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淡水暖
中國科學界的巨摯、泰斗錢學森老人在98歲的高壽走了，這其中的些許遺憾是錢老未能跨過100這個時光的整數。錢老走了不久，據媒體報道“安徽高校的11位教授聯合《新安晚報》給新任教育部部長袁貴仁及全國教育界發出一封公開信：讓我們直面‘錢學森之問’！”（《新安晚報》）。
11位教授在《公開信》中說：“‘為什么我們的學校總是培養不出杰出人才？’面對前來探望的溫家寶總理，錢學森多次提出這樣一個刻骨銘心的疑問。我們認為，錢老的疑問，也是所有教育工作者的疑問，是社會各界對中國教育的疑問，是一個偉大民族必須直面的疑問。”
但草民認為此問在相當長的一個時間段內，卻是一道“天問”，因為難解或者暫時無解。
所謂“杰出人才”，放在國內的視野，大概應該理解為對國家、民族的科學技術、經濟建設、國防事業等等作出了具有劃時代意義的成果和貢獻者。
草民記得讀小學的時候，老師常常提起的一些名字如陳忠偉、蔡祖泉等等，這些名字也常出現在當時的科普書刊上、報紙上。
頗具傳奇色彩的是被盛譽為“中國的愛迪生”的蔡祖泉教授，從一名吹玻璃瓶的工人，被新社會和“我們的學校”培養成為中國照明科技泰斗級的專家。2009年夏天蔡祖泉教授去世了，《科技日報》這樣介紹他“著名的工人科學家、中國電光源領域的開拓者、復旦大學教授，‘中國愛迪生’……這些都不足以概括蔡祖泉的一生。在他的手上，誕生了我國第一盞氫燈、高壓汞燈、氪燈和長弧氙燈……”。
《新民晚報》有一篇署名“怡然”的題為“明天的‘蔡祖泉’在哪里？”的文章和許多資料都提到，蔡祖泉教授抗戰時期僅僅是中法制藥廠的玻璃工，負責吹玻璃瓶，大概也沒有讀過什么高中、初中之類的，16歲當學徒，吹了10年玻璃瓶，后來加入了共產黨。“解放后，上海交通大學的周同慶教授、方俊鑫先生承擔了國家研制X光管的任務，他們急需一位懂得玻璃制作技術的助手，點名要了蔡祖泉。…”。
這句“工人科學家”很有嚼頭，蔡祖泉這樣一個工人，技術工人，是在“我們的學校”的里成長和被發掘出來的，“我們的學校”可以培養應屆高中生，也可以讓一個玻璃工變成貨真價實的電光源專家，大學教授，知名大學副校長。有向上的心態，有遠大的志向，有不懈的追求，有個人的才華，更進一步說，有社會的培養氛圍，成就一個“工人科學家”不是不可以的。當然，這是“昨天的故事”，“今天的村莊”已經不再唱“過去的歌謠”了，改唱精英之歌了。
令人感慨的是“怡然”的這句話“我把這段文字…發給了周同慶教授的兒子，他十分感慨地說，那時技工的水平和現在不可同日而語，如今去哪里找當年的蔡祖泉？”，現在的尷尬是，工人群體大體上已經被稱為“弱勢群體”了，最近幾年報道的幾個工人技術能手，還都是國有企業的工人，比如青島港務局的許振超。草民不知道，現在一個工人要成為“科學家”，路子有多寬呢？
對此，上海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全國政協常委鄧偉志有他的看法，鄧教授寫過一篇文章“社會學家眼中的蔡祖泉教授”，提到一個時代的產物“工人專家”，鄧教授寫到“蔡祖泉這個專家不同于一般專家，他是工人，是地地道道、道道地地的工人。…假如叫蔡祖泉下崗，蔡祖泉還能成專家嗎?怕是不能的。…天底下只有一個蔡祖泉嗎？當然不是！在我的記憶中，工人成為工程師、作家、理論家的很多。工人出身的李倫新是出版過十幾本文藝作品的作家。工人出身的陶友之是上海響當當的經濟學家。”，草民如果沒有記錯，上海還出過一位工人作家叫胡萬春。
最有意思的是鄧教授的一問“讀者諸君也不妨想一想：過去能培養出那么多蔡祖泉式的人物，今天呢?”
草民以為，鄧教授的這一問，恐怕部分地回答了錢老的“天問”。那么，能夠培養出“那么多蔡祖泉式的人物”已經成為“過去”。那么當下呢？當下是文憑滿天飛的時代，玻璃工“蔡祖泉”們據社會學家分析，“向上”的路徑已經被阻斷了，玻璃工能不能干到退休還兩說呢。
而且，“土鱉”（“我們的”）學校的文憑好像已經“貶值”不少，“杰出人士”要看海歸的了，那么，海歸們是個什么現狀呢，10月份有兩篇報道如下：
“39歲海歸博士在河灘非正常死亡疑為自殺”（《揚子晚報》）、“浙大一名海歸博士疑因評職稱跳樓自殺”（《華商報》），如果往前翻，還可以看到這樣的標題“海歸博士從11樓躍下自殺 7旬老母親眼目睹慘劇”（2005年4月《京華時報》）。
湖南大學自殺的海歸博士、浙江大學自殺的海歸博士，就其學業來說，不可謂不優秀，“南方圓于1970年生，湖北浠水人，湖南大學電氣與信息工程學院教授，先后在美國、加拿大學習工作，并在著名學府斯坦福大學獲得博士學位。”、“涂序新…高中畢業保送進入清華大學水利系，‘9•11’之前順利拿到簽證，全獎學金就讀于美國西北大學土木工程系，6年后拿到博士學位，留校從事博士后研究工作兩年。”
就算“我們的學校”目前培養不出“杰出人才”，上述的這兩位學有所成，且是海外一流或者比較一流的大學培養出來的博士，如果鼎力發揮，成為“杰出人才”當屬必然吧？可惜年紀輕輕地就去了。
海歸博士們輕生的原因眾說紛紜，“好心”的一般歸于“抑郁癥”，但是，據說“抑郁”已經成為“時代病”，也許錢老的“天問”和安徽11位教授的呼吁能夠反過來部分地說明問題。
當下的知識分子所面臨的，是一個物欲沸騰到極致的社會和同樣物欲沸騰到極致的校園，這樣，把板子打到教育事業單個領域的身上，其實并不公允。全社會籠罩著對金錢財富、物質享受的謳歌和追逐，不能夠把教育領域的從業者排除在外。
據說，在煤價高的時候，一個煤老板一天可以賺100萬，從事科研、特別是基礎科研的工作者，靠工資一年一般來說很難有一百萬，煤老板有煤老板的路子，教授、專家、博士們有他們的路子，國家的科研項目經費就是唐僧肉之一，跑項目、弄虛作假、糊弄驗收可以賺大錢，北大、清華、黨校辦老板班可以賺大錢…，在一個以找錢為中心的熱潮中，哪里還擺得下一張平靜的書桌？
有人驚呼，中國的博士群體，一大半在官場，有的是學而優則仕當官了，有的是附庸風雅“在職讀書”拿了博士，這樣的代表學界最高學銜的群體，誰來做學問？誰在做學問？經濟結構、社會氛圍、知識群體的現狀都缺乏“培養杰出人才”的元素。
再重復一次上海大學鄧教授的話“讀者諸君也不妨想一想：過去能培養出那么多蔡祖泉式的人物，今天呢?”。
又及：晚上回來上樓的時候，遛狗的住戶們開始帶著撒歡亂跳的小狗大狗們出門了，草民有時候也遛遛狗，不過是在網上，一次遛了三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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