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企購買者暴富之謎-----駁左大培的總資產出售國企論  

下面是左大培先生提供的例子，它載于烏有之鄉：
周放生長期在政府機構內部從事國有資產管理政策的研究和制定工作，因此他于2004年9月19日在經濟觀察報上發表的文章中所敘述的國有企業改制程序，應當說是體現了標準的官方的公有企業“改制”方案。
周放生的這篇文章曾經列舉了一個極具典型性的例子：“一家國有企業評估總資產為3億元，負債率80％，凈資產為6千萬元，職工500人。改制時，假若企業按平均每人3萬元的標準支付與職工解除勞動關系的經濟補償金，共需1,500萬元，扣除資產損失、拖欠職工工資、醫藥費、社保費用、內退人員費用合計2,500萬，所余2千萬才是擬出售的企業國有資產”。周放生認為，只要出讓價不低于這2千萬元，就不存在國有資產的流失。
在給出了這個例子后，左大培對按以上凈資產來出售國企提出了質疑，并用了大量的篇幅論證按評估的凈資產來出售實際上是對債權人的權利的侵害。正是由于這一點，才使得購買國有企業者暴富。因此他最終提出：
為了能夠承擔這些債務的償還，按照法理這些公有企業所有者（指政府）應當向其企業的購買者收回該企業全部資產的價值，而不應只滿足于收回“評估的公有凈資產”的價值。

在這里左大培為出售國企提出的理論公式是：
所有權價值=總資產。

現在有兩個問題擺在我們的面前，一個是左大培的這個關于企業所有權出售的理論對國有資產的增值是有利還是不利？另一個是這個理論到底對不對呢？或者說所有權到底應不應該按總資產來出售，如果說不應該又應該按照什么來出售？

先回答第一個問題：
現象上看，左大培是在為國有企業的出售者的利益考慮，國家收回了凈資產外還收回了企業欠銀行和職工的負債。但是，左大培沒有想到的是他在這方面為國家資產增值的同時，卻在另一方面埋下了增加國有資產風險從而導致國有資產減值的伏筆。
左大培實際上引進了這樣一個前提：在統一的市場經濟中，其他形式的企業對企業的負債負有限責任，而國有企業卻要負無限責任，這就意味著國家不是以國有資本金投入來對國企的負債負有限責任，而是要對負債負無限責任，這樣就會使得國家投資的風險高于非國家投資，這使國有投資處于極為不利的競爭狀態，也違反了市場經濟公平競爭的基本原則。換言之，左大培實際上是用國企生存的現實的不利換取出售時的理想的有利，其結果必然是當國企確實需要出售時，由于價格過高而賣不掉，同時，國有投資只有在不平等的市場上與其他類型的投資相競爭。
按總資產出售所有權為國有資產掙來的是一個不可能實現的設想及一個極其現實的不平等的市場地位。
按凈資產出售國企在直觀上不合理，按總資產出售又違反市場經濟規律，那么，到底應該按什么來出售國有企業呢？

我們現在就來回答第二個問題：
國有企業轉制不是一般商品的買賣關系，實際上是一種所有權交易。所有權交易與一般的資產交易的本質區別在于所有權的價格不只是所有權擁有的凈資產價格，更主要地還包括生產關系價格。
以大家極為熟悉的股票交易為例我們就很容易理解了。股票不是一種普通的實物資產，而是所有權資產的一種，購買股票也不是普通的交易而是一種典型的產權交易行為，這種交易的市場價格絕不是以每股凈資產為中心來波動的或者說他的市場價格不是由每股凈資產來唯一確定的，當然，更不可能以每股總資產為中心來波動，由每股總資產來確定。不僅股票的出售會出現這種情況，其他形式的所有權出售也會遇到類似的情形，立即注意到這一點的不是經濟學家，而是企業的會計人員，所有權價格與凈資產價格的不一致，會導致了記賬的困難，我支出了2000萬美元，我得到的卻是1500萬美元的凈資產，那我的帳不平呵，于是會計學專門給所有權市價與所有權對應的凈資產之間差額起了一個專用名詞叫商譽，然后就可以把無法記帳的500萬記到商譽的項下了。
帳平了，會計學沒必要再深究下去了，沒必要再問500萬來源何處？性質如何？但這并不等于說500萬是沒有性質的沒有來源的。
這500萬正是所有權價值的真正體現，正是為了創生一個新的組織系統而必須物化的勞動的凝集。（關于市場經濟企業價值的更為本質的論述可參見本人政治經濟學專著《和諧意識形態》第2章）

因此，要出售所有權，弄清實物凈資產和總資產只是第一步，在某種條件下，可以說它是最無關輕重的一步，就是說同樣的凈資產，所有權的價格完全可以是不同的，并且，凈資產為零所有權的價格可能不為零，甚至，所有權的價格小于凈資產的價格。
舉一個例子，在兩個企業的實體凈資產都為零，一個總資產為另一個的2倍，僅從這個因數來看，資產高的所有權價格一般要高些，并且兩個企業的所有權價格都可以不為零。道理簡單，我要創生一個大資產的企業所花費的成本一定高于創生資產小的企業，并且，大的企業的絕對收益現值應該較大。又因為兩個企業的期望收益均大于零，現金流折現后必不為零，所有權價格也就隨之必不為零，雖然實體凈資產為零。
此例中總資產與所有權價值雖然呈現正相關的情形，但是它們之間是函數關系，是自變量和因變量的關系，它們絕對不是一個量，不在極偶然條件下是不能相等的。這正是左大培總資產出售所有權理論錯誤所在。
因此，國企要評估轉制，比弄清實物資產凈值更主要的是按照市場價格確定該企業的商譽價值，而不是按照實物凈資產和總資產或按照行政長官的意志來確定。它起碼應該包括商標、專利、銷售網絡以及經營許可等無形資產的市場價值，對于負債率頗高的還要考慮資金資產的籌措成本的價值，還有就是該企業的發展潛力所包含的價值。從此種意義上看，企業的確按評估的凈資產來出售，只不過這個凈資產是包括了商譽市場價格的凈資產。
有人會問，怎樣來客觀確定商譽的市場價格呢？
有兩種基本的方式能夠保證商譽市場價格的客觀性：
1. 有公開的市場價格的事項必須按市場價格定價；
2. 沒有市場價格或沒有公開的市場價格的因素則需通過公開競買的拍賣形式來確定價格，以防止評估公司和行政領導有意主觀低估國有資產進行非法尋租。

只要評估的時候充分考慮了企業商譽的價值，再采用市場公開拍賣出售的方式，就形成了所有權的市場價格，國有企業就應該按照這個價格出售。只要按這一原則出售，國有企業在領域上進行轉換理論上應該是可行的。就如同一個股票持有者，當然沒有必要握著一種股票不放，關鍵是在出售的時候出售的是所有權，是按市場價出售的所有權，而不是按每股凈實物資產加以荒唐的出售。至于誰來決定出售，是現在的政府官員還是左大培強調的國有資產經營公司老板都無所謂，條件是他們不暗箱操縱價格。
所有權的出售過程中，無形資產的計算，商譽的大小，扮演了主要的角色，起了決定交易性質的作用，是不可省減的，但是正是最應該著力評估、必須評估的事項，在實際的國有企業的轉制中卻或被以不易把握為由完全略掉或評估價過低嚴重背離市場價值，實質上就等于把所有權出售偷偷地變成了凈實物資產出售。
這才是問題所在。
因此，國有企業購買者一夜暴富的秘密并不如左大培所言，主要靠對債權人、銀行、原國企職工本身和原國企職工所負債務及其利息的侵占，而是以實物凈資產的價格堂而皇之地購得了所有權的價格。商譽這個所有權價格的核心部分（對中國負債率極高的國有企業來說尤其如此）就這樣地成為了國有企業購買者的囊中之物，成了國企轉制中國有資產存量流失主要形式，成了官員尋租的溫床，也就成了極少數人發財致富的源泉。

21世紀初，當中國的國有企業在事實上瘋狂地以實物資產的價格出售所有權，也就是說把所有權資產當做普通實物資產賣掉了，或者形象地說把白金當沙土賣掉了的時候，中國的經濟學術知名高手們沒有人來公開地在學理上指出兩者間的本質區別，這個馬克思早已深刻地表述過的東西竟然在以馬克思主義為官方意識形態的國度里沒有成為反對盜竊國有企業所有權價值的理論武器，或者說被人徹底的遺忘了，只剩下左大培孤凋凋一個人仰望著即違反憲法又違反普通法又違反道德操守，推動或聽任國有資產被公開盜竊和掠奪的國家公務員嚴重瀆職、失職、不作為的犯罪行為，義憤但卻是非理性的喊出按總資產出售產權的空想，這場景真是十足的搞笑，真是20年來中國西方經濟學界道德和學術同時崛起的強有力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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