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王康是鳳凰衛視的座上賓，“拔高蔣百里”、“美化國民黨”……很多都是出自他的手筆。以下內容摘自一位自稱“鳳凰衛視人”的人士寫的《鳳凰衛視人眼中的王康及小傳》：……對中美關系、臺灣懸案、中日現狀以及馬克思主義、港臺新儒家皆有獨到心得，自謂“人世”未盡解，而“天命”已略知。……為重慶陪都文化有限公司董事長、北京光華戰略俱樂部副理事長、學術委員會主席。多年來，他引領著重慶陪都文化有限公司，通數家電視臺合作，先后拍攝了五集電視政論片《大道》，《抗戰陪都》，《盧作孚》，《中美西部開發啟示錄》，《重慶大轟炸》等著名電視政論片，在國內外引起廣泛的關注，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多年來他一直研究中國人的人權意識、生命意識。……后來盡管他因與人合著的發表在《世界/經濟導報》上的前瞻性文章受到清剿“春夏風波”寒潮的襲擊，而被迫選取了“四處躲藏”的“地下流浪”生活方式……結束“流亡”后……央視拍播的他總撰稿的政論片《抗戰陪都》、《重慶大轟炸》，他領銜主創的抗戰史詩畫卷《浩氣長流》…… 2005年6月、2007年11月，鳳凰衛視的“世紀大講壇”分別邀請他在北大作的《世紀大講壇：俄羅斯的道路》、《世紀大講壇：俄羅斯的精神與夢想》兩個精妙無比，即讓人冷思，又讓人亢奮的演講也是例證。……在流亡前后，老康的主體學識魅力先后得到了耀邦夫人李昭、長子胡德平、前輩學人大師梁瀨冥、美國著名華人陳香梅、政界開明要人汪道涵等的青睞或認同。……認識康兄的友朋都嘆他因“自我淡薄名利”與“社會敏感過濾”的雙重關系，而使文章多未公開發表或不能公開發表。　　

駁一個民族敗類對錢學森的攻擊
——評王康的《科學家的選擇和責任》和他的一封信
奚兆永

前些時讀到被稱為“民間思想家”的王康寫的《科學家的選擇和責任》以及他寫給中華文化復興研究會院“錢學森學術思想研討會”的一封信，這一文一信，處處為美國辯護，大肆攻擊愛國科學家錢學森，所言多為信口開河，蠻不講理，惡語傷人，如同罵街，實為學術界所旱見。我于讀后當即就決定要對其進行批駁，只是因為手頭正忙于其它已經約定的事，只好暫時擱下，準備以后再寫。后來在網上見到雨夾雪寫的《一個攻擊毛主席和錢學森的“中美國”學者小傳》，文章寫得很好，網友反映熱烈，還要不要再寫那篇同樣題材的文章呢？當時曾略有片刻的猶豫，不過很快也就被自己否定了。想想毛澤東，他反對“窮寇勿追”，主張“宜將剩勇追窮寇”；再想想魯迅，他反對寬容，主張對“落水狗”要“從而打之”；特別是想到王康此人的囂張和跋扈，他的許多說辭還沒有徹底給予揭露和批駁，他還遠沒有成為真正的 “窮寇”和“落水狗”，當然更應該對其窮追猛打一番。因此決定不改初衷，仍然寫出此文，以圖進一步清除其所造成的惡劣影響。

一、是“民間思想家”，還是沒有獨立思想、沒有批判能力的應聲蟲？

我過去不知有王康其人，也從未讀過他的大作，這次是第一次讀他的文字，讀了之后腦子里留下的一個突出的問題是：這個王康還是不是一個中國人？從他的文章和那封信看，他處處事事都為美國著想，以美國的利益為利益，以美國統治階級的是非為是非，與其說他是一個中國人，還不如說他更像是一個美國人！有的媒體稱他是“民間思想家”，而讀了他文章和那一封信，我卻感到，他的思想并不是來自他的獨立思考，而幾乎都來自美國官方的價值判斷，從他嘴里說出來或從他筆下寫出來的，其實并不是他自己的思想，而不過是美國統治階級想說的話，說到底，他不過是一個沒有思想、完全失去了批判能力的美國統治階級的應聲蟲而已，哪里夠得上是一個思想家？！
在王康看來，美國是有恩于中國的，包括錢學森在在內的中國人都應該對美國感恩戴德，而“他（指錢學森——引者）領取國民政府“庚款”赴美留學，卻不懂報答，“反為斯大林主義對中國的征服欣喜莫名。他在美二十載，受美國自由教育所賜，卻不知感念，反而至死仇視新大陸。”
但是，從中國人民的立場來看，一百多年來，美國不僅談不上有恩于中國，而是大有罪于中國的。
在鴉片戰爭中，美國是英國的幫兇；鴉片戰爭后，美國緊隨英國來到中國，以澳門為基地進行活動，并且脅迫清政府在1844年簽訂了中美望廈條約。據“百度”有關詞條所載，該條約幾乎包括了中英《南京條約》中的所有條款，并且有些條款比《南京條約》規定得更加具體。例如，關于領事裁判權，條約規定，美國人在中國與中國人或任何外籍僑民之間發生的一切訴訟，都由美國領事審理。關于協議關稅，條約規定，‘倘中國日后欲將稅例更變，須與合眾國領事等官議允’。關于片面最惠國待遇，條約規定，美國此后對華貿易所納進出口稅不得高于他國；并規定‘如另有利益及于各國，合眾國民人應一體均沾’。條約還規定美國兵船可任意到中國各港口‘巡查貿易’。條約準許美國人在五口自行租地建屋，設立醫院、教堂等。中美《望廈條約》是比中英《南京條約》更細致更完備的不平等條約，美國據此獲得了比英國更多的特權。后來該條約成為中法《黃埔條約》及其它國家與中國所訂條約的模板。應該說，這個條約是繼《南京條約》之后進一步把中國更深地拖進殖民地、半殖民地社會的一個非常關鍵的不平等條約，是美國對中國犯下的一個不可饒恕的罪行。
關于所謂“庚款”，我們知道，在上個世紀的1900年，也就是舊歷的庚子年，發生了所謂“八國聯軍”之役，包括美國在內的八個帝國主義列強對中國發動了侵略戰爭。侵略軍打到北京，聯軍的指揮部就設在故宮，他們在中國大肆燒殺擄掠，搶走了大量的歷史文物，再一次對中國人民犯下了不可饒恕的罪行。但是，在次年即1901年簽訂的《辛丑條約》，卻要中國賠償他們的所謂“損失”，其數額達4億5千萬兩白銀之巨，從1902年起付，分39年付清，年息為4厘，本息加在一起，其數高達9億8千萬兩之巨。后來中美之間就具體賠償問題進行談判，美國考慮到當時在中國曾發生抵制美貨的事件，怕過高的賠款會增強中國人的反美情緒，于美國反而不利，遂決定將賠款中多報的虛數減去而用于中國學生赴美留學。實際上，這也并不是什么對中國人民友好，而是別有其良苦用心的。正如提出此議的美國伊里諾大學校長詹姆士在1906年給羅斯福的一份備忘錄中所說，““哪一個國家能夠做到教育這一代中國青年人，哪一個國家就能由于這方面所支付的努力，而在精神和商業上的影響取回最大的收獲。”“商業追隨精神上的支配，比追隨軍旗更為可靠。”這一建議為西奧多•羅斯福總統所接受。1907年12月，西奧多•.羅斯福在咨文中寫道：“我國宜實力援助中國厲行教育，使此巨數之國民能以漸融洽于近世之境地。”1908年5月，美國國會通過法案，授權羅斯福總統退還中國“庚子賠款中超出美方實際損失的部分，用這筆錢幫助中國辦學，并資助中國學生赴美留學。應該說，此款本來就是美國不該拿的所謂“賠款”，而且是其中的虛報的部分。有人說這是美國的“文化投資”，其實，這錢是中國的錢，美國一個錢也沒有拿出來，何言“文化投資”？說是“文化侵略”不是更正確嗎？不過，說美國想借此“培植一批親美力量，為其謀取最大的經濟和政治利益”那倒是真的。當時的《每日領事和貿易報道》說：“中國學生來美就讀，與美國學生為友，回國后，外交上親近美國。……他們將成為一支親美力量，非其他歐洲國家及貿易團體所能競爭的。”（見王娟娟：《再論美國第一次退還部分庚款的決策過程》，載《歷史教學》2004年第2期）
1949年時，美國國務卿艾奇遜在《白皮書》里也曾大談過美國對于中國的“友誼”，毛澤東在《“友誼”，還是侵略？》一文里曾經頗為不屑地寫下了這樣一段文字：
“艾奇遜當面撒謊，將侵略寫成了‘友誼’。
“美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歷史，自從1940年幫助英國人進行鴉片戰爭起，直到被中國人民轟出中國止，應該寫一本簡明扼要的教科書，教育中國的青年人。美國是最早強迫中國給予治外法權的國家之一，這即是白皮書上提到的中美兩國有史以來第一次簽訂的1844年望廈條約。……所謂‘那些在宗教、慈善事業和文化方面團結中美兩國人民的紐帶，一直在加深著美國對中國的友誼’，是有來歷的。從1844年訂約時算起，美國在這些事業上處心積慮地經營了105年，據說都是為了‘加深友誼’。
“參加八國聯軍打敗中國，迫出庚子賠款，又用之于‘教育中國學生’，從事精神侵略，也算一項‘友誼’的表示。
“治外法權是‘廢除’了，強奸沈崇案的犯人回到美國，卻被美國海軍部宣布無罪釋放，也算一項‘友誼’的表示。
“‘戰時和戰后對華的援助’，據白皮書說是45億余美元，據我們統計是59億1400余萬美元，幫助蔣介石殺死幾百萬中國人，也算一項‘友誼’的表示。”（《毛澤東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05-1506頁）
當然，毛澤東的這些話，王康是聽不進去的。他的耳朵選擇性很強，他所聽得進的只是美國統治階級的話，因此，盡管時間又過去了61年，美國佬對中國人民犯下的罪行又增加了許多，包括朝鮮戰爭，用第七艦隊阻止中國人民解放臺灣，越南戰爭，炸我駐南使館，侵我領空并毀我戰機，所有這些，他都來一個“不承認主義“，一概不承認，還是一個勁地稱贊美國，以美國統治階級的好惡為好惡，以他們的是非為是非，大講什么“斯大林主義對中國的征服”，心甘情愿地跟在美國佬的屁股后面做應聲蟲。
在王康看來，錢學森在美國二十年，是“受美國自由教育所賜”，應該知所“報答”和“感念”，只應該為美國效勞，而不能說一個“不”字的，更不應該選擇回國的道路。而且，“就算美國冤枉了這位共產黨天才，不也就是幾年賦閑在家，在一個風景優美的小島上獨居了14天而已。”他甚至說，“錢學森在美國經受的‘不公正’乃是何等愜意的待遇，何等浪漫的閱歷”。如此顛倒黑白，一副奴才為主子辯護的丑惡嘴臉真可說是已經到了無以復加的程度，看了令人惡心、作嘔！事實又是怎樣呢？事實是，美國佬從錢學森等中國科學家身上所獲得的已經夠多了，錢學森、錢偉長、郭永懷、林家翹等曾經參加了“美國導彈先驅”的計劃，設計和制造了美國的“下士導彈”，為美國的尖端軍事技術做出了突出的貢獻。而美國佬知不知道感恩戴德呢？他們不僅不知感恩，相反，卻以怨報德，在1950年9月6日，毫無道理地將錢學森逮捕入獄，不僅使他完全失去了人身自由，而且還無休止地對他進行審訊，甚至在夜間每隔10分鐘就打開牢房的電燈，用強光刺激他的眼睛來折磨他。結果15天時間體重就減輕了30磅。而王康居然把這說成是“不值一提”的“小事”，甚至說成是“何等愜意的待遇，何等浪漫的閱歷”。這話像人說的嗎？如果不是美國的奴才和走狗，會說出這樣卑鄙無恥的話來嗎？問題還在于，錢學森喪失自由，并不只是這15天，而是差不多整整五年時間。他在中國和世界人民的堅決抗議下，在美國友人的大力幫助下被保釋出獄。后來美國雖然對他下了“驅逐令”，但是仍然用特務對其進行跟蹤監視，不準其回國。在長達五年的時間里，他不僅每個月都要去向移民局匯報，司法當局也會不時傳訊他，對他進行非法審訊；而聯邦調查局的特務還會不時登門干擾他的正常生活。這種失去自由、被軟禁的生活使錢學森領教了所謂美國式的民主和自由究竟是什么東西，而王康居然明目張膽地為美國統治階級辯護，甚至百般加以美化，應該說，像王康這樣的人早已喪失了做一個中國人的人格，也喪失了做一個人所具備的起碼的判別是非的能力，他怎么還能夠是一個“思想家”，并且是冠了“民間”二字的“思想家”呢？

二、是為新中國添磚加瓦，還是為舊中國做殉葬品？

王康生于1949年，是伴隨著新中國成長起來的。但是，他對新中國卻有著刻骨的仇恨。
他在信中咒罵錢學森，說他“在1949、1957、1966、1989中國最痛苦、艱難、危殆，中國知識界最黑暗、悲慘、迭遭屠戮奴役的歷史大潰退關口，詛咒自由，污蔑民主，鄙視高貴，他是不知人間廉恥的知識界的敗類和文明的異端。”
在全中國，究竟有多少人和知識分子會像王康那樣把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1949年看成是“中國最痛苦、艱難、危殆，中國知識界最黑暗、悲慘、迭遭屠戮奴役的歷史大潰退關口”呢？為了回答這個問題，我們不妨回過頭來，回到那已經逝去60年前的舊中國看看吧。
以前的北洋軍閥政府就不去說它了。蔣介石是怎么上臺的？他是靠1927年4.12政變起家的，他殺死的共產黨人成千上萬，許多中華民族的優秀分子，包括李大釗，陳延年、陳喬年、夏明翰、周文雍、陳鐵軍、楊開慧、惲代英、蔡和森、鄧中夏、瞿秋白、方志敏，還有不是共產黨員的鄧演達，哪一個不是在他的命令下被殺害的？他是有史以來最大的殺人魔王！應該說，這才是“中國知識界最黑暗、悲慘、迭遭屠戮奴役的歷史大潰退關口”，但是，我們沒有看到王康對蔣介石有什么指責，甚至連一點微詞也沒有。
9.18之后，日本占領我東北地區，并成立偽滿洲國，而蔣介石為了剿共，而對日本侵略中國卻持所謂“不抵抗主義”，以至日本得寸進尺，越發猖狂。只是由于張學良、楊虎城在1936年發動了西安事變，才不得不和共產黨實行第二次合作。1945年，日本帝國主義無條件投降，全國人民曾對勝利后的中國抱有很大的希望，不少海外留學的知識分子也紛紛歸國，準備報效國家。錢偉長就是這個時候回來的。但是，他回來看到的是什么？國民黨政府一心要打內戰，弄得物價飛漲，民不聊生。他是清華教授，給他的薪金看起來倒是不少，一個月薪水有14萬法幣，但是，法幣在抗戰前100元就能夠買兩頭牛，可是在1946年，僅僅買一只熱水瓶就用去了他14萬元薪水的一半。無奈之下，錢偉長只好多教課，不僅在清華教課，而且要到北京大學和燕京大學去兼課。當時一般教授一周上六次課（每次兩課時），他卻要上十七次課！此外還要兼學報主編和編委的工作，審稿也要費很多的時間。這樣，他還能有多少時間從事科學研究？到1947年夏，生活更加困難，曾經有好幾個月只能以小米加大白菜度日。另外一位清華教授，著名文學家朱自清，更是貧病交加，但是他有骨氣，不吃嗟來之食，寧可餓死，也不領美國的救濟面粉，毛澤東贊揚他“表現了表現了我們民族的英雄氣概”。（《毛澤東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版，第1496頁）
正是在這一段時期，民盟成員、民主人士李公樸于1946年7月11日慘遭國民黨特務的暗殺，而在四天后即7月15日舉行的追悼李公樸大會上，另一個民盟成員聞一多在會上由于發表了揭露國民黨反動派的演說，也被國民黨特務槍殺于昆明街頭。1946年還發生了美軍在北平強奸北大學生沈崇的事件，引起了全國人民的無比憤慨。到1947年，在國民黨統治區更爆發了“反內戰、反饑餓、反迫害”的學生運動，許多教師和工人、店員等也參加了這一斗爭，被稱為“第二條戰線”。1947年8月錢學森因為母親病故父親有病而回國探親，本來也想就此回國工作，但是，他聽說和看到的卻是：國民黨在二戰勝利后貪污腐敗盛行，接收大員成了“劫收大員”，大發國難財，大搞“五子登科”（“五子”為房子、車子、金子、銀子，還有女子）；而美國大兵開著吉普帶著濃妝艷抹的女人在上海街頭橫沖直撞，如入無人之境；蔣介石則一心打內戰，弄得物價飛漲，民怨沸騰。特別是當他看到早一年回國的錢偉長生活的窘況，這使他對國民黨完全失望，感到此時還不是報效國家的時候，于是決定暫時還是先去美國再說。錢偉長此時也曾準備再到美國去生活一段時期，可是因為辦簽證時不愿違心地對美國表示“忠誠”，結果沒有走成。
而到1948年底和1949年初 ，情況發生了根本的變化。中國人民解放軍通過三大戰役，共產黨勝利、蔣介石失敗已成定局，不僅廣大工農群眾歡欣鼓舞，知識分子也看到了共產黨才是中國的希望所在。蔣介石離開大陸時，曾一再動員一些學校南遷，動員一些教授跟他走，甚至派飛機接，但是沒有哪個愿意聽他的。據說，清華當時只有三位教授和兩位講師乘飛機南去，而其余有269位教師留了下來，照常上課。這是一個縮影，全國也是一樣。最后跟著蔣介石跑到臺灣去的知識分子只是極小的一部分人，而絕大多數都留下來迎接共產黨和解放軍的到來，決心為新中國的建設添磚加瓦。這是人心向背的一個很好的說明。當然，留下來的人員中，也有一部分并不那么自愿，也還有負有潛伏任務的壞人。王康的父親屬于哪一類，我們當然不得而知，但是，從王康如此仇恨1949、1957、1966、1989年看，他肯定不屬于那大多數人。
王康說，“畢竟是中國人，非要等到一個紅色政權建立，才算是“為祖國效命”嗎？”
王康此言差矣。國家是有階級性的，舊中國代表了官僚買辦資產階級、封建地主階級的利益，而蔣介石的倒行逆施，已經把國家弄到衰微破敗的地步，把老百姓弄到無法生活的地步，那時留學國外的科學家就是想回來報國也是報國無門。錢偉長回國以后的境遇就是一個很好的說明。
其實，“非要等到一個紅色政權建立”才“為國效命”的科學家并非錢學森一人，而是有一大批。許多著名科學家，如華羅庚、關肇直、吳文俊、趙忠堯、錢三強、何澤慧、傅鷹、唐敖慶、葛庭燧、葉篤正、黃昆、謝希德、鄧稼先、郭、永懷、張文裕、林蘭英、蔡啟瑞，等等等等，都是在“紅色政權建立”后回來報效祖國的。這些難道還不足以說明問題嗎？
在這方面，王康對于陳寅恪非常崇拜，但是，他雖然“南下”但卻并沒有去臺灣，而是留在了大陸。這本身就表明，他對于國民黨其實也是排斥的。這一點，與王氏父子顯然是大不一樣的。現在一些人包括王康喜歡講他的“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其實他當年為紀念王國維寫的這兩句話也是有所指的。1927年6月，國民革命軍正欲北上，王國維留下“經此世變，義無再辱”的遺書，投頤和園昆明湖自盡。王國維的沉湖，應該說是對蔣介石的抗爭，而從實質上來說則是殉清。我們知道，王國維從1911年辛亥革命起即以前清遺民處世，現在又遭逢蔣介石的北伐，更不甘再受其辱，因此以投湖自殺而成為前朝的殉道者。作為王的知交，陳寅恪當然了解王的思想。正如他自己后來的解釋，他在碑銘中所說的“脫心志于俗諦之桎梏”，這個“俗諦”指的就是三民主義。當然，到了50年代，他所謂的“俗諦”就是指馬克思主義了。他在50年代反對“宗奉馬列主義”，反對“政治學習”和他在20年代說的“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脫心志于俗諦之桎梏”是一脈相承的。應該說，他不愿當中古史研究所所長，也不完全是為了在政治上保持自己的獨立，而是他從各方面考慮也根本不想再北上，即所謂“一動不如一靜”的思想有關，所提當所長的兩個條件不過是遁詞而已。要不然他為什么對于科學院學部委員和全國政協常委這兩個職務就沒有拒絕呢？因為前一個職務是實職，后兩個職務只是掛名，當所長不到北京不行，當學部委員和政協委員不到會請個假就可以。不過從他提出的當所長的兩個條件我們也可見其恃才傲物的程度。本來，科學院的研究所不是你陳寅恪個人的研究所，你作為個人可以不宗奉馬列，怎么可以要求全所都不宗奉馬列，不搞政治學習呢？至于第二個條件就更荒唐了，居然提出：“請毛公或劉公給一允許證明書，以作擋箭牌。”“其意是毛公是政府最高當局，劉少奇是黨的最高負責人。我認為最高當局也應和我有同樣的看法，應從我說。否則，就不談學術研究。”你要有“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難道別人就不能有，而必須和你一樣？你“不宗奉馬列”為什么別人就“應和我有同樣的看法”？這在邏輯上說不通嘛。而且你只是一個學者，盡管在某幾個領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是，世界大得很，知識多得很，就靠你那些東西，能夠擺脫中國的貧窮落后嗎？能夠解放全人類嗎？一個學者的知識和作用畢竟是有限的，看不到山外還有山，天外還有天，其實是夜郎自大、固步自封的表現。
陳寅恪說，“我決不反對現在政權，在宣統三年時就在瑞士讀過《資本論》原文。但我認為不能先存馬列主義的見解，再研究學術。”此說也是似是而非。馬克思主義不僅不會限制人的思想，相反，它是用正確的立場、觀點、方法進行學習、研究和實踐的一個銳利武器。列寧曾說，“沿著馬克思的理論的道路前進，我們將愈來愈接近客觀真理（但不會窮盡它）；而沿著任何其他的道路前進，除了混亂和謬誤之外，我們什么也得不到。”（《列寧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03-104頁）我很懷疑，陳寅恪是不是真正下過功夫認真地地讀過《資本論》？是不是還下過功夫學習和研究過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和毛澤東的著述？如果他在這方面下過功夫，真正掌握了馬克思主義的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那對于他的歷史研究肯定會是大有幫助的。可惜，由于他的偏見和固執，拒絕宗奉馬列主義，失去了這樣的機會，這對他后來的學術研究肯定是是一個很大的損失。應該說，共產黨對于陳寅恪還是很寬宏大量的。他不愿當所長也不勉強他當，繼續給他學部委員和政協常委的頭銜，他不去開會也不勉強他去開，繼續在各方面對他給以關照，給他派護士照顧，甚至為了他散步不致因目力太弱而跌倒，還專門給他修了一條白顏色的甬道，可謂到了仁至義盡的地步。當然，文化大革命中他也受到了沖擊，這除了紅衛兵、革委會有責任外，他自己也不能說沒有責任，是不能全怪別人的。
至于王康，從他對乾嘉學派的歷史考據所采取的頗為不恭的態度看，其實他與陳寅恪的治學態度和治學方法是格格不入的。我們知道，陳寅恪對乾嘉學者是非常看重的，他自己也非常重視考據和事實。而王康卻用一種不屑的態度對待歷史和事實，并且用一種玩世不恭的態度談到“乾嘉學派的考據癖”。因此在王康的文章里給我們留下了許多不符合歷史和事實的錯誤就毫不奇怪了。
歷史總是不斷向前發展的，而總有一些人背離歷史前進的方向，他們不是向前看，而是向后看，他們寧愿做已經逝去的那個時代的殉葬品，而不愿隨著歷史的前進而前進，他們成了前朝的遺老和遺少。他們想用螳臂擋車，阻擋歷史的向前發展，結果只能被歷史的車輪所粉碎。王國維是這種人，陳寅恪是這種人，王康也想做這種人。這種人自以為很高貴，其實他們是很可悲的，他們是舊時代的殉道者，隨著舊時代的消逝，他們的精神和影響也必然會消弭于無形。現在一些人出于政治的目的還會對陳寅恪津津樂道，但是還有多少人還稱道王國維呢？當社會繼續向前發展，又還會有多少人稱道陳寅恪呢？至于王康，那就不用說了。

三、要解錢學森“‘紅色覺悟’來自何方”之謎并不困難

王康說，“我不知道錢學森先生1955年（正是毛澤東對‘胡風反革命集團’橫加侮辱并將成百上千無辜中國文人投入監獄的歲月）回到中國來，是否與聞對俞平伯、胡適等人的精神圍剿。短短的三個月內，錢先生就被委任為中國科學院動力研究所所長。在那個年代，如此重要、神秘的機構不經過極為嚴格的審察和曠日持久的考驗，像錢學森這樣由美帝國主義培養成才的物理學家，怎幺能如此神速地晉升到新中國核工業最顯赫的位置上，有歷史證評癖的學人恐怕會發生興趣。須知，那時朝鮮戰爭才結束兩年，毛岸英死于美國轟炸機下，其父正發起反美、仇美、蔑美運動。錢學森那時似乎還不是中共黨員，也無其他特殊身份，竟享受如此優渥厚遇，——恐怕不能僅僅以其專業或聰明解釋。”他還說，“1949年錢正申請加入美國，怎幺又突然對‘解放戰爭’和‘新中國’心向往之。一名由中華民國政府派遣赴美的國民黨高官快婿、又在資本主義美國接受教育然后執教美國第一流大學的物理學教授，其‘紅色覺悟’來自何方？”
這一大堆的懷疑和不解，反映了王康對于他生于斯、長于斯的新中國和對新中國一往情深的錢學森是多么的隔膜，多么的缺乏了解！
不錯，1955年毛澤東是發動了對于“胡風反革命集團”的揭露和批判，并在此基礎上在革命隊伍內部進行了一場肅清反革命的運動。這個揭露、批判和繼之而來的“肅反運動”是否必要？不同的階級和個人當然會有不同的看法。從王康來看，由于其父被定為“反革命”而懷恨在心，但是，從人民大眾的立場來看，進行這樣一個揭露、批判胡風和與之相聯系的“肅反運動”卻是非常必要的，是萬萬不可少的。
胡風是什么人？現在的青年人已不大了解。此人原名張光人，湖北蘄春人，文藝評論家，詩人，30年代與魯迅有交往，他以魯迅戰友和進步文化人自居，但卻對國民黨的“肅清”共產黨感到鼓舞，對“萬惡的共匪”抱有仇恨，；在文藝上則主張所謂“主觀戰斗精神”，反對作家深入生活和要進行思想改造，并組織小宗派，與黨的文藝路線和黨對文藝工作的領導相對抗。新中國成立后，還要以“五年為期”與共產黨進行斗爭，拒絕接受包括周總理在內的黨的各級領導人對他進行的耐心幫助，在反動的道路上越走越遠。由于小集團的一個重要成員舒蕪在解放后思想有了進步，對過去的錯誤進行了檢討，有了新的認識，并且交出了許多胡風在過去寫的信件，于是，胡風的反革命面貌就被暴露了出來。1955年6月，毛澤東決定將這些信件加上他自己寫的按語，統統交給《人民日報》刊登，后來還加了序言，以《關于胡風反革命集團的材料》的書名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一本小冊子。這些材料可以充分說明，胡風是一個地地道道的反對中國共產黨，反對中國革命、反對馬克思列寧主義，反對毛澤東的革命文藝路線的反革命宗派集團的頭目。這里不妨略舉幾例：
其一，胡風在1944年4月25日的一封信中說，“警戒他們，肯定他們，用微笑包著侮蔑和他們握手言歡都可以，但如果對他們發生了一絲的希望，那就是自己侮辱了自己。”（《關于胡風反革命集團的材料》,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14頁。“.他們”即在國民黨統治區的共產黨和非黨的進步作家，胡風又稱他們為“市儈”。）
其二，胡風在 1845年5月29日的信中說，“有一種用橡皮包著鋼絲打囚徒的鞭子，打傷了而又表面上看不出痕跡，我以為是 好方法。”（同上，第5頁）
其三，在1945年10月17日的信中說，“后天有紀念會，但這照例對我是災難，與那些諸公合伙紀念死人，無聊之至。”（同上，第16頁。“紀念死人”是指紀念魯迅。）
其四，1946年7月15日阿壠自重慶陸軍大學發給胡風的信中說，“至于大局，這里一切充滿了樂觀。那么也告訴你樂觀一下。三個月可以擊破主力，一年肅清。曾經召集了一個獨立營長以上的會，訓話，他底自信也使大家更為鼓舞。”（同上，第91頁。在“擊破”、“肅清”指通過內戰消滅共產黨的軍隊；“他”是指蔣介石。）
其五，1947年9月23日綠原給阿壠、劉德馨的信中說，“柏寒兄來信，謂萬惡的共匪攪動他的故鄉，恐怕又要跑反了。”（同上，第92頁）
其六，在1950年1月12日給路翎的信中說，“我們會勝利，但那過程并不簡單吧。我想，還得更沉著，更用力，以五年為期并不算悲觀的。”（同上，第49頁）
其六，在195 年8月26日的信中說，“被當作了‘圖騰’的小冊子，這是現在最困難的問題。”（同上，第52頁.。“被當作了‘圖騰’的小冊子”是指毛澤東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
其七，在1952年2月8日給綠原的信中說，“現在能作的，也還是從理論上去做‘挖心戰’。想從這一點去推動實際的局勢。”（同上，第53頁）
正如毛澤東在《關于胡風反革命集團的材料》的序言中所說的，“胡風分子是以偽裝出現的反革命分子，他們給人以假象，而將真相隱蔽著。但是他們既要反革命，就不可能將真像隱蔽得十分徹底。……最近的大暴露，不過是抓住了他們的大批真憑實據而已。”（《毛澤東選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161頁）就是說，胡風反革命集團是一個有真憑實據的反革命集團，是一個鐵案。雖然，在1980年在胡耀邦的積極努力下對此案進行了平反，但是由于有確鑿的事實證據，故對諸如“胡風的文藝思想和主張有許多是錯誤的，是小資產階級的個人主義和唯心主義世界觀的表現”；“胡風等少數同志的結合帶有小集團性質，進行過抵制黨對文藝工作的領導，損害革命文藝界團結的宗派活動”，還有胡風在20年代擔任所謂“反動職務”，寫過“反共文章”，“進行反革命宣傳鼓動”等政治歷史問題仍予以保留。可是，當胡風在1985年去世，由于其家屬對有關政治歷史問題的保留以及悼詞提出異議，不讓下葬，這年四月經胡耀邦為首中共中央書記處批準，公安部發出[85]公二字50號文件，正式撤消了1980年第一次平反文件中對胡風“歷史問題”的措辭。1986年1月，又公開撤銷對胡風的政治歷史結論。趙紫陽任總書記后，又在1988年6月18日發布《關於為胡風同志進一步平反的補充通知》，連個人主義、宗派主義、唯心主義等也被取消，“胡風反革命集團”案被“徹底平反”。縱觀此全過程，可以看出，胡耀邦和趙紫陽在處理胡風平反問題上是不講原則的，也是極不慎重的。在我看來，結論雖然可以因某些領導人而改變，但是歷史事實，包括他們自己寫的文章、信件和毛澤東撰寫的序言、按語，卻是永遠也改變不了的。
至于對俞平伯和胡適唯心主義觀點的批判，本來也是很正常的一件事。因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明確規定，馬克思列寧主義是指導思想的理論基礎，因此對于一切非馬克思主義的學術思想采取批判的態度本來就是天經地義的。而且，之所以會出現1955年那種類似于運動的局面，也并不是毛澤東人為地造成的，而恰恰是有人對于寫學術批評文章的兩個青年學者（李希凡和藍翎）的文章采取了貴族老爺式的態度進行壓制的結果。在這種情況下，毛澤東仗義執言，支持用馬克思主義觀點研究《紅樓夢》的所謂“小人物”，讓他們能夠在黨報上批判唯心主義觀點的大人物，這正是發揚學術民主，培養馬克思主義的新生力量，本身一件大好事，又何錯之有？
這兩件事，一個是肅清已經鉆進革命隊伍內部的反革命集團，一個是用馬克思主義的學術觀點批評資產階級唯心主義的代表人物，這對于一個正在走向社會主義的國家來說，都是非常正常的事，但是，對于王康來說，卻成了不能接受的事。明明是肅清那些鉆進革命隊伍內部的反革命分子，他卻認為這是“把成百上千的文人投進監獄”；明明是發揚學術民主，打破資產階級學術思想對于《紅樓夢》研究的壟斷，卻說成是什么“精神圍剿”，這顯然是不符合事實的。
在這方面，王康還提到了毛岸英“死于美國轟炸機下”和毛澤東“發起反美、仇美、蔑美運動”。不過他把歷史完全弄錯了。這些事不是發生在錢學森回國的1955年，而是發生在抗美援朝初期的1950年；而且這兩件事也并沒有因果關系，王康硬把它們扯在一起顯然是別有用心的。
我們知道，當1950年爆發朝鮮戰爭時，新中國還成立不久，由于美國帝國主義在中國長期進行文化侵略和反動宣傳的結果，許多人對美國帝國主義缺乏正確認識，存在著“親美”、“崇美”和“恐美”的情緒，為此，為了進行抗美援朝，在全國范圍內，特別是在知識分子中，進行了“三視教育”。所謂“三視”，就是仇視美帝、鄙視美帝和蔑視美帝。王康將其說成是“反美、鄙美和蔑美”是不準確的。應該說，“三視教育”使人們懂得了美國一百多年來侵略中國的歷史，認清了其帝國主義的本質；同時也懂得了美國文明的帝國主義性質，看清了它腐朽和沒落的一面；還認清了美國表面上似乎很強大，其實很虛弱，是一個外強中干、色厲內荏的紙老虎，是完全可以打敗的。“三視教育”在抗美援朝運動中對于教育群眾、組織群眾發揮了極其重要的作用，它極大地提高了中國人的自尊心、自信心，長了人民的志氣，滅了美帝國主義的威風，鼓舞我們的志愿軍在武器裝備懸殊的情況下與敵人英勇作戰，把美國帝國主義為首的所謂聯合國軍重又趕回三八線附近，并且坐下來與朝鮮人民軍和中國人民志愿軍進行停戰談判。應該說，三視教育實際上就是抗美援朝的政治動員，這個教育很成功，它對于抗美援朝來說是功不可沒的，從那個時候過來的人至今仍留有深深的記憶。但是，三視教育并不是在毛岸英犧牲后才由毛澤東“發起”的。事實是，1950年10月25日，中國人民志愿軍出國作戰，次日，即1950年10月26日，中共中央發出指示，要求在全國展開時事宣傳。正是在這個文件里提出了仇視、鄙視、蔑視美帝國主義，使親美、恐美、崇美思想無處藏身的要求。在同一天，還成立了中國人民保衛世界和平反對美國侵略委員會，簡稱中國人民抗美援朝總會，由郭沫若任主席，彭真、陳叔通任副主席，統一領導全國的抗美援朝運動。而毛岸英犧牲的時間是1950年11月25日，已經是一個月后，而毛澤東知道的時間還要遲得多。雖然當天彭德懷就在電報中述及此事，但是周恩來沒有讓毛澤東立即知道，后來彭德懷在電報里再次提到此事，周恩來覺得不能瞞了，遂將兩份電報一起交給了毛澤東，根據《楊尚昆日記》，此時已是1951年1月2日。三視教育不可能到此時才提出，這是顯而易見的。問題還在于，毛澤東是一位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此前，他已經為革命獻出了五位親人，毛岸英是他的長子，失去毛岸英他當然很悲痛，但他非常清楚，在戰爭中犧牲是一件難免的事，他是絕不會為此公報私仇的。在這點上，王康顯然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了。
應該說，上面提到的事，顯然不會影響錢學森的回國，也不會影響那時想報效祖國的任何一個科學家回到新中國的懷抱。
說到這里，我們應該回答王康提出的錢學森回國的“‘紅色覺悟’來自何方？”的問題了。
這個問題，如果對錢學森的出身和經歷有一個起碼的了解，其實是不難回答的。
王康說“1949年錢正申請加入美國，怎幺又突然對‘解放戰爭’和‘新中國’心向往之？”這完全是憑空捏造。錢學森從未有加入美國籍的想法。他在美國，不置房產，都是租房居住，也不辦任何保險，就是為了隨時可以回國，根本就沒有長期居留美國的打算，更不存在加入美國籍的想法。
我們知道，錢學森出身于一個書香門第的家庭，其父錢均夫就是一個愛國主義者，早年曾提倡“教育救國”。錢學森對他的父親十分尊敬，稱他是自己的“第一位老師”。錢均夫對錢學森有很嚴格的要求，1935年臨行前，曾塞給他一張紙條，上面寫道：“人，生當有品：如哲、如仁、如義、如智、如忠、如悌、如孝！吾兒此次西行，非其夙志，當青青然而歸，燦燦然而返！”（轉引自王文華編《錢學森實錄》，四川文藝出版社2001年版，第26頁）
其岳父蔣百里與其父交情甚篤，他們又都是陳叔通的學生輩，所以錢學森回國前曾寫信向陳叔通求援，他在信中稱陳叔通為“太老師”，而人們都知道，陳叔通早就是一個著名的左派社會活動家，曾不止一次被列入國民黨特務機關的“黑名單”，但由于他與陳布雷關系不錯，陳曾兩次從黑名單中劃掉他的名字。蔣百里雖然曾任陸軍大學代校長，是國民黨政府的高官，但并不是蔣介石的嫡系，相反卻與張學良過從甚密。1936年西安事變時，他從國外考察歸來準備在西安向蔣介石回報，恰好發生了西安事變。張學良曾請蔣百里出面斡旋，蔣百里欣然從命，可見兩人關系非同一般。我們知道，張學良的思想是很開明的，呂正操說他曾參加共產黨，而他如此信任蔣百里，也可見蔣百里的思想也是很開明的，和蔣介石的思想顯然不是一回事。蔣百里1936年出國考察時曾在美國看望錢學森，也和錢談到了是學航空工程還是學航空理論哪個更加對中國有利的問題。當時錢父認為應該學習航空工程，而錢認為從更高的起點發展我國的航空工業還是應該學航空理論。父子爭論很厲害。蔣百里在聽了錢學森的意見后表示支持，并說回去一定能夠做好其父的工作。當然，學成究竟報效什么國的問題在當時還不是一個明晰的問題。這里附帶要指出的是，王康在鳳凰衛視大講蔣百里的抗日持久戰論早于毛澤東，這是毫無根據的。我去年在批駁趙于平的文章已經有較晚詳細的論述。王康在這個問題上實際也沒有拿出什么論據，我懷疑，蔣的《國防論》他根本就沒有讀過。這樣不負責任地到處亂講，實在令人吃驚。
應該指出的是，學校教育也給予錢學森以很好的影響。他讀北師大附中時，由教育家林礪儒任校長并親自講授倫理學課程。林礪儒不僅倡導良好的學風，還反對認為道德是一成不變的觀點，思想頗接近于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是一位進步的教育家。語文老師董魯安是一位共產黨地下工作者，思想進步，追求真理，對錢學森也有深刻的影響。1935年夏，錢學森出國前曾專程向董魯安辭行，董拿出自己搜集的滿清政府與西方列強簽訂的幾個不平等條約給錢學森看，并且講了一番非常動情的話，也給錢學森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中學畢業后，錢考上交通大學機械系。交大雖然很有名，但是錢學森對于交大過分重視分數的風氣并不滿意，不過交大在教學方面學的是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的一套，所以他到麻省理工后倒是非常適應，很快就拿到了碩士學位。在交大，他與學校里的地下黨也有接觸。1935年出國前夕，比他高一屆的地下黨負責人戴中孚曾找錢談話，希望他學成以后回國報效祖國，錢當即表示：“保證學成回到祖國服務。”錢學森對自己的保證，時刻銘記在心，到了晚年還一再提起，說：“我不是美國政府逼我回祖國的；早在1935年離開祖國以前，我就向上海交大同學、地下黨員戴中孚同志保證學成回到祖國服務。我決定回國是我自己的事，從1949年就作了準備布置。我認為這是大是大非問題，我不能沉默。歷史不容歪曲。”
錢到美國后，先在麻省理工學院，后入到加州理工學院。在加州理工期間，他參加了威因鮑姆組織的“馬列小組”的一些活動，并且和這個小組的一些人時相往來。后來他才知道，這是美國共產黨在加州理工學院建立的一個外圍組織。
除了以上所述，影響錢學森回國的還有一個很重要的人物，就是我國著名物理學家和金屬材料專家葛庭燧。1949年，葛庭燧也正在加州，5月，他從在香港大學任教的曹日昌那里收到了一封信，信里還夾了一封給錢學森的信。他立即給錢寫了一封信，信中說，“曹兄系清華同學，曾留學英國，現任香港大學心理學教授。據悉，伊現為國內外聯絡人之一，此次致兄信系遵北方當局之囑。敦請吾兄早日返國，領導國內建立航空工業。曹兄來信雖語焉不詳，但是很可見北方當局盼兄回國之切。”“如兄愿考慮最近期內回國，則一切詳情細節自能源源供給。據弟悉，北方當局對于一切技術的建設極為虛心從事，在為人民大眾服務的大前提下，一切是有絕對自由的。以吾兄在學術上造詣之深及在國際上的聲譽，如肯毅然回國，則將影響一切中國留美人士，造成早日返國致力建設之風氣，其造福新中國者誠無限量。”“弟雖不敏，甚愿追隨吾兄之后，返國服務。弟深感個人之造詣及學術地位較之整個民族國家之爭生存運動，實屬無限渺小，思及吾人久滯國外，對于國內偉大的生存斗爭猶如隔岸觀火，輒覺凄然而自慚！”這信和曹日昌的信實際上代表了共產黨迫切希望錢學森能夠及早回國。這對錢學森的影響可以說是決定性的。錢學森一直保存著這些信。1993葛庭燧80誕辰時，錢學森在賀信中曾這樣說：“我永遠也不能忘記是你引導我回到祖國的懷抱。”
這些，就是錢學森回國的“‘紅色覺悟’來自何方”的答案。
應該指出的是，在錢學森回國問題上，美國人也是做了“工作”的。美國的種族歧視，包括對黑人和華人的歧視，使錢學森一到美國就留下了不好的印象，而他們對錢學森的迫害，更使他看清楚了美國的所謂民主的虛偽些。還有國民黨政府的腐敗無能也是使他不回舊中國而要選擇新中國的重要因素。在這里，反面教員的教育也是發揮了作用的。這些，當然是美國佬和王康們所不愿聽到的，但事實就是如此，不承認是不行的。
至于王康對錢學森回國三個月就當力學所長感到不可理解，從前面的介紹里可知，甚至早在1949年5月，共產黨就已經考慮讓錢學森回國領導中國的航空工業了。當時的中國百廢待興，共產黨求賢若渴是很自然的，有什么不好理解的？這絕不僅是對待錢學森一個人如此，早些回國的許多科學家也都委以重任。就說錢偉長吧，他1946年回國，解放后他當上了清華的教務長，后又提升為副校長。和錢偉長差不多同一個時期回國的盧嘉錫，解放后擔任了廈門大學的副教務長，以后又擔任福建物質結構研究所的所長和福州大學的校長。李四光回國后擔任了地質部部長，后又擔任中科院副院長；錢三強、何澤慧回國后參加了了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的籌建，錢三強擔任了該所所長；葛庭燧回國后擔任了中科院金屬材料研究所的所長；華羅庚擔任了數學研究所的所長，后來郭永懷也是一回國就擔任了力學研究所的副所長。應該說，對于這些海外歸來的科學家，黨和政府都是高度信任的。一些人在1957年即使發表了一些過頭的言論，毛澤東也是全面地看人，并沒有把他們打成右派。北大傅鷹就是一個很突出的例子。對這一段歷史，由于年齡關系，王康本來并不清楚，但是受了他那個家庭的影響，或者聽了甄士隱、賈雨村們的胡說八道，現在居然也拿出來亂說一通，究竟有什么價值？實在也是可憐得很，可悲得很。

四、是錢學森 “荒唐”，還是王氏父子“荒唐”？

王康在文章說，“中國舉國之力發展導彈、原子彈、氫彈同時，四千余萬以農民為主體的中國人死于饑饉。錢學森對此慘劇不可能不清楚。”他還說，“我的父母都是研究自然科學的知識分子。在我很小時，他們偶爾會提到郭沫若、錢學森、李四光，口氣很平淡。在報上看到錢學森那篇關于糧食高產的文章時，我父親輕聲說了兩個字：荒唐。”他在信中還進一步說，“我爺爺奶奶在1960年餓死，錢學森負有重大的連帶罪責。鑒于他至死沒有任何懺悔和謝罪，我將保留從道德形而上學到人間律法對他起訴的權利。如果是虔誠的基督徒或孔孟恕視他。我相信，死于那場大饑荒的數千萬亡靈及其后人，懷有與我相同的心情。”　　
    首先，需要指出的是，所謂有“四千余萬以農民為主體的中國人死于饑饉”的說法本身就不能成立。在我國，一些人出于否定毛澤東，否定新中國前三十年的需要，一再宣揚在大躍進或1959-1961年三年自然災害期間餓死了4000萬人的說法。但是他們并沒有能夠提供任何稍微像樣一點的根據，王康也是如此。我所見到的所謂“根據”倒是有一個，這就是國防大學教授叢進在《曲折發展的歲月》一書中所提供的“根據”：“人民身體素質下降，加上長期緊張地勞動和疾病流行，出現大量的非正常死亡。據測算，中國人口總數1959年是6.72億人，1960年是6，62億人，即減少了了1000萬人，1961年比1959年減少了1300萬人。按照當時出生于死亡相抵后2% 的人口凈增長率推算，正常情況下1961年的總人口應比1959年增加2700萬人，兩者相加，1959年至1961年的非正常死亡和減少出生人口數，在4000萬人左右。”（叢進：《卻有著發展的歲月》，河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72頁）作者就是根據這樣一個“推算”，就得出了“非正常死亡人口數千萬”的結論。但是，這個所謂的“根據”是根本經不起推敲的。我們知道，人口的自然變動是由出生和死亡兩個因素決定的，顯然，叢教授在講1961年人口比1959年人口減少1300萬人時已經包含了出生人數的減少和死亡人數的增加這兩個因素，怎么可以再加上用正常的人口凈增加率2%計算所謂正常情況下1961年的總人口應比1959年增加2700萬人這個數字，并得出“1959年至1961年的非正常死亡和減少出生人口數在4000萬人左右”呢？再說，他用1960和1961年的數字與1959年進行比較，所計算的，實際上是1960和961年這兩年的人口變動，也不是包括1959年在內的三年的變化。總之，邏輯既不通，計算也有錯，所得4000萬的結論肯定是錯誤的。其實，要計算1959-1961年非正常的死亡人數，應該首先計算這三年的實際死亡人數，然后再從這個實際死亡人數里區分出正常死亡和非正常死亡兩個部分才對。根據國家統計局所提供的統計數字，我國從1959-1961這三年的死亡人數分別是：1959年是970萬人，1960是1693萬人，1961年是839萬人。三年合計的死亡人數是3502萬人。僅僅這個三年總死亡人數就足以推翻“三年非正常死亡4000萬人”和“餓死4000萬人”這些荒唐結論。很明顯，即使這三年死亡的人全部都是“非正常死亡”的或“餓死的”也沒有4000萬；更何況在這實際死亡的3502萬人里大部分還是應該列為正常死亡。這里我們也來做一個計算。如果我們以1954-1958年的死亡率（分別是:1954年為1.318%，1955年為1.228，1956年為1.140%，1957年為1.080%，1958 年為1.198%）作為正常年份的死亡率加以平均，得出正常年份的平均死亡率為1，193%，并以它乘以1959、1960和1961年的人口數（分別是：1959年67207萬人，1960年66207萬人，1961年65859萬人）得出各該年的正常死亡人數（分別是：1959年為805萬人，1960年為793萬人，1961年為789萬人），撒和三年合計的正常死亡人數（為2387萬人）。最后再以三年實際死亡人數（3502萬人）減去此按正常年份平均死亡率計算的正常死亡人數（2387萬人）得出的應該就是理論的非正常死亡人數（3502萬人-2387萬人=1115萬人）。雖然這個數字也是相當大的一個數字，但是和所謂的4000萬相比只是其1/3.59，可見此事被某些人夸大到了何種程度！至于出生人口的減少，那和“非正常死亡”或“餓死”本來就是性質根本不同的兩回事。人死亡的前提是人本身的存在，如果連人的生命都還沒有誕生，那又何來人的死亡？在三年經濟困難時期，由于經濟困難，供應不足，一些未婚青年推遲了婚期，一些已婚者實行節育，因而導致出生率的下降和出生人口的減少，這也是很正常的事，更何況政府早在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就已經公開提出了實行有計劃地生育，有關避孕的知識和民間偏方如邵力子提出口服蝌蚪避孕以及食用棉籽油可以避孕等已經早就在報紙上有所討論。許多人特別是城市居民因為已經有了這方面的知識，當然也就可能自覺地推遲生育的時間。怎么能夠把出生人口的減少和“非正常死亡”或“餓死”混為一談呢？！
王康把三年自然災害和發展導彈、原子彈等硬扯在一起夜色毫無道理的。不過王康這樣說，也并不是他自己的發明，而只不過撿拾的赫魯曉夫的余唾而已。實際上，中國發展導彈、原子彈、氫彈和1959年-1961年發生的三年自然災害并不是王康所說的“同時”，而且，在兩者之間在邏輯上也不存在因果關系，王康把這兩件事硬拉扯到一塊完全是別有用心的。
我們知道，中國決定研制導彈，是早在1955年底就已經確定了的。1955年冬，錢學森到東北參觀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院長陳賡大將陪同參觀，在參觀一個蘇聯專家幫助搞的小型火箭試驗臺時，錢跟一個教師講了該裝置的不合理部分，這時陳賡問錢學森：“你看我們中國人自己能不能搞出導彈來？”錢毫不遲疑地答道：“有什么不能的？外國人能造出來的，我們中國人一定能造得出來。”陳賡聽后哈哈大笑，緊握錢的手說：“我就要你這句話！”從此，導彈的研制就提上了議事的日程。1956年元旦前夕，軍委副主席葉劍英宴請錢學森，陳賡等作陪，他們希望錢學森出來主持導彈的研制。這在錢來說，也正是他的夙愿。他們談好又去見周總理，周對錢說，“發展我們的火箭、導彈事業，是你的愿望，也是富國強民之所需嘛！”在錢談了他的設想后，周接著說，“你的設想很切實，因為這是一項尖端技術，是一項極其艱巨而復雜的工程啊！回去你可以寫一個書面設想嘛！這個設想可以包括組織機構的設置，人員的構成，游藝機時間規劃等等，以便提交中央討論。”之后，錢寫出了《建立我國國防航空工業意見書》送給了總理。1956年3月4日，軍委副主席周恩來主持軍委會議，研究了《意見書》并且成立了“航空工業委員會”作為領導機構。從此，中國的火箭、導彈事業進入了實施階段。同年10月8日以錢學森為院長的國防部第五研究院成立。五院成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培訓干部。因為當時大學沒有火箭導彈專業，抽調來的一百多位大學畢業生在這方面都是外行，于是錢學森院長就當起了這個“掃盲班”的啟蒙教師。當然，別的方面的工作也在積極進行。到1960年10月中旬，中國第一枚導彈“東風1號”研制了出來，并在11月5日發射成功，精確地命中目標。
王康說“中國舉國之力發展導彈、原子彈、氫彈”，這當然是事實，應該說，這正是社會主義優越性第一個突出表現，但是，“舉國之力”并不是把全國所有的資源都用來發展導彈、原子彈、氫彈，并因此而影響了中國的糧食生產，造成了饑荒。雖然發展導彈、原子彈、氫彈需要一定的資源，但是它并不需要動用全國所有的資源，更不會擠占發展農業、發展糧食生產所需要的資源。實際上，在發展導彈等尖端技術和發展農業、發展糧食生產之間并不存在直接的矛盾。道理很簡單，因為發展導彈等尖端技術所動用的資源和發展農業、發展糧食生產所動用的資源是大不一樣的，前者沒有也不可能擠占后者的資源。
至于有些人認為中國當時還很窮，為什么要把有限的資金用來發展尖端軍事科學技術？這也很好回答。中國人要發展導彈、原子彈、氫彈等尖端軍事科學技術，并不是因為中國人好戰，而是因為在帝國主義特別是美帝國主義虎視眈眈地敵視和包圍中國的情況下，不如此就不能有效地反對敵人的侵略，保衛自己的國防，就不能保衛全國人民的和平勞動。這一點，只要想一想當年愛因斯坦為什么寫信給美國總統羅斯福建議美國應該趕在德國之前研制原子彈就很清楚了。顯然，如果希特勒掌握了原子彈，這對全世界來說都是一個災難。而如果美國掌握了原子彈就可以起某種抗衡的作用。而后來的事實證明，由美國掌握原子彈，這對世界來說，也并不是一件好事。我們知道，美國為了對蘇聯進行核威脅，特地選擇在蘇、美、英三國元首舉行波茨坦會議前夕試爆了它的第一顆原子彈。在波茨坦會議上，杜魯門有些得意忘形，他在休息時走到斯大林跟前說，“大元帥，我想該是你一件事，我們美國已經制造出一種新武器。”斯大林當然知道他說的是什么，但是卻表現出無動于衷。杜魯門又提高嗓門說，“大元帥，我想告訴你的是，這種武器非同尋常，它具有難以想象的破壞力。”斯大林依舊木然地吸著他的大煙斗。杜魯門碰了一個軟釘子。這個故事是我國“原子彈之父”錢三強講給彭德懷聽的，應該不虛。據說，彭德懷也講了一個故事給錢三強聽，他說，“那是1945年，美國剛剛在日本投下了兩顆原子彈，一個外國記者問我：‘美國在廣島、長崎頭寫了兩顆原子彈，威力是毀滅性的，給日本造成的損失太可怕了，實在無法形容，你聽說了嗎？’我就反問那位記者：‘有這種事嗎？我怎么不知道呀！’記者根本沒有領會我的意思，驚叫了起來：‘哎呀呀！你怎么這樣閉塞，這樣無知，連這么大的事都不知道？’我還是不急不慢，笑著對那位記者說：不是我無知，而是你太愚蠢了，連我說話的意思都理解不了。”（見祁淑英：《中國“三錢”》，河北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342-343頁）其實，蘇聯當時也已開始了原子彈的研制，它在二戰中俘虜了一批德國的核武器專家，并且獲得了一些德國的核設備，而且還掌握了一些美國研制原子彈的情報，到1949年，蘇聯原子彈研制就已經獲得成功，其破壞力為21萬噸TNT當量，其威力十倍于美國第一顆原子彈（2萬噸TNT當量）。應該看到，美國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勝利已經十分明朗的情況下在廣島和長崎丟原子彈的，當時美國的科學家包括愛因斯坦、費米、奧本海默都反對美國使用原子彈，可見，它擁有原子彈的真正目的是為了爭奪二戰后的世界霸權。在戰后，它又一再揮舞手中的原子彈來嚇人，企圖使其他國家受它的支配。蘇聯有了原子彈，打破了美國的核壟斷，這是對世界和平的一個巨大貢獻。我們知道，美國曾經想在朝鮮戰爭中使用原子彈，但是，由于蘇聯已經有了原子彈，加上英法兩國的堅決反對，最后終于沒有使用。同樣，中國如果擁有了導彈、原子彈、氫彈等尖端技術，那就增加了一份反對帝國主義戰爭和保衛世界和平的力量。這是不言而喻的，而事實也正是這樣。當然，這件事對美國是不利的。這只要想一想，我們曾經以“小米加步槍”打敗了美國所支持的八百萬蔣介石的軍隊，曾經用“一把炒面，一把雪”把號稱不可一世的美國兵趕回到了三八線附近，迫使他坐下來談判，如果有了尖端科技的導彈、原子彈和氫彈，那又將如何是好？美國政府之所以阻撓錢學森和中國留美學生歸國，其根本原因不就是這個嗎？而王康竭力反對、貶低中國進行這些高科技項目，竭力反對和貶低錢學森，不正好說明他所維護的不是中國的利益而是美國的利益嗎？
當然，王康反對中國研制導彈、原子彈和氫彈，還有其家族的和個人的原因。據他說，他的爺爺和奶奶都是在1960年餓死的，而錢學森對此要在法律上負連帶責任。這顯然是指錢學森在1958年發表的《糧食畝產會有多少？》那篇文章。王氏父子說這篇文章“荒唐”，那我們就來看看究竟是錢學森此文荒唐，還是王氏父子荒唐？
錢學森在這篇文章中說，“我們算了一下，一年中落在一畝地上的陽光，一共折合約94萬斤碳水化合物。如果植物利用太陽光的效率真的是百分之百，那么單位面積干物質年產量就應該是這個數字，94萬斤！自然，高等植物葉子利用太陽光的效率不可能是百分之百，估計最高也不過是1/6，這就是說，單位面積干物質的年產量大約是15.6萬斤。但是植物生長中所積累的物質，只有一部分糧食，像稻、麥這一類作物的谷粒重量，約占重量的一半，所以照這樣算來，單位面積的糧食的年產量應該是7.8萬斤。這是說全年三百六十五天都是晴天。如果因為陰天而損失25%，那么糧食的畝產量應該是5.85萬斤。這是說，作物要在全年都生長，如果僅在暖季才長，也許要再打一個 2/3 的折扣，那么平均畝產量是3.9萬斤了。”他還說，“只要我們有必需的水利、肥料等等條件，加上人們的不斷創造，產量的不斷提高是沒有問題的。今天條件不具備，明天就會創造出來，今天還沒有，明天一定會有！”
錢學森是從太陽能利用的角度或從光合作用的角度來論述畝產糧食產量的限度的，他在特定的假設前提下計算出水稻一年可以達到畝產3.9萬斤。問題在于，他并不是說現在就可以達到這個最高的畝產量，而只是說將來有可能達到這最高的畝產量。試問：這有什么“荒唐”？如果錢學森的這個說法真是荒唐的，我相信當時肯定會有人出來對他進行批駁。我是那個時代過來的人，當時不僅沒有看到有任何人出來反駁他的文章，相反，當人們談起此文都很佩服他考慮問題的角度和贊同他的這一結論。如果王氏父子認為錢學森此文荒唐，為了維護科學的尊嚴，完全可以撰文對錢文進行有理有據的批駁，但是當時沒有，而且我相信王康即使在今天也寫不出這樣的批駁文章，因為他拿不出任何論據，就只好罵一句“荒唐”，這是極不負責任的。對于這樣的謾罵，又有誰會去相信它呢？
值得提一提的是，錢學森在1958年提出《糧食畝產會有多少》一文后并沒有停止對這一問題的思考，他在1959年還在《科學通報》第3期上發表過一篇題為《談宇宙航行的遠景和從化學角度考慮農業工業化》的文章。這是一篇“展望未來科學”的文章，其中的后一部分又從另一個角度提出了關于未來農業生產的問題。文章說，“從日光能源來計算通過光合作用所產生的碳水化合物，每畝年產干物質24萬斤。如果一半是糧食，那么稻、麥、玉米等的年產量可以是每畝12萬斤（幷秧的不在此例）。但這是說作物只能從光合作用生產糧食，不能利用土壤中的有機物。到底能不能？如果農作物這樣的高級植物也能像菌類一樣直接利用有機物，豈不就突破了太陽光能的限制，那么每畝年產量可以無限止地提高嗎？這問題很值得研究。”在這里，錢學森雖然沒有給出自己的答案，但是他關于突破“太陽光能的限制”，“每畝年產量可以無限止地提高”的思想卻是具有非常積極的意義的。
我們研究農業問題，研究糧食生產，當然不能脫離農業自身的特點。農業生產的一個最重要的特點，就是馬克思說的，“經濟的再生產過程，不管它的特殊的社會性質如何，在這個部門（農業）內，總是同一個自然的再生產過程交織在一起。”（《資本論》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399頁）他還說，“按照事物的性質，植物性物質和動物性物質不能以象機器和其他固定資本、煤炭、礦石等等那樣的規模突然增加，因為前二者的成長必須服從一定的有機界規律，要經過一定的時間間隔，而后面這些東西在一個工業發達的國家，只要有相應的自然條件，在最短的時間內就能增長起來。”（《資本論》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35頁）當然，出現這種情況也和工業的基礎科學——力學發展得較早，它在18世紀已經發展得相當成熟，而農業的基礎科學一一化學，地質學和生理學發展得較晚，直到到十九世紀尤其是十九世紀末葉，才發展起來有關。應該說，工業生產和農業生產的這個差異是一個歷史的差異，并不是永遠不能改變的。
對于未來的糧食生產，馬克思主義者是持樂觀態度的。恩格斯說，“人類所支配的生產力是無窮無盡的。應用資本、勞動和科學就可以使土地的收獲量無限地提高。按照最穩健的經濟學家和統計學家的計算（參看艾利生“人口原理”第一卷第一、二章），‘人口過剩’的大不列顛在十年內，就能夠使糧食市場達到足以供應六倍于目前人口所需要的程度。資本在日益增長，勞動力在隨著人口的增長而增長，科學又日益使自然力服從于人類，這種無窮無盡的生產能力，一旦被自覺地用來為大眾造福，人類所肩負的勞動就會很快地減少到最低限度。”（《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半地616頁）。
列寧針對所謂“土地肥力遞減規律”也指出，“事實上，‘追加的（或連續投入的）勞動和資本’這個概念本身，就是以生產方式的改變和技術的革新為前提的。要大規模地增加投入土地的資本數量，就必然發明新的機器、新的耕作制度、新的牲畜飼養方法和產品運輸方法等等。當然，較小規模地‘投入追加勞動和追加資本’可以在原有的、沒有改變的技術水平的基礎上實現（而且正在實現）。在這種情況下，‘土地肥力遞減規律’在某種程度上倒是適用的，這就是說，如果技術情況沒有改變，能夠投入的追究勞動和追加資本就是非常有限的。可見，我們得出的并不是普遍的規律，而是極其相對的‘規律’，相對得說不上是一種‘規律’，甚至說不上是農業的一個重要特征。”（《列寧全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第二版，第87-88頁）
歷史的發展證明，恩格斯和列寧的這些論述是完全正確的。隨著科學的進步，農業生產已經大大地向前推進了。在今天，人類不僅是用較過去更為先進的方法和手段大大地提高了農作物的產量，而且還在探索用各種非農業的方法和手段來解決人類對于各種食物的需求。最近我在網上搜索了一下，在“張暉博客”名下看到一段以《“三色“大農業與工廠化農業》為題的文字，它是至于說的：
“所謂‘三色’大農業，是指傳統的綠色農業（動植物資源農業）及新興的白色農業、藍色農業。傳統綠色農業，是以太陽光為直接能源，以水、土為主要養料，靠綠色植物光合作用轉換能量進行生產的農業。微生物新興白色農業是指微生物資源農業。它以發酵工程、蛋白質工程、細胞工逞和酶工程為基礎，通過全面綜合利用而組建的工程農業。例如，若用每年世界石油產量的2％為原料，利用微生物發酵工程來生產魚細胞蛋白質，就可供20億人吃一年。又如，若用我國每年5億噸作物桔桿的20％為原料，通過微生物發酵轉化為飼料，就可獲得相當于400億千克的飼料糧，這相當于我國目前飼料用量的1/3。新興藍色農業是指海洋生物資源農業，即是以海洋水生生物和浮游生物為資源進行利用加工的海洋農業。海洋占地球表面71％，在近海海域自然生長的藻類植物，若加工成人類食物，其年產量相當于目前世界小麥總產量的15倍以上。如果把海洋藻類植物和浮游生物均納入人類食物范圍，則海洋可養活300億人。
“工廠化農業是指人工合成糧食。生物技術專家們利用示蹤原子等方法已經證明，在植物的光合作用過程中，經過電子傳遞，不僅能生產碳水化合物，而且能生產蛋白質、脂肪、淀粉、葡萄糖、維生素等物質。同時發現，有10多種酶參與其中的催化反應，經過實驗，已成功地用一種金屬絡合物催化二氧化碳，使其變成極簡單的有機化合物。科學家們預言，在未來的人工合成糧食工廠里，中央控制室只有幾位工作人員，他們只須觀察各自屏幕上顯示的符號和數據，根據需要，隨時可通過電腦準確地向正在運轉的各種裝置發出監控指令，讓它分秒不停地合成各種“糧食”。人工合成糧食將成為21世紀劃時代的世界性‘綠色革命’。當然，即使到那時，也不能把傳統農業送進歷史博物館。相反，傳統農業在生物技術的參與下，會有更令人矚目的發展，單產量可成倍地提高。”
    實際上，人類早就知道利用合成的方法可以生產出維生素，用人工合成的方法生產紡織品也早已成為事實。雖然它們與天然的比還有這樣那樣的不足，但是相信它們在科學技術發展的過程中都會得到改進。人工合成蛋白質是一件很復雜的事，但是，1958年，中國科學院上海生物化學研究所、上海有機化學研究所和北京大學化學系等單位的科學工作者協作，向人工合成胰島素進軍。他們從天然胰島素分子的拆合開始，經過6年零9個月的不懈努力，終于在1965年9月17日實現了全合成。經過晶體結構測定，證明它具有天然胰島素一樣的生命活力和同樣的物理、化學性質。人工合成牛胰島素的成功，將促進復雜蛋白質的人工合成，并為合成核酸積累了經驗，從而為人工合成生命物質開拓了道路。這項重大成果標志著人類在認識生命、揭示生命奧秘的歷程中邁出了關鍵性的一步，引起了世界科學界的極大震動。 我們完全可以相信，在未來，人類完全可以用人工合成的方法在工廠里生產出糧食和其他食物來。
科學總是不斷向前發展的，科學家由于他們的廣博的知識和豐富的想象力在這個過程中會提出各種各樣的設想是很自然的，這有什么罪過？至于有人在大躍進年代搞浮夸風，虛報糧食產量，以致多購了一些糧食，造成農民吃糧困難，那責任也只在搞浮夸風、虛報產量的干部，與錢學森有何關系？要錢學森“負連帶責任”豈不荒唐之至？！讓人感到不解的倒是，王康一家三代人中，為什么下面兩代人都平安無事，卻偏偏讓上一代的爺爺奶奶因饑餓而死于1960年?這里是不是有未善待老人乃至克扣老人口糧和見死不救的行為？王康當時已經11歲，對此事的真相當不會不清楚。恕我直言，現在把這個責任要錢學森來負，不僅荒唐，而且不能不給人以嫁禍于人的嫌疑。

五、關于王康將錢學森與愛因斯坦、薩哈羅夫所作的對比

王康的文章和信件的矛頭都是直指錢學森的，為了增加批錢的分量，他還將錢與世界著名物理學家愛因斯坦進行了對照他說，“我不知道錢學森對愛因斯坦、奧本海默等物理學家持何種態度。香港鳳凰衛視在錢死后以最快速度在“我的中國心”特別節目中，加于錢的頭銜是‘世界著名科學家’。不知該片撰文者是誰，稍稍了解現代物理學史的都知道，除了中國外，世界上沒有幾個人知道錢的大名。”
把錢學森與愛因斯坦做對比，確實有些讓人感到有些不倫不類。愛因斯坦是研究理論物理的，屬于基礎科學范疇，而錢學森是研究航空航天的，屬于應用科學范疇，本來不應該把這兩類科學家放到一起進行比較。而且，愛因斯坦由于他的巨大發現已經引起了物理學的革命，用著名物理學大師郎之萬的話說，他的貢獻比牛頓還要大，有些人甚至把他和馬克思放到一起作為千年思想巨人，王康卻硬要把錢學森與愛因斯坦放到一起進行對比，顯然是別有用心的。
至于王康說什么“除了中國外，世界上沒有幾個人知道錢的大名”就根本不符合事實了。
錢學森雖然沒有愛因斯坦的名氣大，但是，他也是一位世界級的科學家，在他所研究的那個領域做出了世界頂級的貢獻。以下的評價都不是中國人說的，而恰恰是所謂“沒有幾個人知道錢的大名的”外國人說的：
曾經是錢的導師的美籍匈裔科學家馮•卡門在自傳中寫道，“錢是加州理工學院火箭小組元老，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為美國的火箭研制做出過重大貢獻。他36歲時已經是一位公認的天才，他的研究工作大大地推動了高速空氣動力學和噴氣推進技術的發展。我有鑒于此，才推薦他為空軍科學顧問團成員。“（見王文華：《錢學森的感情世界》，四川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14頁）
二戰結束后，美國空軍在一次絕密報告中，留下了這樣的記錄：“錢學森為戰爭（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勝利做出了巨大的貢獻。”（祁淑英、魏根：《脊梁》，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74頁）
美國專欄作家密爾頓•維奧斯特在撰寫的文章里說，“錢對建造美國第一批導彈起過關鍵性的作用。他是制定美國空軍從螺旋槳式飛機向噴氣式飛機過渡，并最后遨游太空的無人航天器過渡的長遠規劃的關鍵人物……他是幫助美國成 為第一流強國的科學家銀河中的一顆明亮的星。”（同上，第75頁） 
    王康還大講愛因斯坦如何關系人類命運和世界和平，以此貶抑錢學森，其實也很沒有道理。在帝國主義還存在的今天，要保衛世界和平，社會主義國家負有很重大的責任。當帝國主義國家發展殺人武器的時候，這些國家的人民開展保衛和平運動，反對本國政府發展大規模的毀滅系的武器當然是正確的，但是，為了制止戰爭，實行世界和平，社會主義國家也必須發展自己尖端的武器，這同樣是正確的。作為社會主義中國的科學家幫助自己的國家發展尖端軍事技術又何錯之有？如果我們沒有核武器，沒有導彈，我們能夠對付那些張牙舞爪的帝國主義國家嗎？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我們發展尖端技術，就是對于世界和平的偉大貢獻。在這個問題上，當年愛因斯坦的觀點是對的，而后來薩哈洛夫的觀點則是錯的。
王康說錢學森的思想境界不如愛因斯坦，其實在戰爭與和平問題上他與愛因斯坦的觀點是一致的。這里我們可以看看他1956年5月在馮•卡門75歲生日時寫的一封祝壽信歷史怎樣說的：
“我原以為每個純粹的科學家的目的，只是在于為人類社會做出永久的貢獻。這一點，馮•卡門先生，您可能沒有感到您對科學技術的貢獻所應享有的驕傲。可是，正是您的那么多的勞動成果被用來制造毀滅性的武器，而幾乎沒有用來造福于人民。這不正是我們值得深思一下的問題嗎？自從我回到我的祖國 之后，感到這里的世界同美國的世界截然不同。因為這里生活著六億人民，超過世界人口的三分之一，科學技術真正被用來建設幸福生活。在這里，每個人都為實現一個共同的目標而努力工作，才喲可能盡快地實現他們的幕布奧。在這個世界上，馮•卡門先生，您創造的財富使您成為一個受人尊敬的人。我希望，通過科學家的貢獻，促進人類的生活幸福、和平和美好。這個聲明作為我在您75歲壽辰的致詞。”（王文華話：《錢學森的感情世界》，四川人民出版2002年版，第223頁）
這信是錢學森回國半年后寫的，他的思想境界已經和過去在美國大不一樣。在這里，錢學森婉轉地有分寸地對他的導師——一位在帝國主義國家工作的科學家提出了科學家的社會責任問題，也就是不要幫助帝國主義國家的統治者研制毀滅性的武器，而要為人類的幸福奉獻自己的才智。自然，作為社會主義國家的科學家，為了對付和戰勝帝國主義國家可能發動的戰爭，這樣的研制是不可缺少的。這中間沒有什么矛盾，二者是完全一致的。
錢學森還有一些與愛因斯坦很相似的地方。他們在美國的時間差不多，而且在麥卡錫時期都受到聯邦調查局的調查和監視。他們都被懷疑是共產黨。實際上他們當時都不是共產黨員。但是他們對共產黨的態度也差不多一樣。愛因斯坦說，“我從來不是一個共產主義者，但是，如果我曾經是過的話，我也不會感到恥辱。”（艾麗斯•卡拉普賴斯編：《愛因斯坦語錄》，杭州出版社2001年版，第122頁）錢學森也有類似觀點。他在回國途中經過馬尼拉，曾有記者問他是不是共產黨員，他回答說，“共產黨人是人類最崇高的人，我還夠不上共產黨員的資格呢。”（《報刊文摘》2910年4月2日）在這方面，錢學森的態度比愛因斯坦顯得更為積極。
不過愛因斯坦提出世界政府的主張卻是錯誤的。國家是階級矛盾不可調和的產物和表現，只要階級存在，國家級必然存在。在階級還存在的情況下提出消滅民族國家，建立世界政府職能是一種不切實際的幻想。實際上，帝國主義提出這類主張乃是其實現世界霸權的一個工具，是騙人的。
王康還對錢學森的個人品質提出了質疑。他說，錢“那800公斤圖書資料，就僅僅是一些簡單的公開出售的工具書嗎？”錢在1950年就不再進行軍事科學的研究，他帶回的是他自己的知識和相關的書籍，當然這些書帶回來是有用的，但是，這是他知識的一部分，屬于他自己，與所謂機密無關，美國政府也無權阻撓他帶走，王康憑什么那么不放心，生怕把美國的機密帶到了中國，這究竟是怎樣一種心態，很值得人們研究。美國的特務草木皆兵，曾經把錢學森的一本對數表當成是密電碼，而王康居然懷疑錢學森帶回了美國的機密！這和美國特務完全是同一種心態！其實，對于錢學森來說，他是這方面的權威，許多發明都是他的勞動成果，對他來說“機密”是不存在的，又有什么必要去竊取呢？這又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了。真是既可憐，又可悲！
　　王康在錢學森身上潑的臟水還不止這些。他還捏造事實，說什么“1957年毛澤東召見時，他稟報了有關‘工程控制論’后，立即表示自己的理論十分淺薄，一定有很多錯誤”，請毛指正。很難設想，愛因斯坦會以這樣的自辱之辭向羅斯福表示謙遜。錢對完全不懂任何自然科學的毛澤東作如此卑賤的表態，即使在三十年代的德國和意大利也不會發生。”
事實并不如王康所說。時間并不是在1957年，而是在1956年2月1日，毛澤東請錢學森到中南海做客。這是毛澤東第一次會見錢學森。錢學森也并沒有送《工程控制論》給毛澤東，而是毛澤東看了錢寫的報告后跟他的一段對話。毛 澤東首先肯定了錢寫的《建立我國國防航空工業的意見書》，錢學森接著說：
“主席，我剛剛回國，對國內情況不甚了解，我只是根據我的工程控制論，對我國的國防建設特別是航空工業的建設提了不少很不成熟的意見，其中錯誤一定不少啊！”
    毛澤東擺了擺手說，“學森同志，提出了這么多好建議，怎么是錯誤啊！這是十分難得的呀！這些精辟獨到的建議，只有你這位工程控制論創始人才提得出呀！”
顯然，錢學森說的只是他的意見書可能因為“對國內情況不甚了解”，有“不少很不成熟的意見”根本就沒有什么“自己的理論十分淺薄”之類的話語，這不是捏造和歪曲是什么？至于說毛澤東“完全不懂任何自然科學”，好像毛澤東是個文盲和科盲似的，這樣說顯然是為了故意貶低，毛澤東雖然沒有讀過大學，但畢竟上過師范學校，而且他一生好學，對自然科學問題也很有興趣，后來還在《工作方法60條》里提倡“學一點自然科學核技術科學”（《毛澤東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59頁）怎么 能夠設想毛澤東就不讀自然科學方面的書報和雜志呢？難道他就不能通過自學增加新的知識嗎？
至于錢學森，他崇敬毛澤東，但他顯然也不是那種巴結討好領導的人。這一點，從他后來不同意胡耀邦關于去美國接受美國授予的榮譽稱號的對話里也可以清楚地看出來。事情是這樣的：
1985年，美國總統科學顧問基沃思訪華，他在會晤原國家科委主任宋健時表示：錢在美工作過20年，對美國的科學技術進步特別是軍事科學的發展，做出過很大貢獻。在研究過聯邦調查局的歷史檔案后，十分清楚，麥卡錫黑暗時期的美國是欠錢學森的債的。我們現在感到很難過。美國政府對錢學森橫加迫害，是沒有道理的。美愿邀請錢學森訪美，并由政府和有關學術機構表彰他對科學的重要貢獻。如錢不去美訪問，美方可派美國科學院院長普雷斯來華，授予錢學森“國家勛章”，表彰他的貢獻。當時的總書記胡耀邦同志在得悉美國有關方面邀請錢學森訪美，并要授予他學術榮譽稱號和國家勛章后，曾在一次會議期間找錢學森談話，勸他接受這一邀請。胡談話大意是：錢老，你在國際上影響很大，一些國家邀請你，我建議你還是接受邀請，出去走走。你出去和別人不一樣，對推動中外科技交流會有很大影響。這也是今天改革開放的需要啊！今天，世界在變，中國在變，美國也在變。幾十年前的事，過去了就算了，不必老記在心上。你去美國走走，對推動中美間的科學技術交流，甚至推動中美關系的發展都會有積極意義。聽了胡耀邦這一番話，錢老說：“總書記，當年我回國的事很復雜，在目前這種情況下我不宜出訪美國。”胡只好說：“錢老，我這是勸你，不是命令你一定要去。如果你認為不便去，我們尊重你個人的意見。”錢在給國務院當時領導（趙紫陽）的信里還說，“我本人不宜去美國，……事實是我如果去美國，將‘證實’了許多誤區錯誤的東西，這不是我應該做的事。這是大是大非的問題，我不能沉默。歷史不容歪曲。”（見《從清華走出來的科學家》，內蒙古文藝出版社2008年版，第152頁）這里充分表現了他的原則性，而相形之下，胡耀邦和趙紫陽則表現出了無原則的實用主義。從這里也可以看出，他在“領導”面前的真實態度。
和愛因斯坦一樣，錢學森對于名利十分淡薄。人們都知道愛因斯坦有一個“故事”：他剛到美國時，普林斯頓大學以當時最高年薪16000美元聘請他，他卻說：“這么多錢？能否少一點？給我3000美元就夠了！”人們感到不能理解，而他卻說，“依我看每件多余的財產都是人生的絆腳石；唯有簡單的生活，才是給我創造的原動力！”當時的美國人都以擁有小汽車為時尚，而他居然不要汽車。從宿舍到研究所兩公里路程，他堅持安步當車直到生病住院。他認為，“簡單的生活，無論對于身體還是精神，都大有裨益！”錢學森也把名利看得很輕。他生活非常簡樸。他回國后發表書稿卻不要稿費，辦私事不坐公車。毛澤東對此非常欣賞，曾說，“學森同志也給我們做出另一個榜樣呢！他不要稿費，私事不坐公車，這很好嘛！”他回國54年，住的的房子直到90年代才換，家具、電視也是老舊的。改開以后許多人趕時髦，改穿西裝，而他卻五十多年一貫制，幾乎一直都是穿的軍裝。在這方面，實際上一切真正的科學家都有共同之處。我50年代在廈門大學讀書時，蔡啟瑞先生從美國回來，學校給他定為二級教授，他看到有的老師還是三級，堅持也定為三級，還專門找了系主任和校長，但是學校仍然堅持定他為二級，他又寫信給校長，懇切陳詞，要將工資級別降下來。后來此信登在校報《新廈大》上，全校師生都受到了很大教育。
 具有崇高理想和高尚品質的人總是受到人們的尊敬，不管王康怎樣貶低錢學森，都是是徒勞的。
     以上我們對王康的一篇文章和一封信進行了評論，批駁了他對缺陷是的而已攻擊。王康對錢學森的攻擊，實際上是一個民族敗類對一位民族英雄的攻擊。應該看到，像王康這樣的民族敗類，并不是一個人，而是一群人。他們人數不多，但是危害不小。我們與他們的斗爭，實際上是一場愛國主義和賣國主義的斗爭，關系著國家前途和命運的斗爭，當然不能掉以輕心。
兩個月前，美國的新聞媒體推出了一個中國百大公共知識分子的名單，王康也是其中一個。我不知道美國有什么資格要評選中國的百大公共知識分子？他們又是根據什么標準來評選這個百大知識分子的？也不知道這些進入百大公共知識分子名單的人知道自己榜上有名后是什么感覺？是覺得光榮，還是感到恥辱？不過在看了這個名單以后，我似乎清楚了美國這樣做的目的是什么，那就是要亡我中華民族，而評選的標準也很清楚，那就是毛澤東早在61年前說過的民主個人主義者或者今天人們說的自由主義者，使性子中國搞資本主義的人。真是亡我之心不死啊！我希望進入這個名單的人能夠猛醒：千萬不要把它當做光榮榜，而要把它看成是恥辱柱！但是對于他們當中的絕大多數人來說，上了賊船，要改也難，他們實際上是中華民族的敗類，而用張宏良同志的話說，他們是美國的文化別動隊。美國人做這件事的用心顯然很壞，壞到了極點，但是壞事卻變成了好事：他們在全中國人民面前徹底暴露了自己，也暴露了他們所豢養的民族敗類是哪些人，使廣大的中國人民看清了他們的真實面貌，斗爭也就更有目標了！
我們有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做武器，有錢學森這樣的民族脊梁做榜樣，我們的斗爭一定會勝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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