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來‘周扒皮、劉文彩’從書中跑出來了

事物都有其正反兩個方面，教育也自然有其正反兩個方面的方式，正面教育一般比較直截了當的，即教誨人民怎樣去從事該做的事，包括怎樣為人，同時避免去做或不能去做那些不應該做的事，不要去做一個人人喊打或眾人不屑之人。反面教育則是間接的，是用已經對社會或他人造成危害的事物或人的不良行為結果來教育人們，從中吸取教訓，避免和杜絕重犯，起到告誡人的作用。正面教育側重于預防或前瞻，當然也有值得借鑒的歷史經驗；反面教育則是后補性或驗證性的，同樣也有著值得吸取的教訓。

毛澤東時代的教育，無論是家庭教育、學校教育還是社會教育，大部分屬于正面式教育，具有前瞻性、指導性和預知性，這和他的思想理論幾乎同出一爐。那時的家庭教育、學校教育、社會教育結合得很緊，是相互補充、共同促進的。家里父母要求孩子從小學會勞動，熱愛勞動，勞動光榮，愛護集體財產，尊師重長，艱苦樸素，反對浪費糧食；那時的學校教育是那個時代的教育主干，“起立——向主席敬禮---坐下”是課前準備，語文教科書里的各類英雄人物成了孩子們的共同崇敬，熱愛集體，義務勞動、熱愛社會主義，聽毛主席話，跟共產黨走，千萬不要忘記階級斗爭，與壞人壞事作斗爭，好人好事宣傳，反對貪污和浪費，勤儉節約，‘德、智、體’三好都是學校必須的教育。當然也有象黃世仁、周剝皮、閻錫山、劉文彩等反面典型給孩子們帶去的反面教育，又讓孩子們懂得，什么叫萬惡的舊社會，什么是地主和軍閥，什么叫剝削和壓迫，自己該愛什么，該恨什么，怎管他們沒見過其中任何一位英雄，也不曾知道地主老財、資本家長的什么樣，但在他們心里對此早已作過許多的聯想比對，以致能從他們玩的“斗地主、抓特務”游戲里看出來，什么人是什么形象。那時的社會教育更是正面的，那時社會上的好人好事隨處可見，這給了孩子們最直接的教育，大批資本主義、大干社會主義是那個社會的主旋律，到處都是風風火火的勞動場面，孩子們能看到的是赤腳醫生走田間、進萬家送醫送藥，老師和同學一起勞動，干部和社員一起插秧，鄰里鄉下互相幫助、你來我往的和諧局面，軍屬家門前懸掛的火紅“軍屬光榮”牌；聽到的是田間地頭耕地鐵牛的馬達聲、廣播里傳出的《社會主義好》《咱們工人有力量》的歌聲，城里女知青和鄉村小伙子結婚的禮炮聲，支援農業生產和水利建設大軍的號角聲；孩子們想到的是從小立下革命志、長大要當工農兵，向雷鋒同志學習、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雄心壯志；帝國主義和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他們總是要倒的；社會主義一定會勝利，資本主義必然會滅亡，共產主義一定會來到。這一切都是那個偉大時代正面教育的結果。

當初的教育讓我們那一代人獲得了許多理性認識，尤其是新舊社會的對比上獲得的理性認識較多，較深刻，當然不可能所有的理性認識都有機會通過感性認識獲得驗證，有些通過反面的歷史教育所獲的理性認識也許永遠只能有教材，而沒有實例，我們也希望這樣，但愿它永遠成為過去，不要再來。然而，怕鬼有鬼，哪壺不開提哪壺，也許是中國人民的好景不長吧，我們不希望有所檢驗的那個社會仿佛就在眼前，一切都是那樣地雷同，我們書本上學過的《半夜雞叫》、《包身工》、《喪家的資本家的乏走狗》、《劉文學》、《劉文彩》《華人與狗，不準入內》《白毛女》《農夫和蛇》《雷雨》等一課課在現實的今天里廣泛地上演著，我們過去只能在想象中地主、資本家、漢奸、走狗、流氓、偽軍，象‘胡漢三’一樣一個個都回來了，而且隨處可見，滿街都是，而且他們的手段較過去他們的前輩更加之高明，更富有知識性和高科技裝備，看來都能做到與時俱進，農村、工廠、礦山、學校、醫院、機關、文化、宣傳機構等統統被他們占領，他們心里日夜盤算的那本‘變天帳’也終于展開了嶄新的一頁頁，我看60年前的那幾個角色（地主、資本家、漢奸、走狗、流氓、偽軍）放到今天社會還不夠格，[先說你，‘周剝皮’你還不夠格，就會半夜雞叫來，怎比清華MBA？再說你，《包身工》里的小監工，你太楞，不如今天車間一主任；漢奸走狗梁實秋，豈能奸過當今經濟學家加主流；劉文彩，會收租，怎比當今村支書？洋鬼子，你別笑，請容我韜光養晦來外交；湯司令，你心太寬，不如如今一治安；黃世仁，你再狠，不如當今房租催的緊；交際花呀陳白露，怎比當今女秘書？汪狗精衛心太軟，怎比當今一警犬？華人與狗不入內，改為給外商優惠政策]。

一切都明白了，我必須感謝今天，給我補上了這堂生動形象的一課,再現給了我過去只能從書本上學到的、幾乎讓我再無法看到的眾多故事里的主人翁原形，他們充斥于今天的社會各個角落，精彩地演繹著他們曾有的故事。我算是領教了，從對舊社會的理性認識到今天的感性認識，有幸接受過正反兩方面的書本上教育和實踐教育，印象更為深刻，弄懂了什么是真正的社會主義？什么是真正的資本主義？什么是假社會真資本主義？尤其弄明白了萬惡的舊社會，原來是這么回事，怪不得如今教材里再也見不著《包身工》《半夜雞叫》等范文的影子了，原來他們都從書中跑出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