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制社會離我們有多遠
--------答就英國議會民主等問題答秦江華等網友問
我是個歷史愛好者，喜歡研究歷史，明朝歷史是我的最愛之一。也許是受毛澤東影響。毛澤東研究歷史是大家眾所周知的。記得他進北京的時候，就深情地對周恩來等同志說，我們決不學李自成，我們一定要考出一個好成績來。因此，“趕考論”就成為中國共產黨拒腐防變的經典故事。我喜歡明朝歷史，最初是受初中歷史教材的影響，因為歷史書上講，就在明朝中后期，中國社會商品經濟高度發展，并產生了資本主義萌芽，與西方社會是同期產生的。但是中國社會內部的資本主義萌芽最終沒有成長起來，西方倒是遍地開花，修成正果。這是我心中的一個結？不是說我希望中國走資本主義道路，而是說在當時中國（晚明時期）沒有從封建社會的泥潭中走出來，走上資本主義道路，以致使中國在后來西方列強的不斷欺服、侵略下變成了人人可憐的東亞病夫。成為國人的痛。
《明朝覆滅警示錄———官不逼民不反 民不強法不立》應當是我最近幾年思考的一個思想結晶。這里充分吸收了許多近年來其它網友們的思想成果。自從我的拙文在烏有之鄉發表后，受到了一些網友的關注，觀點被大家了解，感到欣慰。其中網友“秦江華”提出了一些不同于其它人觀點，希望我再寫一篇文章，比較一下中國人民代表大會制度與英國議會制度兩種制度的優劣。因此，我就再視準備再寫一篇這方面的文章。標題就是《法制社會離我們有多遠？》
一、歷史沒有如果，但有比較
大家首先來看網友秦江華對我的文章《明朝覆滅警示錄———官不逼民不反 民不強法不立》（以下簡稱《警示錄》）的評論：
先生言必稱如果，如果怎樣的…要知道歷史是沒有如果的…如果按先生之說法；如果當年蔣介石跟毛澤東重慶談判時蔣介石說：潤之老弟啊我們不要再打了，中國的江山我們兩平分好了，你做你統治區的主席，我呢做我的委員長。如果當年蔣介石對共產黨革命者說：革命者們同胞們我給們安排工作請你們不要再革命了不要瞎搗亂了…按先生之意推理如果當年蔣介石給些優惠政策給革命者老百姓的話那多年共產黨是不會勝利的…如果是這樣的話給點優惠了就不革命了那還有今天的這么多革命烈士嗎？還有毛澤東領導中國革命的勝利嗎？優惠政策也許是可以緩解一下社會矛盾可終究不可能阻擋歷史前進之潮流！歷史沒有如果的！你所向往的英國議會制不知道它要比我們的人民代表大會制要好嗎？希望再寫文章作下兩種制度的比較…
先討論我國人民代表大會與英國議會制度的比較。我認為兩者之間沒有可比性，因為這是兩種不同社會的民主代議制度，按理說中國的人民代表大會比起英國的議會制度要更優越性，因為社會主義畢竟是比資本主義處于更高一級的社會制度。我在《警錄示》中主要是拿晚明中國的社會轉型與同期英國的社會轉型作比較的。這種比較有它特定的歷史時期：從1628年明末農起義爆發到1688年英國光榮革命結束為止。如果大家有心致細看看我的博文《警示錄》的話，就能理解我的觀點。
歷史是沒有如果的，但是歷史有比較。比如說同是十七世紀初期，中國與西方社會的英國同樣發生了兩場革命，就產生了不同的結果。后者是封建社會制度被打破，君主立憲制取得了勝利，英國掃清了資本主義發展的障礙，走上了資本主義迅速發展的道路。而中國僅僅是完成了一次改朝換代，明王朝換成了清王朝，君主專制比起前朝來更加酷烈。這一東一西，難道就沒有比較性嗎？英國的君主立憲制比起我們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自然落后，但是比較代明而起的清朝君主專制來，自然要先進的多。
歷史上自然沒有如果，但是歷史常常給后人留下遺產的。著名的近古代民主主義啟蒙思想家黃宗羲寫下了《明夷待訪錄》，就是一本被歷史學家譽為比盧梭的《民約論》還要早100年的《人權宣言》。書中系統性總結了明朝后期的政治斗爭與思想爭鳴成果，批判了君主專制，呼喚民主政體，提出了當時市民階層的民權政治主張。那個時候，英國的議會民主還在與封建國王苦斗，遠遠沒有產生明顯的社會效果，中國大陸還沒有遭受西方列強的堅船利炮打擊，多數國民還沒有認識到自身社會制度的落后。在那個時候，我們的啟蒙思想家黃宗羲 就主張君主開明立憲，加強平等因素，擴大社會民眾對執政者的監督權力等近代民主政治思想。這說明在那個時期，這種思想已經有了它一定的社會基礎，在國民中已經發育了相當長一段時間。同樣證明在那個時候，中國也有朝著君主立憲、社會民主監督的方向發展的可能。
更何況，在明朝末年農民大起義爆發，明政府被推翻前，在江南一帶的工商業城市和工礦業發達的地區，曾經爆發了聲勢浩大的反礦監、反稅使運動。多次爆發市民反對“閹黨”斗爭。這些市民階層的斗爭，已經產生了不同于前代的斗爭形式。這是每一個熟悉明代歷史的同志都清楚的歷史史實。與同期西方英國革命爆發前的情形有異曲同工之妙。
通過對不同社會的橫向比較，我們真的還可以比較出幾個如果。在中國，蔣介石自然不會對毛澤東和共產黨人說，我給你安排工作，你們別搗亂了，但是十三世紀的英國貴族則會對被戰敗的英國國王網開一面，逼迫英國國王訂下《大憲章》，并以國王接受《大憲章》約束的條件繼續履行國王權利而告終。在1688年的光榮革命中，資產階級議會領袖人物也沒有象克倫威爾那樣廢除英國王室，或自代之任國王，而是挑選與原來的英國國王有血緣關系的荷蘭執政威廉繼任國王，在他們看來，重要的問題不在于由誰擔任國王的問題，而是國王這個職位能不能接受英國《大憲章》監督，接受英國議會民主政體的問題。
這是問題的實質。也就是說，從這一天起，英國徹底由君主專制走上了君主立憲。按我們的理解，也就是由權力管理向法制管理邁進。
二、權力管理與法制管理
什么是權力管理？就是主子對奴才進行的命令式控制管理。在這種管理模式下，主子發話就是經典玉律，奴才只有執行的份，沒有申辯的權利。執行的標準是由主子自定的，沒有奴才參與的機會。中國以前幾千年的社會，都是主子與奴才的社會，從來都是主子對奴才的控制。這種管理不僅是形式上的，而且還是思想意識上的。在他們的頭腦中，從來只有主子觀念與奴才觀念，沒有平等觀念。
比如說，有一個網友寫過這么一篇文章，《毛澤東逝世后中國人民又跪下去了》。按理說，中國人民在1949年后就站起來了，但是30年后，中國人又跪下去了，特別是最近三百多名教師的下跪，說明在中國人心理上，還遠遠沒有站起來的觀念。“主子與奴才”的觀念是很深厚的。
是的，我們國家的政治制度-----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是世界上非常優秀的政治制度，但是優秀的政治制度遇上滿腦子主子奴才觀念的國民，優越性能夠發揮出來嗎？
中國經歷了不少的改朝換代，過去的奴才推翻了現在的主子，自已做了主子，當然不是全部奴才做了主子，而是其中一部分或一個人，其它人仍然為奴才，這樣，朝代是改了，但是問題的實質沒有變化。明朝的農民大起義以及后來的清朝入關，中國的農民為推翻一個舊世界，流血犧牲，丟掉了多少人的性命，換來的只是一個新主子，自已的身份從來沒有變化。問題的實質就在這里。
如果我們比較一下英國，就會發現，英國十三世紀的大憲章誕生，問題不在于那時的國王，也就是國家管理權由誰來掌握的問題，而是這種管理權必須以接受以前的奴才-----貴族們共同制定的《大憲章》約束為前提。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國王的地位沒有有變化，但是曾經是奴才的貴族們通過《大憲章》有了說話的權利，可以平等身份，或半平等身份和國王說話。主子與奴才的身份關系多少有了改變。這在我們中國人看來是大逆不道的，但是這卻是人類歷史的一大進步，是尊重民意、依法辦事的開始。
不推翻國王統治，讓國王尊重大憲章，從實質上削弱了國王的權力，使治理社會由依靠權力向依靠法制方面的轉變。假如說，當時，英國的某一大貴族依靠武力戰敗國王，象我們中國古代歷史一樣，戰勝的一方迫使戰敗的一方退位，自已做了主子，那只是歷史周期律的再次輪回，主子與奴才的身份關系不會發生實質的變化。
大憲章簽署后，國王與貴族的斗爭仍然趨于激烈。英國國王約翰并不喜歡這個憲章。但是他懂得，在當時，不簽訂這個大憲章不行，因為他的統治能否繼續下去，完全取決于他是否簽訂這個憲章。英國國王約翰并不甘心其專制權利受到大憲章的限制，他在簽訂大憲章后感到十分后悔，隨時準備進行反撲，廢除大憲章。但是反對約翰的貴族和教士們也知道，他們的命運不僅取決于國王是否簽訂這個憲章，而且取決于國王是否遵守這個大憲章，以及國王下屬的法官、行政長官和其他的官員是否遵守大憲章。因此，他們隨時準備為捍衛大憲章而戰斗。
據有關資料介紹，就是在十三世紀國王簽訂大憲章之后，曾有一場持續半個世紀的激烈斗爭。有關資料這樣介紹：
果然，不久國王約翰就公開否認了大憲章。于是英國貴族和騎士又起而捍衛大憲章，內戰重新開始。很快約翰戰敗，1216年亨利三世繼位。英國貴族強烈要求新國王遵守大憲章。在貴族的壓力下，亨利三世被迫于1258年訂立“牛津條例”，承認大憲章，并把國家權力交給由貴族操縱的“15人會議”。“牛津條約”規定，非經“15人會議”同意，國王不能做出任何決定。“牛津條例”嚴重削弱了君權。
但是要真正實施“牛津條約”還需要進行戰斗。1263年，英國又發生了內戰。經過內戰，貴族的力量占了上風，“牛津條約”得以真正執行。這時傳統的僧俗大會在國家政治生活中開始發揮越來越大的作用。到1265年，英國國王召開僧俗貴族大會，這個大會就成為英國國會的雛形。[2](P53)這表明大憲章的人權思想促使了英國議會的誕生。
這里就要講到法制管理。什么是法制管理，就是某個國家或社會群體，依靠事先制定的法律規范為標準、框架來管理這個國家或社會群體內部事務，調協內部成員，特別是處理居于統治地位的管理者與下屬成員關系的群體管理方式。群體內部的成員，由于所處地位不同，對于法制管理的內含理解也不相同。
對于管理者來說，法制管理就是依照事先制定的法律規范對下屬成員的管理與約束。對于下層成員來說，說是要求上層管理者依照自已制定的法律規范約束自已行為的訴求。事實上，法制管理是對群體內所有成員的約束與管理。由于下層成員在事實上處于弱勢的地位，因此，法制管理一般就演變成下層成員要求上層管理者尊重法律、接受監督的政治行為。
英國的政治議會民主就建立在尊重憲章、尊重民意的基礎上。這種議會民主走過了維權護法、議會訴求與監督執法三個階段。從1215年至1265年，英國議會形成，是英國大貴族向國王爭取依法統治的階段。這一階級通過了激烈的武裝斗爭，斗爭的結果是處于統治地位的國王一方被迫從事實上尊重憲章，并誕生制約它的機構-----僧俗大會。第二階級是1640年有英國議會召開到1688年光榮革命，是不斷擴大基礎的議會選民不斷要求擴大在國家治理事務中的發言權，并參與制定國家政策-------即議會民主表決頒布法律的權利。這一階級主要成果是英國發生了光榮革命，通過《權利法案》，牢牢確立了議會民主在英國統治地位。
英國議會制民主政體所走過的道路不僅僅是英國議會這種代議制民主政體，而是要求統治者不斷尊重民意、尊重法律、多數表決、依法管理的精神。這種精神，從英國出發、來到美國形成三權分立的政治制度。又經過不斷演變，改進，最終形成了我們今天的人民代表大會政治制度。這是一個人類社會下層人民不斷爭取政治權力的發展歷史。
三、法制管理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需要我們不斷斗爭爭取。
今天，我們一談到依法管理，自然會想到立法、普法、執法等問題。近三十年來，我們一直在提倡法治民主，細數我們頒布的法律有多少部，幾乎覆蓋了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在普法與執法方面動靜就更大。可是效果如何呢？
社會發展到如此 “禮崩樂壞”的地步，問題的癥結在什么地方呢？我認為，首先在于對依法管理的認識。
依據上層管理者看來，依法管理就是制定詳細的法律條款對大多數下層人民進行約束管理。雖然在名義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但在實際上“刑不上大夫”的傳統觀念仍然頑固地存在。因此，面對下層人民違反法律時，就主動運用法律，提倡“依法管理”，在上層管理者自已或自已的親屬犯法時就運用“刑不上大夫”的傳統觀念，運用“官官相護”的傳統手段，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因此在實際執行過程中，留給社會成員的就是“法律是為下層老百姓”制定的這樣一個觀念。
綜合分析英國大憲章形成的歷史，我們可以看到，英國大憲章形成、議會誕生的歷史，就是當時處于奴才地位的大貴族不斷反抗國王暴政，要求國王遵守憲章的歷史。用我們今天的話說，就是領導干部自已首先守法。如果不守法，英國的辦法就是發動下層人民反抗，迫使國王守法。因此，在英國，在隨后的美國等國，處于高層管理地位的領導人員首先守法，這已成為習慣。
總結西方社會民主法制的形成歷史，我們可以這樣認為，民主首先是處于下層的社會成員通過群眾運動、街頭運動、罷工罷市甚至激烈的武裝斗爭要求甚至迫使統治者尊重已定的法律，并給予下層人民一定的政治權利，以便下層人民能夠訴求自已的政治經濟利益要求，改善生活生產條件的政治行為。從1215年大貴族迫使國王簽訂大憲章開始，到1688年光榮革命，再到19世紀初的英國憲章運動，只到最近的歐洲國家此起彼伏的群眾運動，都說明，民主選舉范圍的擴大、政治權利的相應擴大，上層統治者對法律的尊重，國家對國民各項福利事業的投入、國民工作條件的改善等等都是伴隨著群眾運動、群眾斗爭的歷史。如果沒有下層人民的堅決斗爭，處于上層的統治者決不會自已發善心把這些送給人民。
現在，還有不少人問這樣的問題，我們要發展，究競是要靠群眾運動，還是靠民主法制。其實，這兩者我們都要。民主法制是保障我們所有社會成員安居樂業，發展事業的秩序管理基礎。群眾運動是保障民主法制體系正常運行的有力約束。兩者是相符相承的。由于一個團體、群體內部的上層管理者有時不太喜歡尊重法律，尊重秩序，因此，就需要內部成員通過各種方式，甚至是群眾運動迫使上層管理者尊重法律，依法辦事。群眾運動是必須的，但群眾運動是以敦促上層管理者尊法守法為目的。這就是群眾運動與法律民主的有機結合。
如果，這種斗爭超出了一定的限度，或上層管理者行使其擁有的管理權力對下層人民進行鎮壓，迫使人民走上官逼民反的道路，或者下層人民在群眾斗爭中出現過火行為，其要求大大超出了法律規定的范圍，都可能會導致群眾斗爭失控，走上內部混亂或群體解體的道路。
我在的博文《警示錄》中這樣說，“民不強則法不立”。說的就是這個道理。我們的領導人固然是一些有道德行為高尚、有遠大理想的仁人志士，但是由于歷史及傳統的因素，也會有許多行為惡劣之輩混入國家公務員隊伍中來，會玩老爺主子的威風，壓迫我們的老百姓。這在這個時候，如果不是通過自身斗爭，團結起來共同維護自已應得的權利，那些官老爺們通常不會自動收起劣行，改邪歸正。我們需要法律的保護，但是法律是通過我們堅決的斗爭才能迫使官老爺們尊法守法的。如果一味地等待某個大老爺施舍開恩，憐憫一下我們這些受苦受難之人，機會實在是太小太小了。這就是民不強法不立的具體例證。
還有一些人，不惜鋌而走險，揭竿而起，英勇反抗統治者的壓迫，但是在反抗過程中，他們又容易做出燒殺搶掠的過激行為來，嚴重侵犯其它群眾的利益，造成惡劣的影響。同時，他們也沒有象英國人維護大憲章那樣明確的政治目標，或者將仇家一殺了之，或者自已取而代之，當起了那些統治者以前扮演的角色，壓迫起以前和他一樣的人來，或者被統治者剿滅。等等。血流了，命搭出去了，但是沒有推動社會進步。
主子奴才的意識一直不能改變，法律面前人平等的意識不能真正樹起來，不能依靠自已的堅決斗爭去維權，那么真正的法制社會還離我們很遠很遠。
四、李自成的悲劇
有人問，明朝滅亡的最大悲劇是什么？我認為是李自成不能找到一條真正革命者的道路，不能通過人民起義或革命來推動社會轉型。就象華盛頓一樣，通過美國的獨立戰爭來建立一個全新的資本主義社會。或者象英國資產階級革命一樣，建立一個近代政治民主制度。
明朝是中國古代商品經濟高速發展的時期，那個時候已經產生了資本主義萌芽。商品經濟再往前發展，就需要社會上民權意識的覺醒，需要許多來自下層的人民共同參與國家政務，建立源于下層人民監督約束的民主法制社會。明代的中國已發展到封建社會的晚期，它已對新生的商品經濟發展造成阻礙，明朝的滅亡是早晚的事，但是中國新生的經濟形態-----資本主義萌芽未能通過人民群眾的革命來推動，這實在是中國的悲劇。
也許，當時的李自成沒有遇上主張近代民主思想的黃宗羲，沒有讀到《明夷待訪錄》，也許是當時的中國人民還沒有覺醒，幾千年的主子奴才意識仍然牢牢地禁固著中國人的頭腦，總而言之，人人平等的民主思想仍然沒有到來。結果一場革命發生了，仍然是一場新主子換舊主子的戰爭，社會的實質仍然沒有改變。這才是李自成的悲劇。
不過李自成的血也沒有白流。三百年后，毛澤東同志吸取了李自成的教訓，發出了“決不當李自成”的號召，并力求中國共產黨人一定要考出好成績來。這是中國共產黨至今能夠交出一份完美歷史答卷的歷史教訓基礎。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近三十年來，毛澤東一再教育人民群眾，通過群眾運動，力圖喚醒中國老百姓的政治意識，一改傳統的“主子奴才”觀念，走“民強法立”的人民民主道路。
雖然歷史曾有曲折，但是發展的趨勢則是必然的。什么時候，人民的政治民主意識覺醒了，什么時候，真正的法制社會就會來臨。
五、最后申明
以上是我個人的觀點。最后我申明一點，我決不會拿英國的議會政體與中國的人民代表大會比來比去。我是拿英國資產階級革命期間英國中下層人民群眾的民主意識覺醒與爭取法制權利與中國的改朝換代作比較。其目的也在于幫助一些思想糊涂的人認清民主與法制不能在中國社會踐行的原因在什么地方。并正確處理群眾運動與民主法制的關系，通過破除主子奴才意識，喚醒群眾民主意識，樹立自由平等觀念，加強群眾維權，推動法制進步。這樣，才有可能推動中國社會真正轉型，使真正的民主社會到來。
參考其它文章：
「 支持烏有之鄉！」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