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凡的智慧人生——我所知道的錢學森

    

    錢學森沖破重重阻力回國以后，于1956年1月擔任中國科學院力學研究所所長，1957年1月當選為中國力學學會會長，他同時又是國家科委下屬的力學組組長，一身三任，堪稱中國力學的領軍人物。他對中國的力學研究工作的發展，給予了極大關注，并為此付出了艱辛勞動。
    1956年4月，由于錢偉長先生的熱情推薦，我從原工作單位江西南昌第一中學來到中國科學院力學研究所。1958年下半年，所領導經過研究，讓我走上了業務管理的工作崗位，直至1967年。十年之中，我有幸在錢學森這位科學大師領導下工作，經常向他匯報工作，聆聽他的指示，現在回想起來，真是我人生的一大幸事。錢學森逝世以后，作為兩彈一星功勛科學家，有關方面對他在國防科研方面的貢獻，給出了翔實而全面的宣傳，對他在力學事業方面的貢獻涉及較少，令人感到美中不足。

                        以普通申請者的身份在力學所入黨

    中國科學院力學研究所成立于1956年初，當時所的規模很小，全所在編人員不過20余人。臨時租借了中關村化學研究所大樓五層的西半邊作為辦公室。我到所不久，大約是1956年4月中旬的一個晚上，我在所圖書室瀏覽新到的書籍時，首次遇見錢學森。他聽見我自報姓名后，很和藹地笑了一笑，說他看過我前不久在物理學報發表的有關扭轉問題的論文，并知道我來自江西，這說明他對我的基本情況已有所了解。盡管如此，由于我當時只是新到所的初級研究人員，他是力學所的主要領導，地位相差懸殊，再加上他忙于科學規劃等工作，彼此之間接觸并不很多。這種情況一直持續到1958年下半年。當時擔任力學所副學術秘書（主要負責科研任務的計劃、協調等工作，學術秘書由郭永懷兼任，一直到他去世——作者注）并且事實上總管業務工作的朱兆祥同志，1957年在反右運動中受到不公正對待，被調離了力學研究所，業務管理人員陷于空缺，所領導經過研究，決定由我來補上這個空缺，我幾經推辭，這時候錢學森以所長身份幾次與我促膝談心，對我進行動員。考慮到自己是一名共產黨員，理應遵守黨的紀律，最終還是服從組織上的決定，走上了業務管理的工作崗位。
    錢學森十分重視研究所的管理工作。他多次說過：當今研究工作早已告別了十八九世紀那種一支筆幾張紙，靠個別科學家苦思冥想就可解決問題的時代。凡是具有重大價值的研究課題，本身就是一項系統工程。它的完成需要不同單位的協作，需要龐大復雜的實驗手段。而這些協調、組織工作是靠一支受過專業訓練，知識面廣，同時又掌握科學管理方法的專門人員來完成的。他把研究單位的業務處（或計劃處）比做軍隊的參謀部，在他的重視和關懷下，力學研究所的業務管理工作的隊伍逐年得到擴大。我們的工作包括協助研究室制訂研究計劃，掌握研究計劃執行情況和分階段總結，所內外的協作，研究資源（經費、器材、人員）的分配等等。力學研究所又是國家科委力學組和中國力學學會的掛靠單位，力學研究所同時應該承接兩個單位的各種管理工作。20世紀60年代初起，錢學森在國防部五院工作日見繁重，經過上級協調他逐步減少了來所工作時間每周只剩下一天。這時候力學研究所已經擁有十幾個研究室和一個分部，所的規模日益擴大。作為計劃部門，我們每次都在錢學森來所以前，向他提供一份全面、準確的情況總結供他參閱，錢學森深入重點研究室（組），我們也一定要跟隨在側，記錄他對研究工作的具體指示，研究貫徹落實。所以錢學森來所時間變少以后，我們與他的聯系反而更加緊密了。這種情況一直到1967年，受“文化大革命”的沖擊，力學研究所乃至科學院事實上已經癱瘓。不久我也受到波及，被迫離開力學研究所。作為一個科學家，錢學森不會說出過多的政治理論，但是他與祖國人民有一種深厚的感情，并時時事事站在廣大人民的立場思考問題，想人民所想，急人民所急。
    力學研究所成立之初，錢學森開會時多次講到：在研究所內一定要建立一種新型人際關系，研究人員切忌有優越感。全所上下從研究人員到炊事員、清潔工，都是為人民服務的，沒有貴賤高下之分，他對工人或其他勞動者都是十分尊重的。1957年力學研究所準備興建一座五層大樓作為辦公場所。在審查圖紙時，錢學森認為裝飾標準太高，他一口氣取消了包括豪華吊燈在內的多項裝飾。他認為，國家財政收入的每一元錢都是勞動人民通過艱苦勞動積累起來的，必須盡量節省。在三年困難時期，他向上級組織要求減薪，并放棄國家對他的特殊供應，力求做到與廣大人民同甘共苦。
    錢學森身上同時肩負著領導我國國防科學技術（特別是導彈技術）和發展力學兩項重任。為此，他總是全力以赴夜以繼日地辛勤勞動。當他仍住在中關村時，力學研究所三樓的所長辦公室入夜總是燈火通明，星期日到所辦公或開會也是常事。在旁人看來，錢學森真像一盤繃緊的發條，永不停息在運轉著，幾十年如一日。如果沒有對祖國，對人民的深厚感情，是根本達不到這種精神境界的。
    錢學森回國兩年以后，他目睹了解放以后中國的新氣象。全國城鄉到處欣欣向榮，絕大部分干部勤政廉潔，在舊中國到處肆虐的黃、黑、賭、毒，已經改變，人民生活得到初步改善，使他深受鼓舞。通過回國以后的各方面表現，黨組織對他的了解也進一步加深，于是錢學森向黨組織表達了參加中國共產黨的意愿。由于他是一位國際知名科學家，國內外都有一定影響，所以他的申請最終由中共中央書記處討論并獲得通過（記得同時得到中央批準的還有馮玉祥將軍的夫人，時任衛生部部長的李德全）。錢學森仍以普通申請者的身份在基層支部履行了入黨手續。當時我恰好是所辦公室支部的組織委員，因此由我接收了錢學森親手遞交的人黨申請書和自傳，并在支部大會上介紹了他的自傳的主要內容。

                          為發展中國力學事業嘔心瀝血

    力學和人類的生產活動（特別是工業生產）是密不可分的。從建造房屋，架設橋梁到飛機火箭的設計制造乃至水利建設，石油和各種礦產品的開采，處處都會遇到不同的力學問題。中國在20世紀初就有一些老科學家如周培源、王俊奎等從事力學研究工作。但是那時的研究大多比較零散，沒有形成系統。50年代中后期，情況發生了根本變化。在中國科學院先后成立了力學研究所、巖土力學研究所，國防科研部門先后成立了五院（航天）、六院（航空）和七院（船舶），它們當中有一大部分工作是與力學密切相關的。此外各產業部門如機械、水利、土建下屬的專門研究員都聚集了一部分力學研究人員。與此同時，繼北大、清華以后，全國陸續有10余所高校成立了力學系（專業），地方科學院有的也成立了力學研究所。
    這期間，中國的力學研究工作，不論研究領域的拓寬，水平的提高乃至機構人員的壯大都獲得巨大進步。
    為中國科學院力學研究工作找準定位。
    從20世紀二三十年代起，先是航空，二戰以后再加上航天事業突飛猛進，而空氣動力學、結構力學、飛行力學等就是支撐這些新興產業的科學基礎。1958年“大躍進”期間，力學研究所曾設想聯合科學院內有關研究所，自行設計，制造探空火箭。由于財力、物力和人力得不到支撐，后繼乏力被迫下馬。這件事不僅挫傷了科研人員積極性，而且造成一部分實驗設備的閑置和浪費。此后，錢學森不止一次表示：設計制造火箭，從事航天探索是一件需要投入龐大人力、物力的系統工程，即使國力遠比我們雄厚的美國也只有太空總署（ NASA）－家在搞。我們沒有必要在五院之外另起爐灶。但這絕不意味力學研究所在發展我國尖端科學技術方面無所作為，他認為所有的技術發展都有一個分階段的過程，有今天的技術，又有明天的技術，我們應該對未來技術深入調查研究，確定其中關鍵的力學問題作為研究內容。一般說來研究制造部門是無力在當前任務以外研究未來問題的，我們帶有前瞻性研究的成果，可以大大地縮短設計制造部門的摸索過程。他把這種關系形象地稱之為“接力”。錢學森對力學研究工作的定位，并沒有成為全體人員的共識（個別領導同志對此也持有異議），但是實踐表明，他的想法是完全符合國家利益的，對研究部門和設計制造部門的分工也是合理的。
    1961年前后，在錢學森的倡議下，中國科學院力學研究所和國防部第五研究院簽訂了包括從第101到第105五項協作項目的協議書。
    在民用項目方面，錢學森也強調項目的前瞻性。20世紀50年代我國開始嘗試在水利建設中利用爆破工程。力學研究所即開始爆破力學的研究，派一批研究人員參加工程設計計算，每逢大型工程爆破都進行實地觀測。他們對爆破工程的藥包堆放、起爆時間一系列技術問題都提出了指導性意見。不僅如此，對爆破工程中介質的運動變化規律，鄭哲敏幾乎與國外同行同時提出液體－一彈性－－塑性理論。這是一項重要的學術成果。
    積極倡導力學向新領域擴展，使研究工作更富創新精神。
    早在我國1956年制定第一個十二年自然發展遠景規劃時，錢學森同志就提出在我國開展化學流體力學和物理力學研究的倡議。在化學流體力學方面，開始研究的重點是與化工冶金有關的流態化床的問題。以后隨著形勢的發展與火箭發動機有關的燃燒問題成為研究的中心內容。在物理力學方面力學研究所開展過對高溫氣體（幾千度）以上氣體分子離解和電離的研究。高溫氣體的熱力學性質和輸運性質的研究。這些研究中得出的數據是研究導彈彈頭再入大氣層和回收人造地球衛星乃至對遠程導彈進行識別所必需的。
    除了化學流體力學和物理力學，力學研究所還成立了電磁流體力學研究室（六室），他們研究方向有等離子體的穩定性問題和磁流體直接發電的研究。它們和人類尋找代替能源的努力密切相關。比較遺憾的是1966年開始的“文化大革命”，對中國科學事業造成了極大的破壞，使五六十年代剛剛起步的新興學科的研究走上了曲折崎嶇的道路。對于科學研究中處于萌芽狀態的新事物，錢學森是異常敏感。如20世紀50年代末期，受蘇聯科學院一位專家的啟發，他很快意識到計算技術有可能取代一部分科學實驗。并在幾次公開演講中闡述其觀點。到了上世紀末數字模擬獲得極大發展。從核爆炸，熱核反應過程乃至化學工程處處可見數字模擬的身影，可見其見解的超前。
    很好地團結老科學家，扶植培育中青年一代，使大家各得其所。
    在對老一輩科學家方面，只要有真才實學的，錢學森都給以充分尊重與信任。郭永懷先生1941年到加拿大留學，以后轉入美國，師從馮•卡門教授。錢學森對郭永懷先生學術造詣給予很高評價。他認為：郭永懷在研究跨聲速流動時，上臨界馬赫數重大作用的發現和研究激波與邊界層相互作用，對發展高速空氣動力學是兩個重大貢獻。他把由龐加萊、萊特希爾和郭永懷先后發展的奇異攝動法命名為P。L。K法。郭永懷回國以后擔任了力學研究所副所長，學術委員會主任。經錢學森推薦，參加我國原子彈的研制和實驗工作，并做出了出色貢獻。是我國兩彈一星功勛科學家之一。遺憾的是，1968年末，郭永懷參加完原子彈試爆返回北京時，因飛機失事，不幸殉職。
    錢偉長先生也是我國著名力學專家。他在彈性薄殼的內稟理論、薄板大撓度計算方面做出了出色貢獻。錢學森回國之初，因錢偉長先生回國早，對國內情況較熟悉，對黨的方針政策比較熟悉，他對錢偉長先生非常倚重。1957年反右時，錢偉長先生受到不公正對待，身處逆境。我曾不止一次隨錢學森和郭永懷到清華大學副校長張維家開會。會議開完后，錢、郭兩位經常借故留下，他們對張維說：錢偉長是個有真才實學的專家，希望清華大學能創造條件，發揮其專長。
    吳仲華先生是從美國歸來的空氣動力學專家，以葉輪機械的三元流動理論蜚聲國際。1956年回國后不久擔任中國科學院動力室主任。1962年為了縮短戰線，動力室并人力學研究所。原動力室科研人員組建了一、三、五三個研究室從事動力機械燃燒、氣動、傳熱方面的研究。錢學森非常尊重吳仲華先生的工作權限，極少插手這三個研究室的研究業務。在我記憶中，錢學森得知國防科委將在三線建設一系列航空發動機高空試車臺等實驗室。這些實驗室設備造價昂貴是力學研究所無法承受的，就建議吳仲華放棄與此相關的研究，專注于民用動力機械，其口氣也相當委婉，希望加以考慮。錢學森對其他科學家的尊重與支持，表現了一個偉大科學家開闊的胸懷。
    在尊重老科學家的同時，對于青年研究人員的培養，錢學森有一整套自己的辦法，如邊干邊學。因為大學所學的畢竟都是基礎知識，要研究新問題需補充大量知識，所以研究室甚至研究組都有自己的討論班。錢學森雖然工作繁忙，但是他在百忙中還是參加了例如物理力學方面的專題討論。對于青年人，錢學森主張大膽放手使用，特別是在一些新領域。老科學家的經驗也許只能派上一部分用場，干脆讓青年人來挑頭，如力學研究所的鄭哲敏、林鴻蓀、解伯民、俞鴻儒、胡文瑞、崔季平等同志，當時都是30歲上下的青年人。他們分別在爆炸力學、化學流體、實驗室氣動力學、物理力學、電磁流體力學等負責一個方面的課題，取得了很好的研究成果。
    十分重視地方力學研究機構和高等學校力學系的發展。
    1958年“大躍進”期間，我國經歷了一個力學研究機構和高等力學系（專業）大發展時期。據統計各地新增的地方性力學研究所有1 0余所之多，全國高等學校也增加了10余個力學系（專業）。到了次年，由于研究機構（或力學系）沒有得到適當的人力、財力支持，對如何確定研究方向和內容又舉棋不定，這些單位處于存亡續絕的緊急關頭。
    對此，錢學森倍感關切。他組建了一個由自己領導的，包括郭永懷、錢壽易、鄭哲敏、趙景森、李毓昌、王環共7人的調研小組。1959年8月1日從北京出發，途經哈爾濱、長春、沈陽、鞍山、大連、青島、濟南、合肥、南京、上海、杭州、重慶、成都、西安等共15個市，歷時50余天的調研活動。此行有三個內容：一是趁省市領導接見之機呼吁他們支持科學研究，支持新成立的地方力學機構。各省市對我們這次出行都很重視，許多省市主要負責人如江渭清、曾希圣等都接見了我們。二是參觀當地工礦企業、高校和科研機構，特別是摸清產業結構。三是與力學所或力學系有關同志進行座談。對于這些單位的發展，錢學森訂了兩個原則，即“面向生產，因地制宜”，如東北是我國裝備工業基地，應從當地工廠中找問題。對大連、青島就建議力學機構多從海港建設、海洋動力學和船舶制造中找課題。當然對條件不具備的調研組也勸他們不必勉為其難，妥善解決下馬以后人員安頓等問題。
    中國力學學會是個全國性學術團體，它成員眾多，接觸面廣。錢學森認為必須有計劃地發揮它在學術交流的作用。鑒于過去學術會議內容龐雜，針對性不強，在60年代中國力學學會召開的每次會議都有一專門內容：大型的如塑性力學與極限設計，彈性殼體理論等，小型會議如飛行力學與陀螺儀理論，實驗應力分析等，也都收到了較好的效果，起到了推動某一方面專題研究在我國迅速發展的作用。

                                非凡的智慧人生

    通過長期的接觸，我了解到了錢學森的很多早年往事。
    錢學森191 1年出生于浙江杭州的一個書香門第，早年全家定居北京。他曾就讀于北京師大附中，中學畢業后考入上海交通大學機械系學習機車制造。曾短期在清華大學航空系當研究生，1935年赴美深造。
    新中國成立時，錢學森赴美留學已14年。此時，錢學森憑著自己的刻苦努力和過人的天賦，他在科學研究方面取得了不少研究成果，如與馮•卡門共同創建立卡門－錢學森公式；提出了圓殼和圓柱殼體失穩的非線性理論；等等。他還先后擔任過美國著名高校麻省理工學院和加州理工學院的教授，并且是美國噴氣推進實驗室的資深科學家（1981年秋作為中國科技大學訪美代表團的一個成員，我曾到該實驗室參觀，進大樓后不久就看到一組包括實驗室領導，如馮•卡門及重要科學家畫像，其中錢學森畫像擺放在十分醒目的位置，全代表團成員感到自豪和振奮。代表團中朱兆祥和我與錢學森均有過密切接觸，因此更是倍感親切），卡門學派中重要的一位成員。憑借業已形成的學術地位，如繼續留在美國，將獲得十分優越的工作條件和生活條件，個人發展或許也有更大的空間。
    但新中國的成立使他下定決心，置個人得失于不顧，義無反顧地踏上回國的路程。不幸的是美國政府以錢學森曾經接觸過軍事機密為借口強行進行阻攔。錢學森在回憶中寫道：1952年郭永懷先生應邀到加州理工學院講學，兩位老朋友又重新會面，這時他的心境因回國受阻十分沮喪。郭永懷先生安慰他說：1960年美國將進行總統大選，總統易人以后，估計政策會有所松動，屆時兩人可以同時回國。由于我國政府不懈努力，錢學森、郭永懷兩位科學家先后于1955年和1956年返回闊別多年的祖國。
    據我所知，錢學森身上具有成為一位卓越科學家必不可少的悟性，同時也具有藝術家天生的靈性。1956年初夏，我參加了由錢學森擔任講解的唱片音樂會。在長達三個小時的講解中，他介紹西洋古典音樂中使用的小提琴和鋼琴，介紹了為鋼琴、小提琴譜寫的奏鳴曲，介紹了內容更為復雜的室內樂，最后介紹的是大型交響曲和古典音樂的主流派（他和蔣英教授的結合也正源于此）。
    錢學森年輕時還喜歡繪畫。他在交大讀書期間曾身患重病，病愈以后身體虛弱，于是回到杭州休養。西湖是全國聞名的旅游勝地，湖光山色美不勝收。錢學森經常夾著畫板到西湖寫生，這時候他經常叩問自己，人的美感從何而來。這當然不是一個靠個人苦思冥想就可以解答的問題，為此他翻閱了許多哲學著作試圖從中找到答案。其結果卻是馬克思有關美學的論述最令他折服。錢學森對馬克思學說的學習并未到此止步，他仍繼續學習，馬克思關于認識論、歷史觀方面深刻的闡述，極大地開拓了他的視野，使他認識了社會發展的規律，也知道中國今后應何去何從。他病愈回校后，向許多志同道合的同學介紹了他的學習心得。在離開母校20余年以后，錢學森在中國科學院又與當年同學顧德歡會合。顧德歡在校期間是進步學生運動的中堅和領導，他離開交大以后，投身革命，新中國成立后曾擔任浙江省副省長，后來調任過中科院電子研究所所長、黨委書記，據說顧德歡接受馬克思主義，最初還是受到錢學森的影響。
    中國科學界和知識分子圈內廣泛流傳著“三錢”的稱呼。 “三錢”指的是：錢三強、錢學森、錢偉長。以“三錢”為代表的老一代科學家在實現中國四個現代化的宏偉事業中做出了歷史性的貢獻。他們身后還遺留了一份十分珍貴的精神財富，值得我們去繼承。
    （《環球視野globalview.cn》第379期，摘自2011年第5期《百年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