領導落后于群眾的典型實例
“30年前,小崗村搞包產到戶時,安徽省委書記萬里與一位長期從事農村工作的干部發生過一場爭論。
干部:包產到戶,不同于田間管理責任制,沒有統一經營,不符合‘社會主義’所有制的性質,不宜普遍推廣。
萬里:包產到戶,是群眾要求。群眾不過是為了吃飽肚子,有什么不符合社會主義的,為什么不可行?
干部:它偏離了‘社會主義’方向,不是走共同富裕道路。
萬里:‘社會主義’和人民群眾,你要什么?
干部:我要‘社會主義’。
萬里:我要群眾。”
以上是 11月21日 《人民日報》標題為《我要群眾》的人民論壇文章(作者王曉河)的開頭部分。(注:文中社會主義一詞的引號為原文所有,很顯然,該文將該詞用引號引起來,是在表明那位干部所說的社會主義不是真正的社會主義,而是所謂的“社會主義”;只有分田單干的社會主義才是真正的社會主義)
該文接著說道:“‘我要群眾’,擲地有聲,立地生根,它不僅道出了共產黨人的宗旨,道出了社會主義的目標,更讓人深思的是提出了一個嚴肅的課題——相信誰、依靠誰、為了誰?”
為了證明上述觀點的正確,多年來只是高喊要“高舉什么什么偉大旗幟”,對毛澤東思想卻從來不屑一顧的某些人卻在文中根據自己的理解引用了毛主席《關心群眾生活,注意工作方法》里的話以作論據。以為這樣一來那位干部的觀點就連毛澤東思想也不符合。其實卻大謬不然。
誠然,毛主席一向教導我們的干部要關心群眾,愛護群眾,緊緊地和人民群眾站在一起,要全心全意地為人民服務。這是毛澤東思想的一個基本的和核心的內容。
但是,毛主席同時多次教導黨員和干部們說,任何時候,任何地方,群眾的覺悟程度都不是一般齊的,是有先進、中間狀態和落后之分的。因此,我們在進行工作時,要以群眾中的先進分子作為骨干力量,通過他們團結處于中間狀態的群眾,并且通過他們去教育和帶領落后群眾一道前進。
改革開放前和改革開放以來幾十年的現實情況充分證明,小崗村是一個從干部到群眾都十分落后的村莊。正因為它落后,所以改革開放前,它長期不要說像全國絕大多數村莊那樣為國家作貢獻,就連自己的肚皮都搞不飽;而改革開放以來,30年中,上邊各級和外邊許多地方和單位從政治上給予了極度的關懷,從經濟上給予了超過1億元的“輸血”,可是它卻仍然富裕不了。當年那18個老農民私自寫下分田協議、按下“血手印”,正是他們極端自私自利、極端落后的反映。這樣落后的農民,這樣落后的村莊,在當時的中國農村,是極少見的。支持他們私自分田搞單干,就是支持了他們的極端自私自利和落后。不是支持先進、幫助后進,而是將落后的村莊樹立為全國學習的榜樣,這本身就是與毛澤東思想的基本原則相違背的。
同時,毛主席又經常教導干部,群眾的利益有眼前利益和長遠利益之分,不能籠統看待。作為領導群眾實現歷史任務的無產階級政黨及其各級干部,既要代表群眾的眼前利益,幫助他們切實解決現實問題,更要代表群眾的長遠利益,為群眾將來更大的利益而斗爭。當碰到群眾因受到歷史和政治覺悟的局限,只注意眼前利益而忽視長遠利益的情況時,則要對他們進行啟發和教育,幫助他們提高覺悟。這是一個負責任的無產階級政黨和黨的干部所應有的品質。而在中國農村,堅持農業合作化,是既代表了群眾的眼前利益、又代表廣大農民的長遠利益的舉措。對此,當時全國絕大多數的農村干部和群眾者都是懂得的。正因為如此,才會有那位干部與省委書記據理力爭的那些話。
大量的事實證明,小崗村的干部和農民,由于政治思想覺悟過于低下,所以他們只看到眼前利益,根本就看不到長遠利益。這是他們長時期中生產得不到發展,生活得不到改善的根本性原因。對于這樣的村莊,黨組織的作法應該是委派得力的干部去對他們進行長期的成績的幫助,切實促進他們思想覺悟的提高覺,而決不應是遷就他們的極端自私自利和落后。這才是負責任的正確的態度。
關于《人民日報》上述文章中所說的那位干部究竟是何人,因為未介紹相關情況,不知其究竟了,但是,以《人民日報》的地位和威望,相信是確有其人、確有其事的。在當時來說,就職務而言,萬里是省委書記,肯定要高過那位干部。而如果就思想覺悟而言,從30年的社會實踐來看,那位干部則要遠遠地高過萬里。因為他不僅懂得中國農村、農民的根本出路何在,還懂得上述毛澤東多次闡述的群眾觀點中最主要最基本的道理。而萬里呢,雖然貴為省委書記,卻并不懂得。由此看來,那位干部要比省委書記高明。
毛主席的群眾觀點中,還有重要的一條,就干部、特別是擔任領導職務的干部,“不要落后于群眾”。毛主席之所以這樣說,是因為他在領導革命和建設的長期實踐中看到,經常都會有領導落后于群眾、上級落后于下級的情況。所以,毛主席才有這樣的教導。從本文開頭引文中所反映的情況看,領導落后于群眾、上級干部落后于下級干部的情況還確實存在。
然而,正像多年來在社會上流傳的一句話所表明的那樣:“誰的官大,‘真理’就在誰的手里。”當時,萬里由于官大,所以,那位“膽大包天”的干部雖然可以和萬里發生爭論(看來這是一位了不起的干部),但是在行動上他以及其他的人都還得聽萬里的。更何況,萬里的上邊還有更大的官呢?
于是,一個極端落后村莊里的幾個落后干部和群眾的意見,就成為了“廣大群眾”的意見,就成為當局作出在全國分田搞單干這樣重大決策的依據,小崗村就成為了全國學習的榜樣,分田單干這樣開歷史倒車的行為就成為了所謂“歷史的方向”。
于是,小崗村雖經上邊和外邊多方努力,可是因為它一貫的極端自私自利和落后,卻仍然繼續受窮。這自不必說了。全國農村因“學習”小崗榜樣分田搞單干,結果就使得“三農問題”成為全國各種問題的“重中之重”了。時至今日,如何解決這些問題,仍然是擺在執政當局面前的“一個嚴肅的課題”。在這樣“嚴肅的課題”面前,到底應該“相信誰、依靠誰”呢?這確實又是“一個嚴肅的課題”。真是課題套課題、問題套問題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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