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岸關系：大陸對臺“讓利”“示好”不能與和平統一的目標背道而馳

悟實蜃輝

近年來，兩岸經濟關系獲得了巨大發展，“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ＥＣＦＡ）正在商簽，外交已經“休戰”，臺灣已經第二年獲準參加世界衛生組織（ＷＨＯ）的活動。2010年兩會上，還提出了對臺“兄弟讓利說”。
然而，在這種情況下，兩岸政治統一卻陷入停滯狀態，甚至還有倒退。港媒提醒說，“大陸在一片熱心付出的同時，應換雙冷眼來審視兩岸發展的路徑。”“熟知內情的人士透露，以往多次惠臺措施未能得到臺灣當局善待，實惠落實阻礙頗多，并且許多利好被中間商截取，真正落到農民身上的好處并不顯著。”關鍵的是，我們發現，大陸大幅對臺讓利的后果是臺灣購買了更多準備與大陸作戰、攻打大陸的武器；給臺灣更大外交活動空間的結果是這些空間成了臺灣獲得國際獨立地位的立足點，導致兩岸政治關系倒退，臺灣要實現“和平獨立”。
這里我們需要考慮的一個問題是，大陸向臺灣“讓利”“示好”，本來是為了通過發展臺灣經濟，加強兩岸關系，促進和平統一的，但現在這些行動成為臺灣大批軍購的財源、和平獨立的平臺，和平統一越來越難實現。這樣做的結果是不是與向臺灣示好以促進和平統一的初衷背道而馳了呢？如果是這樣，大陸就需要重新考慮對臺政策了。
我們必須有一個底線，就是：大陸對臺“讓利”“示好”的結果不能與和平統一的目標背道而馳。
那么，怎樣打開政治僵局、推進和平統一？下面是筆者的一點思考，并不成熟，希望與關注此事的網友共同切磋。歡迎轉載。內容有三部分：

一、中華民族根深蒂固的統一觀念與臺灣歷史和兩岸分立
二、美國因素與兩岸分裂和兩岸關系的曲折發展
三、統一兩岸，三個問題如何解決
1、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什么關系
2、外蒙古問題
3、美國對待中國統一的態度問題

一、中華民族根深蒂固的統一觀念與臺灣歷史和兩岸分立

說起兩岸統一，需要從中華民族根深蒂固的統一觀念和兩岸關系的歷史說起。
中國歷史大多時候是處于統一狀態的，民族、國家統一觀念根深蒂固。在古代東亞，中國長期是唯一的成熟國家，而周邊則是蠻荒部落。從秦開始，東起遼西，經河套、陰山、河西走廊，直到天山南北地區的農牧經濟區逐漸形成。秦的北伐與西征，為后來大漢朝漢武帝北伐和西征收復失地奠定了心理基礎，祖先所開辟的疆域即為中華版圖，在中國內部戰亂之時丟失的疆域，后人在強盛之時必須收回，這種信念被炎黃子孫所繼承，永遠不會動搖。
臺灣自古以來就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公元3世紀和7世紀，三國孫吳政權和隋朝政府都曾派萬余人去臺。17世紀后，中國人民在臺灣的開拓規模越來越大。到17世紀末，大陸赴臺開拓者超過10萬人，1893年達250多萬人。開拓者帶去先進的生產方式，大大加速了臺灣整體開發的進程。這一史實說明，臺灣和中國其他省區一樣，同為中國各族人民所開拓所定居，是中國的固有領土。
15世紀后期，西方殖民者開始在海外大肆掠奪殖民地。17世紀臺灣淪為荷蘭殖民地，1662年，民族英雄鄭成功率軍進攻臺灣，驅逐了荷蘭殖民者，結束了荷蘭對臺灣的38年殖民統治。1683年，清軍進軍臺灣，設置臺灣府，隸屬福建省，從此臺灣置于清政府管轄之下。
中國滿清時代，世界興起資本主義新制度，中國卻繼續在封建社會里彳亍蹣跚，結果淪為資本主義列強的獵物，中華民族受盡侵略蹂躪，羞辱摧殘，割地賠款，慘遭瓜分，國家四分五裂。1894年，日本發動侵略中國的“甲午戰爭”，清政府戰敗，在日本威迫下簽訂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割讓臺灣、澎湖列島給日本，從此日本占據臺灣達50年之久。
在偉大的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孫中山先生領導下，1912年1月1日，中華民國成立。但是，接替他的卻是一個反動人物蔣介石。蔣介石背棄孫中山先生的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發動反革命政變，殘酷屠殺共產黨人和革命人士，對內獨裁，對外依靠帝國主義。
反法西斯戰爭即將勝利的1943年，中、英、美三國簽署的《開羅宣言》，和1945年有蘇聯參加的《波茨坦公告》都明確規定：“確認臺灣（含澎湖列島）是中國領土的一部分，日本戰后必須將其歸還中國”。據此，1945年10月25日，臺灣、澎湖列島“歸還”中國，臺灣終于回到祖國懷抱。然而，由于蔣介石在抗日戰爭后不愿與中國共產黨和平共處，在美帝國主義支持下發動中國內戰，最終又在戰爭中敗北而退往臺灣。在美帝國主義發動朝鮮戰爭之后，國民黨政權得到一個殘存機會。結果造成國家分裂，兩岸對立。但中華民國政府從此只能滯守中國的一隅，淪為中共寬容之下美國強權的附庸。

二、美國因素與兩岸分裂和兩岸關系的曲折發展

實際上，兩岸分裂是美帝國主義一手造成的。美國從19世紀起就有圖謀臺灣之心，只是未等到機會而已，這方面的研究已車載斗量。抗戰勝利后，在美帝國主義支持下，蔣介石發動了中國內戰。美國出錢、出槍、出飛機大炮、出戰爭顧問，妄圖消滅中國共產黨，消滅中國革命，將蔣介石政權培植為美帝國主義的遠東看門人。在國民黨軍隊敗退臺灣后，中華人民共和國1949年成立，宣布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為中國唯一合法政府。
但是，美國并未認識到中國人民堅決的反帝力量，認為蔣介石“無能”，于是直接與中國共產黨交手，于1950年發動了朝鮮戰爭，妄圖扼殺社會主義中國于搖籃之中。美國雖然戰敗，但戰爭卻給美國創造了謀取臺灣的機會，于是美國開始炮制臺灣由美國或聯合國托管的計劃。由于當時美國正軍事占領日本，日本成為美國附庸，美國于1951年主導了由日本附合、中國并未參加的所謂《舊金山和約》。在所謂的“和約”里，它只說明日本“放棄”臺澎西南沙，卻不再寫明“歸還”中國，其目的就是要在臺灣制造一個美國的附庸政權。時任美國國務卿杜勒斯告訴中華民國駐美大使顧維鈞：“如果美國把臺灣單純地看作中國領土，美國派遣第七艦隊進入臺灣海峽便師出無名。”美國達到了把殘存臺灣一隅的中華民國納入保護國的目的。1954年，美國與蔣介石集團簽訂了《美臺共同防御條約》，武力“協防”臺灣。而且操縱聯合國，由蔣介石集團占據中國在聯合國的席位。釣魚島一直是中國領土，二戰后由美國托管，1972年美國將琉球群島移交日本時，竟一并將釣魚島劃歸日本。同時美國尋找一切借口阻撓中國走向統一。“美國在朝鮮戰爭爆發后出兵臺灣海峽直接干預中國內政，無疑是導致兩岸分隔的最重要外部因素。多年來，美國一直將臺灣作為‘不沉的航空母艦’，使之成為西方對中國大陸實施圍堵戰略的重要一環。”
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為了爭取恢復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做出了長期不懈的努力。1971年10月，第26屆聯合國大會以壓倒多數通過了阿爾巴尼亞、阿爾及利亞等23國的提案，中華人民共和國正式作為中國在聯合國的唯一合法代表，擁有中國在聯合國的一切合法權利，并立即把蔣介石集團的代表從聯合國驅逐出去。五星紅旗終于在聯合國總部大廈升起，美國的反共政策再次遭到打擊。
20世紀70年代，美蘇軍力失衡。在蘇聯的威脅面前，美國1979年與中國建交，被迫與臺灣斷絕外交關系。但它干涉中國內政、謀取臺灣的賊心不死，同時又拋出《與臺灣關系法》，繼續阻止兩岸統一。
維護國家的統一和領土主權完整是一個主權國家的神圣權力。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從未放棄統一國家的努力。在海峽兩岸處于軍事對峙的年代，中央政府提出“一定要解放臺灣”的口號，進行了不懈努力。20世紀70年代國際形勢緩和后，和平統一有了條件。1979年元旦，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發表《告臺灣同胞書》，宣布了和平統一祖國的方針，并提出通過商談結束軍事對峙狀態，以便為雙方的任何一種范圍的交往和接觸創造必要的前提和安全環境，并盡快實現通航、通郵和通商（即“三通”）。在輿論壓力下，1981年，臺灣當局由“絕不接觸、絕不談判、絕不妥協”的“三不政策”轉向所謂“以三民主義統一中國”方案，開始了間接的“小三通”和科學、文化、經濟、體育交流。
1984年，鄧小平提出了“一國兩制”解決香港問題的戰略設想，為統一祖國開辟了新道路，也對臺灣當局產生了巨大沖擊。“一國兩制，和平統一”順應歷史潮流，深得人心，為越來越多的炎黃子孫所接受。在形勢壓力下，臺灣當局被迫調整大陸政策，于1987年開放臺胞到大陸探親。1991年正式終止軍事對峙狀態。1992年，大陸海協會與臺灣海基會達成“一個中國”的“九二共識”。雖然“一個中國，各有表述”，但雙方已“交流、對話、擱置爭議”。1993年大陸海協會會長汪道涵同臺灣海基會董事長辜振甫在新加坡舉行了歷史性的“汪辜會談”。1997年和1999年，香港和澳門在“一國兩制”原則指導下順利回歸祖國，為臺灣回歸做出了榜樣。2001年元旦，金門和馬祖與福建沿海實現客運直航，實現兩岸小規模的通航、通郵和通商。
1999年美國轟炸我南斯拉夫使館后，李登輝在接受“德國之聲”記者采訪時突然宣稱：臺灣當局自“1991年定憲以來，已將兩岸關系定位為國家與國家，至少是特殊的國與國之間的關系”。這是臺灣當局首次毫不避諱地公開否定長期以來達成共識的“一個中國”原則，破壞兩岸關系穩定的基本框架。
2001年4月1日，美國軍用P-3C偵察機在南海撞毀中國飛機，之后布什批準了一大宗售臺武器的提案（130億美元）。24日，布什公開表示，如果臺灣遭到攻擊，美國將“盡其所能地協防臺灣”，從尼克松以來，還沒有任何一位美國總統作過這樣的表示。這些事情自然放縱了陳水扁當局的“臺獨言行”。2009年10月，陳水扁因貪污被臺灣法院一審判處無期后，向美國軍事法庭“請愿”，將自己定位于美國軍政府在臺“代理人”，說自己在任期間“皆奉美國在臺協會的指示行事，‘即使這些指示不符合總統的決策’”，因此要求美國軍方出面，飭令“現任臺灣民政首長”撤銷他的徒刑。結果2010年1月19日，臺灣“檢察總長”陳聰明因扁案被彈劾辭職。陳聰明發表聲明指出，有人持續不斷地攻擊他及特偵組同仁，讓他深感痛心和抱屈。看來陳水扁有可能咸魚翻身了。
中華人民共和國堅持走和平統一道路，但并不放棄使用武力的承諾，因為外部勢力的干涉，有可能造成國家民族的長期分裂狀態。1995-1996年，為抗議李登輝一系列轉向法理臺獨的舉動，中國大陸舉行軍事演習行動。1996年3月，美國居然向臺灣附近的國際海域派出兩支航空母艦特混艦隊，向中國炫耀武力，以“確保中國在臺灣海峽的大規模軍事演習不會失控”。陳水扁當政期間，臺獨愈演愈烈。2005年2月美日外交和國防部長“二加二會談”將臺灣納入日本“周邊有事”的武力干涉范圍。為防范臺獨，2005年3月，中國共產黨總書記胡錦濤提出新形勢下發展兩岸關系的四點意見，第十次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通過《反國家分裂法》，首次明確提出在三種情況下中國大陸可使用非和平方式達到國家統一。4月，胡錦濤與中國國民黨主席連戰實現歷史性會晤，共同發布“兩岸和平發展共同愿景”，以開創兩岸的和平、穩定與發展。6月，臺灣與俄羅斯簽署了研發衛星的密約（2009年11月曝光）。2006年，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說，根據聯合國大會2758號決議，“臺灣地位已定，是屬于中國”，美國馬上讓潘基文更改了說法，毫不含糊。2008年3月，在馬英九上任前，美國在臺協會主席薄瑞光拜訪馬英九，建議兩岸對話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處理三通、陸客來臺問題；第二階段討論經貿問題；第三階段再觸及兩岸和平協議，減少軍事威脅參加國際組織。第三次江陳會之前討論的議題屬于第一階段，“經濟合作架構協議”屬于第二階段。按照這個建議，三步走完也就完成了“和平獨立”。
2008年5月上臺后，馬英九政府正是按照這個“建議”實施統治的。上任伊始，馬英九就提出“外交休兵”。他們清楚，在陳水扁執政期間，臺灣雖然極力在全球開展金元“烽火”邦交，還是丟失了六個邦交國。截至2008年11月15日，大陸已同世界上171個國家建立了外交關系，支持臺灣的國家只剩23個，而且大多是貧窮小國。在與大陸外交戰只輸不贏的結局下，只有“休兵”才是上策、才是明智之舉，才能保“邦交”。沒有了“邦交”，臺灣也就失去成為“獨立政權”的依據。如果與大陸政府在外交上繼續交戰，臺灣會因資源懸殊遭到外交上更快的全軍覆沒，反而是在“休兵”的情況下能夠維持現狀，為自己的外交保留下僅存的空間。馬政府這樣做，既避免了外交消耗，又顯示了臺灣的較高姿態，卻給大陸政府出了一個進退維谷的難題：繼續“進兵”則喪失道義，疑與自己倡導的“和平統一”政策自相矛盾；回應“休兵”則可能導致外部勢力更大的插手空間和統一期限的更難確定：而這正是美國策劃和樂見的結果。
2008年8月，拉美國家巴拉圭宣布不再在聯合國投票支持臺灣，希望與大陸建立外交關系。但為了回應臺灣外交休兵動議，大陸表示暫緩。9月，哥斯達黎加總統在訪問西班牙時表示，中美洲其他國家沒有與中國建交是“一個錯誤”，鼓勵這些國家與中國建交。2009年3月，薩爾瓦多新當選總統宣布于6月就職后考慮與大陸建交。大陸與對待巴拉圭一樣，要薩國“暫緩”。
2008年9月17日，美國駐聯合國代表團在網站上發表聲明，明確表示支持臺灣有意義參與聯合國專門機構，堅定支持臺灣成為世界衛生大會（ＷＨＡ）觀察員。到2009年3月，大陸已經同意臺灣以“中華臺北”名義“逐年參與世衛”。4月，大陸同意臺灣以“觀察員”名義參與ＷＨＡ。4月28日，世界衛生組織（ＷＨＯ）去函邀請“中華臺北”“衛生署”參加本屆世衛大會。5月18日的世衛大會上，大會名錄顯示，中華臺北列在觀察員欄位，與中國是分開的。這是讓臺灣獨立參與世衛的征兆。臺灣代表的出席也引起國際媒體廣泛關注。2010年3月22日，臺灣“衛生署”再獲世衛邀請。
2008年8月，北京主辦了第29屆奧運會。這屆奧運會，組織工作無懈可擊，開閉幕式場面壯觀，體育設施更是超級一流，產生了震撼世界的效果，獲得世界各國廣泛贊譽，大大提高了中國中央政府在世界上的形象和地位。臺灣作為地區代表隊參加了這一盛會，并獲得4枚獎牌，大陸作為國家代表隊獲得了整整100枚獎牌，其中金牌51枚，比排名第二的美國多了15枚。
奧運會后，臺報文章《奧運不只是奧運》認為，“這次中國欲向世界展現的”，“是整個國家的形象與方向。臺灣在跨海參與這場奧運后，其實不必太過在乎獎牌的多少，而亦應思考整個國家的優勢何在與發展方向！”這說明，臺灣也有媒體在為國家民族的發展做積極的宣傳。
2008年8月，在“8.23”炮戰50周年紀念儀式上，馬英九對全臺灣發表宣言，表示要將“20世紀的殺戮場變成21世紀的和平廣場”，將金門和廈門建設成“和解、和平、合作之門”。 和平的象征之一是建設一座連接雙方的大橋——金嶝大橋。
在此基礎上，臺灣大力與大陸緩和關系。2008年9月，馬英九重申“九二共識”，明確兩岸不是“國與國的關系”，而是一種“特殊關系”。10月，馬英九表示努力在任內簽署兩岸“和平協定”。11月，大陸海協會會長陳云林實現歷史性訪臺，敲定了兩岸直航“大三通”，陳云林與馬英九也實現歷史性握手。12月，“大三通”開始，象征兩岸和平的大熊貓抵臺，“行政院陸委會”還召開了從1998年以來已經停辦10年的“大陸工作會議”。2009年3月，臺灣先是出臺《四年期國防總檢討報告》，為“守勢防衛”戰略定調，明確宣布臺軍“不開第一槍”，公開否認陳水扁時期的“先發制人”、“決戰境外”、“以武謀獨”的軍事戰略，決定大幅裁軍3成、拆除反登陸設施，并將每年一次的軍隊實戰演習減少到兩年一次。后在公布2009年度“兵推”軍演計劃時，一改扁時代四次演習想定大多是兩岸軍事沖突的情況，把年度軍演計劃調整為“島內重大沖突事件”，并明確了“不以解放軍為假想敵”，名稱也由“玉山兵推”改為“中興兵推”。同時，馬英九政府拒絕了達賴的“訪問”。4月，臺灣政府機構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發布消息，稱“赴大陸地區不等同于出國”。6月，臺灣當局推廣漢字正體字（繁體），馬英九提出“識正書簡”要求；提出臺灣和大陸合編“中華大辭典”。這表現了臺灣主流社會對民族國家統一的積極態度。
2008年年末，在紀念《告臺灣同胞書》發表30周年的座談會上，中共中央總書記胡錦濤公開回應馬英九政府，表示在一個中國原則的基礎上，協商正式結束兩岸對立狀態，達成和平協議，構建兩岸關系和平發展框架。胡錦濤提出，兩岸可以就在國家尚未統一的特殊情況下的政治關系展開務實探討。提出了包括增進政治互信、推進經濟合作、建立軍事互信、擴大各界交流等六點意見。并提出只要民進黨改變分裂立場，大陸愿意做出正面回應的嶄新立場。2009年元旦，在新年賀詞中，胡錦濤再次強調了“和平統一、一國兩制”的方針，呼吁兩岸終結敵對歷史。胡錦濤的講話，展示了中央政府的信心，提高了對話高度。
但是，林欲靜而風不止，海想平難避颶風虐。兩岸要和平統一的趨勢一顯，不甘心對中國干涉失敗、一心企圖謀取臺灣的美國急了，立即逼迫臺灣購買大量“抵御解放軍攻臺”的武器裝備。2008年8月28日，美國突然向臺灣“出售”9000萬美元的反艦導彈，這是本已“凍結”的2009年的軍售計劃，現在提前“交貨”；29日又給兩岸關系劃了“二不”界線（不能暗示中國對臺灣擁有主權、臺灣國際活動不能由北京來最終同意——言外之意，臺灣主權和國際活動只能由美國決定）。10月，決定“售”臺價值65億美元的先進武器。這是美國在2001年批準、曾被凍結的130億美元軍售的一半。2009年1月26日，美國雷神公司“獲得”臺灣一筆1.54億美元的合同，協助臺灣升級“愛國者”導彈系統。30日，美國決定加強臺灣的軍事現代化，要求臺灣將130億美元軍購計劃完成。
2009年3月，美國刻意渲染大陸軍力，制造臺海緊張假象，并直接介入臺灣軍演，逼兩岸對立。結果導致臺灣在遭受嚴重經濟危機，大陸正攜助臺灣共渡難關的情況下，臺灣卻拋出了750億元天價軍購清單，空軍要購買空中加油機，配合戰機攻擊大陸內陸。同時提出了與馬政府“守勢國防”定調背道而馳的兩岸軍事交流新前提，包括中共先放棄對臺動武、撤除對臺飛彈、去除“一中”框架等三要素。臺灣經建會否決了興建金嶝大橋的計劃。2009年4月，美國國務院討論了派遣陸戰隊進駐美國在臺北辦事處的問題。美國在臺協會（AIT）計劃在臺北新建的辦公場所駐扎海軍陸戰隊，這是自1979年中美建交撤軍以來首次計劃重新駐軍臺灣，嚴重違背中美建交公報，標志著中美關系的極大倒退。同時美國前亞太事務助理國務卿幫辦謝淑麗在臺北表示：“臺灣是一個民主國家，如果政府不能在政治爭議高的議題上整合朝野政黨的意見，則人民會用選票表達他們的意見”。7月，陸委會主委賴幸媛訪問美國，表達了與美國保持一致的意見。同時美國專家在“臺灣國際空間”研討會上提出了兩岸在聯合國“一國兩席”的提議，這是將臺灣獨立國際化的啟動步驟。也是此時，民進黨開除了參加第五屆兩岸經貿文化交流的前“農委會主委”范振宗、前“立委”許榮淑。但是國家對此麻木不仁，沒有任何反應。8月臺灣南部受臺風重創，但臺當局不許大陸派人、飛機救援而讓美軍救援，接著邀請達賴去臺訪問，9月高雄電影節放映“疆獨”影片。10月，由全球知名民間智庫麥克阿瑟基金會資助的臺灣“麥克阿瑟安全研究中心”在臺灣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系研究中心宣告成立，它在3年內將接受麥克阿瑟基金會55萬美元的資助。中心執行長劉復國說：“這項研究計劃把重點放在研究建立兩岸和平共存的新方法上。”換句話說，就是研究臺灣“和平獨立的新方法上”。之后馬英九表示，臺灣從美國購買更多武器是自衛的，大陸必須先撤除飛彈兩岸才能談和平協議。民進黨則表示，馬英九要求大陸僅僅撤除飛彈是不夠的，應要求銷毀飛彈才有意義，并下令臺灣所有政府官員在大陸尚未撤除飛彈前不得與大陸談判兩岸和平協議，同時必須明確簽署和平協議是國家對國家、政府對政府的議題。未來簽訂ＥＣＦＡ（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要以經濟議題定位，不能出現“一個中國原則”等語言——如果大陸同意這么做，不等于放棄了“九二共識”嗎？
這里我們需要考慮的一個問題是，大陸向臺灣示好，讓臺灣賺取大陸的錢，給臺灣更大的活動空間，本來是為了通過發展臺灣經濟，加強兩岸關系，促進和平統一的，但現在這些錢卻變成了準備與大陸決戰的武器裝備，導致兩岸政治關系倒退，和平統一越來越難實現。這樣做是不是與向臺灣示好以促進和平統一的初衷背道而馳了呢？如果是這樣，大陸就需要重新考慮對臺政策了。
2009年11月，“兩岸一甲子”學術研討會在臺北舉行，中國人民解放軍退役將領、中國孫子兵法研究會名譽會長李際均表示，部署飛彈是因應中國整體國際戰略、防止外來勢力阻撓統一大業的需要，并不是針對臺灣人民，“要求大陸撤除飛彈只能是結果而不是前提”。臺灣方面有人表示，“現在對國民黨來說統一不能是目標，只能是一個選項。”民進黨籍人士強調，和平協議就是統一協議，要為和平協議劃出紅線，北京如踩紅線，“大家就翻臉”——要簽和平協議就翻臉，不準和平！這是多么無賴的舉動！連兩岸和平的底線都不要了——很明顯，這些都是對兩岸關系和諧發展的沉重打擊，也是美國幕后操縱的結果。
臺報報道，2009年10月中下旬，在馬英九出任國民黨主席前夕，亞太和平研究基金會董事長趙春山在美國戰略與國際問題研究中心的研討會上公開表示，兩岸進入政治對話應具備三要素，依序為MOU（兩岸金融監理備忘錄）和ECFA（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臺灣內部形成共識，以及取得美日等國的支持。沒過幾天，亞太和平基金會副執行長陳一新又透露，美國決定開始介入兩岸政治對話，并向臺灣提出三階段論。由此可以看出，是美國一直在把握著主動權。
為什么不把大陸撤除飛彈與臺灣停止購買武器掛鉤？為什么單方面要求大陸撤除和銷毀飛彈？說白了，臺灣必須獨立才能簽署和平協議。但同時，臺灣海峽兩岸觀光旅游協會首任駐北京辦事處成立，這是兩岸分治60年來首次相互派任官員代表；同時軍方透露，臺“國防部”已租到能夠及時、同步監控大陸軍事動態的間諜衛星，而且已經運轉多年，“接收的衛星照片解析度為0.6米”，對大陸的軍事動態，“想拍什么就拍什么”，“為了培養衛星照片判讀能力，以及衛星監控技術，軍方已多次派員赴美受訓。”10月，媒體報道“美列清單”，未來10年臺灣“需軍購上萬億元”，以建立“有效嚇阻，防衛固守”的戰力。2010年1月7日，美國國防部宣布售臺先進的“愛國者”防空導彈。1月29日,美國宣布了包括“愛國者”導彈、“黑鷹”直升機以及F-16戰斗機群所使用通信設備在內的60多億美元軍售，為的是完成布什政府通過的130億美元對臺軍售計劃。中國宣布暫停中美兩軍互訪交流活動。
在2009年年初，菲律賓、日本、馬來西亞等幾個國家公然違背其在南海問題上簽署的《南海各方行為宣言》，紛紛對中國領土提出主權要求時，臺灣人民看到了美國“協防臺灣”的真面目。輿論認為，中國無論橫看豎看都是強國、大國，有什么理由被日本、菲律賓、馬來西亞“以弱凌強”、“以小欺大”呢？關鍵原因就是兩岸對峙以致“鷸蚌相爭，漁翁得利”，而兩岸對立的根本原因在于美國“協防臺灣”。
2009年到2010年初，日美就2006年達成的普天間基地搬遷問題矛盾激化，日本要求基地遷出沖繩，美國則堅持遷至沖繩附近海濱地區名戶市。媒體認為，“一旦臺海出現緊急事態，駐沖繩海軍陸戰隊對美軍來說必不可少。”可見美國一直保持著對中國的武裝威懾，時刻準備護衛臺灣，阻止中國統一。
目前，兩岸關系走入正規，但還存在很多變數。為了促進兩岸交流，增加感情，大陸應該主動與臺灣發展關系，把握主動權，控制發展進程。比如可以與臺灣當局聯手進行一些共同的活動。如與臺灣當局聯手成立機構清算日本法西斯罪行，兩岸聯手對海疆進行巡邏，對一些資源進行開發，等等。2009年1月開始的兩岸故宮博物院進行交流活動，4月兩岸攜手勘探南極的計劃等等，都是很有益的。2009年4月15日，臺中市長胡志強到訪香港，與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曾蔭權會見。胡志強表示，希望加強福建、臺灣、香港、廣東四地間人流、物流聯系，構建類似波士頓、華盛頓、紐約特區的大區域，在國際市場上提升競爭力。
2009年11月，奧巴馬對中國進行了上任后的首次訪問，雙方發表的《聯合聲明》中沒有提及分裂臺海的《與臺灣關系法》。有人認為美國的兩岸政策可能發生松動，美國有可能“促使兩岸和談”。這是不可能的。美國對兩岸的戰略目標就是通過三個《聯合公報》和《與臺灣關系法》維持一個“分而不獨，和而不統”的臺海現狀。正如臺報所言：“維持現狀是戰略目標，至今沒有改變；但三個‘聯合公報’和《與臺灣關系法》，其內涵和實施的步驟卻因美國執政當局的更迭和其面臨客觀環境的變化，而出現若干戰術上的調整。無論如何，這些調整并未造成整個戰略目標的松動。”針對中美1972年與1979年的公報中美方“認知中國的立場是只有一個中國，臺灣是中國的一部分”，美國專門澄清：“認知”并不表示“承認”、“接受”或其他除“認知”以外的任何意思，說“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是說明西藏與新疆問題，美國對臺軍售只是時間問題。12月9日，馬英九宣布由正在華府智庫布魯金斯學會擔任訪問學者的金溥聰接任國民黨秘書長，而金是反共的頑固派代表。臺報認為，在兩岸政策方面，從“馬英九接任黨主席那一刻起，就注定藍營的策略將產生質變，一向反共的金溥聰當秘書長后，偏移將更加明顯。”
2010年3月27日，由中國統一聯盟、勞動黨等發起，19個統派團體參與的“兩岸和平發展論壇”在臺北舉行成立大會。勞動黨主席吳榮元說，兩岸事務不能被政黨、政客所把持，中下階層民眾也應有參與機會，論壇成立后，將透過研討會和街頭活動宣揚理念，呼吁大眾重視兩岸關系開展。一名參與論壇成立的人士說：“成立論壇不是要支持馬英九，而是要給他壓力。”這說明，廣大要求統一的臺灣民眾已經行動起來。
在國際事務中，大陸必須主動與臺灣協商共同利益，減少以至消除美國對臺灣事務的插手空間，才能保證臺灣在統一的道路上不會節外生枝，或者背道而馳。
中華民族是一個偉大的民族，是一個勤勞、勇敢和智慧的民族，臺灣人民認識到了主權分割狀態對民族國家的發展造成了多大阻礙和傷害，也明白了在外來力量干涉和控制之下作為別人的“附庸”在國際上活動的空間和地位會受到多大局限。親人難見，親情難表，矮人一等，受人欺凌的窘境，使臺灣人民終于清醒了。社會在飛速發展，國家在蒸蒸日上，時不我待，分裂時間越長對國家民族越不利。“兩岸合作保衛萬里海疆，中華民族凝聚力必定空前加強”成為兩岸共識。因此，臺灣人民反對天價軍購，認為投資戰爭不如投資和平，揭露了美國渲染大陸軍力的真相。

三、統一兩岸，三個問題如何解決

要統一兩岸，實際上需要解決三個問題。一是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關系問題，二是雙方對外蒙古的關系問題，三是美國對待中國統一的態度問題。前兩者是中國內部的因素，后者是外部因素。要實現中國的統一，三者需要一并得到解決。

1、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什么關系

首先要解決的是，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什么關系？這個關系不弄清楚，是無法協商統一的。
目前的兩岸關系，建立在1992年的“共識”上。在“九二共識”中，確定了“一個中國”的原則，但雙方“各有表述”，大陸說這個中國是中華人民共和國，臺灣說這個中國是中華民國，而且“互不否認”。為了發展關系，雙方采取“交流、對話、擱置爭議”的措施。由于美國在《與臺灣關系法》里只承認臺灣是中國的一個部分，而不提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分，這就給中華民國的存在預留了空間，給美國干涉中國內政留下的借口。這說明，關于雙方地位的問題沒有達成共識。
但是很明顯，中華人民共和國大陸政權目前的力量與中華民國臺灣政權的力量對比已經懸殊太大，統一后中華民國臺灣政權已經不可能成為中央政權，只有中華人民共和國大陸政權占據中央統治地位。即使中央政府給臺灣地區留有位置，但臺灣也只能屬于地方政權。臺灣人認為，讓大陸統治臺灣有矮化中華民國主權的風險。
這個問題如何解決呢？這里有一個建議，就是從歷史的角度看，承認中華民國是中國歷史上的一個重要階段；從現實的可行性分析，找到一個雙方都可接受的體面形式，讓中國主權完全從中華民國“過渡”到中華人民共和國。
“從歷史的角度看”，中華民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都是中國歷史上的一個階段。這是一個歷史事實。因此，中華民國的主權是需要承認的。中華民國上承封建帝制的清王朝階段，下接社會主義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階段。在這個階段，中華民國是中國唯一合法政府，擁有中國主權，在國內和國際上都得到承認。臺灣作為中華民國的一部分，其主權屬于中華民國，更屬于中國。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的成立標志著中國主權從中華民國政府“過渡”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中國大部分地區完成了主權的過渡。在國際上，1971年10月第26屆聯大決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取代中華民國作為中國唯一合法政府，標志著中國國家主權正式從中華民國過渡到中華人民共和國，中華民國已經不再是合法政府，已不再擁有中國主權，只是因為有外部勢力的干擾沒有完成全部的主權的過渡。1997年和1999年香港和澳門主權也過渡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臺灣成為中國主權從中華民國政府向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過渡的末尾部分。
從人類社會發展的歷史階段上看，中國主權從中華民國向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過渡，還是中國從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向社會主義制度的過渡，是國家社會系統的一次升級。人類歷史上，已經出現的幾種社會制度中，奴隸社會比原始社會先進，封建社會比奴隸社會進步，資本主義社會比封建社會又前進了一步，社會主義社會又比資本主義社會優越。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的社會主義制度是目前人類社會最先進最優越的制度，它的生產率比歷史上任何階段的生產率都要高，從大陸經濟政治在“一窮二白”的基礎上迅速崛起可以清楚地印證這一點。
從另一個角度說，中國的社會主義制度是在半封建半殖民地基礎上建立的，中國的資本主義沒有得到充分發展。作為人類歷史上的一個重要階段，資本主義時期要對人類的素質進行多方面的錘煉，人類也要提高對社會生活中各種因素如科技、人口、文化等方面的認識，更好地把握和應用于社會發展。這些方面的人類文明成果是社會主義需要繼承的。資本主義還要完善封建制度不完善的一些社會功能，比如領導人更替制度等。資本主義制度化的選舉制與封建社會家族世襲制和終身制相比具有明顯的優越性，社會主義的領導人更替制度則應該比資本主義更優越。但由于大多數社會主義國家建立在封建社會的基礎上，就難以迅速拿出比資本主義更優越的領導人更替制度，甚至開始只能沿襲封建制度終身制的方式。這種領導人更替方式很容易造成社會動蕩等問題。蘇聯、東歐國家就是因為領導人更替方面出了問題而解體的，給社會主義國家留下了深刻教訓。再如廣大人民對資本主義金錢控制社會造成道德墜落、社會問題嚴重、社會不公等等弊端認識不清，無法有力應對，陷入絕對“無產階級”困境等。
因此說，建立在不成熟的資本主義基礎上的社會主義制度是十分脆弱的，社會主義國家需要利用資本主義階段的一些文明成果來壯大自己。同時，資本主義制度與人類歷史上其他階段相比存在時間還不長，弊端還沒有完全暴露出來，還沒有完全喪失生命力，還能夠為一些國家和地區帶來經濟繁榮，因此也不能說它完全失去了生命力，立即會被社會主義所取代，目前的世界現實能夠說明這一點。
實際上，鄧小平領導中國改革開放，允許私有制經濟發展，同意港澳臺繼續實行資本主義制度，也是社會主義制度的有限后退，目的不但是為了發展經濟，也有給中國補資本主義課，等待港澳臺一同過渡的政治意愿。這個意愿的思想基礎之一，是中華民族根深蒂固的國家領土主權統一觀念。中華民族寧可晚一段時間過渡到社會主義制度，也不能讓國家民族因制度的過渡而導致國家的長期不統一狀態。
當然，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制度相比，其弊端是顯而易見的，如社會生產的盲目性和貧富差距過大容易導致經濟危機周期性地頻繁發生，激化社會矛盾和影響社會經濟持續發展等等。這類弊端是需要社會主義摒棄的。但是，由于我國跳躍了這個階段，資本主義的優越性在中國還沒有充分發揮出來，弊端也沒有充分暴露出來，而社會中遺留的封建社會的弊端又會沉渣泛起，被誤認為是社會主義的弊端。這就形成一些人對資本主義某些方面優勢的認可和對社會主義制度的否定。2008年的全球經濟危機給中國上了一堂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比較課，也給全世界人民上了一課，人們在這方面的認識有了一定提高。
因此，大陸需要利用一切機會進行宣傳，比較兩種制度的優劣，讓臺灣人民在比較中甄別，在甄別中選擇，臺灣人民會從優如流，積極主動地靠近社會主義，融入大陸，進而達到共榮共贏。同時全世界人民也會對中國共產黨的做法表示贊賞和支持，中國的戰略目標就更容易實現。這就是中國改革開放與資本主義國家合作的一個重要原因，也是鄧小平提出“一國兩制”偉大設想的社會基礎。能給人民帶來物質和精神方面的更大利益，人民又愿意實行，就是好制度。這就是中國共產黨人實事求是的態度，也是毛澤東思想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從現實的可行性分析”，就是和平與武力兩種方式中選擇什么方式完成政權的最后“過渡”。眾所周知，港澳地區和臺灣一樣，沒有及時完成政權的過渡。但港澳地區并沒有采用武力方式，因為時代的發展允許使用和平談判方式解決問題。因此很多人認為，香港和澳門在“一國兩制”原則指導下主權回歸祖國，為臺灣回歸做出了榜樣。
但是，中華民國政府認為，臺灣與香港和澳門不一樣，不能走港澳方式。因為，香港和澳門只是中國的“地區”，而臺灣卻是中國的國家政權——雖然目前已經不合法——中華民國政府所在地。2010年2月17日,臺灣在厘清因馬英九與美國眾院議員會面的新聞稿中的錯誤（把“兩岸”關系寫成“兩國”關系）時說，馬英九不會將兩岸關系說成“兩國”關系，“因為根據中華民國憲法，中華民國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在中華民國憲法的架構下，中國大陸是一個‘地區’，我們并不承認大陸當局為一個主權國家，僅在事實上并不否認其為中國大陸地區的有效統治當局。”可見臺灣目前還是堅持中華民國是一個包括全部中國領土主權在內的政府的。如果像港澳地區一樣“回歸祖國”，則存在回歸之前先把中華民國政府“矮化”為“地方政府”的風險，其人民心理上不易平衡。
為了不讓中華民國政府“矮化”為“地方政府”，就需要一種合適的方式。由于兩岸已經選擇了“和平統一”的戰略，就可以商談一種雙方認為都體面的“政權交接儀式”，完成中國政權由中華民國政府向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的最后“過渡”。
因此，只要承認“一個中國”原則，承認這種“過渡”的歷史事實，同意“和平統一”的戰略，就可以找到一種雙方認為都體面的“政權過渡儀式”， 完成中國政權由中華民國政府向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的最后“過渡”，而且避免兩岸統一“矮化”中華民國主權的問題。同時，如果用一種體面的交接方式將中華民國政權“移交”給中華人民共和國，中華民國就不再存在，美國就完全失去干涉中國的借口，失去分裂中國、攫取臺灣的依據。
這里有一個特別需要提防的問題是，不要把中華民國主權與臺灣主權混為一談。中華民國的主權是整個中國的主權，臺灣只是中國的一部分，臺灣的最高地位是中國的一個省級單位，它目前的主權只能存在于中華民國之中，將來的主權只能存在于中華人民共和國之中，沒有單獨的臺灣主權之說，因此也就不存在矮化臺灣主權的問題。凡堅持單獨臺灣主權的人，或聲稱矮化臺灣主權的人，就是臺獨分子，國家應堅決打擊，毫不手軟。堅持中華民國主權的人，要進行友好協商，以促進政權“過渡”，并對積極的行動予以堅定的支持。2009年7月在長沙舉行的第五屆兩岸經貿文化論壇上，全國政協主席賈慶林澄清了“臺灣意識”為“愛國愛鄉的熾熱情懷和自己當家作主的樸素愿望”，應當包含在“中國意識”之中，與圖謀分裂的“臺獨”意識有本質區別。這粉碎了臺獨分子企圖將“臺灣意識”扭曲為“臺獨意識”的圖謀，有利于團結大多數臺灣同胞以爭取友好協商，促進政權“過渡”。
至于怎樣把這種設想變成現實，“過渡儀式”如何安排以達到“雙贏”的目標，則是對炎黃子孫當代智慧的考驗。
2009年11月，馬英九政府決定高調紀念辛亥革命100周年，但把它說成是中華民國建國100周年，實際上，中華民國建國的時間是1912年1月1日。這說明馬英九政府還是堅持中華民國名義的。但大陸應當從戰略上考慮，允許甚至邀請馬英九政府把紀念地點放在辛亥革命的發生地武昌進行。這樣做既能體現大陸對中華民國的包容，也能體現中華人民共和國對臺灣民眾的尊重，對將來中國主權從中華民國全部過渡到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協商是個鋪墊。

2、外蒙古問題

第二個是外蒙古問題。外蒙古指現在的蒙古人民共和國，原是中國的一部分。中華民國北洋軍閥統治時期，中國內亂紛爭，無暇顧及邊防。在沙俄策動和武力支持下，1911年11月，外蒙古活佛哲布尊丹巴宣布“獨立”，建立所謂“大蒙古國”。1912年11月，沙俄無視中國政府的嚴正聲明，與外蒙古當局簽訂所謂“俄蒙協約”，宣稱“蒙古對中國的過去關系已經終止”，由俄國政府“扶助蒙古的自治，并為其編練軍隊”，規定中國軍隊不得進入蒙境，不經俄政府批準，蒙古不得與“中國或外別國立約”。民國政府宣布對此“概不承認”。1913年袁世凱與沙俄簽訂《中俄聲明文件》，承認外蒙古“自治”，但沙俄也承認了外蒙古是“中國領土的一部分”。
十月革命中沙皇被推翻，外蒙古失去靠山，主動取消“自治”，重歸中國政府管轄。但是蘇聯出于自私目的，繼續策動蒙古脫離中國。在蘇聯的支持下，1921年外蒙古宣布獨立，1924年成立蒙古人民共和國。1945年2月，在中國人民即將迎來抗日戰爭勝利的前夕，美、英、蘇在雅爾塔召開三國首腦會議，簽署了《雅爾塔協定》，由蘇聯向中國東北出兵150萬在太平洋戰場對日作戰作為交換條件，美英兩國接受了斯大林提出的承認外蒙古從中國分離并獨立等條件，將蒙古從中國分裂出去國際化。根據《雅爾塔協定》，外蒙古于1945年11月進行“全民公決”獲得“獨立”。在被逼無奈之下，1946年2月民國政府外交部與蒙古代表互換了照會。1992年外蒙改名蒙古國。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本要收回蒙古主權。但新中國“一窮二白”，缺乏資金發展經濟，又處于美帝國主義威脅之下，鞏固新生政權成為國家主要矛盾。在此情況下，新中國選擇與蘇聯結盟，以獲取蘇聯的資金和技術支持。但蘇聯堅決要求中國新政府放棄外蒙古地區的主權。在當時的條件下，新政權的生存是國家主要矛盾，中國政府不得不答應這個屈辱的條件。這一點在偉大領袖的心中是一個永遠的痛，也是20世紀60年代中蘇關系破裂的起因。
偉大領袖做出的這種妥協，為中國贏得了生存、發展和強大的機會，但并沒有放棄國家的統一，只是把國家統一的希望寄托給了國家以后的強大時期。由于中華民國也不同意外蒙古獨立，在其主權最后過渡到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過程中，就牽涉到如何對待外蒙古問題。但是，2009年5月，蒙古選出了美國培養的親西方總統，專門排斥華人的恐怖組織也紛紛活躍起來。如果中國不采取有效措施，不久蒙古就會出現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的軍事存在，不但對蒙古的統一構成威脅，恐怕蒙古還會成為美國對中國戰略包圍圈的最后一環，中國更為危險。媒體2010年3月報道說，印度已經在靠近中國的哈薩克斯坦和蒙古設立了空軍基地和宇宙觀測中心，而印度現在是美國的走卒。
中華民國作為中國的國家政府，在把外蒙古地區主權移交給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時，必定要有自己的意見。雙方可以按照歷史和現實情況，談妥基本一致的態度，進行處理。炎黃子孫歷史上就有戰亂之時丟失的疆域，后人在強盛之時收回的傳統，中華民國政府也可以為收回外蒙古起積極作用。當然，在新形勢下，也應該是使用“和平方式”。而且，作為當事的一方，蒙古也應該參與意見。如果在中華民國政府向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交接權力過程中將外蒙古也統一了，將是炎黃子孫智慧的表現，兩岸人民的一個杰作，華夏民族的偉大勝利，為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添上精彩的一筆。
退一步說，即使外蒙古問題不能這次解決，只要兩政府在政權過渡中達成一致，就能夠促進外蒙古問題的解決。世界經濟正在走向區域一體化，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提出的“和諧世界”戰略順應時代潮流，外蒙古地區與國家在地緣上關系密切，這都是有利條件。政府可以利用地緣優勢在建設“和諧世界”方面，與外蒙古先實現經濟一體化，把外蒙古變成亞洲“大中華”經濟區的一部分。在經濟一體化的基礎上，隨著中國“和諧世界”得力措施的實施，就會自然走向政治一體化，統一就瓜熟蒂落，水到渠成。因為隨著東亞東南亞經濟區域的形成，“大中華區域”的形成勢不可當。但必須密切注視美國在蒙古的行動，做好應對準備。

3、美國對待中國統一的態度問題

統一要解決的第三個問題，是美國對待中國統一的態度問題。中國還受到美國的鉗制。臺報承認， “臺灣原本是美國反共斗爭的馬前卒”，因此統一很難避免美國的軍事介入。美國的軍艦在臺灣海峽游弋，美國還依靠臺灣購買它的武器裝備給它的軍工企業保證市場，美國還依靠它對臺灣的控制保持它對中國的霸權。關鍵的問題是，只有避免中國統一才能更長久地遏制中國不能快速崛起，從而維持美國更為長久的全球霸主地位。正如臺報所言：“美國總統無論是屬民主黨或共和黨，其政治思想與立場無論傾向保守主義或自由主義，對臺海政策一向具有兩黨的共識性”。在馬政府上任兩岸關系大和解后，美國由“防獨”轉向“防統”。2009年2月6日，喬治•華盛頓大學主辦了一場兩岸關系“新人新因素”研討會。美國國防大學科爾教授非常堅決地表示，美國決不會放棄臺灣，即使和中共兵戎相見，亦在所不惜。12日，美國新任國家情報總監布萊爾在國會表示：“美國仍將協助臺灣維持軍事平衡，讓中國軍方無法采取軍事高壓。”4月，美國國務院討論了派遣陸戰隊進駐美國在臺北辦事處的問題，標志著中美關系的極大倒退。為配合美國的政策，日本背棄戰后一貫的外交立場，5月提出“臺灣地位未定論”。為重新駐軍臺灣找借口，美國“蘭德”公司8月又大肆渲染大陸對臺軍事威脅。9月因貪污受賄而遭羈押的陳水扁為獲得美國支持而免刑，更稱臺灣為美國“軍事占領”的領地，其中華民國總統的職位是“美國的代理人”。這正中美國下懷。
美國國防部助理部長葛瑞格森2009年9月在美臺國防會議中發表演說表示，“亞太地區所有國家，包括中國，不應視一個強大的臺灣為威脅，而應視為區域穩定因素”，并“向臺灣保證，奧巴馬政府絕對不會在提供臺灣需要的防衛性武器的承諾上有所猶豫。” 10月，中美兩國老將軍在夏威夷舉行的聯誼會上，美軍上將歐文斯對對臺軍售問題表示，“讓美方覺得臺灣沒有安全之憂時，可能就是軍售可以停止的時機”——什么時候美方才會覺得“臺灣沒有安全之憂”？中華人民共和國被消滅之后。11月初，美聯社談到中國空軍發展時說，中國大陸政府“計劃對臺灣開展任何斗爭都必須將美國可能的干預這個因素考慮進來，因為按照相關法律，美國必須提供援助，確保臺灣進行防衛。在這種情況下，中國空軍的武器可能比不過美國，最終可能會落敗。”這不是威脅中國大陸放棄統一臺灣的想法嗎？11月19日，美報說，“最有可能讓美國出兵介入的危機是中國（大陸）進攻臺灣”。12月9日，美國一名國務院官員透露，美國將向臺灣出售新的武器，其中的柴油機動力潛艇將有助于對抗中國大陸對這個島嶼“發起的任何進攻”。東森新聞報道，美國將透過德國，取得目前全球現貨市場上作戰能力極強的4艘214級潛艇轉售給臺灣。報道還稱潛艇可能部署在蘇澳軍港，以反制解放軍封鎖臺灣北部海空的戰力。
由曾任美國國防部亞太事務助理國防部長幫辦庫爾特•坎貝爾等人創辦的新美國安全中心12月發表的一份報告中，具體建議奧巴馬政府采取以下三個步驟：一、拓展與臺灣的貿易關系，并對尋求拓展與臺灣經貿的國家提供外交支持；二、繼續軍售臺灣，并在臺灣四年一度的國防檢討過程中，協助分析臺灣的防御態勢；三、計劃派出高層官員訪臺，表達政治支持。 “在臺灣2013年提出下一份四年國防檢討報告之前，美臺雙方應成立聯合分析小組，在當前財政、政治和軍事現實之間規劃臺灣的國防。”美國的決策者應設法減輕臺灣對中國大陸經濟的依賴，對臺灣“展現出實際的支持，以證明采取穩定和務實的政策可以帶來好處。”
2009年12月23日，美國國防企業雷神公司稱，已經同臺灣簽署價值11億美元的合同，為臺灣提供該公司最先進的“愛國者”導彈系統，它可以使用洛克希德-馬丁公司制造的“愛國者”PAC-3型導彈和雷神公司研制的“愛國者GEM-T導彈”，還能把導彈發射器安放在雷達系統的幾英里外。美國知名兩岸問題專家容安瀾在奧巴馬11月訪華之后就表示，美國對臺軍售“很快就會有進展，一定不會拖到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回訪華盛頓之后”。臺灣駐美軍事代表淡志隆說，美國對臺軍售一向事前高度保密，往往到正式宣布前一兩天才對外透露，“主要是避免中國的抗議和干擾”。這次卻在宣布前許多天就公布，說明美國已經不再擔心中國的“抗議和干擾”。也就是說，美國已經不把中國的態度當回事了。
2009年11月21日,在北京大學舉行的“第六屆中國經濟增長與經濟安全戰略論壇”上，解放軍少將羅援發表演講說，馬英九的“三不”政策是“和平分裂”。他說，雖然國民黨當選，但民進黨還有40%的支持率，而民進黨的黨綱就是“獨立建國”，前立委林濁水重申，民進黨應采取“穩健臺獨”政策。雖然大陸釋放了很多善意，但在臺灣支持統一的人沒有上升，支持獨立的人也沒有下降，主張“永久維持現狀”的民眾占20%到25%，“這個永久維持現狀，就是和平分裂”。羅進一步表示，馬英九雖然當選，但他是以與大陸保持距離，以“犧牲統一”為代價，以“細微分裂”為目的，提出“不統、不獨、不武”，兩岸間的深層次問題沒有解決。作為軍人，就要以軍事手段制裁臺獨；沒有武力解決臺灣問題的實力，就沒有和平解決臺灣問題的可能，“只有做好打的準備，只有在黨中央需要我們的時候，召之即來，來之能戰，戰之能勝”。羅認為，臺海戰爭一旦爆發，美國介入是肯定的，但美國介入是有條件的，大陸不能把勝利的基點放在美軍不介入上，要放在“我們自己能勝利的準備上”。
因此可以說，只要美國沒有被消滅，或者沒有放棄對中國的霸權，兩岸無論如何互動，統一都是難以和平完成的。為了統一兩岸，必須清除美國的干預。如果美國干預被清除了，臺灣人民都不傻，會自愿歸順中央政府的。臺灣人民知道祖國統一對他們有多少好處。
但是，在現實情況下，美國不可能主動放棄它的霸權，中國也不容易清除它的干預。一個辦法是通過促進兩岸經濟、文化等事業的交流，加強兩岸的依存度。這一點目前做得很好，兩岸經濟文化關系發展勢頭不錯。持續發展下去，當雙方的依存度達到一定程度時，美國如果繼續對它控制就會引起臺灣人民的抗議甚至起義，美國鎮壓的可能性較小。如果美國真正鎮壓，中國的軍事力量經過多年發展，已經能夠派上用場。因為中國的軍事力量正成長為世界性力量，這是它成為全球性大國的安全保證。
最好的辦法是與美國談判，從戰略上采取一些措施促使美國盡快放棄對中國統一的干預。此外建立一些能夠塑造或改造國際結構和地區結構的國際組織，顯示中國實力和能力，利用中美貿易、金融危機、共同安全問題的解決需要中國參與等對中國有利的因素對美國施加壓力。因為隨著全球一體化的進展，中國力量的迅速增長，共同安全等一系列問題美國不能離開中國獨自解決。中國可以把美國放棄對中國內政的干預作為與美國合作的一個條件。與此同時，制定相應的法律，支持中國統一要有好處，阻礙中國統一的“人”要受到懲處。
這里為什么強調懲處“人”呢？因為美國人民并不愿意阻止中國統一，只是有個別政客逆歷史潮流，如果中國懲處這些“人”，就像布什遭到襲擊一樣，得不到廣大美國人民的支持和同情，容易取得成效；但如果懲處美國或美國一些單位，打擊面太大，效果就不理想；如果不進行打擊，它們就利用美國的國家力量阻礙中國統一。這種“精確制導式”打擊的方法，是最理想的。
如果通過與美國協商實現美國放棄對中國統一的干預，中華民國政府把國家主權“移交”給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儀式就容易協商舉辦了，兩岸統一就會更快實現。
在談判未成的情況下，讓臺灣購買一些美國武器也無可厚非。在兩岸關系朝一個方向默契地前進過程中，即使有一些被美國收買和鼓動的爪牙出來表演，也不過是跳梁小丑，螳螂擋車，臺灣主流社會不會允許它們挑起兩岸戰爭，不影響大局。相反，美國的先進技術還能輸送給大陸使用，快速拉平中國與美國的技術差距。但有一個條件，大陸要把握主動權。
在兩岸相互依存度越來越高的情況下，“一體化”就自然產生了。加上大陸的到位宣傳，在世界上迅速崛起的地位，統一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即使這個過程中遇到的還有其它問題，最多也是把臺灣淹沒在一體化的“大中華區域”中，晚一段時間回歸祖國，只要政府把握著大局，整個趨勢是不可逆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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