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知、無賴、無恥文人的瘋狂表現　　

——簡評胡星斗《反思左禍教訓，支持政府改革》一文　　

小人物未敢忘憂國　　

據說胡星斗其人為當代中國一著名的精英人物，是北京理工大學經濟學教授，有“中國問題學創始人”的顯赫頭銜，從事政府經濟學、發展經濟學、諸子百家與企業管理的教學與指導研究生工作，他于2009年1月7日在“胡星斗中國問題學、弱勢群體經濟學網站”發表了一篇題目為《反思左禍教訓，支持政府改革》的文章。筆者讀后感慨萬分！驚詫萬分！憤慨萬分！在我們中華人民共和國首都北京的標志性建筑天安門城樓上還高掛著中華人民共和國締造者毛澤東畫像的情形之下，在我們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中國共產黨中央軍事委員會、中華人民共和國軍事委員會的核心駐地中南海新華門旁還書寫著“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萬歲”的情形之下，在新華門的影壁墻上還書寫著人民領袖毛澤東那著名的五個大字“為人民服務”的情形之下，這個胡星斗卻端坐于高等學府中，于光天化日之下，無中生有、造謠惑眾、偽造歷史、篡改歷史、戲說歷史、胡說歷史，放肆的污蔑、漫罵、攻擊人民領袖毛澤東！其語言之惡毒、其氣焰之囂張，是鄧氏“改革開放”三十年以來污蔑毛澤東的所有文字中的登峰造極之作，是鄧氏“改革開放”三十年以來漫罵毛澤東的所有文字中的集大成者！這樣的文章在我們中華人民共和國廣為泛濫，實在是一件令人深省的怪事！要么將天安門城樓上的毛澤東畫像摘掉，換上蔣介石、或者日本人、或者美國人的畫像；要么將天安門廣場上的五星紅旗摘掉，換上國民黨的晴天白日旗、或者日本人的膏藥旗、或者美國人的星條旗；要么將新華門那里的文字刪掉，換上“人不為己，天誅地滅”、或者“一切向錢看”、或者“私有化萬歲”的文字，以筆者愚見，這只能是一小撮人的夢想！中國的絕大多數人民是不會贊同的！是要旗幟鮮明的反對的！是要用鮮血和生命來捍衛的！既然天安門城樓上毛澤東的畫像是不能換掉的，既然天安門廣場上的五星紅旗是不能換掉的，既然新華門那里的文字也是不能換掉的，那么毫無疑問，這個胡星斗是大錯特錯了！那么，中國共產黨以及中國政府的諸多的理論、宣傳、出版、教育部門對這樣的文章就不能熟視無睹，置若罔聞！胡星斗所在學校的黨政領導們是不是也應該采取一定的行動了！如果再將人民的血汗錢給予胡星斗這樣的敗類，如果再讓胡星斗這樣的敗類盤踞大學的講堂上毒害我們祖國的未來，那必將是你們的恥辱！　　

也許會有人問，這到底是一篇什么樣的文章呢？你駭人聽聞的說了那么多，是不是在亂扣帽子啊，是不是在亂打棍子啊，下面就請讀者看看這篇奇文吧！筆者將予以必要的簡評，敬請讀者給予寶貴的批評指導！　　

反思左禍教訓，支持政府改革　　

          胡星斗 　　

“烏有之鄉”終于露出了其鼓吹邪教、反對改革、蠱惑人民的真實面目。中國開放三十年了，還有這樣一幫愚民，欲回到文革，開歷史倒車，真讓人啼笑皆非，深感中國數千年皇權專制的偉力。請讀烏有之鄉欲創立邪教的奇文： 　　

烏有之鄉倡議：緬懷毛主席日常化！　　

     毛主席誕辰115周年之際，全國各地網友紛紛集會緬懷毛主席。有鑒于此，我們倡議，將緬懷毛主席的活動日常化！　　

凡是熱愛毛主席、崇拜毛主席的各地網友，只要湊夠9人以上，建議每半個月聚會一次，地點可以在會議室，也可以在家，也可以在操場、公園，也可以野外。每次聚會可以安排9項儀程：　　

1、到場時，相互握手，相互祝福："主席保佑！"；　　

2、齊唱國際歌，三段都要唱，放聲地，壯嚴地；　　

3、念一段毛主席語錄，主持人負責解釋這段語錄與當前形勢、與日常生活的關系；　　

4、放一段錄音或錄像，或讀一篇文章：有關文革和改革；　　

5、結合語錄、錄音、錄像、文章，各自談心得體會。特別是有勇氣懺悔，反省自己過去對毛主席的誤解。　　

6、交流當前工作與生活的體會，交流困難、問題，尋找解決辦法，增強信心和力量。逐漸形成在思想上相互關心，在生活上相互幫助的友愛氛圍。　　

7、表演唱，自選曲目，贊美毛主席和中國革命的歌；詩朗頌，毛主席的詩，或贊美毛主席的詩。　　

8、齊唱東方紅，三段都要唱，放聲地，深情地；　　

9、告別，共同呼喊："毛主席萬歲！人民萬歲！為人民服務！" 　　

日常生活中，我們倡議可以力所能及地做到以下各點：　　

1、在左前胸佩帶毛主席像章；春夏秋冬，婚喪嫁娶，勞動開會，除晚上睡覺時間，一切時間、一切地點、一切場合，都要自豪地佩帶毛主席像章。遇到有人詢問，就是我們做解釋、爭取工作的好時機。許多司機已經自發掛起了毛主席，保佑他們行車安全。要爭取每一輛車掛毛主席像。佩帶毛主席像后，要注意主動讓座，幫助孤寡老人，模范遵守社會秩序。　　

2、在京的，每年清明節，9月9日、12月26日，集體到毛主席紀念堂瞻仰毛主席遺容。　　

a)  瞻仰前，先到國旗下集合，面向國旗和天安門前的毛主席像，唱國際歌，標準如常；　　

b) 瞻仰時，集體準備一束鮮花或花藍，掛上最想對毛主席說的話，放到毛主席塑像前；　　

c) 瞻仰后，在正陽門下集合，齊唱東方紅，標準如常；　　

d) 瞻仰結束，選定一個恰當地點，進行例行的第2至6項；　　

不在京的，如附近有毛主席塑像或烈士陵園的，參照在京瞻仰遺容的辦法進行；　　

3、如附近有毛主席塑像的，應負責清洗塑像上的污物，保持塑像的清潔；經常在塑像前擺放一束鮮花；如附近沒有毛主席塑像的，應設法爭取當地政府、企業、街道、村委會新修毛主席塑像，或者動員普通群眾集資修建。　　

4、凡電視臺播放有關毛主席紀錄片的時間，事先相互告知，有條件的，優先共同收看，討論體會；亦可在家收看，爭取家人的轉變；　　

5、凡電視臺、電臺、報紙、雜志上播放、刊登內容或文章，辱罵、歪曲毛主席形象的，一定要打電話或寫信給電視臺、電臺、報紙、雜志表達我們的抗議，讓群眾的聲音震懾媒體。　　

6、凡在互聯網上看到辱罵、歪曲、妖魔化毛主席文章的，一定要回罵他們。有寫作能力的，要停下手頭的事情，反駁他們，哪怕是三言兩語。要學會利用現成的擁毛文章、書籍、觀點去反駁那些他們。要認清楚，漢奸、買辦、賣國賊、腐敗勢力畢竟是少數，多數人都是被他們洗了腦，受了他們所操縱的輿論控制。　　

7、有手機的，應當利用節假日問候機會，發送與毛澤東思想相關的短信。　　

8、利用節假日，結伴徒步行走，或騎自行車旅行，實踐毛主席"文明其精神，野蠻其體魄"的思想。同時，深入農村、山區，既欣賞祖國的大好河山，又了解了社會現狀，民心人情。　　

9、爭取寫出自己認識毛主席的心路歷程，到網上到處張貼。也要有勇氣告訴周圍的普通人。首先暢開自己的心扉，才有可能找到朋友和同志。不要怕別人嘲笑！要有自信。該受嘲笑的，正是嘲笑者。　　

10、看到打動自己的文章，聽到打動自己的錄音或錄像，要勇于向周圍人傳播，爭取更多的人佩帶上毛主席像章。更勇敢的，還可以穿印有毛主席頭像或為人民服務字樣的T恤衫。　　

11、春節到來，選購毛主席的掛歷、年畫、賀年卡，有條件的還可以送親友。　　

12、平時，爭取能到公園或操場齊唱紅歌，注意吸引普通公眾參加。有條件的朋友，利用自己主持會議或儀式的機會，讓各地黨的會議都唱齊國際歌三段。在唱東方紅的場合，唱齊東方紅三段。 　　

烏有之鄉敬議　　

2008年1月5日　　

不要以為這只是幾個秀才的沽名釣譽，要知道“烏有之鄉”如今是中國影響最大的崇毛、反改革、要為文革、四人幫平反的集團，其網站上鋪天蓋地的是反改革的言論，沒有見過他們發表一篇正面闡述改革開放的文章。　　

誠然，現在的中國，大家都有言論自由，應當允許他們表達自己的觀點。但是他們鼓吹個人崇拜的社會運動，已經走到了反人類、反人民的邪教道路上，我們不得不予以揭露和抨擊。[小人物未敢忘憂國簡評：筆者愚昧無知，很多的事情搞不明白，革命先驅者孫中山的歷史功績有多少？他留下的中國是軍閥混戰的中國，是民不聊生的中國，是貧窮落后的中國，國民黨興也罷，衰也罷，年年歲歲，歲歲年年，國民黨人拜謁中山堂、拜謁中山陵從未中斷過。而執政的中國共產黨人，對毛澤東這位為中國人民立下了豐功偉績的偉大領袖，對這位中國共產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締造者，橫加指責，恣意鞭撻，毫無感恩之心，中國人民自發的各種紀念領袖毛澤東的活動也被百般阻撓，卻把什么拜天祭地的滿清皇家禮儀演繹的紅火熱鬧，卻把什么祭孔大典渲染的淋漓盡致！這是為什么呢？是不是很值得深思呢？上述《烏有之鄉倡議》，出自何人手筆，是一個人之作，還是集體創意，筆者絲毫不知。我是反對形式主義的，形式主義會導致庸俗化，其危害是很大的，在這里筆者不再絮叨。但需要說明的是，形式不等同于形式主義，必要的形式還是需要的，有時甚至是要大力提倡的！比如讀毛澤東的著作，宣傳毛澤東思想，唱國際歌，唱東方紅，唱革命歌曲，在毛澤東的誕辰和逝世紀念日集會，緬懷他老人家的豐功偉績，這些形式有什么不好！這些形式就是應該搞，搞得好！這是中國人民感情的自然流露，是任何人都不能禁止的，也是禁止不了的！什么是個人崇拜？人民不應該崇拜英雄嗎？人民崇拜毛澤東那是有充分理由的！胡星斗有恃無恐的把這些崇敬毛澤東、紀念毛澤東的活動，說成是什么“反人類、反人民的邪教”，足以說明他是一個與中國人民為敵的敗類！胡星斗應該好好的捶打著自己的腦殼想一想，人民為什么不崇拜那些賣國賊呢？我認為胡星斗是搞不清這個問題的，狂犬吠日，無損于太陽的光輝！]他們也忘了：在毛時代，他們有這樣的言論自由嗎？或許，他們當年作為紅衛兵小將曾經“火”了一把，自由了一回，所以直到現在他們對批斗、抄家的自由還是魂牽夢繞，但是，那是圣旨下的自由、毛式“和尚打傘，無法無天”的自由，自由完了，不就抓的抓、殺的殺，剩下的趕到農村，以免在城市鬧事嗎？　　

現在的極左派勢力已經相當猖狂了，魏巍在《一位革命老人對未來的幾點思考》一文中鼓吹新的革命：“革命的對象，是黨內走資派和篡黨奪權的修正主義叛徒集團。”毛新宇在《表揚張宏良、劉永佶，炮打官僚黨》一文中主張“對當權派給予徹底否定、猛烈抨擊、全面揭露”。“所有思考中國問題的人，求同存異，聯合成最廣泛的統一戰線，迫使腐敗無能的當權派退卻，是乃當務之急。”http://www.dajun.com.cn/wenji080101.htm。可見，烏有之鄉絕非孤立，動機遠非單純，他們旨在否定改革開放，否定堅持改革開放的現政權。　　

極左派所崇拜的神是怎樣折騰中國的呢？難道極左派們忘記了，還想再來一遍嗎？　　

1、蘇區大肅反（參考高華：《毛澤東在江西蘇區“肅ＡＢ團”的歷史考察》等）：30年代正當滿懷崇高理想的共產黨人與敵人浴血奮戰的時候，在湘贛中央蘇區、閩西蘇區、湘鄂西蘇區、鄂豫皖蘇區卻發生了數次消滅自己人的大“肅反”（肅清反革命）運動，至少有數萬人被屠殺。毛澤東當時是總前委領導，始終處于大肅反的組織者地位。毛認為贛西南蘇維埃政府與地方軍隊中有大批AB（反布爾什維克）團分子，甚至超過1/4。[小人物未敢忘憂國簡評：反AB團“至少數萬人被屠殺”，大于一萬和小于十萬都可以稱作數萬，兩個數字之間相差十分懸殊，這個“至少”用的有學問，那么至多又是多少呢？這些數字有來源嗎？根據是什么？“毛認為贛西南蘇維埃政府與地方軍隊中有大批AB團分子，甚至超過1/4”，毛澤東在什么時間、地點、和什么人說過這樣的話，什么人的回憶錄寫過這樣的史實？不知胡星斗能否給以令人信服的說明？]　　

事發的起因是毛澤東反對李立三中央進攻武漢、長沙、吉安等大中城市的戰略方針。這在中共紅一方面軍內部有不少爭議，出現了“罵前委對抗中央”的言論以及不滿前委領導的情緒，毛澤東認為這就是“AB團”的進攻。[小人物未敢忘憂國簡評：當時李立三左傾路線統治下的黨中央要打大城市，打長沙，打南昌，打九江，會師武漢，毛澤東從敵我雙方的實際情況出發主張打吉安。而根本不是什么“李立三中央進攻武漢、長沙、吉安等大中城市”，紅一方面軍有關是否執行中央路線、打不打大城市的爭論也決不是 “反AB團”斗爭的起因。而把這種爭議說成“毛澤東認為這就是‘AB’團的進攻”，不知胡星斗的根據是什么？]　　

打AB團的直接原因是，毛在江西蘇區的權威剛剛建立，卻遭到敢于直批毛澤東的李文林為首的贛西南地方紅軍和黨組織對其權威的挑戰。[小人物未敢忘憂國簡評：胡星斗的這種說法是缺乏歷史根據的。一，在1930年那個時期，或者說在紅軍建軍的初期一直到遵義會議之前，毛澤東的正確主張是不被人理解的，是受到質疑的，是遭到反對的，每前進一步都是很艱難的！也就是說毛澤東的“權威”之說是不成立的。二，毛澤東和李文林的分歧決不是什么李文林對毛澤東權威的挑戰，而是有關紅軍生死存亡的方針大計！井岡山革命根據地丟失以后，毛澤東開辟贛南、閩西根據地，中央“二月來信”導致毛澤東第一次被迫第一次離開紅軍的領導崗位，后來紅軍失利，不得不請回毛澤東解圍。當時李立三左傾路線占統治地位的中央要打大城市，主張打南昌、九江，毛澤東從當時的敵我雙方力量的對比實際情況出發，主張打吉安。中央文獻出版社《毛澤東傳》234頁寫到：“當時‘革命急性病’在紅一方面軍的干部中相當普遍的存在。特別是，看到中共中央的指示，許多人急于想取得攻下中心城市的重大勝利。九月二十八日，在江西宜春（袁州）召開中共紅一方面軍總前委會議（通常稱為袁州會議）。會上發生了爭論，毛澤東等堅持株州會議的原有決定：先打吉安；部分干部卻提出直攻南昌、九江，有的甚至向毛澤東提出質問：‘你又不打長沙，又不打南昌，你執不執行中央路線？’會議進行期間，中共中央長江局軍事部負責人周以栗從湖南趕到紅一方面軍總部，傳達說：‘長江局已查明李、張部隊并沒有到達湘潭，要紅一方面軍回去再打長沙。[……此處筆者引用時省略]毛澤東在大革命時期曾和周以栗一起搞過農民運動，就同他談了一個通宵，終于用事實說服了他。周以栗放棄了原來的想法，接受了毛澤東的正確主張，而且轉過來在會上幫助說服部分干部：暫時不打南昌而先打吉安。[……此處筆者引用時省略]十月二日，毛澤東和朱德向紅一軍團下達命令，‘決于四日拂曉總攻吉安城’。部隊行進到吉安境內，遇到從中央開會回來的李文林，說中央還是要紅一軍團去打南昌。毛澤東很平靜地說：我們準備去打吉安，你看隊伍已經向吉安開去了！李文林說，那也只好這樣了。”吉安大捷后，成立了以曾山為主席的江西省蘇維埃政府，組成了以李文林負責的中共江西省行動委員會。這時國民黨軍隊已經開始向南昌集中，準備圍剿紅軍，局勢日趨嚴重，敵軍同紅軍只有一江之隔，紅一方面軍總部后撤三十里，在新余縣羅坊召開紅一方面軍總前委和江西省行動委員會聯席會議。中央文獻出版社《毛澤東傳》第238頁寫到：“會上，毛澤東根據當前敵情的變化，明確的提出：‘在強大的敵人進攻面前，紅軍決不能冒險攻打南昌。南昌是敵人重兵駐守的地方，紅軍還沒有足夠的力量去攻打大城市。紅軍必須采取‘誘敵深入’的作戰方針，退卻到根據地去，選擇好戰場，創造好有利條件，充分依靠人民群眾，實行人民戰爭。把敵人放進來，才能集中力量消滅敵人。’開始討論時，少數人不贊成這個主張，李文林、袁國平提出：‘不打南昌，會師武漢，就是違背中央精神，就會斷送中國革命。’多數人如朱德、周以栗、羅榮桓、曾山、陳正人等支持毛澤東的主張。經過反復的討論，會議對打不打南昌、九江這個問題基本上統一了認識。”滕代遠在《談有關羅坊會議的情況》中說：“經過充分討論和毛主席以及長江局代表周以栗的耐心說服，我們接受了毛主席不去打南昌的正確意見。當然我們的轉變并不是開一次會議解決問題的，而是毛主席費了很大的功夫，盡了最大的耐心，開了多次會，我們的思想才通了。另一方面，當時我們也感到在強大的敵人面前，我們的力量不能分散，而要集中，要團結對敵，如果在這個問題上意見不統一，就會導致分裂，對革命不利，所以我們同意了毛主席的正確意見”。請讀者們認真仔細地分析，這是“毛在江西蘇區的權威剛剛建立，卻遭到敢于直批毛澤東的李文林為首的贛西南地方紅軍和黨組織對其權威的挑戰”嗎？三，通過以上文字可以充分的說明：毛澤東和李文林的分歧是在關于紅軍是否攻打大城市上，而這個分歧也根本不是導致反AB團斗爭的原因。胡星斗完全是在胡說歷史！]結果，最先被逮捕的就是江西行委書記李文林等120余人，以后逐漸株連達到4400到5200人之間，殺了幾十個AB團團長，永新縣接連把六屆縣委打成了AB團，只允許一個自首，其余全殺了。毛澤東在給上海黨中央的信中說，一個月的工夫，在他的管轄下，整個“紅軍中破獲AB團四千四百以上”。　　

老紅軍蕭克回憶道：“軍政治部告訴我們，你們那裏有AB團，并具體指出幾個人……就憑這一句話，根本沒有別的材料，就把他們抓起來了。提審他們時都不承認，一打，一審，就承認了，還供出十幾個人的名字，又把那十幾個人抓起，再打，再審，又供出幾十個”。被捕的人被“雙手吊起來用牛尾竹竿子毒打”，或者“用香火或洋油燒身”，“一批批一批批綁出去殺了”。 [小人物未敢忘憂國簡評：此處胡星斗從根本上混淆了總前委采取果斷措施及時處理“AB團”的必要性和在左傾路線占統治地位的中央指導下肅反擴大化的重要區別，用肅反擴大化的結果來攻擊肅反的必要性，借以達到否定肅反的必要性和進而根本否定毛澤東的罪惡目的。我們可以這樣設想，當時打下吉安，總前委得到了有關AB團的情報后，如果毛澤東領導的總前委不采取任何措施和行動，胡星斗是不是就會三緘其口了呢？不會的，胡星斗會更加起勁的對毛澤東大加攻擊！他會不會說毛澤東得到情報，置若罔聞，不及時采取措施，是對黨、對紅軍、對革命的不負責任和嚴重犯罪呢？從胡星斗的全篇文章所表達的無恥論調來看，筆者認為這是完全可能的。總之，小人之心，小人之口，胡星斗為甚！]　　

當紅軍中曾經反對毛的人肅清得差不多了，毛澤東便著手對付江西共產黨人。[小人物未敢忘憂國簡評：胡星斗胡說歷史可以說是已經到了不擇手段的地步，他的這種說法也算得上是絕無僅有的一家之言了。毛澤東這位舉世公認的無數次挽救了黨、挽救了紅軍的中國共產黨的締造者、中國工農紅軍的締造者，在胡星斗的眼里，毛澤東卻成了共產黨和紅軍的劊子手，如此顛倒歷史，真是豈有此理！令人萬分憤慨！]1930年12月3日，毛澤東派李韶九去江西領導人所在地富田。當時毛給了李一張單子，單子上都是那些對毛有所不滿的人。毛下令要“來一個大的破獲，給以全部撲滅”。 [小人物未敢忘憂國簡評：當時毛澤東雖然是第一方面軍的總前委書記，但是還沒有絕對的權威，還遠沒有達到一言九鼎的程度，毛澤東的正確主張往往要經過艱苦細致的工作才能得到實施，有時就是經過耐心細致的工作也不奏效，例如，1930年8月，瞿秋白和周恩來主持中共六屆三中全會，糾正了李立三的“左”傾冒險主義錯誤，但是他們還是命令一方面軍去打長沙！“毛澤東、朱德對中央的這個指示提出疑問，認為就紅軍的裝備條件來看，長沙不易攻下。但上有中央命令，總前委內部又有不少委員主張打長沙，最后，毛澤東、朱德仍尊重多數委員的意見，由會議決定再次進攻長沙（中央文獻出版社《毛澤東傳》第232頁）”。這充分說明，毛澤東并不等于總前委，總前委的決定并不等于毛澤東的決定。當時大敵當前，反圍剿作戰迫在眉睫，毛澤東在前方指揮作戰，總前委決定李韶九搞肅反，因為他的職務就是肅反委員會主任，這是順理成章的事情。總前委的決定和毛澤東“派李韶九”，這是有很大區別的。另外，1930年12月中共江西省委的領導人中有哪些人對毛澤東有所不滿？是部分人對毛澤東不滿還是整個江西省委都對毛澤東不滿？所謂毛澤東給李韶九的單子上“都是那些對毛澤東不滿的人”都有誰？所謂“毛下令要‘來一個大的破獲，給以全部撲滅’”，有什么歷史文獻、資料、回憶錄可以證明這個所謂的毛澤東令，是指“AB團”還是指反對毛澤東的人？胡星斗這樣講述歷史事件是很難說服人的。我們大家都知道，毛澤東領導中國革命獲得成功是何等的艱難，建國前的朱德、陳毅、李立三、王明、博古、周恩來、李德、項英、張聞天、王稼祥、張國燾等人，先后在不同的歷史時期都反對過毛澤東的正確主張，甚至“無情打擊、殘酷斗爭”過毛澤東，甚至是想要過毛澤東的命，盡管這樣，毛澤東殺過誰？王明跑到蘇聯去了，張國燾叛變投敵了，李德回國了，其他同志都成了毛澤東的戰友！在“西安事變”中，連成為甕中之鱉的蔣介石，毛澤東都堅決反對殺！建國后的反對派有那么多人，毛澤東又殺了誰？在中國的歷史上，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包括反對過自己，而且被歷史證明反對錯了的人一道工作的人只有毛澤東！這難道還不能說明問題嗎？]12月5日，李韶九帶著一連人馬日夜兼程，趕往富田，立即逮捕了段良弼、李白芳、謝漢昌（紅二十軍政治部主任）、金萬邦（省蘇軍事部長）、周冕（省蘇財政部長）、馬銘（省蘇秘書長）、劉萬清（原四軍政治部主任）等8人。從7日到11日，李韶九不分白天黑夜，四處捕人、審訊。10日夜，李韶九下令槍斃要犯17人；11日夜，又下令處決24人，其中有省行委員7名。12月9日，富田肅反人員兵分三路，掀起更大規模的捕人狂潮。由于李韶九等人的濫捕、濫殺，終于釀成了揭竿另立的富田事變。　　

省行委常委叢允中曾經說：“李韶九捕捉AB團是受毛澤東指使，是毛澤東希望將江西老干部一網打盡，造成清一色的毛黨，好安安穩穩地當皇帝”。 [小人物未敢忘憂國簡評：有文章說，富田事變時，劉敵、謝漢昌將紅二十軍拉往贛江以西，宣布脫離紅一方面軍總前委領導，原被捕的中共江西省委領導段良弼、李伯芳等人宣布自行成立省委，并指責肅反是毛澤東的密謀，省行委常委叢允中根據自己的無端猜測，稱李韶九捕捉AB團是受毛澤東指使，是毛澤東希望將江西老干部一網打盡，造成清一色的毛黨，安安穩穩地當皇帝。（請讀者注意，這里的這段話是沒有引號的，而胡星斗所引用的話是有引號的）。那個時候就有“老干部”這個具有典型時代特點的名詞嗎？（說句玩笑話，我真不知道還有什么人的“老干部”資格比毛澤東這位老干部還老？）毛澤東在革命成功之后都沒有當什么皇帝，毛澤東在那革命力量還相當的弱小、白色恐怖勢力還相當強大的1930年就要做皇帝？這樣的話有什么可信之處呢？筆者對叢允中說沒說過這樣的話，沒有進行必要的驗證。如果叢允中沒有說過這樣的話，是好事者制造出這樣的話來，那么足可以說明其人居心叵測！如果叢允中真的說過這樣的話，值得注意的是，叢允中說這個話的時候，已經不是昔日的江西省行動委員會常委了，而是事變后自行成立的非法的省行委常委，這樣一個分裂紅軍、分裂黨，在紅軍高級領導人之間制造嚴重糾紛，將紅軍置于十分危險境地的人，在錯誤的時間、錯誤的地點、錯誤的場合，發表的完全錯誤的言論，胡星斗竟用來否定毛澤東，那么更加說明其居心是十分險惡的！]　　

項英、任弼時等人都認為打AB團、肅反擴大化的原因是幫派主義，毛澤東應負主要責任。當時中央派來的三人團之一的顧作霖，嚴詞斥責毛澤東：“毛澤東從來不檢討自己，而一味武斷地把反對你的同志當作反革命殺了！你是什么立場？”[小人物未敢忘憂國簡評：中央文獻出版社《毛澤東傳》第248頁中寫到： “[1931年]一月十五日，根據中共中央的決定，在寧都小布成立中共蘇區中央局，項英為代理書記，毛澤東、朱德、曾山為委員；并成立以項英為主席的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朱德、毛澤東擔任副主席（毛兼任政治部主任）；同時撤消中共紅一方面軍總前委和中國工農革命委員會。”由此可知項英任職時間是在富田事變之后，項英的認識雖然與當時紅一方面軍總前委的認識有區別，但是他也認為富田事變客觀上是反革命行動。胡星斗關于“項英、任弼時等人都認為打AB團、肅反擴大化的原因是幫派主義，毛澤東應負主要責任”的說法不知有什么歷史依據？一九三一年四月上旬任弼時、王稼祥、顧作林組成的中央代表團到達中央革命根據地，當時王明等“左”傾教條主義者已經掌握了中央的大權，他們是來傳達中央政治局《關于富田事變的決議》的，是來處理富田事變的，富田事變殺人過多、肅反擴大化，和他們有著密切關系。在這樣的情況下，三人團成員之一的顧作林怎么會說出這樣的話呢？胡星斗應該給出顧作林“斥責”毛澤東的根據嘛！需要特別說明的是，當時毛澤東為書記的紅一方面軍總前委并沒有殺富田事變的領導人，而是半年后，王明“左”傾路線對富田事變參加者進行了嚴厲的專政，謝漢昌、劉敵等被逮捕，并以“AB團”分子的罪名被處決。]毛澤東領導的總前委反AB團運動，導致了非常嚴重的政治后果。據蕭克上將回憶，僅在其四軍即打AB團占全軍人數五分之一。黃克誠說：“如果不是毛澤東在組織路線上失掉了一部分人心，要想在中央蘇區排斥毛澤東，當不會是一件容易的事。”[小人物未敢忘憂國簡評：黃克誠將軍是不是說過這樣的話，是在什么樣的背景下，因為什么事情和什么人說過這樣的話，由于手頭資料有限，筆者沒有驗證。胡星斗企圖用黃克誠的話來說明毛澤東在寧都會議上被剝奪軍權，是因為反AB團時組織路線有問題，是用人不當這個重要的因素所造成的，從而間接證明毛澤東是肅反擴大化的主要責任者。這很顯然沒有任何說服力，寧都會議上毛澤東被剝奪了軍權，那個時候，黃克誠只是紅軍的一個師級干部，他不是寧都會議的參與者，他不了解當時會議的情況，是沒有發言權的。另一方面，如果說毛澤東的組織路線的確有問題，搞山頭，用親信，那么，毛澤東的正確主張，為什么還會有那么多的反對意見呢？毛澤東做什么事情還不應該是得心應手啊，哪里還會有那么大的阻力呢？這足以證明胡星斗的說法是根本站不住腳的！毛澤東歷來是承認山頭，不搞山頭，搞五湖四海的。寧都會議批判毛澤東違抗“中央決定”之過，批判毛澤東“對抗國際路線”之罪，就是沒有批判毛澤東的什么“組織路線”之錯！這些是有無數的事實可以證明的。]　　

江西肅反后來又擴展到其他紅區。賀龍回憶：“洪湖的區縣干部在肅反中是殺完了。紅三軍中到最后有的連隊前后殺了十多個連長。夏曦在洪湖一直殺了幾個月，只在這次肅反中就殺了一萬多人。”閩西蘇維埃政府35名執委和候補執委中半數以上被殺害，僅1931年5月中旬就逮捕了“社會民主黨分子”1670人，其中700余人被處決。紅四軍主力4個師12個團的干部中，僅倪志亮、王樹聲幸免，余皆被殺；僅30團被殺的干部就有500人之多。白雀園大屠殺，殺不過來自己的“同志”，就用機槍掃。　　

薄一波說，死在自己人手中的共產黨員比死在國民黨手中的共產黨員多得多。[小人物未敢忘憂國簡評：中央蘇區以外的紅區搞的肅反擴大化和毛澤東更是不相干的事情，那是王明左傾路線所造成的惡果，夏曦就是積極貫徹執行王明路線的。胡星斗把這些歷史上已經有了準確結論的東西，不擇手段的堆砌在毛澤東名下，手段是極其惡劣的，是沒有絲毫說服力的。]　　

[小人物未敢忘憂國簡評：大量的歷史資料說明關于反AB團和富田事變的過程是：在紅軍沒有打南昌，而攻打吉安并取得勝利以后，“在吉安也得到錯誤的情報，‘認為各級指導機關，無論內外，多數為AB團、富農所充塞。’這導致了不久后發生的肅反中的嚴重錯誤。”（中央文獻出版社《毛澤東傳》第236頁），其中單引號中的引文來自1930年10月19日《毛澤東給湘東特委的信》。這里說是獲得了情報！至于說是錯誤的情報，那是現在的說法。作者京人在《富田事件——一部慘痛的內斗史》中寫到：“AB團的創建人段錫朋在1931年曾說：‘AB團在四.二暴動后，（……）亦萬無可以存在之形勢’”，該文還寫到：“AB團在解體之后，江西盡管還存在著個別的殘余分子，但這個組織并沒有重建”，這也是馬后炮！請問各位讀者，在當時那種危機四伏，形勢十分嚴酷的情況下，得到這樣一份情報，哪個敢說是錯誤的！哪個敢說是假的！1930年上哪里去獲得這個段錫朋在1931年說的話！哪個敢以段錫朋的話為根據！哪個敢說這個組織已經瓦解并沒有重建！由于國民黨軍隊對中央蘇區展開圍剿，軍情緊迫，1930年11月1日，紅一方面軍總前委毛澤東、朱德等頒布《移師贛江東岸，誘敵深入，待其疲憊而殲滅之》的命令，率軍赴前線作戰，正式拉開第一次反“圍剿”斗爭的序幕。總前委在12月將對江西蘇維埃政府駐地富田的肅反工作委托紅一方面軍總政治部秘書長、肅反委員會主任李韶九主持，不久又派古柏前來協助肅反工作。這是無可非議的！這和李韶九在肅反工作中搞了擴大化，搞嚴刑逼供是兩回事！其中的道理如同建國后1957年反右擴大化錯了不等于反右錯了是一樣明顯的。　12月5日　，在李韶九的指示下，李韶九大搞嚴刑逼供，肅反擴大化，大批紅二十軍領導被捕。　12月12日　上午，紅二十軍第174團1營在團長劉敵率領下發動兵變，逮捕軍長劉鐵超，釋放被捕的政治部主任謝漢昌。李韶九逃往富田。12日下午，謝漢昌、劉敵率部由東固沖到富田鎮，包圍江西省蘇維埃政府，將政府警衛連繳械，古柏和省蘇維埃主席曾山逃出，其他政府人員以及李韶九和中央提款委員易爾士全部被捕，釋放了因“AB團” 被捕的全部人員。13日，紅二十軍在富田鎮廣場舉行群眾大會。劉敵在會上造謠說：“毛澤東反水了，變成了許克祥第二，我們要打倒毛澤東，擁護朱德、彭德懷、黃公略。”13日下午，劉敵、謝漢昌將紅二十軍拉往贛江以西，宣布脫離紅一方面軍總前委領導。　12月15日　，原被捕的中共江西省委領導段良弼、李伯芳等人宣布自行成立省委，省行委常委叢允中根據自己的無端猜測，稱李韶九捕捉AB團是受毛澤東指使，是毛澤東希望將江西老干部一網打盡，造成清一色的毛黨，安安穩穩地當皇帝。紅二十軍還派段良弼前往上海，希望能獲得當時中共實際最高領導人李立三的認可，但段在上海失蹤。富田事變發生后，紅一方面軍總前委在毛澤東主持下召開緊急會議，認定富田事變是“AB團”的叛變行為。　12月17日　，彭德懷率紅三軍團前往平叛，12月20日，紅二十軍派人向彭德懷送去一封毛澤東寫給古柏的密信：“古柏同志：據各方形勢的轉變，及某來信，我們的計劃要趕快些，我們決定捕殺軍隊CP與地方CP，同時并行，并于捕殺后，即以我們的布置出擊，僅限三日將贛西及省行委任務完成。于拷問段、李、王等中堅干部時，須特別勒令招出朱、黃、滕、彭系紅軍AB團主犯，并已與某方白軍接洽等罪狀，送來我處，以便早日捕殺，迅速完成我們的計劃。此信要十分秘密，除曾、李、陳三人，任何人不得告知。毛澤東1/12抄”。還有一封紅二十軍領導人寫給彭德懷、朱德、黃公略三人的信：“我們費了一夜推敲”，“我們可以頭顱來保證這個文件的真實，不是捏造”，“你們得此信后，須火速有一個整個的布置把毛(澤東)周(以栗)及其走狗一齊扣留”。彭德懷對所謂的毛澤東給古柏的信，經過仔細的分析研究，從數字的寫法上斷定是偽造的，（事實證明此信為叢允中偽造。）21日上午九時，三軍團召開前委擴大會議，彭德懷表明自己的態度：“富田事變領導人偽造信件，陷害同志，企圖分裂一、三軍團，破壞總前委粉碎白軍進攻的計劃，公開宣傳打倒毛澤東，擁護朱、彭、黃，這不是黨內路線爭論，而是反革命的行為”，通過宣言，提出“擁護總前委，擁護毛政委，一、三軍團團結一致粉碎國民黨進攻。”會后，彭德懷派鄧萍將紅二十軍領導人給彭德懷、朱德、黃公略的信和偽造的信以及紅三軍團的宣言送到總前委，彭德懷與朱德、黃公略對毛澤東毫無保留地表示了支持。后陳毅前往紅二十軍駐地永新進行調解，紅二十軍釋放了李韶九等人。　1931年1月15日　，中共蘇區中央局成立，由周恩來、毛澤東、項英、任弼時、朱德等組成，周恩來為書記，項英任代理書記，　1931年2月22日　，蘇區中央局代理書記項英主持會議，研究富田事變的有關問題，紅一方面軍總前委和毛澤東做了詳細匯報。會議得出的結論與紅一方面軍總前委的結論有很大區別。會議形成了《對富田事變的決議》，認為事變客觀上是反革命行動，但在組織上不能證明參與事變者全是“AB 團”分子。此時，王明等“左”傾教條主義者已經掌握了中央的大權。王明等認為蘇區中央局對富田事變的處理是錯誤的，由任弼時、王稼祥、顧作霖3人組成中央代表團，攜帶中共中央政治局于　3月28日　作出的《關于富田事變的決議》來中央蘇區處理富田事變。《決議》認為“蘇區中央局的決定不僅是錯誤的，而且是非常危險的。在目前這種形勢下我們的主要任務是：立刻制定鍛煉真正的鐵的工農紅軍的具體計劃，糾正過去工作的缺點與錯誤，改造軍事及政治干部。肅清紅軍中的‘AB團’及其他反動分子，并須堵絕一切反動分子重新混進紅軍的可能。繼續改造蘇維埃政權……加緊肅反工作，以求徹底消滅一切反革命派別”。半年后，王明“左”傾路線對富田事變參加者進行了嚴厲的專政，謝漢昌、劉敵等被逮捕，并以“AB團”分子的罪名被處決。發展到后來，紅二十軍副排長以上干部均被處決，紅二十軍番號被取消，其余部被編入紅七軍。縱觀反“AB團”和富田事變的發生發展過程，毛澤東所作所為的是非責任不是很清楚了嗎？　　

筆者現在把《陳毅傳》中有關的內容錄于下供讀者認真研讀，了解事件的發展過程。其中，加粗的文字請特別注意，我認為這樣有助于理解當時紅一方面軍總前委所采取的果斷措施，至于在解決富田事變的后期多殺了人、殺錯了人，毫無疑問是錯誤的，這筆帳是應該記在王明左傾路線名下的：　　

1930 年 10 月，蔣馮閻大戰結束，蔣介石即開始了對紅一方面軍的第一次“圍剿”。敵軍由北向南，分進合擊，企圖以 10 萬兵力將紅一方面軍消滅于袁水流域。大敵當前，決戰在即。但是，在中央的“左”傾思想指導下，全國各蘇區從地方到紅軍的肅反擴大化也大規模地展開了。　　

　10 月 1　4 日紅一方面軍總前委在給中央的報告中稱：“贛西南黨、團、蘇維埃政府的領導機關，多數為 AB 團所充塞”，必須“來一番根本改造”，以“挽救這一危機”。　10 月 2　6 日總前委與江西省行動委員會（簡稱省行委）發出指示，“現在贛西南的黨內和團內充滿著富農反革命”，必須“改造全部黨的組織，重新建立，不使有一個富農反革命分子（AB 團）留在贛西南的黨內團內”，“嚴厲的鎮壓 AB 團，處決 AB 團中一切活動分子”。此后，打 AB 團的活動即全面展開。紅二十二軍當然也奉命要打 AB 團。很快陳毅便感到優慮和為難。他當然會堅決與反革命分子作斗爭。但是肅反委員會的人員在中央和上級的影響下捕風捉影，苦打成招，大搞逼供信，而且還象布置擴大紅軍那樣規定肅反數字，就使他日益懷疑和反感了。不久，二十二軍政委邱達三也被作為 AB 團的要犯逮走了。 李文林，東固地區江西省紅軍獨立二團與四團的創建人，曾以黨絕對領導軍隊而受到毛澤東極口贊譽的英雄人物，此時己是中共江西省行動委員會書記。他任贛西南特委常委時，曾是當地抓 AB 團的帶頭人，恃委決議中甚至有“實行赤色恐怖”的口號。此時他卻被定為 AB 團首要人物，被逮捕了（后被殺害）。　　

12 月 7 日，紅一方面軍總前委肅反委員會主任李韶九（即原紅六軍一縱隊政委）帶領紅十二軍一個連來到江西省行委，江西省蘇維埃政府所在地富田“幫助肅反”。在省蘇維埃主席曾山、省行委宣傳部長陳正人配合下，按別人口供劃定名單，將省行委秘書長李白芳、省行委常委段良弼、省蘇軍事部長金萬邦、財政部長周冕及紅二十軍政治部主任謝漢昌等逮捕關押，嚴刑逼供，又逮捕了一大批人，嚴加看守，有的人陸續被殺害。接著李韶九又到東固，要在紅二十軍搞肅反，準備“找得線索來一個大的破獲”。紅二十軍一七四團政委劉敵也在被懷疑之列。劉敵在部隊一鼓動，說“李韶九是反革命，把我們的政治部主任謝漢昌捉起來了，以后還要捉我們。”得到官兵激烈響應。劉敵就帶一個營到東固，將李韶九等人抓起來，釋放了謝漢昌等；當晚又率部隊趕往富田，繳了那一個連的槍，把作為 AB 團扣押的人釋放。隨即開大會，與會的人紛紛控訴，并提出“打倒毛澤東，擁護朱、彭、黃”的口號。這就是“富田事變”。事后，省行委及紅二十軍在李白芳、謝漢昌、劉敵等帶領下，撤到贛江以西，繼續與敵人斗爭，并將中央所需的一批黃金交由當時在場的中央提款委員易爾士帶回上海。事后，劉敵等人對于這次過激行動的錯誤有所認識，表示愿意接受黨的教育和處分。陳毅不贊成肅反擴大化，但對于以兵變方式解決內部問題，也很反對。尤其在大敵當前的嚴重時刻，對于任何分裂紅軍的做法都認為不能容許。總前委緊急指示陳毅前往東固解圍時，他立即帶領紅十二軍的一個連（當時陳毅任軍長的紅二十二軍已縮編為紅六十四師，歸屬紅十二軍建制，該師在打破第一次“圍剿”、活捉張輝瓚的戰斗中發揮了良好的作用），前往東固調解處理，救出了被扣押的一些人，據賀子珍的妹妹賀怡自傳記述，其中包括被扣押的李韶九。（……此處引用者給予省略）　　

　1931 年 1 月　 15 日，中共蘇區中央局按中央政治局 　1930 年 10 月　 17 日的決定正式成立。蘇區中央局由周恩來、毛澤東、項英、任弼時、朱德等組成，周恩來為書記，周恩來未到時，暫由項英代理書記（后曾由毛澤東代理書記）。（……此處引用者給予省略）富田事變的審理反復甚大。最初，總前委定為反革命暴動。項英主持蘇區中央局后，進行了調查，作出了決議，確認段良弼、李白芳、謝漢昌、劉敵等“均系 AB 團要犯”，開除黨籍。但不認為富田事變是一次 AB 團領導的反革命暴動，對一般附和隨從的人只要承認錯誤，絕對服從黨的決議，允許他們回到黨的領導下來。經過二十軍政委曾炳春等去河西說服動員，富田事變的大部分發動者回到河東，二十軍也隨之回河東。然而，去上海向中央申訴的段良弼卻“時運”不利，富田事變的當事人大都是贛西南擁護立三路線的，此時的中央卻已是四中全會以后狠批立三路線的了。4 月初，中央特派的擁有處理富田事變全權的三人團（任弼時、王稼祥、顧作霖）到蘇區，重組蘇區中央局。他們帶來中央指示，于是，新的蘇區中央局便按中央指示認定“富田事變是 AB 團領導的以立三路線為旗幟的反革命暴動”。服從原蘇區中央局的要求回河東的富田事變領導者、包括去勸說的曾炳春政委在內，此后全部被殺害。一度稍稍緩和的肅反擴大化及酷刑逼供又如火上添油，只要被供為 AB 團者，幾乎全部被捕，大部被殺害，蘇區軍民被殺者無法統計。陳毅當時對富田事變是持堅決反對的態度的。但是亂抓亂殺現象越來越嚴重。他作為書記又不得不傳達蘇區中央局和總前委的決定并組織實施。（……此處引用者給予省略）　　

1968 年 10 月，陳毅在中共八屆十二中全會小組會上談起中央蘇區肅反擴大化時的個人經歷。他說：在中央蘇區時，整我是 AB 團的團長，整了3 年多。李韶九對我說：你是 AB 團，只有自首才有出路，我寫情況報告了毛主席，兩天就得到毛主席的回信，他說我支持你，并批準我把那些被打成 AB 團的同志分別輕重加以釋放。當時如果毛主席不支持我，他們就把我槍斃了。毛主席去打仗，就把紅軍的戰費和他的幾篇著作的油印稿交我保存。他對我說：紅軍的戰費都在這里，還有我的幾篇稿子，都重托給你了。我是很感激主席的。　　

《飛揚軍事》網頁中署名“老衲”的一篇題目為《周恩來：中心關鍵在反毛》的文章，筆者將其錄于此處，筆者將其與“反AB團”有關的內容文字加粗，供讀者分析研究“反AB團”和“富田事件”參考： 　 alimama_pid="mm_10062960_153769_1852749"; alimama_titlecolor="1309CF"; alimama_descolor ="000000"; alimama_bgcolor="ffffce"; alimama_bordercolor="ffffce"; alimama_linkcolor="008000"; alimama_bottomcolor="E6E6E6"; alimama_anglesize="0"; alimama_bgpic="0"; alimama_icon="0"; alimama_sizecode="32"; alimama_width=250; alimama_height=300; alimama_type=2; 　 　　
    1943年11月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周恩來在總結蘇區時期的各個過程時談道：中心關鍵在反毛，并指出第一階段是“項英階段，取消肅反為最高峰”。對周恩來這個講話，存在許多幼稚的解釋，在此不進行列舉，只對周的講話進行一下分析。
    周恩來多次說自己曾犯有“不可饒恕的罪行”，指“寧都會議”周取代毛澤東“紅軍總政委”一事，并非指什么在蘇區對毛澤東的批評。“寧都會議”是在周恩來的提議下召開的，而且，周還是蘇區的最高領導人。即使任弼時后來來到蘇區參加了“寧都會議”，職位也在周恩來之下。因此，周多次說這是我“不可饒恕的罪行”。
    周恩來在1943年11月政治局會議上所說“中心關鍵在反毛”，不主要是對自己的檢討，而是對李立三開始到博古張聞天這個期間的中央主要人物對工作的價值取向的披露或揭露。事實上，也是如此。李立三和項英對李文林等地方組織的支持、張聞天進入蘇區伊始的喋喋不休、博古張聞天的反“羅明路線”和“江西羅明路線”等等，無一不是針對毛澤東的。
    在蘇區肅反的問題上，當代的鉆營“文人”和一些干部，對毛澤東的誣陷是十分明顯的。僅舉一例：關于“AB團”的興衰，是以當代的調查為基礎否定了“AB團”的存在的，而當時包括臨時中央、包括蘇區所有的干部群眾，對“AB團”的認識是什么？周恩來曾代表中央肯定了“打AB團”的正確性，就是說，如果連長期領導“特科”的周恩來也認定“AB團”存在的情況下，毛澤東、朱德、李文林等這些根本不掌握“敵特”動態的軍事領導人，又如何能知道五十多年后會調查出“AB團”的不存在呢？何況，在戰爭中又繳獲了“AB團”組織的信物呢？
    所以，當代一些人用什么“AB團根本不存在”的調查，來徹底否定“肅反”的必要性、并把責任企圖引到毛澤東的身上，僅僅是出于撈取政治資本的豬狗不如的行徑。
    “富田事件”的主要責任者，是李立三的臨時中央。李文林敢于公開反對毛澤東“誘敵深入”的“反圍剿”戰略，顯然是受到了李立三臨時中央的支持。1930年中，李文林參加臨時中央會議后掀起的“肅反”狂潮，尤其是掀起的反對“誘敵深入”的戰略決策，至少有兩個嚴重的危害。一是搞亂了根據地，二是必將導致“第一次反圍剿”的失敗。就是說，李文林等地方領導人，在李立三等人的支持下，即使沒有后來李韶九的過火行為，“富田事件”或者“窮田事件”也是不可避免的。在此之前，他們已經成功的對袁文才和王佐的紅軍隊伍進行了大屠殺。
    在紅軍高級將領不斷被暗殺的情況下，在“第一次反圍剿”有著徹底失敗的危險的前提下，毛澤東也開始了“肅反”。毋庸諱言，毛澤東的“肅反”，直接對準了對根據地和紅軍危害最大的李文林等地方領導人，而且，鑒于李文林的行為尤其是繳獲的李文林父親“AB團”分子的信物，毛澤東直接下令逮捕了李文林。
    當代有人說，如果毛澤東快刀斬亂麻的直接把李文林等地方領導人逮捕起來，也就不會發生“富田事件”了——為了紅軍和根據地的生存，為了取得“反圍剿”的勝利，對李文林等人采取果斷措施，是完全必要的。實質上，“富田事件”的發生，完全是李韶九“認老鄉”放走劉敵造成的。如果李韶九不放走劉敵，“富田事件”也就不可能發生了。
    “富田事件”發生后，代表臨時中央來到蘇區的是項英和鄧發。當代有人美化項英“和平”處理“富田事件”，其實是一種故意歪曲。鄧發在蘇區的“肅反”，可謂甚囂塵上，而項英卻“和平”處理“富田事件”，顯然是自相矛盾的：項英和鄧發，不可能帶著截然相反的中央指示來到蘇區。就是說，李立三的臨時中央，對肅反的指示和行動，都是極其左傾的，項英的“和平”處理，正如周恩來所說“中心關鍵在反毛”，而不是基于什么客觀糾正：臨時中央（李立三等人）的意圖，周恩來最清楚。
    所以，中央“三人團”到達蘇區后，對參與“富田事件”的紅二十軍的干部給予了嚴厲的制裁，周恩來到達蘇區后，下令槍斃了李文林。
    毛澤東秋收起義建立起第一個革命根據地后，不管在中共方面還是國民黨蔣介石方面，毛澤東的名聲遠遠超過了臨時中央，尤其是，毛澤東跟臨時中央的意見相左，而且，屢屢違反臨時中央的指示自行其是，就必然成為臨時中央的主要打擊對象，不管是李立三的臨時中央還是王明博古張聞天的臨時中央。
    事實上，第一個發現蘇區肅反嚴重錯誤并著手糾正的，也是毛澤東。“王震同志堅決支持毛澤東同志”對肅反的糾正工作（習近平語），可謂是中央對蘇區肅反工作的一個客觀的認定。
    瑞金蘇區紅軍內部的肅反“擴大化”的根本原因，一是革命初期的缺乏經驗，一是宗派（山頭）主義的嚴重存在。從肖克黃克誠等人的回憶中，可以直接看到這個事實。
    肖克擔任司令員的縱隊，由于新戰士多，更由于李文林等地方領導人的反對毛澤東的“誘敵深入”，“開小差”比較多，肖克等領導決定實行“連坐法”來制止“開小差”。結果，“連坐法”導致了更嚴重的“開小差”。上級發現肖克等人的“連坐法”后，給予了批評和制止，縱隊政委出面承擔了責任。總前委和毛澤東發出肅反的指示后，各部隊自己開始肅反。從肖克和黃克誠的回憶中可以看到，“殺人”最多的，也就是這個時期，其責任，也完全是各部隊首長的責任。到“肅反委員會”直接參與進行“點名要人”時，各部隊首長開始反思，并設法挽救一些人。接著，毛澤東發現了肅反中的嚴重錯誤行為，并開始著手糾正。
    還有一個事實，即毛澤東的真正“親信”羅瑞卿領導的政治保衛局，在肅反中，沒有亂殺一個人。有人把李韶九說成毛澤東的什么“親信”，其用意是明顯的。要知道，除了毛朱彭等井岡山領導人外，著名的領導人，也就是李文林和李韶九，即李韶九與李文林基本“齊名”，都是受到臨時中央極為重視的干部，后來，也是臨時中央撤了李韶九的職。這一點，可以從毛澤東解救陳毅的事情中得到證實：李韶九未必買毛澤東的帳！還有資料指出，毛澤東也曾經被李韶九私下懷疑成“AB團”。
    還有人在當代回憶說：如果不是肅反的嚴重錯誤，臨時中央想排斥毛澤東，就沒那么容易。其實，這是一種嚴重的誤解。毛澤東和周恩來，是中共黨內無與倫比的組織紀律性最強的黨員，尤其是毛澤東。幾度的臨時中央“中心關鍵在反毛”，毛澤東無論如何是不可能不被剝奪權力的。而紅一方面軍的領導人中，真正唯毛澤東是從的，有幾個？彭德懷領導的紅三軍團，會堅定的支持毛澤東？尤其是，即使紅軍將領集體支持毛澤東，但在臨時中央“中心關鍵在反毛”的情勢下，毛澤東也決然不會同意“用軍隊壓制中央”的做法，而且，必然會出面壓制那樣做的人：黨的分裂，是毛澤東絕對不會允許的！
    盡管毛澤東首先糾正肅反中的嚴重錯誤，而且，在之后又制定了“大部不抓、一個不殺”的原則，但是，毛澤東從來都沒有絲毫推卸過責任。1945年，毛澤東在黨的七大會議上講：“肅反，走了極痛苦的道路”，“反革命應當反對，黨沒成熟時，在這個問題上走了彎路，犯了錯誤。”1956年9月，在黨的八大預備會議第二次會議上，毛澤東在講話中明確地承認錯誤和檢討：“我是犯過錯誤的”，“肅反時我犯了錯誤，第一次肅反肅錯了人。”即使在“文化大革命”期間，毛澤東還是為自己當年的錯誤進行檢討。1968年5月8日與中央文革碰頭會成員談話時，毛澤東說：“我們黨的歷史上是有經驗教訓的。江西的打AB團，福建的抓社會民主黨，鄂豫皖的抓改組派，第三黨，都反映了黨的歷史，說明當時是不成熟的。”
    在當代，一些人瘋狂的掀起“富田事件”的歷史進行篡改，并借此貶低毛澤東，其卑劣，不說也罷。
    周恩來在1943年11月的政治局會議上的“中心關鍵在反毛”，揭示了李立三、博古、張聞天等幾度臨時中央造成中共和紅軍種種危難、幾乎導致革命失敗的根本原因。　　

總而言之，是中央的左傾路線和李韶九的嚴刑逼供導致了肅反的擴大化，導致了富田事變。這是不可駁辯的歷史事實！　　

雖然后來毛澤東擔任了蘇區中央局的代理書記，但是在當時敵軍壓境，軍事問題是首要問題的情況下，毫無疑問，毛澤東是把百分之百的的精力放在反圍剿作戰上的。盡管這樣，毛澤東還是在力所能及的情況下保護同志，并在第三次反圍剿取得勝利后，開始糾正肅反擴大化問題。現僅舉兩例予以說明。　　

《黃克誠自述》(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講到：
　　第三次反“圍剿”之前，因發生“富田事變”，總前委第二次大規模肅反打“AB團”，黃克誠時任紅三軍團第三師政委，肅反委員會給黃克誠送來一份所謂“AB團”的名單，要按名單抓人。黃克誠看了名單，認為其中多是我們黨培養起來的干部，堅決不許抓人。黃克誠因此被懷疑有問題，被肅反委員會抓起來審查。紅三軍團長彭德懷聞訊，找肅反委員會的人責問:“為什么把我們的師政治委員抓起來了？”肅反委員會拿不出黃克誠的“AB團”分子的任何證據，只推說黃克誠是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彭德懷說:“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可以批判斗爭，怎么可以抓起來處理呢？”肅反委員會的人只得將黃克誠放了，但不準他再帶兵，就這樣黃克誠被撤銷了第三師政治委員職務。彭德懷讓黃克誠到紅三軍團司令部去當秘書，后來又派黃克誠去尋鄔縣調查打“AB團”的情況，黃克誠把那里打“AB團”逼供信、錯殺大批好同志的事，如實向總前委作了報告。1931年12月，總前委對肅反擴大化問題開始糾正，承認在打“AB團”過程中，一方面簡單化了，一方面又擴大化了。黃克誠遂又被重新起用，到紅一師擔任政治委員。(該片段引自：京報網  北京日報  曹晉杰) 
    《曾思玉將軍歷險記·四、打“AB團”險遭厄運》一文中寫到：　　

第二次反“圍剿”戰役結束后，曾思玉被調到第三十六師政治部任宣傳中隊長。部隊又回到黃陂休整。一天“肅反”執法隊來到宣傳隊，要曾思玉中隊長集合全隊人員，點名。突然的集合使他感到莫明其妙，頓感緊張。在隊前呼點中，只見肅反人員盛氣凌人。最后點到曾思玉的通訊員小趙時，立即逮捕走了。此時，曾思玉和全隊人員各個緊張異常，生怕小趙在逼供的情況下說出什么，供出誰，亂咬一口。當得知小趙于第三天就被槍斃的消息后，肅反人員沒有再來，大家懸著的心才平靜下來。以后，紅十二軍軍部和三十六師奉命轉移途中，細雨蒙蒙。三十六師越過軍直向前開進時，碰到十二軍政治部宣傳科長彭加倫，被警衛部隊押著在路旁休息。忽然，彭加倫科長也看見曾思玉，就急忙喊道：“曾隊長，你救救我吧，我冷得不行。”曾思玉看他只穿一件單衣，雙手抱胸，渾身打著冷戰，有氣無力，非常可憐。曾思玉沒有答話，順手摘下身上背的繳獲國民黨的灰色毛毯丟給彭加倫。事后知道，毛澤東政委問紅十二軍軍長羅炳輝、政委譚震林、主任唐政：“你們政治部彭加倫同志哪里去了？”他們回答：“打‘AB團’被抓起來了。”毛澤東政委一臉嚴肅地說：“哪有這么多‘AB團’，把他放了。”又說，“在打‘AB團’的問題上，我覺悟的比他們早一些。”毛政委怎么知道彭加倫呢，因為彭加倫吹、拉、彈、唱樣樣行，是宣傳工作多面手，很有才干。常在會議休息時，毛政委叫彭加倫給唱京戲“韭菜打南瓜。”部隊到了閩西汀州府，彭加倫被放了出來。有一次，彭加倫見到曾思玉時特別感激地說：“你那條軍毯子救了我。”在以后的幾次見面中，彭加倫常談起軍毯救他命的故事，他說：“曾思玉，我佩服你的膽量，在打‘AB團’的肅反中，你不怕受牽連。”曾思玉說：“彭科長，你真是命大，死里逃生，躲過一劫。”彭加倫說：“感謝毛政委救命之恩。”　　

曾思玉又說：“我也好危險啊。我們宣傳中隊的通信員小趙不知什么原因就被逮捕、槍斃了，把我們宣傳隊的人都鬧得人心惶惶，人人自危。在打‘AB團’肅反中，這些事我也險遭厄運，你我都經受住了這次考驗。”　　

在遵義會議以后毛澤東擔任了黨和紅軍的最高領導，在處理張國燾另立中央的嚴重事件時，將張國燾個人與紅四方面軍數萬指戰員嚴格區別處理，成為圓滿處理黨內、軍內重大事件的典型事例。解放后，在國內歷次政治運動中，毛澤東也堅持“一個不殺，大部不抓”的方略。胡星斗割裂歷史、歪曲歷史實在是無知、無賴、無恥！]　　

1935年，遵義會議決定張聞天接替博古在黨內負總責，成立由周恩來、毛澤東、王稼祥組成的三人團（軍事指揮小組），周恩來任團長，毛澤東協助周恩來指揮軍事。但是毛澤東反客為主、反臣為君，篡黨奪權長達十年，直到1945年才名正言順地成為“中央政治局主席”。[小人物未敢忘憂國簡評：關于遵義會議，讀者們是都很了解，那是在長征路上召開的政治局擴大會議。出席會議的有政治局委員和候補委員毛澤東、周恩來、朱德、陳云、張聞天(洛甫)、秦邦憲(博古)、劉少奇、王稼祥、鄧發、何克全(凱豐)，紅軍總部和各軍團負責人劉伯承、李富春、聶榮臻、彭德懷、楊尚昆、李卓然、林彪、軍事顧問李德，翻譯伍修權，紅星報鄧小平任記錄員。會議總結了第五次反“圍剿”以來的經驗教訓，根據絕大多數同志的意見，改組了中央書記處和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毛澤東被選為政治局常委，推選張聞天代替博古在中央負總責，毛澤東、周恩來負責軍事。隨后，又成立了以毛澤東為首，周恩來、王稼祥參加的三人軍事指揮小組。要知道，那是在黨和紅軍生死存亡的關鍵時刻，王明的左傾路線和博古、周恩來、李德“三人團”理所當然的遭到質疑，其他人束手無策的時候，又不得不把毛澤東請出來挽救危局！從此結束了王明“左”傾冒險主義在黨中央的統治，確立了毛澤東在紅軍和黨中央的領導地位。這樣明確的說法是有充分的歷史資料和歷史事實證明的！這不是哪一個人的認識，而是全黨、全軍的共同認識！讀者們可以認真的想一想，參加過遵義會議的有那么多人，其中有擁護毛澤東的，也有反對毛澤東的，中共中央歷屆領導成員中有那么多人，其中有擁護毛澤東的，也有反對毛澤東的，在遵義會議期間，在遵義會議之后的漫長時間里，在新中國誕生之后的幾十年時間里，在毛澤東逝世后的幾十年時間里，在否定毛澤東的妖霧甚囂塵上的時間里，有哪一個人說過在遵義會議上“毛澤東反客為主、反臣為君，篡黨奪權長達十年”這樣的話！？胡星斗僅憑其一知半解，割裂歷史、歪曲歷史實在是無知、無賴、無恥！]　　

2、朝鮮戰爭：在冷戰的情況下，美國為了與蘇聯抗衡，避免毛澤東倒向蘇聯，一開始極力拉攏即將奪取政權的毛。內戰之初，美國就停止了對蔣介石的一切援助，[小人物未敢忘憂國簡評：美國是怎樣在“在冷戰的情況下”，“一開始極力拉攏即將奪取政權的毛”的？胡星斗能不能說的具體點呢？眾所周知，抗戰勝利之后，美國政府假調停，真心幫助蔣介石內戰，提供了大量的軍火武器，并派飛機和軍艦把遠在大西南后方的蔣軍運到解放區“摘桃子”，搶勝利果實，這些都是有很多歷史資料可以充分證明的（因篇幅所限，筆者就不再羅列事實）！胡星斗卻在這里胡說什么“內戰之初，美國就停止了對蔣介石的一切援助”，這顯然是在篡改歷史！]宋美齡赴美求援空手而歸；國民黨政權撤出南京，蘇聯大使館跟著跑，唯獨美國大使館不動，美外交人員留在炮火連天的南京要“與中共接觸”；蔣介石逃到臺灣，美國政府發表聲明，稱國民黨是“被中國人民所拋棄”，允許共產黨軍隊進攻臺灣；美臺之間連續9個月斷絕了所有的往來，毛澤東積極準備“解放臺灣”的戰爭；美國發表聲明，支持新中國加入聯合國；英國開始了與中國的建交談判，美國還提出以50億美元的無償援助，換取與毛建交（見《作家文摘》）。可是抱著極左思維、一心想倒向蘇聯的毛澤東卻說：“不要急著與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建交。”“政治是不可以用金錢購買的。”就這樣，毛澤東錯過了一次營造有利的國際環境的機會。[小人物未敢忘憂國簡評：眾所周知，國民黨蔣介石政府是一直在美帝國主義豢養下的反動政府。如果在解放后中國共產黨也立刻倒向美帝國主義，那會在中國的人民群眾中造成什么樣的政治影響！再說美國政府會真心實意的幫助中國搞建設嗎？讀者都知道，解放以后，美國政府長期對中國采取敵視政策的，搞“和平演變”是美國政府永久不變的對華政策！是毛澤東在一九七二年才打開了中美關系的大門。“改革開放”后，我們中國的某些人不是在一直看美國的臉色干事情嗎？結果又是怎么樣呢？還不是經濟封鎖、技術封鎖、炸大使館、撞飛機！這一切還不能說明問題嗎？再退一步說，就是美國確實“極力拉攏”過中國共產黨，難道中國共產黨就必須跟著美國人跑嗎？難道只有倒向美國才不是“極左思維”嗎？難道只有倒向美國才能“營造有利的國際環境”嗎？難道中國共產黨就不能有自己的思考嗎？難道中國人民就不能獨立自主的處理國內、國際事物嗎？難道中華民族就不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嗎？]不但如此，此時的斯大林、毛澤東還慫恿金日成率先發動了“解放”朝鮮半島的朝鮮戰爭。[小人物未敢忘憂國簡評：朝鮮戰爭是毛澤東慫恿金日成發動的嗎？真實駭人聽聞，毛澤東是如何“慫恿”的呢？胡星斗這樣說有什么根據呢？]但隨著美軍的介入，北朝鮮敗回三八線。斯大林于是又慫恿毛澤東與美軍作戰，想以此削弱蘇聯的東方強國——中國，并阻止中國統一的大業。斯大林假裝許諾為毛的軍隊提供空中支援和武器裝備。果然，毛澤東上當了、決定參與朝鮮戰爭。本來，中共政治局開會，由于大多數人反對出兵朝鮮，毛澤東一度作罷，可是，后來，毛與彭德懷一席話后，未經政治局討論，擅自作出了出兵朝鮮的決定。[小人物未敢忘憂國簡評：朝鮮戰爭初期，那時侯新中國剛剛建立，百廢待興啊，怎么會成了“東方強國”，胡星斗在這里無疑是在給國民黨蔣介石臉上貼金！毛澤東根據當前的國際國內形勢，唇亡齒寒的各種利害關系，艱難的做出了“抗美援朝、保家衛國”英明決策，胡星斗在這里卻說成是上了斯大林的當，這無疑是在胡說歷史！毛澤東在　1950年10月2日　至5日召集中央書記處和中央政治局開了三天會議，研討朝鮮局勢和作了必要的戰爭準備工作以防患于未然，同時對大多數政治局委員作了耐心細致的說服工作，最后在　10月5日　下午的政治局會議上作出了“抗美援朝”的重要決策。　1970年10月10日　，毛澤東會見金日成講起此事的時候說：“我們雖然擺了五個軍在鴨綠江邊，可是我們的政治局總是定不了，這么一翻，那么一翻，這么一翻，那么一翻，恩！最后還是決定了。”胡星斗在這里卻說成是毛澤東“未經政治局討論，擅自作出了出兵朝鮮的決定”，這顯然是在篡改歷史！]而斯大林此時卻表示不提供空中支援了。結果，中國人民志愿軍以極其劣勢的裝備參戰了，犧牲30多萬人、后期供給被美軍切斷而餓死凍死30多萬，總共死亡70多萬人（見《遠東朝鮮戰爭》），而美軍才陣亡5萬4千2百46人。不僅中國人民付出了慘重的生命代價，而且朝鮮戰爭至少造成了兩大極其嚴重的長期后果：一是美國改變了其防守范圍繞過臺灣的戰略，開始阻止兩岸統一。朝鮮戰爭之后，美臺更簽訂了共同防御條約。可以說毛澤東保了朝鮮，丟了臺灣。[小人物未敢忘憂國簡評：讀者都知道，在美帝國主義侵略朝鮮戰爭之初，就派第七艦隊侵占了臺灣！胡星斗卻在這里胡說什么“毛澤東保了朝鮮，丟了臺灣”！]照理說，稍微有戰略頭腦的人和有民主決策機制的政權都會先解決自己的內政（臺灣）問題，然后去管別人的事（反對出兵朝鮮的林彪、聶榮臻等人就是如此的主張），[小人物未敢忘憂國簡評：這里胡星斗的話，不禁讓我想起蔣介石在抗日問題上講的“攘外必先安內”，他們真是高度一致啊！]可是毛澤東說：“別人有困難，我們不管，于心不忍啊！”毛的好斗和輕率性格完全蒙蔽了他的戰略頭腦。二是朝鮮戰爭后，西方國家開始對中國進行全面的封鎖，致使中國30年閉關鎖國，關起門來搞“超英趕美”的大躍進、窩里斗的文化大革命。　　

朝鮮戰爭中，美軍抓獲中國戰俘2萬余人，其中14000人去了臺灣，6673人在經歷絕食等“斗爭”后終于返回大陸。一開始，毛澤東鮮花迎接，后來，全部戰俘打成了“投敵叛徒”，被開除出黨，大部分被折磨致死。　　

 [小人物未敢忘憂國簡評：一，我們這里不用講任何大的道理，只需要設想一下：只隔著山墻的鄰居家著起了大火，你如果不去救，自己家也會馬上化為灰燼的，覆巢之下豈有完卵，胡星斗連這點道理都不懂，卻在那里大談什么戰略頭腦！何況當時的情況是，美帝國主義已經把戰火燃燒到了我們的國土上，自　1950年8月27日　起至我國志愿軍赴朝之前，美軍飛機連續21批次上百架次入侵中國領空，瘋狂地轟炸掃射中國公民，攻擊中國商船。至12月底，侵入中國東北的美軍飛機達到了421批1910架次，南朝鮮陸軍6師炮擊了鴨綠江邊的中國城鎮，美軍還武裝侵占了中國領土臺灣。毛澤東決定抗美援朝、保家衛國，是根據國內、國際的實際情況決定的！是根據中國人民的根本利益決定的！是無比正確的決定！決不是什么是毛澤東的“好斗和輕率性格”所促成的！毛澤東逝世后，在否定毛澤東的某些人執掌朝綱的幾十年時間里，那些當權人物，在抗美援朝問題上也絲毫找不出毛澤東的任何瑕疵，胡星斗卻“獨樹一幟”，大放厥詞，胡說八道！大家知道，中國人民解放軍陸軍的威風是抗美援朝打出來的！中國人民解放軍空軍的威風也是在抗美援朝中打出來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大國地位也是在抗美援朝中打出來的！毛澤東力排眾議、艱難決策、決策英明，毛澤東嘔心瀝血、精心指揮、指揮英明，抗美援朝取得了偉大的勝利！毛澤東為中國人民立下了蓋世之功！胡星斗有眼無珠，對這些熟視無睹，就是會硬著頭皮造謠，由此可見其人是多么的惡劣！二，在抗美援朝戰爭中，中朝軍隊共殲敵1093839人，其中：中國人民志愿軍單獨殲敵718477人，這里包括被俘和投降的敵人46523人。美聯社獲得的數據是，聯合國軍損失1474269人，其中南朝鮮軍陣亡41.5萬人以上，美軍遠東戰區司令尼茲爾1957年在漢城承認，聯合國軍共傷亡140萬人，其中死亡50萬人。為了取得勝利，中國人民志愿軍也付出了重大的犧牲，共計傷亡和失蹤36.6萬余人，其中犧牲142409人，包括凍、餓、病和事故死亡。讀者可以自己想一想，敵軍是武裝到牙齒的，我軍是小米加步槍，這樣的傷亡對比，難道還說明我們這一仗打的不夠好嗎？胡星斗不知從哪里搜羅了那么幾個濫數字，好沒有說服力的啊，美國那么強大，中國又死了那么多人，美國人為什么要坐下來和我們談判呢？胡星斗來解釋解釋嘛！三，當某人攻擊毛澤東閉關鎖國，受到廣大人民群眾的痛斥的時候，胡星斗又拋出了毛澤東決定“抗美援朝”“致使中國30年閉關鎖國”的奇談怪論，他無視起碼的國際國內環境，他不顧基本的歷史事實，他的最終目的就是要把搞閉關鎖國的帽子扣在毛澤東頭上！胡星斗反對毛澤東真是不擇手段啊，真是不知羞恥啊，真是滑天下之大稽！四，胡星斗胡說什么“關起門來搞‘超英趕美’的大躍進、窩里斗的文化大革命”，請問胡星斗，新中國成立后，美帝國主義恨不得把新中國立刻掐死在搖籃中，那個時候就想開著門搞建設行嗎？“改革開放”后開著門搞建設都三十年了，搞的又怎么樣呢？不是把毛澤東領導中國人民創造的家業都折騰光了嗎？這都是有目共睹的事實，筆者在這里不在細說了。關于文化大革命，歷史已經做了檢驗，現在也已經做了檢驗，毛澤東錯了嗎？千秋功罪人民自有評說！胡星斗如果有真才實學，你就把“毛澤東在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繼續革命的理論”，從理論上、實踐上給批駁一番，通過講事實，擺道理，以理服人，確實能夠證明毛澤東錯了，筆者自然會對你刮目相看！]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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