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徐景安之流普世價值論的僭妄　　

古 象　　

徐景安的出現不能當作偶然現象，而要深思其深層的社會基礎。　　

（一）　　

近些年來，我國意識形態領域怪事連連，一些似是而非的言論在神州大地甚囂塵上，其犖犖大端者可略舉如下：“告別革命”、“淡化意識形態”、“鴉片戰爭有利于中國的現代化進程”、“和諧世界，從心開始”鳩占鵲巢，日漸成為時髦的“主流語境”；“只有民主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四項基本原則只適用于中共黨員，不適用于普通公民”之類的奇談怪論甚囂塵上，施壓中南海；“維持工人和農民現有的生存狀態，很有必要”、“窮人不應叫窮人，應該叫待富”、“中國哪有兩極分化”、“應該規范性產業，讓性工作者為和諧社會做貢獻”之類流氓論調，竟公然問世、暢通無阻；“民主是個好東西”、“普世價值勢不可擋”之類胡言亂語，晚近更以咄咄逼人之勢四面出擊：汶川地震后的救援行動體現了普世價值，北京奧運會的成功舉辦使中國政府兌現了對普世價值的承諾，改革開放三十年本身就是追求普世價值的產物。當黨內或社會上的正義力量對普世價值提出批評意見時，立刻被誣為“反對改革”。　　

意識形態領域在顛覆歷史、指鹿為馬方面之亂象紛呈，常令人匪夷所思、目瞪口呆：中國革命史上著名的四大惡霸地主，現在據說都已“平反”了，因為他們都很“厚道”“儒雅”，絕無水牢或“半夜雞叫”；非但不是惡霸，相反恰恰是“依靠誠實勞動致富”、值得今人學習的典范。美化漢奸、丑化抗日志士、為抽象人性和原始本能張目的反動電影《色·戒》，被允許在中國大陸公映，據說是出于統戰需要。近年來，中學語文課本還出現了一些企圖徹底滅絕革命基因的“善意”刪除：《誰是最可愛的人》據說因含有咬掉美國鬼子半個耳朵的“血腥內容”，不利于中美友好，為避免“友邦驚詫”，刪掉；《狼牙山五壯士》據說因含有“跳崖自殺”的恐怖場面，為避免青少年模仿和更有利于中日親善，刪掉；《包身工》因原生態描寫資本原始積累階段剝削壓迫的殘酷場景，會使弱勢群體子弟產生不必要的“階級覺悟”，對和諧社會構成潛在威脅，自然更應該刪掉。　　

 “在階級社會，每一個人都在一定的階級地位中生活，各種思想無不打上階級的烙印。” “思想一旦離開利益，就一定會使自己出丑。”賣力鼓吹“民主”、聒噪“普世價值”者，都是些什么貨色呢？這其中，有混進革命隊伍追名逐利或革命意志早已衰退的無恥老朽（如李銳、謝韜之流），有打著“解放思想永無止境”幌子欺世盜名、招搖撞騙的政治鄉愿（如劉吉、周瑞金、辛子陵、俞可平之流），還有圖謀東山再起的自由化精英或不甘寂寞的無良學者（如吳稼祥、徐景安、袁偉時、厲以寧、張五常、張維迎之流），鬼怪麇集，不一而足。這些人是當代中國最腐朽、最反動的腐敗分子、不法奸商和無良學者構成的“鐵三角”既得利益集團的代言人，他們圖謀篡改、顛覆、解構1840年以來的中國革命史，通過所謂訴諸普世價值占據道義制高點，取消、否棄中共存在的正當性和理論基礎，褫奪中共的領導權力，以顏色革命、和平演變的方式改變中國的政治架構，以長久維持其既得利益及其外國主子的在華利益。這就是這些年來意識形態領域斗爭日趨激烈、博弈日漸白熱化的根本原因所在。　　

（二）　　

關于所謂普世價值的起源，我們可以追溯至西方列強早期的殖民擴張史。工業革命、尤其是19世紀中葉以來，歐洲人在向歐洲以外的東方地區殖民擴張時，在想象中構造出一個和他們相敵對的“他者”，并通過對東方的“他者”想象來確認和建構自身的文化認同，而與這種文化認同和種族優越感相聯系的基督宗教及其蘊含的所謂普世價值，便成了歐美殖民主義者和帝國主義者賴以自欺欺人的精神武器。歐美殖民主義者和帝國主義者利用基督宗教對東方世界進行文化毒害和精神奴役的終極目的，是為了以最小的代價攫取東方世界的政治經濟利益，因為基督宗教可以馴化東方，最大限度地削弱東方民眾的反抗意志。黑非洲流傳甚廣的諺語“很久以前他們手里有《圣經》，我們手里有黃金；如今他們手里有黃金，我們手里只剩《圣經》”，便是對這種現象的辛辣諷刺和真實寫照。　　

文化殖民主義意義上的宗主國與殖民地，文化帝國主義意義上的西方巨型都市與東方窮鄉僻壤，是全球化時代后現代人類社會文化景觀中對立共生的兩極。政治層面的控制與反控制、經濟層面的掠奪與反掠奪之間的矛盾與沖突，通過文化層面的馴服與反馴服之間的妥協型交融、甚或為虎作倀型共謀，似乎可以在普世價值的虛幻想象中得到某種程度的緩解。　　

人類文明的基本格局現在依然是——西方是強者，處于世界的中心，掌握話語霸權，始終是宏大敘事中的主角或主語“我們”；東方是弱者，處于世界的邊緣，是宏大敘事中和西方人眼中的配角或賓語“他者”。由于西方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的文化毒害和精神奴役，東方人逐漸接受西方人的“他者”歧視，外化的“他者”地位逐漸內化為“他者”心態，并逐漸學會用西方話語來表述自己，鸚鵡學舌地訴諸西方的價值取向和宗教信仰（即所謂普世價值）來確認或追認自己的民族認同或文化身份。　　

顯而易見，普世價值實質上意味著一種不折不扣的毀滅他者的他性的文化帝國主義。　　

（三）　　

對于西方列強在華利益代言人借以狐假虎威的普世價值的實質和要害，我們不妨從政治、經濟、文化等不同層面來稍作分析。　　

從政治層面看，普世價值意味著“我們”對“他者”的征服與控制問題。近代西方工業革命以來，西方列強以征服與被征服、控制與被控制、支配與受支配、宗主與附庸、宗主國與殖民地、主人與奴仆等主從關系模式看待和對待東方文明，一直在推行所謂“全球化進程”——從早期的血腥殖民擴張當如今苦心經營的以“維和”為幌子的勢力范圍、地緣政治和國際組織。普世價值事實上一直在為西方列強征服整個世界的政治野心背書。　　

從經濟層面看，普世價值意味著以利益期貨為鵠的和愿景的柔性投資問題。如何破解資源的有限性和稀缺性難題，是地球文明永恒的主題。成本最小化、利益最大化、以鄰為壑、轉嫁危機是西方列強發跡的秘訣。基督宗教傳教的副產品（如提供西式醫療、教育等）是西方列強的“感情投資”或軟性投資，而未來的經濟期貨和政治期貨則是其少投入、多產出、放長線釣大魚的理性預期。中國龐大的廉價勞動力市場、原材料市場和商品傾銷市場，正是國際壟斷資本及其在華利益代理人鼓吹普世價值的真正目標所在。　　

從文化層面看，普世價值意味著文化上的轉基因問題或文化基因的強制轉換問題。眾所周知，西方資本主義向非西方世界進行殖民擴張時，基督宗教一直如影隨形，作為文化殖民主義的工具，向非西方世界灌輸浸透著西方優越感的上帝救世說和人類救贖史。在將其他宗教貶損為偶像崇拜和低級迷信的同時，基督宗教以普世價值自居，將世界各地獨特的信仰傳統馴化和標準化，破壞甚或損毀其他的宗教傳統和信仰形態。后來以民主、平等、博愛、人權等相標榜的普世價值，更圖謀改變其他民族國家的文化基因，表現出一種驚人的僭妄和粗暴，實際上是一種精致的文化霸權、文化暴力或文化帝國主義。　　

1840年鴉片戰爭以后，中國在不斷挨打的過程中逐漸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民眾處于孫中山所說的“一盤散沙”狀態。毛澤東的出現、毛澤東思想的成熟、毛澤東時代的來臨，使中國的歷史命運發生了根本改變，中華民族為救亡圖存和強國富民而進行的堅忍奮斗，使得中國的政治架構和主流意識形態最終選擇了社會主義和馬克思主義。　　

如果說前毛澤東時代（1840－1949）中國的意識形態表現為一盤散沙的話，那么毛澤東時代（1949－1978）中國的意識形態則具有空前絕后的凝聚力。在后毛澤東時代（1978至今），中國社會矛盾叢生，意識形態乏善可陳。由于中國與西方列強的較量和意識形態博弈仍在繼續，挨打、挨餓問題雖早已基本解決，但挨罵問題（如宗教、人權等普世價值）卻始終是毋庸諱言的老大難問題。在這樣一個風云變幻、危機四伏的年代，反擊西方列強及其在華利益代言人的普世價值僭妄，捍衛中國共產黨、社會主義制度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正當性和話語權，便理所當然地成為每一個有正義感的中國公民的神圣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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