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31日,北京的寒流將一位完人化作了一面旗幟,“中國航天之父”錢學森同志終于走完了98載的人生歷程。“按照毛主席、周總理的教導,我做了一些事情”。這是他對自己最后的評價。
官方給他的最后悼詞里,沒有“久經考驗”四字,哪怕這四個字已經如此廉價。但人民不會忘記,他是以怎樣堅定的信仰,在中國還是美國,共產黨中國還是國民黨中國的抉擇中,投向了滿目瘡痍,百廢待興的新中國;是以怎樣驚人的毅力,走過了暗無天日的五年回國路;又是以怎樣堅忍的決心,毅然決然的走向大漠,用自己的全部生命,凝成祖國不可侵犯的國器。
人民同樣不會忘記,錢學森不僅僅是一個人,他是一個現象,某一個時代特有的現象。一群學有所成的海外精英,不是為了高官厚祿,不是為了榮華富貴,更不是為了娶一個二十多歲的老婆,僅僅是為了一種信仰:“讓那些內外的反動派在我們面前發抖罷,讓他們去說我們這也不行那也不行罷,中國人民的不屈不撓的努力必將穩步地達到自己的目的!”
不到三十年的時間,這也不行那也不行的中國,沒有洋專家也沒有資本家的中國,不僅有了“兩彈一星”甚至有了比肩波音、空客的大飛機。然而,多少人對此視而不見,甚至于刻意的遺忘。文人只是一再教導莘莘學子,萬不能忘某個“黑白顛倒”的年代,多少學生竟批斗自己的恩師。但目之所及,只有政法大學學子付成勵沖冠一怒,手刃恩師于課堂;文人只是不斷聲稱,萬不能忘某個“血雨腥風”的年代,多少知識分子竟被作為臭老九逼迫致死。但耳之所聞,只有高級海歸涂序新博士在浙江大學肝腦涂地,只留下一句“國內學術圈殘酷無情”。于是,也只有楊振寧先生那布滿皺紋的手指在翁帆女士的陰蒂和乳頭上艱難求索時,才能讓人再想起30年前那一聲吶喊“科學的春天!”。
既然自己做不到,那就只能讓人家也做不到;如果人家做到了,那一定要把人家說成做不到;如果證據確鑿,就必須聲稱,人家在做了一件好事的同時,也做了更多的壞事。這是中國式文人的典型邏輯與一貫作風。錢學森膽敢聲稱“按照毛主席、周總理的教導,我做了一些事情”,膽敢警示“如果丟掉了毛澤東思想和公有制,中國就完蛋了”,也就是說,錢學森作為一名海內外知名的杰出科學家,作為每一個有良心的中國人所共同敬仰的對象,竟然膽敢不僅僅做一名中國人,還要做真正的中國共產黨人,那么,真洋鬼子、假洋鬼子和假共產黨人們豢養的忠實奴仆,就必須將他打倒在地并踩上一腳,非如此不能捍衛自己的天堂,非如此,不能告慰骯臟的靈魂。
于是,錢學森同志論證畝產萬斤可能性的文章被翻了出來,并裝出一副義正詞嚴的架勢,控訴道:“看看錢學森的無恥”!“錢學森欠的血債會有多少”!那么,錢學森到底說了什么呢?他只是說“只要我們有必需的水利、肥料等等條件,加上人們的不斷創造,產量的不斷提高是沒有問題的。今天條件不具備,明天就會創造出來,今天還沒有,明天一定會有”。此言又何錯之有?恰如著名物理學家瑞利說的那樣:“當一位杰出的老科學家說什么是可能的時候,他差不多總是對的;但他說什么是不可能的時候,他差不多總是錯的”。當前,各種糧食作物的產量都在不斷前進著,番薯的畝產萬斤已經成為了現實,水稻的畝產已經能夠突破兩千斤,今天還沒有的,誰能聲言明天就不會有?人民絕不會忘記,雜交水稻的成就,恰恰就是在那個據說是黑白顛倒的,據說國民經濟已經到了崩潰的邊緣的年代取得的。說這個那個“拿起筷子吃肉,放下筷子罵娘”的無恥文人指斥人民之前,倒不妨問問自己,不知稼穡之人,有何資格妄言畝產多少。
一個民族將臟水潑向功臣錢學森而不知恥,那么,也難怪錢老生前對總理發出這樣的疑問:“國家還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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