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政府對賣地生財的熱衷，已經受到越來越多的指責，輿論甚至已經冠之“禍國殃民”的罪名。 面對壓力，地方大員不得不有所表態，說是要改變財政對土地的過度依賴。有些地方最近還“動真格”，收回了幾塊所謂的“地王”，以示對囤地行為的懲戒。
        然而，土地財政其來有自，內中不但有重大的利益糾葛，而且還有更深層次的制度和結構性原因，且不說利字當前，這些官老爺們做不到不流口水。就是有一天他們突然覺悟起來，準備要樹立科學發展觀、建設和諧社會了，其中牽一發而動全身的利害關系格局不改變，土地財政照樣擺脫不了。
        地方政府在土地財政中的利益，有不能擺上臺面的，這就是相關部門的官僚從中上下其手搞腐敗的收益；有能擺上臺面的，一是由地方財政負擔的工資發放、社會福利等的資金來源可以得到充分保證，二是為了ＧＤＰ的增長，用賣地的錢大搞城市基礎設施建設以提升城市形象和地位，從而吸引更多的外來投資。
       腐敗這里且不去說它，單是后面兩個能擺上臺面的理由，就已經讓地方大員們理直氣壯、振振有詞地論證“土地財政”的正當性了。已經卸任的前杭州市委書記王國平２００８年底在房地產行業日子最難過的時候為土地財政大聲辯護，稱“土地市場與房產市場息息相關。一旦杭州樓市大落、房價大跌，土地市場必將進入不景氣周期，政府土地出讓收益會大幅減少，相應地，城市建設、城市管理和民生保障的資金也會大幅減少，最終受害的還是老百姓。”
       王國平的言論，乍一看來很有道理。自從分稅制改革后，一些優質稅源被中央政府拿走，中央的財力得到大大加強，而地方政府的財力卻大大削弱。據王小廣的研究，１９９４年至２００５年期間，中央財政收入占全國財政總收入的比重平均為５２%，而地方各級政府平均為４８%。同時期中央所承擔的事權平均在３０%左右,地方則達到７０%左右。地方政府的財權減少，事權卻沒有減少，所以各地政府都在哭窮，說沒有錢了，地方上的事情不好辦了，于是只好打土地的主意。這一點，似乎中央政府也表示承認，要不然，為什么它會改變長期以來不允許地方政府發行債券的政策，而在去年為地方代發了２０００億公債呢？
        不過，這個說法并不被所有的研究者認可。北京大學的平新喬在２００６年底的一份報告中就指出：近年來地方政府控制的經濟資源不但在絕對量上增加了,而且在相對量上也大大增加了，地方政府在目前中國財政資源格局中并不處于弱勢。當然，這里的計算是包括了地方政府賣地收入在內的。但是，平新喬同時指出，地方政府收入的狂漲，并不意味著他們把這些錢用于教育、醫療、就業,以及社會保障體系等公共產品的建設，相反,大量的收入被用于行政開銷,修高速公路，以及城市基礎設施建設。
        看起來，問題不在于地方政府的錢不夠花，而是在于他們把這些錢花在了什么地方。哪些錢是該花的，那些錢是不該花的。現在的情況是該花的錢不花或少花，不該花的錢卻亂花：社會公共產品投入嚴重不足，行政費用卻急劇膨脹、形象工程大干快上、不顧條件不具備經濟效益的機場、高速路則是遍地開花，這樣折騰下去，多少錢也不夠花！
        之所以說土地財政牽一發而動全身，是因為地方政府目前這種做法，是“經濟發展型政府模式”下的典型行為，是官員考核ＧＤＰ至上模式下的必然選擇。地方的經濟增長業績、官員的升遷榮辱，嚴重依賴土地財政這只老母雞生出政績的“金蛋”。在不進行政府轉型即由經濟發展型政府向公共服務型政府轉變的情況下，要地方諸侯們擺脫對土地財政的依賴，無異于癡人說夢。即使中央政府放棄分稅制以來的格局，在財政收入分配中切給地方更多的蛋糕，已經從賣地中嘗到甜頭的地方政府也絕不會放棄土地這個可以快速變現的聚寶盆。
        所以，加快政府轉型才是問題的關鍵。而這樣一個根本的轉型決不是單靠加強科學發展觀的學習就能實現的，必須同時進行官員考核、任命和監督模式的重大轉變，從升遷利益方面引導地方官員的施政理念、施政行為。
        遺憾的是，目前這方面的改革恰恰是非常緩慢的。
        在我國當前的政治體制下，對地方官員的監督制約可以從兩個方向發力：一是加強地方民意的力量，使公眾對涉及他們切身利益的地方官員的施政進行有效的監督和制約，并對這些官員的升遷擁有更大的發言權。雖然從２００８年起，中組部開始在全國所有省市自治區開展地方政府執政情況的群眾滿意度調查，將調查結果納入干部績效考核，從而在官員升遷方面加大了民意的砝碼，但并沒有改變長期以來自上而下的監督考核模式。地方人大和政協對政府的水平監督仍然大量停留在雞毛蒜皮的小事上，根本不足以決定一個官員特別是“一把手”的政治前途。
        而在改善自上而下的績效考核辦法、引導地方官員樹立科學發展觀方面也是阻力重重。以環境保護為例，２００５年綠色ＧＤＰ開始在全國十個省市進行試點，２００６年國家統計局和國家環保總局聯合發布了我國第一份《綠色ＧＤＰ核算報告》。然而這項重大的措施不久就因為地方政府的重重阻力而擱淺了，代之以環保方面的問責制，這當然是一個治標不治本的辦法。
        不能盡快建立正確、有效的官員激勵機制，就不能盡快實現由發展型政府向公共服務型政府的轉型，地方政府對土地財政的依賴就不能得到根本扭轉，這就是問題的關鍵。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