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景安一貫的對西方的“資產階級自由化”推崇備至，甚至援引了馬克思作為其例證：“正是實行資產階級自由化，創造了相對自由的環境，所以西方出了眾多的思想家、哲學家、經濟學家，馬克思、馬克思主義也是在這種環境下誕生的。”

    馬克思批判繼承了黑格爾、費爾巴哈的古典哲學；斯密、李嘉圖的古典政治經濟學；圣西門、傅里葉、歐文的空想社會主義，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說到“相對自由的環境”，馬克思是有話要說的。翻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里頭馬克思就抨擊了普魯士的書報檢查制度，也就是徐先生所謂的“相對自由的環境”。

    這是察其言，再觀其行：

    1843年，普魯士政府查封《萊茵報》，馬克思被迫遷居巴黎。

    1845年，被法國政府驅逐出境，被迫流亡比利時布魯塞爾。

    1848年，被比利時政府驅逐出境，被迫經巴黎返回普魯士。

    1849年5月，被普魯士政府驅逐出境，被迫流亡巴黎。

    同年8月，被法國政府驅逐出境，被迫流亡英國倫敦。

    這就是所謂的“相對自由的環境”，最后馬克思只能無奈地自嘲，稱自己為“世界公民”。

    在德國，洪堡大學容不下他；在法國，巴黎大學容不下他；在比利時，魯汶大學容不下他；在英國，牛津劍橋同樣沒有一所能容得下他。沒有哪一所大學能給他一個三尺講臺，更沒有哪一個基金會能給他一個便士，原因很簡單，“資產階級自由化”只能是資產階級的自由化，如果哪一個學者膽敢為工人說話，那么，給予他的就不是自由，而是專政。即便如此，這么一個在政治上遭遇迫害，在經濟上窮困潦倒，在學術上遭到整個主流學界攻擊的山寨學者，依然孜孜不倦地追求真理。他的恢弘巨著《資本論》就是對這種“資產階級自由化”最好的諷刺，現在，主流的經濟學家、西方的政界要人都不得不躬下身來研讀這部無產階級圣經了。

    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成就，徐先生是贊嘆不已的：“資本主義有今天，在很大程度上歸功于資產階級自由化，統治技巧不斷改進，尤其是從馬克思主義的批評中，吸取了很多社會主義理念和做法”。推而廣之，他認為：“禁止一切非馬克思主義的研究和傳播，馬克思主義失去了營養源，也沒有了戰斗力。”

    這就是徹頭徹尾的扯蛋。在資本主義社會，資本家是把馬克思攆得整個歐洲跑，列寧蹲過大牢，斯大林被流放七次，李大釗干脆被一槍崩了。和這些在資本主義社會傳播馬克思主義的前人比起來，在社會主義中國，搞西方經濟學的張維迎先生，學術水平自然和馬克思是沒法子比的，不光沒挨槍子，沒進號子，反而做了北大光華管院的院長，雖然不是什么名牌的大學，至少姿態是擺在那的，就是說，改革開放三十年，非但沒有“禁止一切非馬克思主義的研究和傳播”，反而大大地鼓勵這種非馬甚至反馬的學術研究和傳播，真正搞馬克思主義的學者，沒有一個不被邊緣化，北大經院有個叫解萬英的，干脆跳樓自殺?？墒?，根據“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我們看到，馬克思主義非但沒有獲得營養源，沒有提高戰斗力，反而一年不如一年。

    再回過頭來橫向比較，“禁止一切非馬克思主義的研究和傳播”的，不僅有中國一家，蘇聯管得更嚴，管得更死，結果怎樣呢？諾貝爾經濟學獎是一個完全被西方學者統治的獎項，蘇聯人列昂尼德·康托羅維奇在1975年就拿到了，中國怎么樣呢？對西方經濟學解禁三十年，才被提名了一個林毅夫，這還是個拜舒爾茨為師的臺灣逃兵，就是這樣，還讓一群所謂的中國主流經濟學家歡欣鼓舞了好一陣子。匈牙利也是個社會主義國家，同樣是研究經濟體制改革，我們敬愛的徐景安教授拿了國家那么多經費，除了把工人搞失業，把農民搞失地，把學生搞失學，把自己搞成了董事長，一個P都沒有搞出來，匈牙利人亞諾什·科爾內都搞成了世界經濟學會會長。

    這就是典型的中國式學者，明明自己無能，偏要說體制使然；明明自己不好好做學問跑去撈私撈偏，還要賴馬克思主義不搞“自由化”。我是真想問問徐先生，你一個研究中國體制改革的，能把自己研究成了上市公司的獨立董事，能把自己研究成了投資顧問公司的董事長，末了還能把自己改革成一個xx人，這樣子的“自由化”，縱橫八萬里，還有哪個國家有過？上下五千年，可有哪個時代存過？回頭再看看那位被整個歐洲攆著跑卻讓所有資本家顫抖了一個半世紀的偉人，要拿他說事，徐景安是真不配。

    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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