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王長江教授大概有些郁悶，嘟嘟囔囔的問《中央黨校最近究竟觸動了誰的神經》，這個命題本身就透著詭異，接下來的論述更是創造了思辨的奇跡?！　?/p>

在人們的心目中，共產黨的中央黨校乃莊嚴之地，是理論闡釋與創新的殿堂。用馬列主義刺激執政者的神經，用科學發展的思想武裝人們的頭腦，是它的基本職責，也是它生存的價值所在。它做的就是個觸動神經的工作，無論是先進還是落后的群體都是受眾，這是常識。而這個王教授卻發出了莫名的詰問，還用了個“究竟”作修飾，活脫脫一副臉部肌肉僵硬、嘴角掛著哈喇水的小模樣。　　

在他的腦袋里，共產黨的黨校辦老板班、賺錢發財，是被“社會上”的“創收風”吹出來的，屬于“學員管理方面的”問題，與“思想傾向”不相干。在我見到的所有關于“先富論”的辯詞中，這是最吊詭的一份。依照王教授的邏輯推演，和尚廟里招收幾批艷舞女郎，一同歡喜，竟也是“管理方面”的小問題，算不得褻瀆了佛家教義，更扯不上思想傾向。由此，王教授成功的躋身“新人類”之列，并且以教授的名義奉獻了“新邏輯”?！　?/p>

究竟什么是以及如何評判“資產階級自由化”，我一概不曉得，王教授才是此道的行家里手。他講，“對于中央黨校的思想傾向，最嚴厲的指責，莫過于把中央黨校看作是“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大本營。這是有關政治責任和政治生命的問題，開不得半點玩笑。因為如果真是那樣，中央黨校就完全沒有存在的必要”。由此我知道了，“資產階級自由化 ”是種思想傾向，并且不是個好東西，攸關“責任”與“生命”。這話說的很莊嚴，不由得對王教授的頭顱刮目相看　　

懷著萬分的虔誠，我來追尋王教授的邏輯脈絡。他的論述是，“改革開放以來，過去的所謂姓“社”姓“資”的標準已經-過時，我們對“什么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有了全新的認識。在這個新認識的框架下，有許多新情況新問題亟待探索” 。靈光一閃，我恍然大悟，舊有的“資”與“社”的標準已被王教授槍斃，憲法的相關規定只能算做“尸體”，新標準的名字叫做“新認識的框架”，且框架的四至與邊界還未勘定，內里的構造尚在探索之中。所以，你等休要再叫喊什么“資產階級自由化”，否則王教授隨手用“新框架”一衡量，結果成了“無產階級自由化”也未可知。至此，我心里充滿了喜樂。這個新框架，竟然就是仙界的“寶葫蘆”，收縮自如，變幻無方。從此，王長江們再也無須擔憂什么“政治責任”和“政治生命”，完全可以拋棄約束凡人的律條，升入自由無涯的大化之境，妙哉！　　

憑借了這個“葫蘆”，王教授氣勢如牛，踐踏論敵如卷席?！罢f中央黨校多元價值觀”的，經衡量“是個無厘頭的判斷”； “把競爭式選舉說成是資產階級國家的專利”的，經衡量屬于“有些莫名其妙”； “固守計劃經-濟的社會主義模式”的，經衡量屬于“陳腐觀念”。在目眩神迷之余，我還是透視了葫蘆里的秘密：多黨競爭的政治模式與市場經濟是個普世價值；社會主義、資本主義、社會民主主義都是偽命題，世界上根本就不存在所謂的“主義”，因此黨校哪里會有宣揚“多元價值觀”之嫌？我瞧，依王長江的論述，將黨校改為“普世學校”也不為過，“資產階級自由化”又算得了老幾。　　

王教授認為黨校觸動了兩類人的神經：一曰，僵化觀點的代表者。本人坦然對號入座，我敬畏歷史、尊重憲法與法律，沒有“殺出一條血路”的資格和氣魄；二曰，既得利益代表者。王教授講：“調整利益格局”，“就不可避免地會冒犯一些個人和部門的既得利益”。對此，卻要請王教授對號入座，你調整出個三十二萬人占有百分之八十以上財富的格局，做“既得利益的代表者”問心無愧，然否？所以就要按你的套數，再次“調整利益格局”，畢竟公平是共產黨追求的目標，也是建設和諧社會的前提。

最后，我恍惚記得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是改革開放之后提出來的，不是貧窮僵化的前三十年的產品；仿佛還記得你們教導我們“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和“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是一枚硬幣的兩個方面。真不曉得王長江們現在又鼓搗了什么新規矩。不過，沒關系，我是甘當不明真相的群眾的，嘿嘿、嘿嘿、嘿嘿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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