復辟店里復辟狂們的復辟夢囈　　

《炎黃春秋》2009年笫2期從頭到尾充滿了復辟狂的復辟夢囈。　　

開頭第一篇是劉少奇的秘書、人民日報高級編輯姚力和中國傳媒大學國際傳播研究中心副教授劉建平合寫的“新民主主義的命運和劉少奇的失敗”。　　

作者把中國社會主義因素（農業互助組、初級合作社）的成長和發展；把中國農業社會主義改造的偉大勝利，誣蔑為“歷史的悲劇”；認為是“新民主主義夭折”和“劉少奇和新中國的悲劇”。為“新民主主義的命運和劉少奇的失敗”鳴不平。　　

作者把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兩種思想、兩條路線；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的斗爭，說成是“同一個‘新民主主義’，潛在的傾向性分歧”。他們把中國共產黨和中國革命的階段性目標——新民主主義，說成是“中國革命勝利的旗幟”，妄圖抹殺中國革命的社會主義發展方向。　　

作者把支持農業互助組、初級合作社發展的行為污蔑為“信念超越黨規國法”。這不過是他們的一個小小花招。《中國共產黨章程》、《共同綱領》都根本沒有拒絕、阻止、排除社會主義的絲毫表述。第一部《憲法》是中國的社會主義的憲法。怎么就“超越黨規國法”呢？（請注意，他們似乎是維護黨規國法的。否！這是假象，他們對吸收資本家為共產黨員，允許共產黨員當資本家；推行私有化，嚴重違反黨章、憲法的現實問題卻視而不見、充耳不聞，裝聾作啞）。       　　

作者還把“階級斗爭”、“社會主義教育”誣蔑為“無效的思想空轉或非法的政治迫害”，并且胡說這種“空轉”和“迫害”“即使反復再三，也不能阻止生產效率的低下和國家經濟的貧困化”。妄圖一筆抹殺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豐功偉績。　　

生產效率是否低下？國家經濟是否貧困？都是相對的！這要看同誰比。如果站在新中國的立場看，同舊中國比；同發展中國家比，生產效率已經得到很大提高，既不低下；國家經濟已經得到很大發展也不貧困。如果站在極右派的立場看，同美、日、英等發達國家比，我們的生產效率還不夠高；國家經濟還不夠富裕。這確是事實。但是，這不是關鍵。關鍵是他們不但要否定1957年以后到1978年的歷史，而且要全盤否定新中國建國以來的歷史。為劉少奇的繼續堅持新民主主義、為極右派的資本主義補課，為***的復辟資本主義制造輿論。這不過是復辟狂們發出的復辟夢囈罷了。　　

最后一篇是河北大學馬列教研部教授王鐵群的“坐失機遇：預備立憲百年祭”。他說，百年以前的“1908年8月清朝宣布預備立憲，以9年為限”，“清廷”做了大量工作：“考察西方憲政”、“設立專職機構”、“成立資政院和咨議局”、“頒布《欽定憲法大綱》”、“推行地方自治”、“改革官制”、“實行君主立憲”，“使中國自由度空前提高，公民社會的雛形已經形成”。但是，“和平演變的時機已被暴力革命切斷”。“隨著清王朝的倒臺，給中國帶來無限希望的清末預備立憲也隨之葬送”。　王　教授十分傷感的說：“時光荏苒，轉瞬百年。清末預備立憲曾經給中國帶來無限希望，以至人們聞之莫不額手相慶”，“百年之后，令人感慨不已！”　王　教授夢想復辟清末的“公民社會的雛形”。比其它的復辟狂更徹底些，他對于中國沒能復辟到百年以前的清末封建社會耿耿于懷，感慨不已。這不是復辟夢囈是什么！　　

而中央　黨校的　教授杜光的“怎樣促進公民社會的成長”，延續了　王　教授的思路。　杜　教授熱衷于促進公民社會的成長。他提出了公民社會要具備的三個主要構件：一是“符合于公民社會要求的合格公民”；二是“社會團體是公民可以發揮自己的智慧和能量的平臺”；三是達到以下三個條件的“公共知識分子”。（三個條件是“具有學術背景和專業素質的知識者；進言社會并參與公共事務的行動者；具有批判精神和道義擔當的理想者，）　　

杜　教授所說的公民社會，把大量的、不合格的、沒有參加社會團體的人排除在外，把“公共知識分子”說的神乎其神，完全剝奪了大多數人的公民權利。他說，公共知識分子“這個群體是社會的大腦和良心，承擔著維系和重建民族精神的歷史使命，是中華民族的當之無愧的精英”。　杜　教授描繪的這種公民社會，絕對不是工人階級領導的、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社會。他主張精英們是“大腦和良心”，工農兵、人民群眾，只不過是受大腦和良心支使的盲從。那一定是精英主導的少數人統治、奴役、剝削、壓迫大多數人的社會。實際上還是在為復辟資產階級統治的資本主義制度制造輿論。這也是一種復辟夢囈！　　

深圳律師徐建的“重新定位公有制”。更是為復辟資本主義制造奇談怪論。徐律師把“一人為私，二人為公”的理念，定義為所有制的最基本區別。文中有一段精彩論述，是徐大律師的得意之作：所謂“二人為公”，“是指兩個人以上的主體間通過合作、合并、聯合、聯營等形式，對物實行的共同共有，按份共有，統稱為公有制”。徐大律師進一步說明：“如夫妻二人對家庭財產的共同共有；公司股東按股份比例對公司權益按份共有；國有資產為全社會所共有”。這樣說來，哪里還有私有制？所有的非公經濟，都變成了“公有制經濟”。這完全是在為推行私有化打掩護，制造輿論。徐大律師大膽斷言，這種對公有制的重新“界定”，“可能成為第三次改革開放”浪潮中思想解放先行的又一個標志。請看復辟狂們的復辟夢囈有新的發展。　　

一切復辟狂們在發出復辟夢囈時，都忘不了攻擊、污蔑毛主席、共產黨和社會主義。鼓吹和推銷修正主義。《炎黃春秋》這個復辟店里的復辟狂們正是這樣干的！　　

郭道輝（北京大學憲法行政法導師組成員，廣州大學人權研究中心學術委員會主任，最高人民檢察院專家咨詢委員會委員）的“毛澤東發動整風的初衷”，就是對毛主席進行人身攻擊的一只毒箭。作者否定“反右必要論”，胡說整風是“敲打不同意見者”，還惡毒的說，“不能排除毛澤東當初想利用整風來整偏離他的‘左’傾路線、挑戰他的絕對權威的黨內高層人物”。這是對毛主席的惡毒誹謗。經過幾十年的斗爭實踐，歷史做出了裁判。一些當年的右派，（既便原諒、平反也不改）當了走資派。走資派被打倒。多次檢討，永不翻案。站出來又翻案。多年不反右，右派反了天！現在還批“反右必要論”。這不是復辟夢囈是什么！　　

王克明的“馮友蘭臨終談毛澤東”，把毛澤東思想對馬克思主義的繼承、發展、創新，妄加評論。只承認新民主主義及以前階段是科學的；而說社會主義和繼續革命是“空想”、是“荒謬”。污蔑人民公社“像一個封建大家庭”；胡說“無產階級不代表新的生產關系”。污蔑階級斗爭是“仇必仇到底”，歪曲共產黨、馬克思主義關于消滅階級、消滅剝削的學說。　　

廣西師范學院新聞傳播系教授靖 鳴，廣西財經學院宣傳部周燕琳合寫的“‘水稻畝產十三萬斤’新聞考”，并沒有考證出是誰的責任。反思卻認為浮夸新聞與反右斗爭的負面影響有關；與新聞事業功能的異化有關。當時正是劉鄧主政，既不認真糾正，又不老實認錯。一個在虛假新聞照片上亮相，到處吹，起哄；一個卻陰陽怪氣的說風涼話：“聽話，也不是，不聽話，也不是，是難辦。作一個共產主義的新聞記者是難辦。”“一種偏向，脫離地方黨委的領導，……鬧獨立性；一種偏向是完全聽黨委的話，因而就出現浮夸這類事……”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所研究員雷 頤的“‘麻雀’有故事”。抓住除四害活動中的問題，大做文章，攻擊一點，不及其余。　　

邢同義的“甘肅農村的反右派運動”。有6000多字，但歸納成一句話：“說真話倒霉，跟上領導說假話吃香——這是甘肅農村反右派斗爭取得的最大‘成效’”。反正是攻擊污蔑社會主義沒有什么好處！　　

此 總觀《炎黃春秋》這個復辟店，2006年鼓吹高尚全的人民社會主義（為西山會議張目），其目的是要復辟資本主義；2007年販賣謝韜的民主社會主義，成了復辟資本主義的吹鼓手；2008年不改其反社會主義的攻防戰略，繼續反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反社會主義，反人民領袖毛澤東；2009年新年伊始就吹牛撒謊，大發復辟狂言。奉送給《炎黃春秋》一句名言：“別看今天鬧的歡，就怕將來拉清單”。　　

    岳求珍　　

    200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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