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的人活著
他已經死了；
有的人死了
他還活著。
有的人
騎在人民頭上：“呵，我多偉大！”
有的人
俯下身子給人民當牛馬。
有的人
把名字刻入石頭想“不朽”；
有的人
情愿作野草，等著地下的火燒。
有的人
他活著別人就不能活；
有的人
他活著為了多數人更好地活。
騎在人民頭上的，
人民把他摔垮；
給人民作牛馬的，
人民永遠記住他！
把名字刻入石頭的，
名字比尸首爛得更早；
只要春風吹到的地方，
到處是青青的野草。
他活著別人就不能活的人，
他的下場可以看到；
他活著為了多數人更好活的人，
群眾把他抬舉得很高，很高。
——臧克家《有的人》
有的人活著，他已經死了；有的人死了，他還活著。今天是毛澤東誕辰115周年，一直想寫點什么紀念他。
我生于1976年周總理的追悼會后，有幸與毛主席短暫地同時代。我們這一代“70后”的人，既有新時代的開放視野，又有傳統的理想情懷；既沒有受到毛澤東的直接恩惠，也沒有受到毛澤東的直接“迫害”，相對而言，能夠比較客觀、理性地認識和對待毛澤東和他的時代、他的思想。
總的來說，我的性格比較溫和，對任何極端的和意識形態化的思想都有所警惕。回顧我20多年的思想發展歷程，大至經歷了一個“非毛”——“疑毛”——“中立”——“擁毛”的過程。
80年代中小學時代，對毛的看法屬于“主流”——“非毛”，不外乎《決議》中的評價。所謂“非毛”并不是反毛，而是冷卻、淡化毛，盡量從思想中淡出。我對于毛在建國前的功績從來沒有懷疑過，只是有點不理解他建國后所犯的一些“錯誤”。而當時的思想界，擁毛的“極左”思潮基本上處于邊緣化甚至負面的地位。
第一次和毛的親密接觸是上中學時，1991年，參加學校組織的長征組歌大型合唱。第一次對毛詩詞、歌曲有了全面的感性的認識，體會到毛詩詞的藝術魅力和思想魅力。
1992年上大學后，進入“疑毛”階段。在我所學專業——哲學中，基本上是西化占主流，對毛思想的研究處于邊緣化地位。但我一直想搞清楚一大疑問：為什么毛這樣一個在領導中國革命中幾乎沒有失誤過的偉人在建國后一次次犯“錯”，一次次反“右”，甚至到晚年不惜以“國民經濟到了崩潰邊緣”為代價發動文革？他為了什么目的？是為了私利嗎？即使從最壞的角度推理，他已經處于個人威望的頂峰，根本沒有必要為了個人的私利去打擊私敵。更何況，從他的一生看，他始終是站在廣大民眾立場上的，你可以說他好心辦壞事，但絕不能否認他的為民的好心。為了解開這個疑問，看了一些國內外學者的研究資料，重讀了毛的一些著作，雖有一些深入了解，但沒有從根本上解惑。
90年代末以后，進入“中立”階段。我開始走上標準的“學院化知識分子”的道路。看的書很多，接受的思想很雜，同時也堅持對現實的關注。那時的思想傾向基本可以概括為“情感上傾向右，理性上傾向左”。在情感上對于自由、民主、人權等理念還抱有幻想，在理性上卻越來越強烈地認識到，這種全盤西化的新自由主義經濟改革道路和文化主流思潮危害無窮。促成我這種思想傾向的有兩個關鍵事件，一是理論的。視野更加開闊，從盲目崇拜西方思想，開始轉向更加全面理性地看待中西方思想。對中國傳統文化有了新的認識，不再那樣偏激地反對。對盲目照搬西方新自由主義、從一個極端跳入另一個極端的所謂“主流經濟學”越來越反感。
二是實踐的。2000年我參加了博士生實踐團赴湖北省孝感市學習考察中小企業改制問題。那時流行“抓大放小”、“一賣就靈”，就是把所有能賣能送的國有企業都賣掉送掉。看到各級地方官員把國企一賣了之做為唯一的政績，看到地方政府和企業管理層為達目的無所不用其極的手段，看到因此造成的嚴重勞資對立、官民對立和其他社會矛盾，我非常震驚。難道國企改革的目的就是犧牲大多數工人的利益而滿足少數管理層和政府部門的利益？難道這僅僅是改革的“代價”？我第一次對這樣的改革的合理性、合法性提出了質疑。
再加上這一階段國際形勢的變化，認清了西方國家以自由民主之名行霸權奴役之實的真面目，認識到毛的獨立自主自立自強的道路的重要性。
此時，我有兩個很好的朋友，三人關系非常好，但思想傾向完全不同。一個是典型的左派，擁毛而反鄧，一個是典型的右派，反毛而擁鄧，而我是中立派。幾乎每次三人在一起討論都要涉及到對毛鄧的評價，一個堅持說毛好，一個堅持說鄧好，而我則兩頭說好，兩頭不討好。
大約是06年后，我的思想從“中立”轉向“擁毛”。有幾個標志性事件：
一是做全球化和信息化問題研究，對全球化和信息化的理論和現實，對中西文明的新時代的關系走向，對中國建國后建設和改革的歷程做了全面的梳理和反思。我發現改革開放前30中國的經濟、科技、社會、文化建設成就遠遠高于“主流”的評價，特別是在那樣一個艱難的國際環境下所取得的重大的自主性的科技、工業、國防建設成就超出改革開放后30。改革開放后30“民”的確是富了，物質財富的確增加了，但涉及綜合國力與核心競爭力的一些成就卻明顯減少，社會公共事業非但沒有進步，反而有退步（如教育、醫療、農村基礎設施），社會倫理精神價值更是逐步墮落。
二是讀到一篇呂加平的關于反思WG的文章。從全新角度解讀了毛發動WG的動機、背景及效果。主要結論有三點：WG粉碎了美蘇兩霸企圖毀滅中國的野心；粉碎了國內的“走資派”的企圖；通過大民主鍛煉了民眾反擊“走資派”的能力。這篇文章盡管有些觀點我并不完全贊同，但它以翔實的資料、嚴密的推理、求實的態度和新穎的結論回答了我對毛和文革的基本疑惑。
三是08年發生的一系列標志性事件。從314到四月圣火風暴中，我看到西方國家的丑惡嘴臉，從“主流精英”最后的瘋狂中看到他們如何從人民的代言人轉向人民的對立面，從國際糧食危機、石油危機、金融危機中看到了在全球化時代國家利益、集團利益斗爭的險惡。徹底擊碎了我思想中的自由主義幻夢，成為一個堅定的社會主義者、“新左派”、毛主義者。
有意思的是，我的那位右派朋友，去年還為美國打伊拉克的合法性與我激辯的朋友，昨天給我發郵件，宣布與極右派決裂。“不是左派有多好，實在是右派太壞了！在茅于軾公然鼓吹放棄中國的糧食安全之后，在‘精英’們一邊批評中國道德淪喪，一邊捧起范跑跑的臭腳之后，我忍無可忍，決定與他們決裂。就象陳水扁不遺余力地敗壞‘臺獨’的名聲一樣，中國的極右派偽自由主義者不遺力地敗壞“自由”“民主”的名聲。我甚至懷疑是不是‘無間道’。中國的偽自由主義者是真正的自由主義者最危險的敵人。”
誠哉斯言！回顧歷史，除了少數堅定的極左派以外，我所了解的多數現在的“新左派”都是從中間派和右派里面轉變過來的（與反毛者污蔑擁毛者都沒有文化完全不同）。不是左派有多好，實在是右派太壞了！一個公然鼓吹代表5%人利益而反對95%人利益的“精英”集團（茅于軾語）必然遭到95%人的反對。一句話，中國極右派最大的缺陷還不在于其理論上的不成熟，而在于其立場上的錯誤，即與人民為敵，而且缺乏起碼的自我反省（世界歷史上還沒有哪一種“主流”思想公開標榜自己代表極少數人的利益）。他們的自由是建立在95%人不自由基礎上的5%人的自由，他們的民主是由5%人操控的假民主，他們的人權是5%人的人權，其余95%的人在他們眼中甚至連“人”都不是。這種思想走向極端，已經完全背離了真正的自由主義，滑向了極權主義和反人民主義，比他們所仇視的“極左”極權和專制有過之無不及。“天地之間有桿秤，這秤砣是老百姓。”這話不僅是對政府官員說的，也是對“專家學者”說的。任何主義和思想，如果背離了國家民族的利益，背離了絕大多數人民的利益，必將走向自己的反面，遭遇人民的唾棄和歷史的失敗。中國極右派的墮落和失敗既是歷史發展的必然，更是咎由自取。
有人說，即使極右派墮落了，那么回到極左的老路就行嗎？我的回答是，我們要避免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這種極端化的思維方式和行為方式的歷史教訓太深刻了。回到極左既不可能也不必要。今天對毛和毛思想的擁護和崇拜已經沒有了封建式的個人崇拜的條件，更多的是出于理性和良知，而非出于迷信和私利。更何況，有這樣的極右派在，有綿綿不絕的“漢奸買辦”在，左派不可能走向極端。這就是辯證法吧。不過，在極右已經把這顆樹掰的太彎時，要想正過來，一定程度的矯枉過正是必要的。
正值毛澤東誕辰115周年，今日懷念毛澤東，只緣妖霧又重來。為什么毛澤東熱越來越熱？老農說的好，老鼠多了自然就想起了貓。拜改革開放和互聯網所賜，由少數政治、經濟、文化精英壟斷一切話語權的時代已經一去不復返了。你可能在一時一地忽悠很多，但你不可能在所有時間所有地方忽悠所有人。廣大的人民群眾日益覺醒，少數“精英”打著民主自由的旗號走精英獨裁和買辦道路的企圖不可能得逞。一切有尊嚴、有責任、有良知、有正義、有理性、不愿做奴隸的愛國同胞，一切熱愛自己的祖國和人民的中國人，無論你喜歡不喜歡毛澤東，無論你屬于什么派，都應該團結起來，為了祖國的富強、民族的自由、社會的公正和人民的幸福而共同努力。
但倘若一定要問我青年應當向怎樣的目標，那么，我只可以說出我為別人設計的話，就是：一要生存，二要溫飽，三要發展。有敢來阻礙這三事者，無論是誰，我們都反抗他，撲滅他！
可是還得附加幾句話以免誤解，就是：我之所謂生存，并不是茍活；所謂溫飽，并不是奢侈；所謂發展，也不是放縱。
——魯迅
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創造歷史的動力。
——毛澤東
在所有人實現自由之前，沒有人能夠真正地獲得自由；在所有人實現安全之前，沒有人能夠真正地獲得安全；在所有人實現幸福之前，沒有人能夠真正地獲得幸福。
——斯賓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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