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都有錯！
楊連旭
（2006年4月30日）
《鄧小平沒有錯！》
《主流學者沒有錯！》
《黨國領導人沒有錯！》
《誰都沒有錯》
既然誰都沒有錯，那么現今社會出現的種種不和諧，這又是誰之過、誰之責、誰之錯呢？
我們說，誰都沒有錯，就是誰都有錯！
他們全錯了。
（一）
首先，鄧小平有錯！
既然明知：“關于文化大革命，也應該科學地歷史地來看。毛澤東同志發動這樣一次大革命，主要是從反修防修的要求出發的。至于在實際過程中發生的缺點、錯誤，適當的時候作為經驗教訓總結一下，這對統一全黨的認識，是需要的。文化大革命已經成為我國社會主義歷史發展中的一個階段，總要總結，但是不必匆忙去做。要對這樣一個歷史階段做出科學的評價，需要做認真的研究工作，有些事要經過更長一點的時間才能充分理解和作出評價，那時再來說明這一段歷史，可能會比我們今天說得更好。”（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三日））
那么，為什么不能汲取其中的“斗私批修”這樣的有益成份，還要匆忙間徹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呢？
既然認為：“五十年代，廣大黨員和人民講理想，講紀律，講為人民服務，愛黨，愛國家，愛社會主義，這樣的社會風氣和道德面貌不是很好嗎？三年困難時期，黨和人民不是團結奮斗，渡過了難關嗎？多好的老百姓啊！我們要恢復和發揚這個傳統。”（《鄧小平文選》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318頁）
那么，為什么不能發動群眾、組織人民開展“三反”、“五反”這樣打擊腐敗、教育干部、規范私有經濟的斗爭呢？
應該是實事求是嘛。
正是由于從理論和實踐上否定了群眾運動，卻有沒有相應的替代方法，從而造成群眾路線失去了具體的表現形式，弱化了民主監督，形成了權力真空，使貪官奸商相互勾結失去了后顧之憂，再編織成官官相護的關系網，自然也就肆無忌憚、橫行霸道起來。
（二）
其次，主流學者有錯！
1949年之前中國是市場經濟，可是生產力發展遲緩，工業品基本處在“洋貨”時代。
1949年之后中國是計劃經濟，結果生產力神速發展，工業品基本實現了自力更生，躍居世界第七。
這本是世人皆知的事實。
隨著社會經濟規模超出了控制能力，為了保持總體經濟的高效，在原有計劃經濟有效規模之外，發展市場經濟，這樣的改革本也是常理之中的。
但是，這樣的改革只能是表現為：在總體經濟成份中，公有制和計劃經濟不再是“一統天下”，相對的比例有所下降，其它經濟成份和市場經濟則從無到有，也占有相應的比重，卻絕不能是公有制和計劃經濟絕對量的減少。
不僅如此，生產力的發展，尤其是電腦技術的日新月異，使社會的認識能力和有效控制能力愈來愈進步、愈來愈提高。
在這種情況下，只要能將腐敗鎮壓下去、確保正常的經濟秩序，那么，公有制和計劃經濟就必然是高效的、是發展壯大的，是完全有能力占據主體和居于主導地位的。
這本是基本經濟常識！
可是主流學者卻徉作不知裝糊涂，王顧左右而言它，只是顛倒黑白、信口雌黃，把計劃經濟說成萬惡之源、把公有制說的一無是處，一味地鼓吹市場萬能論，宣揚私有制、鼓噪民營經濟，甚至喪心病狂、慘無人道地公然叫囂腐敗有益論！
如果說言論自由，說什么在我、做什么在你的話，那么尤其惡毒的是：
這些所謂的主流學者、自封的社會精英，他們利用黨和國家尊重知識和人才給予的優勢地位，壟斷輿論、一花獨放、不許爭鳴，從而實現了蒙蔽良善、誤導社會，形成氛圍，欺騙黨國，乃至膽大包天、欺君罔上！
“某些人所謂的改革，應該換個名字，叫作自由化，即資本主義化。他們‘改革’的中心是資本主義化。我們講的改革與他們不同，這個問題還要繼續爭論的。”（《鄧小平文選》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297頁）
（三）
再次，黨國領導者有錯！
改革之初，鄧小平就明確指出：
“農村改革是權力下放，城市經濟體制改革也要權力下放，下放給企業，下放給基層，同時廣泛調動工人和知識分子的積極性，讓他們參于管理，實現管理民主化。”（《鄧小平文選》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242頁）
可是，黨和國家以什么樣的法規和手段保證實現“廣泛調動工人和知識分子的積極性，讓他們參于管理，實現管理民主化”了呢？
沒有，沒有什么具體的法規和手段。
迄今為止，就連企業改制、破產和拍賣，這樣生死攸關的事，也只是任憑廠長經理和主管部門少數人定奪。
鄧小平早就強調：
“要有群眾監督制度，讓群眾和黨員監督干部，特別是領導干部。凡是搞特權、特殊化，經過批評教育而又不改的，人民就有權依法進行檢舉、控告、彈劾、撤換、罷免，要求他們在經濟上退賠，并使他們受到法律、紀律處分。”（《鄧小平文選》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第332頁）
可是，時至今日，那些依法檢舉、控告、彈劾腐敗分子的群眾連自身安危都還沒有保障，任由腐敗分子欺凌、迫害乃至關押呢！
當年，金兵兵臨城下，可宋朝皇帝的主要精力卻不是組織軍民積極備戰、嚴陣以待，力爭同勤王兵馬里應外合，打敗和消滅金兵，反倒是偏信了個妖道的神吹胡侃，奉他為上賓，賞賜金銀財寶，由他編練神兵。
結果，神兵全軍覆沒，妖道逃之夭夭，北宋王朝城破國滅，徽欽二帝被掠到異國他鄉、成了坐井觀天的亡國奴。
其實，那些自封的社會精英同那自吹自擂能練無敵神兵的妖道本是一師之徒、一丘之貉，他們的奇談怪論根本就是不值一駁的歪理邪說！
比如所謂“股份萬能論”和市場萬能論”的神話，自產生那時就在舊中國曾長期市場經濟卻是落后的事實，信用社、供銷社就是股份制可卻毫無優勢可言的現實面前不攻自破了。
可為什么卻要信以為真，待若上賓、形成主流了呢？
應該是兼聽則明嘛！
（四）
最后，工人階級有錯！
時下，對于腐敗幾乎人人痛恨！提起腐敗幾乎個個義憤填膺。可能夠自覺參加和開展反腐敗斗爭的人，卻又是寥寥無幾的。
下崗失業的工人最痛恨腐敗！因為就是由于腐敗搞黃了工廠，他才下的崗。可當廠長大搞腐敗之時，他們的大多數又在干了些什么呢？
他們在想啊，反正這工廠是國家的，廠長貪污受賄也沒拿我們家的，只要他不少發給我工資獎金就行！
于是，就裝聾作啞了。
又豈止如此！對廠長的腐敗，一旦有了個別人講真話、提意見和舉報，廠長打擊報復自不必說，關鍵是工人的多數也是隨幫唱影、冷嘲熱諷，什么偏激個性、刺頭傻子……
還不僅如此！看著廠長利用特權搞大腐敗，許多工人也在立足崗位大搞小腐敗呢。
就這樣，公有制工廠不破產天理何在，工人不下崗又豈有此理？！
從這個意義上說，破產公有制企業的工人都犯有瀆職罪。
工人們也會辯解說，自己沒權沒勢，是弱勢群體。
當然，就個體的工人而言，確實如此。但是，就群體而論，卻絕非如此。
工人階級之所以是社會主義國家的領導階級，就是因為工人階級與先進生產力和社會化大生產聯系在一起，有高度的政治覺悟和組織性紀律性。所以，咱們工人有力量！
工人也可以辯解說，我們雖然有力量可是上邊沒有給政策，我們有勁也沒處使。
這話不對！
因為工人階級的權利是憲法賦予的。更何況，就如《國際歌》所言，人民的權力從來就不是由什么人施舍，而是要靠自己努力奮斗爭取來的。
不久以前，法國罷工的勝利就證明了一切！
想當年，資本家企業里的工人，為了抵制國民黨逃避前的大破壞，還能不怕犧牲、組織起來武裝護廠；
看如今，公有制企業的工人和知識分子卻連組織起來與腐敗分子斗爭的勇氣也沒有；
這說明了什么呢？
所以，正是由于國家主人翁的嚴重瀆職，才縱容了貪官污吏的橫行霸道，才造成了反腐敗斗爭的低效；工人階級的嚴重瀆職是導致公有制經濟腐敗成災，低效、無效和負效，大面積虧損大范圍萎縮，嚴重衰落的重要原因。
應該是依法斗爭嘛。
由此可見，反腐敗斗爭至今成效還不理想，責任不僅在黨和國家，更在每一個公民！尤其是作為國家主人翁和領導階級的工人和知識分子。
不僅如此，目前這個問題還依然在現存的公有制企業、事業和國家機關普遍存在著。長此以往，就會出現公有制經濟的消亡和人民政權的變質或喪失！
所以，面對當前腐敗的蔓延、公有制經濟的衰落、貧富兩極分化的加劇以及由此所產生的各種社會問題，怨天尤人是無助于解決問題的，還是每個人都深刻地自我反省、自我提高為好。
當務之急是，黨和國家必須肩負起歷史的重任：
第一、以鄧小平制定的改革標準對改革進行階段性的驗收，按照鄧小平的教導，以國家機器的強制力，凡是符合標準的就毫不動搖地堅持，凡是違背標準的就決不手軟地廢除！
第二、以鄧小平關于“中國要出問題，還是出在共產黨內部。”“現在還不放心啊！說到底，關鍵是我們共產黨內部要搞好，不出事，就可以放心睡大覺。”的論述，結合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和時代特征，開展理論建設和組織建設！
第三、總結毛澤東和鄧小平的經驗教訓，創新政治體制，通過組建勞動階級的維權組織，彈劾一切敢于侵害勞動階級合法權益的個人和組織，防治官僚階級的異化，規范私營經濟，維護中央權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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