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入11月份以來，隨著電視連續劇《蝸居》的熱播，一時間“蝸居”、“房奴”、“二奶”和“小三”成為了各大媒體特別是互聯網的熱門關鍵詞，與劇情有關的話題也成為年輕人茶余飯后侃兌的談資。類似于觀后感的文章不勝枚舉，其中也不乏真知灼見，筆者觀之，發現多著眼于高房價對民生的抑制、人物類型化現實對照及道德觀念沖突等角度。對待文友們現有的觀點，本人沒有任何異議，對待事物的看法本來就是見仁見智的事情，在此我也只是想談談自己的一些看法。

編劇六六以她敏銳和獨特的視角給大家呈現出故事的全貌，其對細節的把握更是達到了令人驚嘆的地步。劇中海萍和蘇淳夫婦倆1998年畢業于復旦大學，留在大都市江州追逐自己的夢想，是“70后”群體的一個縮影。海萍來自某個小城市的工薪家庭，而蘇淳則從小在農村長大，倆人雖然在各自的家鄉屬于父母的驕傲，但畢竟出生于社會底層，出來“混”能夠依靠的就只有自己的雙手和運氣，日后發生的一切又基本是命中注定的。1998年到2007年，是中國經濟得到迅猛發展的十年，是市場經濟開始得到質變的十年，是住房、教育、醫療“三大體制改革”不斷深入的十年，是企業私有化不斷推進的十年，當然也是重要利益集團形成和社會階層不斷固化的十年。在這10年里，朱宰因大刀闊斧的改革而廣獲贊譽，但其改革的是非功過，也許五百年之后還難以形成定論，后來的很多事情可能都超出了朱宰當初的設想。

十多年前，雖然也存在諸多暗箱操作，但在標準嚴格執行下的升學、參軍、就業、升遷等關系個人命運的事件都處于比較公正的狀態之中，大批出身社會底層的有志青年，通過個人的不懈奮斗脫穎而出，至少也做到了衣食無憂。很多出身高干和富戶的女孩，也往往愛才有加，“下嫁”才華橫溢之農家子弟的事例舉不勝舉。社會底層上升通道還算比較暢通，各階層之間通婚亦司空見慣，整個社會都處于高度自信和樂觀之中，年輕人都在相信只要自己刻苦努力，成功是遲早的事情。海萍和蘇淳也正在是這樣的時代背景下，選擇留在江州，其實他們選擇的并不是江州，而是自己的夢想、樂觀和自信。

然而，事情的發展往往超出人們的預期，再好的總結也未免會有事后諸葛之嫌。這十多年間，中國經濟和社會結構都發生了深刻變化。國民經濟外貿依存度不斷攀高，2008年競高達59.8%。勞動者在分配體系中逐漸被邊緣化，2007年我國勞動者報酬占GDP比重比1995年下降了11.7個百分點，生產稅凈額占GDP的比重為14.2%，比1995年提高了1.9個百分點，營業盈余占GDP的比重為31.3%,比1995年提高了8個百分點。房價特別是大中城市的房價，在2002年之后像斷了線的氫氣球，一路扶搖直上，住房基本需求竟然需要靠花費2-3代人一生儲蓄的“六一模式”來解決。隨著高校擴招之后的畢業生陸續進入社會，大學生也慢慢由“天之驕子”向有光明、沒前途的“蟻族”進化。體面的工作機會不再是靠個人努力就能獲得，升學、參軍、就業、升遷等人生重要機遇背后越來越充斥著權力和金錢的背影，比例日益提高的機會被金權所壟斷，社會底層出身的大學生們再也難以像十多年前那樣靠自己的奮斗取得成功，向上發展的通道加速收窄，“懷才不遇”以及“報國無門”之輩的絕對數量快速增長。社會上不但系出“名門”的女孩更傾向于本階層內部通婚，就連出身卑微的農家女，最起碼也要嫁一個有車有房族，甚至不惜找一個比自己大十歲以上的“叔父級”老公。

令人遺憾的是，海萍的同胞妹妹海藻正是在2002年從復旦大學畢業走上社會的，在正常發展軌跡下，她的際遇并不會比姐姐、姐夫好多少，甚至會更差。姐姐的生活窘困，小貝的勢利現實，宋思明的心理誘導，逐漸使得海藻更早意識到自己的命運，在正常途徑下自己沒有太多的機會和發展空間，要么像姐姐、姐夫那樣先“蝸居”后“房奴”，背著天文數字般債務，在壓抑和陰影下早早衰老，度過自己窮苦平淡的一生，要么抱住市委宋秘書這棵大樹，用青春換取自己夢想的金錢、豪宅和名車等社會資源。在這里應當提到的是，憑借海藻的“硬件”條件——年輕貌美、聰明伶俐、悟性較高、名牌大學畢業、氣質雅致、家庭出身良好，按照傳統的評判標準來看，應當有機會通過個人的不懈努力最終取得巨大成功，與傳統年輕貌美而文化程度較低的“二奶”形象有著天地差別，但“覺醒”后的海藻已經很清晰地感覺到，在機會基本被金權壟斷的今天，這條“正途”基本上不太可能行得通，學生時代的很多理想，一步步被殘酷的現實所吞噬，擺在她面前的道路，一條是重復姐姐海萍的老路，另一條則是選擇當“叔父級”成功人士的老婆或者“二奶”。在嚴酷的現實面前，海藻逐漸放棄原有的“幻想”，向現實投降，走上“職業小三”之路。還早最終成為二奶，并非她理想所在，從劇中可以看出，也與她的價值取向相左，但在社會階層固化，權力和財富變相世襲化的今天，是一種承受著巨大非議的“無奈之舉”。

這種社會階層固化，權力和財富在特定群體中代際轉移的現象，在很大程度上與社會制度沒有太多關系，是某一社會系統發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產物。以史為鑒，在每一新的政權產生初期，雖然不可避免存在著社會分層現象，但社會底層通過個人努力取得成功的向上發展通道還是比較暢通的，但往往經過3~4代人的時間，亦或60~80年的發展，社會階層開始固化，需要通過一定的社會變革來解決問題。在社會階層固化變為現實之時，社會底層難以通過正常渠道取得成功，非常規手段就開始大放異彩。譬如，武則天繼位大統的時候，大唐王朝已經運行了72年，官僚貴族階層已經固化，出身卑微的人物，為了取得人生之重大成功，紛紛走為后世所詬病的“面首”、“孌童”和“告密”之途。在此種情況下，或多或少會有一部分底層開始干非法勾當，甚至組織黑惡勢力、呼嘯山林。必須承認的是，二戰之后人類進入了全新的發展階段，精英們的社會控制力也空前加強，王朝輪回時代極端的事件難再發生，但在社會階層固化并開始世襲的情況下，社會底層通過非常規手段爭取資源的現象會大幅增加，諸如“二奶”、“男寵”、“嫁老頭”、“藝人被潛規則”、“收保護費”等諸多與傳統價值觀相悖的現象有趨于泛濫之勢，是社會階層固化背景下底層蕓蕓眾生的一種無奈。

毋庸諱言，這種現象實際上是一個全球性問題，畢竟在漫長的人類歷史發展過程中，階層固化是一種常態，在治亂紛爭的長河中，階層固化時期所占的比例要遠遠大于階層非固化階段。電視連續劇《蝸居》所折射出來的一些現象，在世界各國都不同程度存在著。而豐富多彩的人類文明，也在階層“開放——固化——反固化——開放”的不斷輪回中，螺旋發展和曲折前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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