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心堅持社會主義的社科院院長

《打著改革旗號部署反對改革——二評陳奎元院長的講話》，是徐景安2008年11月2日，在其博客專欄的一篇文章。按徐文的說法，他寫評論的背景是：“2008年7月26日，陳奎元院長在部署中國社會科學院改革的會議上，發表反對改革的講話。”這使徐某人大為光火。他認為：陳院長是打著改革的旗號進行反改革的部署。作為一個學者對改革持任何見解都可理解，但是作為中國社會科學院的院長如此敵視改革，并以此在院的工作會議上進行部署，陳院長的“自由化”真是嚴重得可以。然而，他卻口口聲聲要反人家的“自由化”。徐某人的這個“二評”不值得，反而告訴了我們一個信息，不然草民哪里知道，在擁護改革陣營中，還有陳院長這樣的高官，真心堅持社會主義，但卻被冤枉為反對改革，成為了反改革派。但是，徐某人的這個“二評”，確實不咋樣，不信就請各位一觀。　　

陳院長在講話中有這樣一段話：“在改革的問題上同樣也要弄清楚一個問題：搞什么樣的改革，怎樣進行改革？有些人故意模糊改革的性質，打著改革的旗號，企圖取消黨的理論基礎，圖謀褫奪黨的領導權力，改變國家社會主義的性質和方向，提倡這樣改革絕對不是為了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制度，而是和平演變的圖謀。講改革，如果脫離黨的基本路線，違背黨的理想信念，背離廣大人民的利益和期望，就必然導致一系列難以控制的后果。我們決不贊同那樣的改革。”徐某人在其二評中就明確地指出：“陳院長所指的‘這些人’，顯然不是普通人，而是掌控了實際領導權的人，‘這些人’就是鄧小平、江澤民、胡錦濤。”為了證明他的推定是正確的，緊接著寫到：“反改革的先鋒人物馬賓就直言不違地說：‘鄧江在改革中，私化、西化、腐化、分化基本完成’，‘新領導班子沒有挽狂瀾即倒，依然在積極推行鄧小平江澤民的錯誤路線。’馬賓由此得出結論：由于黨中央的‘錯誤路線’，‘在短短的幾年，把中國弄到現在這樣私化、腐化、西化、分化程度，面臨黨變質、國變色的危險。’”這種聯系，顯然牽強附會、居心叵測，是借他人之口，含沙射影黨的最高領導人。試問徐某人，你所點名的三位黨的領導人，其中兩位在黨內的職務最高，何須再“圖謀褫奪黨的領導權力”呢？再說，陳院長作為一名黨員，一名黨的高級干部，難道就沒有批評、建議權嗎？其實，陳院長提出反思改革三十年，是符合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符合事實求是的原則的。一個事物，我們的都應該進行客觀地反思的，允許別人說話，天塌不下來的。如果按徐某人的邏輯，陳院長即使講錯了話，也只能按黨的組織原則處理，哪里還有你說三道四的權利！　　

徐某人認為：“與馬賓不同，陳奎元作為中國社會科學院院長兼黨組書記對30年改革持否定態度，也就成了中國共產黨的反對派。”這引來了徐某人的憤憤不平，質問陳院長：“從1992年至2002年您主政西藏、河南兩地達10年之久，您是中國改革的執行者，又是地方的最高決策者。那么，請問您推行了什么樣的改革？實行了什么樣的現代化？”接著徐某人得出定論：“看來，您還是忠實執行了這場錯誤的改革，明知危害社會主義而為之，那就應該深刻反省。您卻說了一句‘決不贊同那樣的改革’，把應承擔的責任推得一干二凈。要知道，您一直是當事人，而不是局外人。”先不說陳院長在主政地方期間，落實中央的政策如何，政績如何，難道他就不可以反思錯誤，必須一直堅持他認為錯了的路線嗎？陳院長既然說了“決不贊同那樣的改革”的話，就是沒有推卸自己的責任。恰恰相反，他是在檢討過去，反思改革。在贊揚改革開放，上下聲音一致的環境中，這需要何等的勇氣？作為一名黨的高級干部，發出不和諧的言論，他不會不意識到來自如你徐某人這樣的指責，也不會不意識到自己的政治前途的，這種精神你徐某人有嗎？　　

從事物發展變化規律上講，一切事物都可能走向它的反面的。關于改革的問題，鄧小平就有這樣的講話：“但風氣如果壞下去，經濟搞成功又有什么意義？會在另一方面變質，反過來影響整個經濟變質，發展下去會形成貪污、盜竊、賄賂橫行的世界。”（《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會上的講話》《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154頁） 這段話揭示了，改革這種事物，也是有可能走向反面的。而人對事物的變化和發展，是有一定認識過程的，主觀落后于客觀的現象是時常發生的，對于陳院長也不例外，有必要求全責備嗎？徐某人對陳院長的發難，是違反馬克思哲學觀的。　　

“我只能假設，當時陳書記推行了錯誤的改革，當了中國社會科學院院長后覺悟了，力圖把中國改革拉回正確的軌道。那么，主持中國社會科學院6年，又做了什么呢？理應組織社科院提出實行社會主義改革和社會主義現代化的方案，可至今沒有看到這方面的研究報告。”這是徐某人“二評”中的這段話，還是值得肯定的。其實徐某人不用給陳院長留面子，他把話說都出來了，并且是在大庭廣眾下說出的，何須假設？至于說研究報告是否有，現在是否必須拿出來，徐某人又犯了一個低級的錯誤。要知道，做“實行社會主義改革和社會主義現代化方案研究報告”這種大事，必須要統一思想、統一認識，方可調動大家的積極性。但由此我也得出一個結論：徐某人在主政期間，每制定一項政策，肯定無需統一部門、成員的認識，都是自己在那里閉門造車的。　　

徐某人在“二評”中說道：“說空話、唱高調是所有反改革派的共同特點，可是陳院長一直是工作在第一線的人，我非常好奇當年您是怎么做領導的？當了10年省委書記，天天喊搞社會主義，結果搞了資本主義。當了6年院長，又天天喊搞社會主義，結果還是不明白什么是社會主義。既然對什么是社會主義一直沒搞明白，那就應該謙虛一點，但指責、反對改革又那么言之鑿鑿、錚錚有詞。”我也很奇怪，陳院長如果不知道什么是社會主義，什么是資本主義，將它們混為一談的話，就不可能說出“把改革引向西方政治家和理論家鼓吹的方向和軌道上去”的話來，也就成為不了反思改革派，就不會成為徐某人指責的對象。其實，他們兩人都明白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區別，而且都明白改革開放走向了何方。只不過一個是花崗巖腦袋，冥頑不化；一個是順應民心，為民鼓與呼！　　

關于目前官僚腐敗嚴重的問題，徐某人也是不得不承認這個事實。在究其根源上，陳院長認為：“有一些問題不是由公有制或計劃經濟體制帶來的。比如，現實生活中的腐敗問題能怪改革開放之前的經濟體制嗎？”徐某人則堅決不承認腐敗是改革開放、搞市場經濟帶來的，并作了如下的辯護：“實行市場經濟就是自由買賣，無非是談價錢，怎么會產生腐敗？當然，商業腐敗是可能的，與政府權力應該沒有關系，也決不會引起黨群關系的緊張。這就與改革開放之前的體制密切相關。”為了說明腐敗與改革開放之前的體制密切相關，徐某人說道：“在計劃經濟、公有制制度下，政府控制了所有資源。市場化改革，就是將資源從政府控制下進入市場，這就為權力換金錢提供了機會、渠道，所以腐敗與改革同時俱進，每一次市場化改革必然伴隨腐敗的升級、暴富的誕生。”再明白不過了，徐某人的邏輯就是：強盜搶劫，這不怪強盜，而怪你苦主有錢，才去搶你；大門不開，強盜只得破門而入。如果苦主識相點，就和強盜商量，用金子換強盜同等重量的銀子，不行就換同等重量的銅錢。這么以來，強盜就不成為強盜了，還成就了你苦主行善積德的美名。何其荒唐！一個曾經的共產黨官員，一個高學歷的人，一個贊同與時俱進的人，居然把“與時俱進”理解為“腐敗與改革同時俱進”，你這哪里是贊美“與時俱進”，簡直是在糟蹋它，難怪那些腐敗分子敢明目張膽地貪污、受賄，原來有你徐某人在提供理論依據啊。為何非要是“腐敗與改革同時俱進”？難道就不可以防范于未然嗎？為何“每一次市場化改革必然伴隨腐敗的升級、暴富的誕生。”？就不可以總結前次改革中的經驗教訓，來杜絕以后改革中再出現問題嗎？貪污、腐敗越來越烈，權錢交易越來越明目張膽，這不是一個“必然伴隨”能夠搪塞的！對這種混賬的邏輯，我越寫越想罵人。政府掌握著計劃經濟時代的資源（不是說計劃經濟時代經濟到了崩潰的邊緣了嗎？怎么還有資源啊！），某些共產黨員因為他掌握了政府的權利，就可以中飽私囊嗎？這些人即使不按共產黨員的標準要求自己，憑良心和道德，也不應該拿權力換金錢。權力換金錢，絕不是改革的必然規律！徐某人你也當過官，職務也不小，你用手中的權力換過金錢嗎？如果你沒有這樣做過，你的“必然伴隨論”顯然就不成立，就是在為貪污、腐敗這種因改革中放棄毛澤東思想帶來的必然結果，做蒼白的辯護。　　

徐某人列舉了一些腐敗現象：民意民聲無反映渠道、民生民計無保障、公款吃喝、公車消費、公費出國，每年多達萬億元……但緊接著來了這么一句話：“這是改革之前的政治體制來不及改造成的。”要是不注意這句話，還以為他對當前的官僚腐敗，也是恨之入骨的，其實他把這些問題仍歸罪于毛澤東時代。看來，徐某人寧愿背一個寫文章邏輯極差的罪名，也不愿反思改革中存在的問題，其實質就在于他是反毛澤東思想的，反社會主義的。他是在使用欲擒故縱的計謀，采取阿諛奉承手腕，企圖阻止糾正改革中出現的、足以亡黨亡國的弊端。他的目的是什么呢？徐某人的“二評”最后來了個自我暴露：“正因為如此，學術思想界與廣大民眾呼吁推動民主化改革進程。而您把此作為‘宣揚資產階級自由化’而反對。我國改革既然取得如此成就，那么，您反什么資本主義的改革觀、資本主義的現代化呢？您憑什么危言聳聽地提出警惕‘把改革引向西方政治家和理論家鼓吹的方向和軌道上去’……？”徐某人在干什么？他對陳奎元無端指責為了什么？就是為了繼續玩弄資產階級自由化，企圖把改革引向西方政治家和理論家鼓吹的方向和軌道上去！　　

               　2008年11月12日　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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