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仲泉　先生做客強國論壇談到：【國家統計局的前局長“李成瑞”做了比較詳細的研究，他講1963年--1958年期間，“非正常的人口死亡”是2158萬，接近2200萬，這個材料在1997年中國大事研究，作為一個打頭文章發表，這是很負責任的。　　

    蔣正華，是退下來的副委員長，他在西安交通大學做過研究，他認為，非正常死亡人數是1700萬，李成瑞比較了蔣的材料，還有一個外國人叫做“庫爾”的材料，庫爾的材料是2700萬，他把2700萬和1700萬加以比較，得出接近2200萬。】　　

    問題的關鍵是，有人偷換了概念，把“非正常死亡”改成了“餓死”。

  其實，“非正常死亡”并不等于是“餓死”。我以前也沒有嚴格區分這兩個概念，今后要嚴格區分了。（所以，我附上我以前的文章，以示自我檢討。）

  現在，每年的“非正常死亡”恐怕是350萬，如果說10年，合計就是3500萬。其中，“餓死”的，仍然有，但是比例很少。　

【人口減少，低出生率是個很重要的原因。人沒有出生并不等于被餓死，甚至也不是非正常死亡。比如“蔣正華以歷年生命表為基礎，估算出歷年死亡人數，其中1958至1963年共死亡 8299萬人；同時按這 6年預期壽命的正常變化，估算正常死亡人數為6602萬人。這樣可以推算出非正常死之人數約為1700萬人（1697萬人）。”——這顯然是把與正常年份相比少出生的人口也計入“非正常死亡”，而南方報系、《炎黃春秋》、鳳凰網、楊繼繩、李銳、辛子陵、高尚全、吳敬璉等反共勢力則進一步歪曲為餓死。】

    我分析，依據當時（三年自然災害時期）的生產力水平，應該的“非正常死亡”可能會每年350萬（現在生產力水平大大提高了，但是，“非正常死亡”也接近350萬每年），6年則接近2000萬（與上面石仲泉先生講的數據差不多），所以，“三年”因為饑餓而“額外”死亡（正常年份也有，現在也有）可能會有2200-2000=200萬，主要是老人和病人以及胃口特別大的人，我們生產隊有一家人，家有10個女兒（當時沒有這么多），也沒有一個餓死。餓死人，除了客觀原因，主要是浮夸風與公共食堂化、干部違法亂紀等多種原因造成的，說大躍進造成的，不確切。　　

 教訓是深刻的，這是共產黨帶領人民建設付出的學費，人民是理解的，以前沒有人提出這個問題，特別是文革期間人民的情緒可以看出，人民對毛主席沒有意見，主要是對下面的領導有意見，（“三年”最困難時，我們學校廁所的反標就是“打倒劉主席”）這也是“文革”期間農民們積極造反的原因和動力。極右派反對、污蔑毛主席和“文革”往往是矛盾百出的。

1957年“反右”以后，毛主席把主要精力用在了研究“蘇聯教訓”，把主要精力用在了反對修正主義、捍衛馬列主義上面。對黨中央“一線”因為急于出“政績”而導致的“浮夸風”、“共產風”等錯誤傾向，毛主席發現后，雖然立即開始糾正，但是，在糾正的過程中受到干擾，使得糾正錯誤的時間延長，所以，陰暗面進一步擴大。因為陰暗面擴大，才有“文革”。以前，為了否定“文革”，把17年說得完美無缺；后來，為了什么，又把17年誹謗得一塌糊涂？

希望正義的同志們靜下心認真思考，對石仲泉先生，不要“拍磚”，當然，各抒己見是應該的。　　

附舊文：《困難3年“餓死人”問題》

     一、我親自經歷的　　

1. 我家鄉“非正常死人”是1960年春天。主要是老人和病人。也有胃口非常好的中年人。 　　

1959年秋收之后，大部分糧食被國家收走了。當時說是蘇聯逼債，許多年以后才知道，我們四川的人民，自己“低標準、瓜菜代”，糧食調給了外省，“做出了特殊貢獻”。　　

上面派來檢查團。“積極上進”的干部布置，在倉庫里面堆些稻草，然后，面上倒上稻谷，說明生產隊糧食還有很多。　　

所以，1960年春天，有人“餓死”。　　

大米大部分給了國家，糠留給集體，糠是用來喂豬的。一般人“低標準、瓜菜代”，可以過；有的人胃口大，吃不飽就搞來“糠面面”吃。“糠面面”，其實營養很豐富的，但是，必須搭配適量。我87歲的岳母說，當年死的人不是餓死，是吃糠拉不出來漲死的。這話有道理，但可能有些片面。因為我知道，我的爺爺，1960年春天去世，享年72歲，他是因為饑荒把身體拖虛弱了，沒有扛過來的。我的外婆，也是這樣的。說餓死，不準確，說“非正常死亡”比較確切。　　

有了教訓，從1960年小春麥收之前開始，農民就“偷收”；麥收時也“偷”；到秋收時，也是先“偷收”，甚至沒有怎么成熟就開始“偷”，產量當然不高。怎么“偷”？這里不說了。為什么我用“偷”？因為我不認為是偷，而是農民對“共產風”的抵抗。　　

——所以說，因為有了“經驗教訓”，1960年小春麥收之后，就基本上沒有“非正常死亡”了。　　

國家倉庫里面有糧食，就在我們生產隊范圍內，沒有“保安”看守，但是，沒有人去偷，更沒有人去搶。　　

2. 我們學校的同學沒有“非正常死亡”的。　　

二、聽見的　　

我讀書、工作幾十年，接觸過全國各地的人，說“餓死過人”的，省外只有河南。而且我給人說“餓死人”時，許多人將信將疑，以為我嚇唬人。不過，那是30年前。現在，許多人半信半疑的是“餓死幾千萬”。　　

當然，我相信，別的地方也會有人“非正常死亡”。只是我沒有接觸到而已。比如，劉少奇同志最早“發現”的那個“人民公社典型”——河北徐水，不知道“非正常死亡”多少人？　　

三、說我手里的資料　　

      我手里一本書《核路話郵》，是我認識的兩個老同志寫的，里面講到他們親自經歷的有關內容如下：　　

我國第一個原子能聯合企業，1958年在戈壁灘大沙漠開始建設。1960、1961年最困難，每人每月20斤口糧，3萬人，副食少，沒有野菜、樹皮可以采摘，所以，曾經有近7000人浮腫（注：這個數據可能為了取得支援而有所夸大）。單位組織人到祁連山、野馬灘打野兔等。東北調來黃豆，甘肅支援糧食，國務院安排從各地調來雜糧，還通過各種關系，從許多地方調進奶粉、餅干、肉類等副食品。沒有人是“非正常死亡”的。就這樣，有些人請假回家也就不回單位了，加上動員“下放”回家的，總共有約5000人回到農村老家。也就是說，全國各地農村，許多地方比那個在大沙漠的企業要好！　　

綜上所述，我認為，四川、河南的農民“非正常死亡”人數比較多，別的地方少，甚至沒有，應該是真實的。河南，是因為領導要急切地出政績；四川，是因為領導“舍己救人”。　　

到底死亡多少，我沒有研究過，不應該說；但是，可以說，什么“餓死2000萬”，肯定是惡意夸大，信口雌黃；至于7000萬，無疑是別有用心、惡毒攻擊了。　　

“非正常死亡”并不就一定是“餓死”！只要有野菜、樹皮什么的，充其量就是浮腫吧，怎么輕易就餓死了？現在城市里面沒有野菜、樹皮，但有垃圾桶，所以，“非正常死亡”的也只是“凍死骨”之類，而不是餓死吧？工人礦難不見天日“絕食”，還堅持了多少天活著被救出來？請“精英”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