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周瑞金在中國治理網上發表了一篇文章《勇于解決發展起來以后的問題》，打著解決貧富差距等社會問題的旗號繼續宣揚其私有化的主張。本文就該文的特殊利益集團觀點進行一些分析批判，并對周的原文進行了一些點評。歡迎大家批評指正。　　

該文作者提出了“特殊利益集團”的概念，并認為與特殊利益集團切割是解決貧富差距等社會問題的良方。　　

什么是特殊利益集團？作者并沒有給出一個精確的定義，但通過閱讀全文可以知道大致可包括這么幾類：部分壟斷國有企業、部分房地產業、具有權力背景的強勢民營企業。一句話，是由壟斷和腐敗形成的特殊利益集團。　　

其實，類似觀點早幾年吳敬璉就提出來了，吳的基本觀點是：分配不公主要是壟斷和腐敗造成的，但不能把矛頭指向企業家、經理人員和其他專業人員。盡管其觀點早已被批的體無完膚，但我還是要“公正”地說，吳敬璉比作者周瑞金要“誠實”。因為吳畢竟把企業家的問題提出來了。但周只提出了一個特殊利益集團問題，而企業家問題壓根就沒提。這就給讀者一個暗示，好像分配不公的主要原因就是特殊利益集團。　　

為了繼續轉移讀者的視線，作者在列舉特殊利益集團種種劣跡后，話題一轉，就把方向轉過來了：“在"特殊利益集團"的另一端，是生活陷入相對貧困和絕對貧困的弱勢群體。”。作者以極富同情心的筆調轉述了弱勢群體的一些悲慘處境，最后大聲疾呼“我們更要痛下決心，與只圖眼前燈紅酒綠而不管將來洪水滔天的"特殊利益集團"毅然切割。”。請看，作者只用寥寥數語，就把人們對分配不公的怨恨引向了特殊利益集團。而作為分配不公根源的最大群體企業家階層，可以坐下來看熱鬧了。手段之“高明”，讓人嘆為觀止。　　

作者提出特殊利益集團實際上起到了一箭三雕的效果。首先是用特殊利益集團作為擋箭牌，保護民營企業家群體。其次，借口打擊壟斷，逼迫政府開放國有壟斷企業，為民營企業控制國家經濟命脈開路。第三，借口打擊腐敗，逼迫政府進行自由化的政治體制改革，使資產階級逐步登上政治舞臺，最后奪取政權。對此，我們一定要保持警惕。　　

對于周瑞金的特殊利益集團論，我們的回答是：只有立即停止過度的私有化政策，才能在全社會真正實現按勞分配為主，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解決分配不公的問題　　

附：周瑞金原文及我的點評　　

周瑞金：勇于解決發展起來以后的問題　　

——國慶60周年感言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60周年了。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從一個內憂外患、積貧積弱的舊中國起步，經過60年的發展，特別是近31年的改革開放，新中國成功地崛起于世界的東方。　　

人民共和國的60年并非一帆風順。輝煌的成就來自沉痛的教訓。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指出：1957年的反右派"造成了不幸的后果"；1958年的"大躍進""人民公社"和1959年的"反右傾"導致"國民經濟在1959年到1961年發生嚴重困難，國家和人民遭到重大損失"；特別是"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是"全局性的、長時間的左傾嚴重錯誤"，是一場"給黨、國家和各族人民帶來嚴重災難的內亂"，"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義上的革命或社會進步"。因此，我們在歡慶共和國60周年偉大勝利的同時，決不能忘記"反右派"、"大躍進"、"人民公社"、"反右傾"和"文化大革命"等政治運動中數以千萬計的冤魂，還有更多的遭受殘酷整肅的優秀人才和普通公民。國慶期間文化部組織上演的大型音樂舞蹈史詩《復興之路》，用4分鐘的時間表現"文化大革命"，不回避不渲染，值得肯定。勿忘歷史教訓，方能鑒往開來。正是因為清醒地認識到那些年的種種失誤，才有了鄧小平同志主導的偉大的撥亂反正和改革開放事業。從這個意義上說，回避歷史教訓，只講輝煌60年，就不是實事求是的態度。　　

點評：對前三十年的錯誤揪住不放，對后三十年的錯誤只字不提，這是實事求是的態度嗎？　　

　　憑借我們黨和人民百折不撓的韌性和災難修復的能力，在至少整整兩代人流汗、流淚，甚至流血奮斗的基礎上，新中國60年才取得了巨大的經濟社會進步。外國政治家、媒體和學者只要不帶政治偏見，都會承認這一點。美國紐約帝國大廈在9月30日晚至10月1日清晨，首次為中國國慶亮燈，"向中國人民致敬"，是一個代表。　　

　　從國際環境看中國，更能體會到新中國滄海桑田的偉大成就。整整90年前，舊中國是帝國主義列強饕餮宴席上待宰的羔羊。1919年巴黎和會簽訂的"凡爾賽和約"，粗暴地把戰敗國德國在戰勝國中國山東的權益轉讓給日本，消息傳回中國引發了憤怒的"五四"學生運動。1945年2月，美英俄三國簽訂《雅爾塔協定》繞開反法西斯戰爭主力之一的中國，秘密商定恢復沙俄時期俄國在中國東北的利益，包括蘇聯控制旅順、大連兩個不凍港，以及穿越中國東北的中東與南滿鐵路，讓八年抗戰勝利在望的中國人民咽下一顆苦果。斗轉星移，今日新中國已經上升為全球第三大經濟體。在近一年的世界金融危機中，全世界更是深切地感受到中國的分量。經常有外國媒體議論G8（西方八國集團）、G20（工業化國家和新興市場國家20國論壇）還是G2（中美共治）的問題。　　

60年一個甲子、一個輪回，對我們的國家，對我們的黨，對我們的人民，有理由也有信心抱一份美好的期待。正如胡錦濤主席在國慶日的天安門城樓上所莊嚴宣告的："中國人民有信心、有能力建設好自己的國家，也有信心、有能力為世界做出自己應有的貢獻。　　

點評：60年國家取得巨大發展，前后三十年各有自己的貢獻，也各有自己的不足和失誤。決不能貶低一個，抬高一個。　　

"　　

　　鄧小平晚年談話的警醒　　

　　據《鄧小平年譜》記載：1993年9月16日，鄧小平同志與弟弟鄧墾談話時指出："十二億人口怎樣實現富裕，富裕起來怎樣分配，這都是大問題。題目已經出來了，解決這個問題比解決發展起來的問題還困難。分配的問題大得很。我們講要防止兩極分化，實際上兩極分化自然出現。要利用各種手段、各種方法、各種方案來解決這些問題。中國人能干，但是問題也會越來越多，越來越復雜，隨時都會出現新問題。少部分人獲得那么多財富，大多數人沒有，這樣發展下去總有一天會出問題。分配不公，會導致兩極分化，到一定時候問題就會出來。這個問題要解決。過去我們講先發展起來。現在看，發展起來以后的問題不比不發展時少。"（《鄧小平年譜》下卷第1364頁）　　

16年前，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同志就以其極具前瞻性、穿透力的政治眼光，看出發展起來以后的問題，提出要利用各種手段、各種方法、各種方案來解決這些問題。今天，為了黨和國家的長治久安，為了人民大眾的福祉，國慶60周年大典過后，是我們勇敢地正視這些發展起來以后的問題的時候了！　　

點評：從鄧小平上述談話到現在已經16年了，在這長達16年期間，改革精英們都干什么去了？　　

　　列寧說過，紀念偉大的歷史節日，為的是解決和推動當前的革命任務。實際上，這些年來，黨內外，特別是互聯網上，對于如何解決社會發展中的深層次矛盾，凝聚深化改革的動力，疏通國家繼續前進的航道，已經有很多敏銳的感悟和深刻的思考。目前在方方面面擔負重要領導工作的一些同志，對于我們黨在新形勢下治國理政的艱難，對于改革牽一發而動全身的復雜性、繁重性，更有深切的體會，時時懷有重整綱紀的沖動和孤軍難振的無力感，很多抱負和無奈只能深埋心底。　　

　　我作為一名先后在地方黨報和中央黨報工作近50年的老兵，現已退休多年，個人了無牽掛。在新中國六十華誕之時，謹以對我們黨、我們國家和人民的一份癡誠，有責任知無不言，直陳己見，同時也可以說是概括和轉述了黨內很多老同志的一些憂慮與思考。　　

　　糾正利益格局的傾斜　　

　　上世紀70年代末到90年代上半葉的改革語境比較單純，就是從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松綁，減少行政權力的干預，讓城鄉老百姓和公有制企業的普通職工有獨立謀生、自由創業或自主經營的空間。這實際上是執政黨和政府向全國人民讓利、讓權的過程。　　

　　這樣的改革喚起民間極大的創業熱情。非公經濟創業和公有制企業承包經營對年輕人的感召力，從當時的一個流行語"出生入死"（離開政府機關則活，進入政府機關則死）可見一斑。而當時大多數機關干部尚能安于計劃經濟體制內的福利，對利用所掌控的社會資源與市場勾兌尚有政治和道德的自我約束。因此，前十幾年的中國改革和經濟增長成果，基本上做到了為全體社會成員所分享，老百姓從改革中得到最多實惠。　　

　　在農村，最典型的普惠制改革是聯產承包責任制。小崗村18戶農民分田到戶的鋌而走險，得到萬里同志等開明官員的同情和庇護，最后由于鄧小平同志的有力支持和胡耀邦同志的熱情鼓動，聯產承包責任制在全國推廣開來。改革前，在人民公社體制下，每三個農民中就有一個生活在貧困之中。改革后，廣大農民懷揣發家致富的沖動，推動了農村的經濟增長，在消除貧困方面創造了令世界敬佩的奇跡。從1978年至2007年，中國農村絕對貧困人口數量從2.5億下降到1479萬，減少了2.35億人，占農村總人口的比重從30.7%下降到1.6%。　　

　　在城市，政府的改革政策也主要造福平民。在兩三千萬"知青"回城的壓力下，政府鼓勵自謀職業，恢復了個體私營經濟的發展空間。胡耀邦同志在中南海接見個體勞動者代表，贊揚他們扔掉鐵飯碗，自食其力，為國分憂"最光彩"。由于總書記的這句話，私營經濟在新時期也被稱為"光彩的事業"。從部隊營級干部轉業的姜維，在大連市動物園門口擺攤照相，后來領取了新中國第一張私營公司營業執照。出身草莽的年廣久經營"傻子瓜子"，三次受到鄧小平同志的關照，指示政府不要動他，"如果你一動，群眾就說政策變了，人心就不安了"。　　

那是一個牧歌般行進的改革年代。正如鄧小平在《目前的形勢和任務》中所言："農村面貌一新，農民心情相當舒暢"；城市"人民生活由于工資調整、就業增加、住房增加，也開始逐步有所改善"。1984年10月新中國35周年大慶，天安門廣場游行隊伍中北京大學的學生自發打出標語"小平您好！"這正是來自底層的民眾以最樸素的情懷，表達了對黨和政府改革開放政策的由衷擁護和感激。　　

點評：作者故意回避了1984年到1992年長達9年的歷史，這段時間約占30年改革開放三分之一。為什么不敢正視這一段歷史呢？原因就是：在這段歷史期間，發生了兩次重大的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斗爭。1987年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斗爭導致胡耀邦的下臺，1989年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斗爭迫使趙紫陽下臺。這也許是作者的難言之隱吧。　　

1992年鄧小平同志的南方談話，為市場經濟的大發展掃平了道路。1993年以后，朱镕基總理在江澤民總書記大力支持下，主導實施大規模的國企改革、稅制改革、外貿改革、金融改革、投資體制改革。如果說上世紀80年代主要是非公經濟的增量改革，規模有限，那么90年代推進的則是公有制經濟存量改革，涉及國家的經濟家底，撼筋動骨，影響深遠。在戰略上，政府提出調整國有經濟布局，"堅持有進有退，有所為有所不為"，"抓好大的，放活小的，對國有企業實施戰略性改組"；在理論上，明確個體經濟、私營經濟等非公有制經濟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這場大規模的五大改革，特別是中小型國企改制，終于撼動了長期權力高度集中的政治經濟體制，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奠定了基礎，也為人民大眾自由地謀取利益，為黨和國家的長治久安，拓展了廣闊的道路。五大改革帶動了90年代私營經濟的發展大潮，加上對外資擴大開放，新中國的經濟基礎發生了深刻變化。私營企業在內資企業的比重已經上升到七成多。據國家發改委主任張平介紹，目前非公有制經濟快速發展，創造的國內生產總值已從1979年的不足1%提高到60%左右，吸納的就業人數占全國城鎮就業的70%以上。市場機制在我國已發揮基礎性作用，在社會商品零售總額和生產資料銷售總額中，市場調節價所占比重已分別達到95.6%和92.4%。可以說，經過幾十年清一色的公有制、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和閉關鎖國的曲折教訓，新中國已經成功地揚起了市場經濟的風帆，創造性地開辟出社會主義國家經濟體制的新航道。　　

點評：這個時期正是改革精英們春風得意的時期，也是廣大工人階級被無情拋棄，重新淪為雇傭奴隸的時期。　　

國企改制中出現了管理層MBO、員工持股、破產改制等多種產權改革做法，雖然存在國家監管不力、交易不夠透明、國有資產流失等嚴重問題，但是如果當時不痛下決心改革，國有資產在市場發展的度量衡中會流失（貶值）得更快。　　

點評：面對大量事實，不得不承認改制存在嚴重問題。但還要用已臭不可聞的“冰棍理論”來替私有化改制辯解。

　　進入21世紀，特別是發生了對于市場化方向的改革爭論以后，另一種政策取向占了上風。一些同志轉而強調擴大國企的市場份額和對國民經濟的控制力，認為只有強化國企特別是央企才能確保國家"經濟安全"。于是，在電力、交通、能源、電信、金融等領域，出現了超大型國企，塊頭之龐大直逼世界500強企業（但經濟效益，如資源產出率等與之相比，不可同日而語）。它們不僅保持著經營高度壟斷，而且影響到、甚至一手把持了市場定價權和政府的產業政策走向。　　

　　與此同時，普通民營企業介入大中型國企產權改革的通道被基本堵塞，公司內部人收購辦法也被基本叫停。雖然在黨內外有識之士共同努力下，政府出臺了"非公經濟36條"，即2005年2月19日國務院發布的《關于鼓勵支持和引導個體私營等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的若干意見》，承諾"允許非公有資本進入法律法規未禁入的行業和領域"，對非公有制企業在投資核準、融資服務、財稅政策、土地使用、對外貿易和經濟技術合作等方面與公有制企業"實行同等待遇"，但實際上非公經濟在金融服務、通訊電子、新聞出版等近30個產業領域仍然存在市場準入阻礙。民盟中央的一份提案揭示：從稅費制度看，民營企業創業門檻越來越高，收費越來越多，創業積極性受到打擊；從融資體系看，民營企業融資還不及全社會的10%，銀行對非公企業的拒貸率超過56%，超過70%的貸款給了國有企業。　　

　　特別值得關注的是，從去年11月制定的4萬億投資擴大內需計劃，到今年中央和地方政府的9500億元財政赤字，如此巨大的"蛋糕"，輿論普遍擔心大多被"國"字號切走，民營企業的流動性、市場和政策空間會受到進一步擠壓。在今年全國"兩會"上，不少民營企業界政協委員呼吁：讓民企共同參與國家4萬億的投資，產業振興要多考慮民企，保增長和保就業的重點是保民營企業，因為數量巨大的民營中小型企業是中國最大的"勞動力蓄水池"。然而，與全國"兩會"的呼聲背道而馳，今年受金融危機等因素的影響，民營中小型企業的日子很不好過，鋼鐵、地產等行業頻頻出現了民營企業因經營困難而被國有企業收購的案例；而以"做大做強"或"安全整頓"為名，侵占私有產權的現象也在一些地方公然出現。　　

在90年代的"國退民進"中，人們擔心的是"掌勺者私分大鍋飯"，搞不公平的私有化。現在的趨勢倒過來了，是"國進民退"，民營中小企業受到損害。改革進行了31年，國企還沒有從很多競爭性行業退出，或者退而復進，在銀行信貸等方面仍然是國企優先。1993年啟動的大規模"國退民進"在很多領域被喝止，由此出現了新的問題：一些國企管理層和掌握社會資源配置權的某些政府官員勾兌，與民爭利，貪腐成風。如果說90年代的國企改制中曾經存在透明度不高、政府監管闕失，那么，今天超大型國企的內部管理如利益分配等透明度更低，政府對于其管理層薪酬、稅收貢獻、貪污受賄等問題的監管更加乏力。　　

點評：國有企業盡管存在腐敗、浪費、效率低下等毛病，但它創造的財富大部分畢竟是歸全民所有的。民營企業不管多清廉、多高效，利潤卻全裝入了私人腰包。國家區別對待是完全應該的。　　

"國進民退"的新格局，"非公經濟36條"貫徹乏力，暴露出普通民營企業的發展困境。但是，這并不妨礙某些掌握社會資源配置權力的官員親屬以民營企業身份，通過公權力，以各種瞞天過海的手法大肆攫取國有企業財產，大肆攫取各種公共資源。例如，在工程建設、房地產開發、土地管理和礦產資源開發、金融等中央紀委反腐的"重點領域和關鍵環節"，都有他們長袖善舞的身影。伴隨國家資本主義增強的趨勢，這些具有特殊權力背景、"高舉高打"的民營企業，廁身其后的官員親屬及其"特殊關系人"群體，也包括像黃光裕這樣出身寒門但精通官商勾兌的商人，從中獲取了巨大的經濟利益，賺得盤滿缽滿，引起社會民眾對民營企業的反感與誤會。　　

點評：社會民眾對民營企業的反感絕不僅僅限于官商勾結，而在于資本獲取利潤的貪婪、殘酷和瘋狂。看看數不勝數的“血汗工廠”和謀財害命的“黑煤窯”就明白了。　　

在改革啟動階段，鄧小平同志提出，要允許一部分地區、一部分企業、一部分人"生活先好起來"，從而"影響左鄰右舍，帶動其他地區、其他單位的人們向他們學習"。顯然，這里的一部分人，主要指的是較少受到政府經濟管制的普通民眾。一部分人先富起來，是政府為減輕財政負擔而鼓勵經濟自由化的結果；而且，只有依托市場自由競爭的謀生、謀利方式才可復制，才談得上別人"向他們學習"，才有可能成為"能夠影響和帶動整個國民經濟的政策"。與此同時，鄧小平同志嚴厲要求黨員干部特別是高級干部"恢復延安的光榮傳統"，艱苦創業，"反對特殊化"，防止"成了老爺"，并稱之為"一場嚴肅的斗爭"。在經濟改革進入第31年的時候，我們的改革政策取向，是否極大地增加了政府財政負擔而壓縮了經濟自由化的空間，在多大程度上還能給無權無勢的普通民眾"生活先好起來"的努力機會，在多大限度上能有效地制約政府機關和國企黨員干部的"特殊化"和"成了老爺"，值得深刻檢討。　　

點評：鼓勵經濟自由化，讓民眾依托市場自由競爭而謀生，的確可以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但他們的人數和全體人民相比，只能是很小的一部份。他們的先富是市場自由競爭優勝劣汰的結果，他們勝出的代價是，更多的人們被淘汰而走向貧窮。因此，讓全體人民都去復制他們的謀利方式，是辦不到的。　　

　　與"特殊利益集團"的切割　　

　　回望上世紀七八十年代之交的中國改革發軔期，一大批老一代革命家主導中國政局，以震古爍今的膽識，引導黨和國家走向改革開放的新航道。鄧小平、葉劍英、陳云、胡耀邦等人以對黨的歷史的深刻反省和道德內疚，更是以對黨和國家長治久安的政治遠見和歷史擔當，作出了與解放后愈演愈烈的極左路線分道揚鑣的戰略決策。三中全會后黨的領導集體，在政治生活中擊退"文革"中的造反派及"凡是"派等；在經濟政策上，以"西水東調"工程為突破口，告別"一大二公"的大寨經驗；以"渤海二號"事故為切入點，清理計劃經濟時期石油會戰式的經濟組織方式。老一輩革命家勇于與傳統政治經濟利益結構切割，毅然放下自己熟悉并參與締造的傳統理念和執政手法，壯士斷腕、大破大立，才開啟了民族復興的偉大進程。　　

　　今天，本著十七屆四中全會勉勵我們"常懷憂黨之心，恪盡興黨之責"的精神，我想探討一下黨和政府如何清理改革以來形成的"特殊利益集團"問題。社會主義中國實行人民當家作主的國體，政府努力保障全體社會成員的利益，但是也要承認，隨著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轉向市場經濟，全社會過去高度整合的利益格局發生了分化。早在1988年3月，十三屆二中全會就富有遠見地提出："在社會主義制度下，人民內部仍然存在著不同利益集團的矛盾。"不同利益集團的分化和相互競爭，不僅是市場經濟條件下的正常現象，而且是市場體系發育成熟的一種標志。但值得警惕的，是以公權力為背景的特殊利益集團的出現和日益壯大。　　

　　上世紀90年代開始的市場經濟大潮中，在推進生產要素市場化改革中，在房地產業、礦山資源產業、金融證券業以及能源產業等領域，政商勾兌尋租成為一個相當普遍的現象。進入新世紀，伴隨"國進民退"和普通民營企業受到貶抑，部分國有壟斷企業，以及不少具有官員背景的強勢民營企業，以公權力為靠山和保護傘，肆無忌憚地賺取超額利潤，甚至尋求非法資本回報。這引起經濟學家吳敬璉等人的極大關注，近年來吳敬璉先生反復強調要嚴重注意防止中國走上權貴市場經濟即權貴資本主義的道路。這絕非無的放矢，而是有著尖銳的現實針對性。　　

　　先來看看大家經常詬病的國有壟斷行業。國有壟斷企業不一定都是特殊利益集團。在發展航空航天、軍工和某些高新技術產業等方面，大中型國企是中小型民營企業難以企及的主力軍；在應對世界金融危機，以及去年南方雪災、汶川地震等救災場合，國企在危難中發揮了"共和國長子"的中流砥柱作用；在發展國際能源和資源合作，實施海外資本擴張和兼并方面，國企特別是央企的表現也是可圈可點。有關部門曾以"關系國家安全和國民經濟命脈"為由，提出國有經濟必須對軍工、電網電力、石油石化、電信、煤炭、民航、航運等七大行業保持"絕對控制力"。對此，要做具體分析。這些壟斷行業資源依存度高，而這些資源本應屬于全民所有，其中不少市場本應向全社會開放；但正如有專家所言，一些大型國企特別是央企"長期盤踞公共資源高地并獨占利潤，把相當一部分應當歸社會共享的成果變成部門利益，享受過高的收入和過高的福利，極力追求本部門、本人的利益最大化"。對部分壟斷性企業的批評，集中在壟斷市場定價和利潤分配兩個環節。它們總能以不容消費者置喙的方式，挾持國家的價格政策，攫取著市場"超額利潤"；與此同時，每年數以千億計的國企利潤游離于預算之外，既不用上繳國庫，也沒有兌現轉化成國民福利。有人呼吁：應考慮從壟斷型國企中提取分紅，再分配給國民特別是弱勢群體。尤其是在國家應對世界金融危機而奮力保就業、保民生的艱難時刻，出現了國泰君安"天價薪酬"、中石化"天價吊燈"等負面新聞，嚴重背離國有企業的全民所有制性質和宗旨，引起網民和老百姓的強烈不滿。　　

　　再看看民怨沸騰的房地產行業。一些房地產商和地方政府結成利益共同體。據全國工商聯在今年全國政協會議上的一份大會發言《我國房價為何居高不下》稱，一項針對去年全國9城市"房地產企業的開發費用"調查顯示，在總費用支出中，流向政府的部分（即土地成本＋總稅收）所占比例為49.42％。中國的房地產行業可能是世界上最典型的政府與民爭利產業，而且是腐敗高發領域。從征地拆遷、土地出讓、調整土地用地性質、規劃審批，到項目選址、施工監理、工程驗收、調整容積率、產權登記等環節，充斥了權錢交易。近來各地相繼爆出了一批身價越來越高的"地王"，紛紛囤積級差地租最高的地塊，已經引起各方面的強烈關注。由于房地產收入是地方財政增長的最重要來源，在世界金融危機中，一些地方政府頻頻出現房地產救市的聲音和土政策。那位因一盒"天價煙"而丟官、后又因為受賄而被判刑的南京市江寧區房產局長周久耕，不就曾經揚言懲處敢于降價銷售樓盤的開發商嗎？當普通百姓眼巴巴期待遠遠背離實用價值和國民收入水平的樓市大降價的時候，地方政府卻能從扶持、提振房地產行業中收獲GDP政績，而一些官員則可以繼續中飽私囊。　　

耶魯大學金融經濟學教授陳志武對70個國家經濟數據比較的結論是：非公經濟條件下4%的GDP增速能給社會帶來的消費和欣欣向榮程度，比中國8%、10%的GDP增長速度所帶來的欣欣向榮程度還要高。因為在那種體制下，老百姓分享增長好處的途徑除了勞動收入，還有財產性收入，有資產升值的收益。而中國GDP增長對老百姓消費增長發揮的作用基本上只有通過勞動收入這單一渠道，財富增值這個渠道被國有制封住了。比如中國的土地增值這么多，但是都通過土地財政或其他方式變成了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可以花的錢。中石油、中石化、中國移動等一年的天價利潤本可以轉移到老百姓的腰包里，可是在目前的情況下，這些轉移的通道是封住的。　　

點評：作者對壟斷國企提出很多批評，不能說沒道理。但他把這一切歸咎于公有制經濟，這就露出他的私有化狐貍尾巴來了。私有化不但不能解決國企的上述問題反而會使國家財富更多地流入少數私人老板的腰包。　　

還有個民營（私營）經濟的生存和發展空間問題。公有特別是國有企業，具有權力背景的強勢民營企業，對普通民企經營空間的擠壓，政府職能部門對民營經濟的市場準入限制和利潤盤剝，其嚴重的后果將是扼殺社會經濟活力。國務院早在2005年就制定了"非公經濟36條"，承諾凡是競爭性產業，都允許民營資本進入；凡屬已經和將要對外資開放的產業，都允許對內資民營經濟開放；并允許非公有資本進入壟斷行業和領域。四年過去，落實得并不理想。有人甚至斷言：各行業主管機關實施的審批制度或許可制度，成了扼制民營資本流向的無形之手，卡住了民企的脖子。"每一個民企被限入的領域，都是民企和全體國民被迫向特殊利益集團輸送利益的管道。"只要權力配置資源的格局不改變，民營經濟要發展，像黃光裕那樣的商人就會選擇買通權力，為自己獲得某種特權，同時向權力所有者輸送利益。強勢資本精英與強勢權力精英合謀和交易，左右政府的公共政策，瓜分鯨吞國有資產，占據和揮霍本應屬于全民所有的公共資源，這才是典型的"特殊利益集團"！　　

點評：要形成特殊利益集團，強勢資本精英與強勢權力精英，缺一不可。所以特殊利益集團現象的根源之一就是強勢資本的存在，而這正是30年改革開放的“偉大”成果之一。　　

　　"特殊利益集團"的勢力坐大，不僅表現在他們對自然資源的"盤踞"，如壟斷性國企和少數權貴對全國礦山資源的瓜分，而且表現在收買專家為其壟斷行為辯護，制造話語權。以至于一些行業的"專家"在網民心目中墮落為"有奶就是娘"的墻頭草和助紂為虐的無良書生。但最為嚴重的一點，在于"特殊利益集團"對政法系統的滲透。有人說過，官員的腐敗國際上常見，但被稱為社會良心的法官腐敗少見。據統計，美國立國二百多年來只有四十余名法官犯案；新加坡自獨立至1994年，沒有一名法官犯案。而我國現階段由于法律規范的不完備，給了法官相當大的自由裁量權，而現行體制對公檢法機關和法官的監督力量十分薄弱，給貪贓枉法提供了不小的空間。2006年深圳中院的"淪陷"，五名法官被中紀委、最高檢"雙規"或逮捕，其中包括一名副院長、三名庭長、一名已退休法官，卷入調查的法官、律師多達數十人，令人心驚。2008年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黃松有因以權謀私、嚴重經濟問題和生活腐化被免職后，成為1949年以來因涉嫌貪腐被調查懲處的級別最高的司法官員。法學家梁慧星教授拍案而起："天天講公平、講正義的法院，最高院的副院長出了這樣的事，令最高法院也'顏面掃地'！"梁教授還說："黃松有的案子動搖了社會對法治的信心"，"現在到了這樣惡劣的地步，令我非常震驚，我這個搞了30年法學研究的人都感覺受到了侮辱。"　　

　　另一個危險的跡象，是"特殊利益集團"在尋找政治代言人。在社會資源從權力配置向市場化配置轉型的過程中，官場最容易被"特殊利益集團"所裹挾，甚至被拉下水。農村改革元老杜潤生同志早就警告過：政府如果又定制度、定規則，又參加游戲，權力進入市場會引起腐敗。黨的領導一定要體現于政治、政策、思想領導，退出具體經濟事務干預。社會學家陸學藝希望，目前中共正在推行政府職能的轉變，讓政府擔當"仲裁者""服務者""監管者"角色，防止其成為任何局部狹隘利益的代言人。今后，政府將主要靠制度和民主程序來協調利益關系、調控利益矛盾，讓各利益主體在同一平臺博弈的基礎上達成共識，而決不能成為"特殊利益集團"的橡皮圖章。　　

　　美國經濟學家奧爾森在《國家興衰探源》一書中，對所謂"分利集團"或"特殊利益集團"作了嚴肅的探究。他認為利益集團是客觀存在，并不是所有利益集團的作用都是消極的，一種是"廣泛性利益集團"，在追逐個人或集團利益的同時也促進了社會總收入的增長；一種是"特殊性（亦稱狹隘性、分利性）利益集團"，他們孜孜以求的不是競爭而是瓜分，不關心增加社會生產率只希望坐收漁利，本質上是一種寄生性質的"分利集團"。"特殊利益集團"阻礙了資源的流動與合理配置，阻礙了技術進步，卻提高了利用法律、政治與官僚主義從事討價還價等活動的報酬，可以說是提高了社會交易成本而降低了社會經濟效益。有人形象地稱他們不是要從社會經濟成長中"分蛋糕"，而是在從事有破壞性后果的"搶瓷器"。"特殊利益集團"在當下中國社會的高調擴張，不僅破壞了市場公平和社會公正，而且嚴重打擊了中國社會的創新沖動，扭曲年輕人的價值取向，毒化社會風氣。只要看看近年來大學畢業生往往削尖腦袋報考公務員和其他掌握豐厚公共資源的企事業單位，而少有人愿意到民營企業打拼或自己創業，就可以證實奧爾森的判斷："增加生產的動力減退了，而企圖多占有一些產品的動力則增加了"，進而會"改變社會演化的方向"。　　

"特殊利益集團"的擴張，已經成功地給自己涂抹了一層意識形態合法色彩。他們對上打著保衛"國家經濟安全"、"產業安全"等冠冕堂皇的口號索取政策保護，對下則玩弄"國際慣例"和"中國特色"這兩手盤剝消費者，上下要挾，左右逢源。他們對社會公平和普通民眾的傷害，對黨的執政宗旨的踐踏，對政府公信力的玷污，正在造成嚴重后果。本來，社會主義的優勢是將重要的資源和資本都掌握在自己手里，可以集中力量辦大事。但這也帶來很大的風險和問題，就是權力、資本和資源結合在一起，容易滋生腐敗，將會導致權貴集團粗暴地壟斷經濟增長成果，放肆地侵占平民百姓的利益。這恰恰又容易成為社會矛盾的爆發點。近年來，許多有識見的領導干部和知識分子，之所以迫切地要求推進政治體制改革，正是看到了我國這種資源、資本、權力三者如此高度的集中，將導致走上權貴資本主義道路的嚴重危險。　　

點評：產生特殊利益集團的根源就在于不受約束的資本和權力。作者對于如何限制資本的消極作用方面不置一詞，卻大聲疾呼推進政治體制改革，看來作者反對特殊利益集團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啊。　　

　　在世界金融危機一周年之際，傳來消息：當歐洲、美國和日本奢侈品牌需求普遍萎縮時，中國奢侈品消費卻首次超過美國成為世界第二大奢侈品消費國，占全球市場的25%。與此同時，寶馬集團全球銷量同比下降19%，但在華銷量同比增長26%。中國已是全球豪華汽車購買力最強的國家之一。據世界銀行報告稱，擁有百萬美元以上金融資產的家庭數量僅占中國家庭總量的1‰，卻掌握了全國41.4%左右的財富。全球咨詢業巨頭波士頓咨詢公司（BCG）發布的另一組數據表明，在中國，0.4%的家庭占有70%的國民財富；而在日本、澳大利亞等成熟市場，一般是5%的家庭控制國家50%-60%的財富。中國的財富集中度超過了西方發達國家。這正如鄧小平同志16年前所預言的，分配的問題大得很！　　

　　在"特殊利益集團"的另一端，是生活陷入相對貧困和絕對貧困的弱勢群體。據統計，1999年至2006年，中國的經濟總量翻了一番還要多；但在經濟增長的同時，全社會工資總額占GDP的比重不斷下降，多數非公職就業者的工資沒有與經濟增長同步，提示很大一部分人沒有分享到經濟高速發展的成果。在計劃經濟時期的福利保障基本取消后，社會保障體系建設步伐緩慢，老百姓被住房、醫療、教育、養老"四大難題"壓得喘不過氣來。2007年12月1日，世界銀行在北京發布《貧困評估報告》初步研究結果，顯示在2001年至2003年間，中國經濟以每年接近10%的幅度增長，而13億人口中最貧窮的10%人群實際收入卻下降了2.4%。中國低收入群體的收入增幅低于高收入群體，導致收入不平等加劇。與改革初期貧窮人口主要在農村不同，目前貧窮人口蔓延到城市。就在各個發達地區和繁華都市的燈火闌珊處，都有為數不少的貧民在生存線上掙扎。特別是在世界金融危機背景下，就業壓力增大，弱勢群體的生計更加艱難。就在我們身邊發生了這樣的人倫慘劇：在外地打工的成年男子因為交不起1000多元火化費，含淚用麻袋水葬母親于異鄉；9歲少年發高燒，見父母為了掏不出10元錢看病而爭吵，在床梁上用紅領巾自縊，幸虧被發現得早保住了一條小命。這是怎樣的沉痛與辛酸？　　

上個世紀初，維新志士梁啟超痛斥晚清政府拒不改革致使中國成為"制造革命黨之一大工廠也"。在"新政"已是大勢所趨，地方紳商人心思變的情況下，載灃把持的朝廷只關心滿族特別是皇族在未來政治格局中的地位，組成"皇族內閣"，剝奪地方路礦權益，錯失了和平變法的最后機會。今天，黨內外有識之士莫不對"特殊利益集團"尾大不掉而深感憂慮。這個問題不解決，再高的經濟增長也不能給民眾帶來普遍的幸福感和安全感，而只會帶來深刻的挫折感和被剝奪感。不公平的增長甚至可能成為社會不穩定甚至社會動蕩的導火索。當前迫切需要進一步深化經濟體制改革，推進政治體制改革，大力推動資源的市場化配置和民營經濟的發展，縮小壟斷行業的空間，減少官商勾兌的機會，嚴肅法制和政紀，堅決阻斷和嚴厲打擊強勢資本精英與強勢權力精英之間的交易與合謀，特別是給普通民眾的就業、創業提供寬廣的市場空間和有力的政策后援。北宋政治家范仲淹曾經義正詞嚴地告誡官場說情者："一家哭，何如一路哭耶！"封建政治家尚有如此的膽識和胸襟，今天為了人民大眾的福祉，為了中國經濟社會的健康發展，我們更要痛下決心，與只圖眼前燈紅酒綠而不管將來洪水滔天的"特殊利益集團"毅然切割，要像史書記載的那樣："救一路哭，不當復計一家哭。　　

　　遏止基層權力的失控　　

　　中共十七屆四中全會公報指出："當前，黨的領導水平和執政水平、黨的建設狀況、黨員隊伍素質總體上同黨肩負的歷史使命是適應的。同時，黨內也存在不少不適應新形勢新任務要求、不符合黨的性質和宗旨的問題。"四中全會連用三個"嚴重"發出警告：這些問題"嚴重削弱"黨的創造力、凝聚力、戰斗力；"嚴重損害"黨同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系；"嚴重影響"黨的執政地位鞏固和執政使命實現。　　

　　當前，人民群眾對中央踐行"科學發展"、"和諧社會"的執政宣示和巨大誠意抱以厚望。特別是在2008年汶川地震中，據中國科技發展戰略研究院開展的"汶川地震災區居民需求快速調查"，災民對中央政府的信任感與對家人的信任感幾乎持平。中央政府以人為本、視民如傷，傾情高效的救援，感動了全中國和全世界，體察民意果斷暫停奧運火炬傳遞、設立國家哀悼日，深得人心。去年5月19日下午2點28分，天安門廣場上神圣的國旗第一次為死難平民而低垂，那一刻黨心和民心，政府和人民水乳交融，是"非典"應急處置以來"胡溫新政"的又一個民意高峰。　　

　　然而，從近幾年的一些突發公共事件、特別是群體性事件中，也要看到，民眾心目中，政府的公信力和美譽度，從中央到地方，從地方到基層，呈現逐級下降態勢。特別是一些基層政府，比如群體性事件高發的縣城和縣級市政府，對于民眾特別是一些弱勢群體的基本生活保障和基本人權，表現得麻木不仁，甚至胡作非為，到了驚人的地步。　　

　　例如湖北巴東縣鄧玉嬌案，明明是鄧貴大、黃德智這樣的基層無良官員到色情場所索取色情服務，被拒絕后使用了暴力，涉嫌強奸，巴東警方最初卻認為鄧玉嬌涉嫌故意殺人，讓網民感覺官官相護。網民挖苦說：這樣辦案，鄧貴大快成為因公殉職的烈士了。在輿論的壓力和上級的干預下，巴東縣政府在案發21天后才宣布涉案官員黃德智被開除黨籍、辭退和治安拘留，另一名涉案官員鄧中佳也被辭退。在鄧玉嬌案中，鄧貴大只是一名股級官員，黃德智、鄧中佳連股級都算不上，是聘用員工借調在政府招商辦工作，連跟他們的"切割"，決心下得如此艱難，令人感慨。　　

　　再如貴州習水縣嫖宿幼女案。在前后兩個月甚至更久的時間里，11名未滿18歲的女生被有組織地嫖宿，犯罪嫌疑人有五人為公職人員，令人發指。事發后的調查過程也艱難曲折，如果不是省委領導做出批示，此案或許仍未水落石出；如果不是迫于上級命令和輿論壓力，如此惡劣的刑事案件，很容易被當成"一般賣淫嫖娼"案件處理。連《人民日報》也看不下去了，在一篇"人民時評"中，指斥基層官員需要"健全的道德認知、法律規范和責任意識"。黨的基層干部缺乏"健全的道德認知"，這個批評分量很重啊！　　

　　在湖北石首市（縣級市）騷亂中，青年廚師涂遠高墜樓身亡，家屬不服警方的自殺結論，不肯將尸體火化。近7萬名"不明真相"的市民和周邊縣鎮群眾上街聲援死者家屬，把前來搶尸的警方堵在街頭。這起比貴州甕安事件更為嚴重的官民對峙、警民對抗事件，表明我們的基層政權已經失去相當一部分民意的信任，相當一部分民眾對國家機器的強制力心存蔑視，這是很可怕的。　　

　　在一些黨員和領導干部言行中，"不符合黨的性質和宗旨的問題"觸目驚心地存在，嚴重影響民眾對黨和政府的觀感。例如據媒體報道，深圳那位酒后涉嫌猥褻11歲女孩的林嘉祥，自恃是"北京交通部派下來的，級別和你們市長一樣高"，在女孩父母找他理論的時候，口出狂言："我就是干了，怎么樣？要多少錢你們開個價吧。我給錢嘛！""你們這些人算個屁呀！敢跟我斗，看我怎么收拾你們。"　　

　　還有鄭州市規劃局副局長逯軍，面對媒體追問經濟適用房用地為什么蓋上了別墅，脫口而出質問記者："你是準備替黨說話，還是準備替老百姓說話？"本來黨章中明確宣示："黨除了工人階級和最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沒有自己特殊的利益。黨在任何時候都把群眾利益放在第一位，同群眾同甘共苦，保持最密切的聯系，堅持權為民所用、情為民所系、利為民所謀，不允許任何黨員脫離群眾，凌駕于群眾之上。"現在逯軍副局長竟然把黨和老百姓對立起來，好像黨在老百姓之外還有自己"特殊的利益"，需要媒體刻意維護。　　

　　千萬不要低估"P民"和"替誰說話"這兩句話對我們黨和政府的傷害！有些網民挖苦說：一語驚醒夢中人，林嘉祥和逯軍就像安徒生童話《皇帝的新衣》里面那個說了實話的小女孩，道出了人民在如今一些黨員干部心目中的真實地位。后來有交通部同僚為林嘉祥辯護說，網絡"仇官仇政府"情緒讓公務員成了"弱勢群體"。我看這完全是倒果為因。恰恰是那些政府人格化代表的官員的所作所為"無人民"甚至"反人民"，才戳中了民眾心中長期的隱痛，引發了幾乎是全民憤怒的討伐。我也愿意相信同僚所言林嘉祥平時是個"很好的干部"，但越是如此，越可能驗證了這樣一個假設："一個飛揚跋扈的權力者是被一個壞體制慣壞的，而并非他的道德人性有多么惡劣。"因此，四中全會要求"全黨警醒"，"健全權力運行制約和監督機制"，這是對黨的建設和政府管理現狀的清醒觀察和深刻把脈。　　

　　有必要由此反思官場的政治生態，是如何形成這樣兩種思維和行為慣性的：一方面與無良官員藕斷絲連，把網上反貪官的呼聲下意識地解讀為反體制，頓生敵意；另一方面對張海超矽肺鑒定這樣的平民事務態度冷漠，逼著人家去"開胸驗肺"冒死明證，到頭來還要懲處那家開胸醫院。這樣做，是置政府于不義，而把當下中國社會公正的旗幟拱手讓人。本來，我們"立黨為公、執政為民"的政府，是最有善意也最有能力推進和保障社會正義的。這不正是值得我們各級領導干部深長思之嗎？　　

　　我們黨是靠基層工作起家的。1945年共產黨軍隊進入東北時才10萬人，而美式裝備的國民黨軍隊有30萬人。但因為幫助400萬農民獲得了土地，三年中有145萬農民參軍，遼沈戰役期間支援前線的民工多達160萬人。基層的民心向背，一下子扭轉了東北戰場的實力對比，為新中國打下了第一塊成片的解放區。近年來不少地方基層干群關系、黨群關系緊張，從歷史上的"魚水關系"，變成了"魚肉關系"，甚至"水火關系"。在一些地方，基層管制能力的失控，導致政府公信力蕩然無存，連基層政權的執政合法性都受到了挑戰，應該引起我們深深的憂慮。　　

　　去年冬天以來，全國組織了縣委書記、縣紀委書記、縣公安局長、縣級法院院長等一系列基層干部培訓，不少省市組織了縣派出所長培訓，都是要提高基層干部排解矛盾、聚攏民心的執政能力，夯實我們黨持續執政的群眾基礎。郡縣治，則天下治；郡縣不安，則國家的政治和社會穩定都無從談起。近年來推行的"省管縣"體制，除了財政方面繞開地級市、強縣擴權，也有省直管縣主要干部、強化基層權力監督的考量。這些都體現了中央的良苦用心。在加強和改進自上而下的提點和監察的同時，還需要引入自下而上的監督特別是選舉機制。這就是繼續推進和逐步擴大上世紀80年代開始的基層自治思路。全國人大常委會前委員長彭真1987年11月23日指出："長期以來，我們自上而下的很多，自下而上的東西很少。"彭真寄希望于村民自治這樣的基層民主實踐，把一個村范圍里的公共事業，交給群眾用民主的程序來決定，一步一步地掌握民主的操作方法。"老百姓現在如果通過這種直接民主形式管理好一個村，將來就可能管好一個鄉，管好一個鄉以后，將來就可以管好一個縣、一個省，真正地體現出我們的國家是人民當家作主。"把自上而下的勤政和反腐倡廉要求，與自下而上的選舉、監督結合起來，可能是提高基層管制能力、解決激起草根民怨甚至民變的吏治問題的治本之策。　　

　　基層民主需要一個有序推進的過程，不能操之過急，但從各地非常事態頻出看，這個問題具有特殊的急迫性。從河南靈寶王帥案到內蒙古鄂爾多斯吳保全案，以"誹謗政府"為由而"跨省抓捕"網民，成為某些基層政府面對批評而自保的本能反應。今年六七月間，杞縣發生鈷60放射源故障，在政府沉默一個多月后，人民紛紛舉家出逃。結果，政府非但沒有為這起現代版的"杞人憂天"向民眾道歉，反而遷怒于在恐慌中交流不實傳言的民眾，宣布抓獲五名"造謠者"，包括只是在網上復制粘貼核事故傳言的網民。近年來，網絡監控技術流入縣市級，成為某些基層官員對付輿論監督的工具，尤其令人不安。要落實四中全會提出的"健全權力運行制約和監督機制"任務，遏制某些基層官員的恣意妄為，基層民主只能前進，不能后退。在靈寶王帥案中，網友"8個佘祥林的家屬"在人民網發帖說："這些地方官吏的認識與中央的認識有差距，必須加強學習提高認識。如果繼續逆潮流而動，則必定會被淘汰清除出領導干部的隊伍。有必要提醒這些地方官吏的是：中國老百姓只要鼠標輕點，就跟總書記胡哥在一起了。"可以這么說，在今天，切實保障人民大眾的"知情權、參與權、表達權、監督權"，保障新聞媒體的輿論監督權，是對現階段自上而下的行政管理體制的有力補充。推進基層民主，揭露和制止基層官員扼殺民眾表達和新聞監督的行為，就是保障黨的集中統一領導，保障中央的政令暢通，保障新中國的紅色江山不因那些無良官吏而變色。　　

　　反思維穩邏輯 唯求長治久安　　

　　近年來，改革和社會轉型期的各種矛盾凸顯和疊加。在城市，企業改制、職工下崗、拖欠工資、大中專畢業生就業、拆遷安置、城市管理、亂攤派亂收費、社會治安、干群關系、警民關系、非法集資等問題經常引發各種矛盾；在農村，土地承包流轉、土地征用、水源林地之爭、礦山開采、環境污染、村委會換屆選舉、干部作風等問題很容易挑起沖突。各地城鄉突發公共事件此起彼伏，有的甚至釀成群體性事件。各級政府為了維護社會穩定，維護經濟建設和社會發展的祥和環境，做了大量的工作，經常是投入了昂貴的經濟和人力成本。但往往工作沒少做，錢沒少花，還是顧此失彼，按下葫蘆起了瓢。我想，可能有必要對一段時期以來的維穩邏輯做點分析。　　

　　社會轉型的一個難題，就是改革要講求節奏，發展要保持穩定，維穩的重要性毋庸置疑。但維穩工作中孰輕孰重，涉及公共管理的價值取向和政治倫理，其短期效果和長期效應也大不一樣。　　

　　維穩的第一層次是不出事，或者出了事盡快平息事態。因為如果地方政府門前出現靜坐示威，或者村民維權占據了國道，非同小可，搞不好就會被問責罷官。現階段地方政府在這個層次上煞費苦心，耗力甚巨。其實，在中國的現實環境里，沒有公權力做不到的事情，關鍵要看在維穩過程中現在和將來要付出的成本有多大。在鄧玉嬌案中，為了制止記者前來報道和網友前來"旅游"，巴東縣政府組織了多少力量，長江航線巴東碼頭停運，在巴東境內汽車上盤查外地人身份證，賓館宣布"客滿"，野三關因"防雷擊"而停止電視轉播。但巴東政府和警方就是遲遲不肯給鄧玉嬌的防衛行為做出恰當的定性，不對涉案官員加以懲處，結果民怨難平，巴東仍然難以實現穩定。　　

　　在平息突發事件的過程中，有個突出的問題，就是公權力對強制手段的濫用。有的地方領導干部遇事不敢到現場去、到群眾中去聽取意見、解決問題，而是動輒把警察推到前面。但警察不是解決矛盾的主體，而是一種輔助力量。"解鈴還需系鈴人"，公權力的主要責任要由黨委和政府來擔當。前不久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人民武裝警察法》時，人大常委和社會輿論普遍認同武警"參加處置暴亂、騷亂、大規模嚴重暴力犯罪事件、恐怖襲擊事件和其他社會安全事件"，但不少人強烈支持該法對地方政府調動武警權限進行限制，認為以往一些地方政府把武警"當作拿槍的城管"而濫用的情況比較嚴重，必須予以糾正。據媒體報道，武警法草案一審稿中曾規定，縣級政府就有權調動武警；正式頒布的文本修改為具體權限和程序由國務院、中央軍委規定。　　

　　實際上，近年來"群體性事件"這個中性概念的提出，本身就表明政府以現代執政黨的思維，對聚眾示威、罷工等行為作出了新的定性，從過去的"階級斗爭"觀念，轉變為政府在不同利益群體的博弈乃至沖突中維持秩序、維護正義的理念，依法處理，民主處理，科學處理。如果我們固守傳統思維，對于群體性事件，總是習慣地以為大多數群眾"不明真相"，少數別有用心的人"煽動破壞"，境外敵對勢力的"策劃支持"。從而，一開始不能對事件性質作出正確科學的判斷，而后又不能對自己的錯誤處理方式進行實事求是的反思，結果不但事態不能及時平息，甚至擴大了事端，釀成撕裂干群族群關系的痛心后果。這個教訓應當記取。　　

　　維穩的第二層次，是認真對待當事人的利益訴求，幫助解決老百姓的民生和權益保障等實際問題，用妥善調節利益沖突來構筑社會穩定。云南省委宣傳部最近的一個緊急通知說得好：各種公共突發事件和群體性事件雖然誘因復雜，但矛盾的焦點絕大多數都集中在黨委、政府和群眾的關系上，往往與黨委政府決策不當、工作不力、作風不實等問題有關。實踐證明，人民內部矛盾中大多數群眾的共同訴求都有合理的地方，絕大多數群眾是講道理的。各級黨委政府一定要多從自己身上找原因，不能一味指責群眾"不明真相"，甚至給上訪群眾亂扣帽子。今年8月26日，云南陸良縣村民與煤礦發生沖突，多人受傷，連帶現場維持秩序的警車也被砸。事態平息后，縣里工作組沒有像過去那樣追查"聚眾鬧事"的"幕后指使者"，而是與媒體一道走村串戶，聽取村民意見，并把互聯網當成群眾意見表達的新平臺。縣委、縣政府組織多個職能部門現場辦公，特事特辦，逐一落實了村民的六條合理訴求，同時駁回了一條按人頭補助、按莊稼賠償的不合理要求，得到了廣大群眾的諒解。云南嘗試"以群眾訴求為中心"的處理突發事件和維穩新思路、新機制，值得充分肯定。　　

　　維穩的第三層次是修復在突發事件和日常工作中被質疑和傷害的政府公信力，促進官民協商對話，化解政治對立情緒，增進社會和諧。每次網絡熱點事件的處置結果，相當于一種不成文的判例，會影響公眾對社會正義的信念，對共產黨領導的信心。近年來很多突發事件的處置由于沒有達到人民群眾的期待，事態降溫和平息后，民間會以娛樂化的方式，比如"三個俯臥撐"、"躲貓貓"、"欺實馬"、"被自殺"等網絡流行詞，留下永久的記憶，從而給黨和政府的公信力留下永久的傷害。對此為政者不可不察。不能簡單地指責民眾偏激，也可能是因為我們的官員過于傲慢跋扈，憑借公權力的絕對強勢地位，甚至不屑于對老百姓講一點溝通技巧，一次次"侮辱公眾的智商"。我們可以要求人民群眾珍惜安定團結的局面，理性地看待官員貪腐、社會不公等問題，言論和行為不能走極端，更要在現實生活中抑制強權，扶助弱勢群體，維護社會正義，修復社會信心。希望在突發事件的處置過程中，政府與公眾及時開展良性的溝通互動，而不是加劇官民對立，加劇當下弱勢群體和官商"特殊利益群體"之間的政治不認同。突發事件的不當處置，特別是如果存在顛倒是非、官官相護、社會不公等行為，將導致民心的進一步喪失，而一次次民怨的積累最終必將釀成大患。如果聽任黨組織和政府的公信力、黨員和干部的純潔形象在一次次突發事件、群體性事件中不斷磨損和潰散，最終將損害黨在基層群眾中長期執政的感召力甚至合法性。像鄧玉嬌案、石首騷亂這樣不恰當的維穩措施，對政府公信力的透支，要比透支下一代的自然資源嚴重得多。　　

　　能不能說，內在的社會和諧比表面的社會穩定，是更值得我們重視和維護的目標？必要時采取強力措施壓制社會騷亂、恢復社會秩序，是人民政府的職責和權力；但局勢穩定后，還是要下大力氣來面對和化解導致事態惡化的種種社會不和諧因素。一味依靠強制措施，甚至憑借蠻力，強行締造的穩定，是遮掩甚至加劇了社會不和諧的表面穩定、暫時穩定，只是暴風雨前的寧靜。不去反思突發事件的深層原因，社會深層矛盾仍在，老百姓內心的怨懟仍在，甚至因為應急處置不當，舊怨又添新恨，只會為下一起更加激烈的群體事件準備火藥。各級政府要重視突發事件的應急處置，平時更需要通過制度建設，來培養對社會不和諧因素的消化能力。要致力于建立和完善正常的利益表達和博弈機制，推動政務信息公開，保障政府響應民眾訴求、司法公正、弱勢群體的權利救濟，以及傳統媒體和互聯網的輿論監督，以增進社會和諧來保障社會穩定。只有社會內在和諧的穩定，才是真正的穩定，才是釜底抽薪、長治久安之道。　　

　　在這里，我想提出一個"維穩"成本問題。在不少地方，政府在常規制度建設和完善方面投入的精力太少，平時用很少一點錢就能解決的問題，就是麻木不仁，甚至冷酷無情。非要等到"小事拖大，大事拖炸，以暴易暴"以后，才迅速出面：一手實施強制，公檢法等政府機構超常運轉，比如各地的"截訪"就是一筆不小的人手和財力開銷；一手實施"贖買"，用政府財政大包大攬的辦法安撫鬧事群眾，一些地方有"人民內部矛盾要用人民幣來解決"的說法。"強制"和"贖買"這兩手，花的都是納稅人的錢。　　

　　"維穩"成本居高不下，還與政府無視社會力量的存在、力圖全面控制社會有關。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中國人從"單位人"變成"社會人"，出現利益多元化和不同的利益群體，市場中介組織、社會中介組織開始蓬勃興起。在各種利益矛盾和沖撞中，市場中介組織和社會中介組織，以及職業道德、行業規范、公民倫理，本可成為調節矛盾的第一道防線。但是，在傳統的高度集權邏輯下，習慣于把"公民社會"視為政府管理的對立面，把志愿者的公民倫理也下意識地視為對政府的離心傾向，心存防范和忌憚。例如，去年汶川大地震中以中產階級為主的百萬志愿者，其中一半以上是"80后"，通過網上QQ群、BBS和網下民間社團自發集合，急赴災區，救死扶傷，為政府救援力量拾遺補缺，表現出可歌可泣的愛國情懷和獻身精神。可惜，這筆寶貴的道德倫理財富和社會組織資源未能受到應有的尊重和保護。社會力量的虛化，只會讓任何地區性、行業性的利益矛盾和沖突全部指向政府和執政黨，使得社會轉型期和矛盾凸顯期的政府疲于應付各種瑣細的具體矛盾，經常讓政府自身也成為矛盾的一方，甚至是本可相互制衡的各種社會利益集團的一致斗爭目標，而失去了宏觀調控的政治高度。　　

　　值得警惕的是，有些地方和職能部門常借維穩之名，任意夸大社會上某些不和諧、不穩定因素，以恐嚇和綁架上級，換取更多的財政投入，制造政績。這種不負責任的"維穩"實際上已經"產業化"了，距離"立黨為公、執政為民"的政治操守更遠了。　　

　　同樣需要警覺的是，在維穩防亂的旗幟下，把那些普通而復雜的利益矛盾政治化，上綱上線，超常規地強化各種傳統的管理機制，遏制普通老百姓正當的利益訴求，無視和拖延社會深層矛盾的解決，無期限地推遲本該進行的社會管理體制和政治管理體制改革。例如，信訪工作中如果繼續按照信訪量給各地排名，并厲行信訪責任追究制，只會鼓勵地方政府更加賣力地派人進京"截訪"。只有加快司法改革，保障和修復司法這道社會公正最后的"底線"，才能最有效地"截訪"于無形。　　

　　古人云："防為上，救為次，戒為下。"能不能對地方和行業的領導干部提出這樣一個要求：為官一任，既要保眼前少出事，也不能得過且過，類似"看守內閣"的心態最要不得！出現群眾"鬧事"固然是個嚴重問題，但民意的暢通表達，民怨的合理宣泄，官場風氣的清濁，社會人心的聚散，恐怕是對一屆政府和領導干部更為重要的考核指標。早在2000多年前，孟子就警告說："桀紂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心斯得其民矣。"為官之道，貴在贏得民心。說到底，是作為執政黨成員，人民的公務員，有沒有歷史擔當的精神。不僅要平息眼前事態，而且要化解長遠矛盾，保黨和政府的一世英名，保國家和人民的萬世太平。這是提高執政黨執政能力，保持同人民群眾血肉關系的題中重要之義。　　

　　六十華誕，人民共和國的成就如日月之輝，任憑誰人也抹之不去。而中國面臨的經濟發展、社會公正、政治清廉、民族和諧等諸多問題的困擾，更需要全黨居安思危，增強憂患意識。千萬不能只顧眼前，急功近利啊！要清除幾千年的封建主義思想意識的影響，要進一步推進政治體制、經濟體制、文化體制和社會體制的全面改革，要真正建設民主、富強、文明、和諧的小康社會，前進道路上還會有重重阻力，還要對付許多急流險灘，任重而道遠！　　

"常懷憂黨之心，恪盡興黨之責，勇于變革、勇于創新，永不僵化、永不停滯，繼續推進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確保黨在世界形勢深刻變化的歷史進程中始終走在時代前列，在應對國內外各種風險和考驗的歷史進程中始終成為全國人民的主心骨，在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歷史進程中始終成為堅強的領導核心。"翻讀十七屆四中全會公報，讓人憂黨憂國之心不減、百感交集啊！　　

點評：兩極分化、官民對立、群體事件問題產生的根源是什么？這才是關鍵之所在。我認為，以金錢為目標的私有化改革是真正的罪魁禍首。作者講了很多對策，似乎都有些道理，但不停止私有化的步伐，只能是治標不治本。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