實現“住有所居，病有所醫，學有所教，勞有所得，老有所養”的五有社會。　　

第三，建立社會主義勞動平等制度，真正實現人人生而平等的天然法則和人類共同理想。以往社會的平等只是權力基礎上的平等和資本基礎上的平等；以往社會的政治進步僅限于資本平等取代權力平等。而無論是權力平等制度還是資本平等制度，都是一種剝削和壓迫人民大眾的平等制度，都是一種把人民大眾排除在平等之外的罪惡制度。如果說，在權力平等制度和權力世襲制度沒有廢除之前，建立資本平等制度和資本世襲制度是一種進步的話，那么，在廢除了權力平等制度和權力世襲制度之后，繼續鼓吹和建立資本平等制度和資本世襲制度，就是一種不折不扣的法西斯罪行，就是一種反人民反人類的野蠻罪行。當今人類社會的發展，已經具備了建立勞動平等制度的歷史條件，已經達到了能夠保證人人生而平等的發展水平，徹底廢除資本平等制度和資本世襲制度，將成為21世紀文明社會的基本政治要求。凡是阻礙建立勞動平等制度的任何力量，都將成為危害人類社會發展的最邪惡力量。　　

第四，高舉民主、自由、平等的人權大旗，實現全體人民的根本利益和政治權利。中國右翼勢力為達到推翻共產黨、解體共和國的目的，天天宣揚民主、自由、人權等抽象概念，卻從不賦予這些概念以實際內容，但是畢竟他們已把這些概念深入人心，現在到了賦予這些概念以實際內容的時候了，使這些概念能夠成為人民大眾爭取自身利益的政治武器。什么是人權？住房、醫療、教育、養老，就是當今中國最基本的人權！什么是自由？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等四大自由，就是當今社會最基本的自由！什么是民主？造反有理就是當今社會最基本的民主！什么是平等？廢除權力世襲制和資本世襲制，就是當今社會最基本的平等！　　

第五，重建符合天理人心的法律制度。法律喪盡天良是社會喪盡天良的一大根源，建立一套人類社會絕無僅有的喪盡天良的法律體系，是中國極端右翼勢力對中華民族乃至對整個人類社會最大的犯罪。必須徹底廢除所有喪盡天良的法律，建立符合天理人心的法律體系。道德為本，法律為用；法律只能成為貫徹和推行善良和美德的工具，只能成為懲惡揚善、鋤強扶弱的武器。社會必須奉行民比天大、道比天大、德比天大等人間正義原則，而絕不能奉行“法比天大”這一邪惡原則。“法比天大”的最大弊端在于，一旦形成如同現在這樣的遍地惡法，老百姓必然會被打入十八層地獄。　　

目前中國之所以會形成如此喪盡天良的惡法體系，主要是主導立法的那些法學精英，本身就是一群喪盡天良、滅絕人性的法西斯野獸。目前被法學界推崇為領軍人物和自由派領袖的那個無恥訟棍，就是一個喪盡天良、滅絕人性的典型，此人曾經擔任過江青的辯護律師，居然到處演講寫文章，宣揚他與江青進行的堅決斗爭。在此暫且不論是非對錯，僅僅就其作為辯護律師天天與自己的“委托人”進行斗爭、天天向控訴方回報自己“委托人”的動向這一點來說，其卑鄙無恥、極端下流的程度，可以說是古今中外絕無僅有。此人參與了30年來所謂法制建設過程中諸多重大法律的起草工作，如此一群喪盡天良、毫無人性的衣冠禽獸來制造法律，又怎能不會形成當今中國惡法遍地的邪惡狀況！最近，此人及其制造中國惡法體系的諸多同伙，又把遍地惡法造成的一系列惡行，反手扣到了共產黨頭上，聲稱要“豁出他們這把老骨頭”與共產黨玩兒命，贏得了海內外反華勢力一片歡呼。如果再不摧毀這套喪盡天良的法律體系，重建符合天理人心的法律體系，共產黨、共和國和13億老百姓，最終非毀于這套惡法體系不可。　　

第六，以毛澤東思想實現民族意志的統一。建立以社會主義價值觀為核心，以理想主義、愛國主義、集體主義、英雄主義為主體的社會道德體系。在此基礎上，全面恢復中華民族高尚的倫理價值和良好的道德風尚。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必須要形成統一的民族意志，英國女王、日本天皇、基督教國家的圣耶穌、伊斯蘭國家的圣穆罕默德等，所起的就是這個作用。在當今中國，能夠起到這個作用的只有毛澤東。所以，在當今中國妖魔化毛澤東，如同在英國妖魔化女王，在日本妖魔化天皇，在美國妖魔化耶穌，在伊斯蘭國家妖魔化穆罕默德一樣，是不可饒恕的重大刑事犯罪。在這個問題上，我們一定要不折不扣的全盤西化。　　

第四部分，轉變發展方式的途徑　　

一，由黨政一體化向黨群一體化轉變，這是實現發展方式轉變的根本基礎。對于目前中國的腐敗和賣國現象一定要理性分析，弄清楚這些罪惡現象，是由共產黨根本宗旨和共和國根本制度決定的，還是破壞這些根本宗旨和根本制度造成的。如果不是共產黨根本宗旨和共和國根本制度決定的，就必須依靠共產黨來消除這些罪惡現象。這就是我們提出黨群一體化的根本依據。14至15世紀西藏的藏傳佛教，就出現了如同今天官僚的腐敗現象，那些喇叭幾乎達到了無惡不作的地步，但是佛學大師宗喀巴活佛，并沒有因為那些喇嘛胡作非為、聲色犬馬，就去打倒佛教、摧毀寺廟，再另創新教。而是通過恢復佛教宗旨和戒律制度，使藏傳佛教獲得了新生。16到17世紀資本主義制度建立初期的基督教同樣如此，宗教腐敗與當今中國的政治腐敗差不多。也是通過從路德到加爾文的宗教改革，使基督教最終獲得了新生。歷史上各種陳舊罪惡和陳舊勢力延續到新的社會制度中復辟作亂，是一種正常現象。正確的選擇是應該清除掉在這些陳舊罪惡，維護新制度的健康和發展，而不是把新制度連同陳舊罪惡一起埋葬。不能因為新生嬰兒帶有母體的臟東西，就把新生嬰兒和臟東西一起拋掉。　　

當今中國需要的是能夠更新共產黨的紅色宗喀巴，能夠把毛澤東繼續革命理論制度化的紅色拿破侖，而不是打倒共產黨和推翻共和國。這是我們與中國右翼勢力之間最根本的政治區別。中國右翼勢力要推翻共產黨、解體共和國，實行多黨制和聯邦制的政治主張，無論其出發點如何，其結果都只能是造成大動蕩、大分裂、大混戰、大流血的民族大災難。并且在當今世界條件下，中華民族一旦陷入大分裂的滅頂之災，就再也沒有歷史上多次出現的重新統一機會，絕大多數老百姓將會白白死掉。所以，從中華民族的根本利益出發，從13億中國人民的根本安危出發，我們都只能選擇更新共產黨、回歸共和國、重建公有制、實行大民主的道路。而且，目前中國完全具備實現黨群一體化的政治基礎，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任務是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中國左翼代表的人民大眾追求的是中華民族的偉大崛起，黨群基本目標完全一致。唯獨中國右翼勢力，在竭盡全力維護美國利益，維護“中美國”這個殖民經濟綜合體。　　

二，確立反腐鋤奸的根本任務，堅決鏟除買辦漢奸這兩個危害中華民族的最大毒瘤。當今中國最大的腐敗是權力的腐敗，是烏紗帽的買賣；當今中國最大的危險來自于買辦漢奸；并且買辦漢奸已成為腐敗滋生的一個重要根源。中國極端右翼勢力總是造謠說，腐敗來自于一黨專制，稍有歷史知識的人都應該看出，這完全是別有用心的胡說八道。希特勒、東條英機的專制可以說是登峰造極，但是當時的德國和日本卻很少腐敗，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當時的德國和日本沒有“買辦漢奸”。目前，要實現發展方式的轉變，就必然要進行利益調整，這就不可避免地會觸及到官僚集團和買辦漢奸的根本利益，如果不能做到反腐鋤奸，轉變發展方式就只能成為一句空話。　　

目前反腐鋤奸的關鍵，在于發動群眾。對于反腐來說，在建立起完善的權力約束機制和罷免機制之前，暫時恢復以往中國社會的政治株連和法律連帶責任，體現社會管理的公平原則。“一人得道，雞犬升天”的裙帶關系，與“一人犯法，雞犬不留”的株連法律，是相對稱的公平原則。在沒有消除裙帶關系的情況下，單方面取消株連法律，完全是中國精英集團立法保護腐敗的結果。所以，在沒有消除裙帶關系的情況下，必須恢復株連法律。不僅要恢復家庭株連，還要恢復政治株連，誰提拔的官員誰來負責，絕不能賣完烏紗帽就拉到。連路邊炸油條賣豆漿的小攤販，都要對制作的產品承擔責任，而提拔官員卻不承擔任何責任，這同樣是中國精英集團“西門慶立法”的結果。　　

對于懲辦買辦漢奸來說，一是建立與《反分裂法》相配套的《反漢奸法》，恢復憲法中懲辦賣國賊的條款；二是建立人民信仰自由制度，發揮人民大眾懲辦買辦漢奸的優勢力量。　　

三，恢復國家基本制度的各項政治功能。最主要的是恢復人代會的人民代表制度，把官員排除在外；恢復全國政協的政治協商功能，把名流大腕排除在外；恢復國務院的人民政府性質，嚴格置于全國人大領導之下，并接受人民委員會的直接監督，國務院只能是執行機構，沒有資產和資源的處置權。目前中國最緊迫的問題，就是原本應該代表民權的全國人大是民權空白，原本應該提供治國安邦方案的全國政協是明星俱樂部，原本應該是領導力量的黨權空置，全部權力都集中到了作為官權代表的國務院，國務院的權力大到了無邊無際的程度。包括資本主義國家在內的世界各國政府機構，都沒有對外出賣國有資產和國有資源的權力。以前中國也沒有，周恩來總理主政國務院幾十年，從來沒有把任何一個礦山和企業賣給外國人。現在必須重新劃分國務院的授權性質和授權范圍，明確國務院作為執行機構的性質，有關國有資產和國有資源的重大決策，必須收歸黨中央和全國人大。　　

四，建立公民委員會，轉換黨的權力基礎。前兩次轉變都是在政權更替和政治力量更換的條件下實現的，沒有政治力量的轉變，就沒有發展方式的轉變。目前，必須在官僚機構之外形成一個新的權力監督機構，才能實現轉變發展方式的任務。這個新的監督機構就是公民委員會。公民委員會的主要任務是監督和約束官僚集團，打擊和懲辦買辦漢奸。公民委員會可以單獨建立公民法庭，由公民陪審團決定是否有罪。公民法庭的主要任務，就是弄清制度原因和刑事犯罪之間的界限，制度性腐敗和人格性腐敗之間的界限，制度性損失和有意賣國之間的界限。集中打擊買辦漢奸，以最小成本完成轉變。　　

五，加強國防工業建設，做好國民經濟軍事化的準備。“中美國”的形成，已經形成了美國控制中國經濟的基本事實，如果轉變發展方式，勢必要打破“中美國”殖民經濟綜合體，引發中美之間利益沖突，中國必須做好國民經濟軍事化的準備。國民經濟軍事化的準備越充分，就越是對敵人具有震懾力量，國家和人民就越安全。并且，一旦實行國民經濟軍事化，將是轉變發展方式最好的歷史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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