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調查材料說：小崗村大包干帶頭人之一的嚴宏昌貪贓十萬元

[研究小崗]（十五）大學生的小崗調查手記

[ 大于 ] 于2008-11-20 強國論壇 　　

（寫在前面）為了學習小崗村，所以要研究小崗村。為了研究小崗村，需要找些資料。大于研究問題歷來的做法是盡量不用與自己思想傾向相同的材料來證明問題。因為大于現在還搞不清楚到底要學習小崗村什么精神，所以在研究小崗村時，基本上不用攻擊和否定小崗村方面的材料。如本文用的材料主要來自《農民嚴宏昌的30年》（http://www.sina.com.cn 2008年10月16日12:32 人民網）。大于對材料真假識別的法則是：凡是謊言，必有矛盾，以其矛攻其盾，矛盾破則真相生。大于對小崗村的研究步驟是，先識別肯定小崗村方面材料的真假，再從真材料中總結我們應該學習小崗村什么精神。

2003年，華東師范大學社會學系陳映芳老師為學生開設了一門《社會學論文寫作》課程，他們后來到小崗進行了社會調查，學期結束時學生寫了一些論文。陳老師認為一篇篇都非常棒，令她興奮和驕傲。她推薦了幾篇給大家讀，其中陳媛媛在她的《小崗調查手記》中對“誰是‘大包干；帶頭人？”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它當然也可以作為我們研究小崗的參考，現摘錄如下：　　

二、誰是“大包干”帶頭人？　　

現今大家普遍接受的小崗文本大體上包含了以下幾個關鍵詞：分田到戶、殺頭坐牢、18個鮮紅的手印、連保契約（生死狀）、中國農村改革的起步點。這些詞對于小崗文本的構成有著極其重要的意義。而那份有著十八個鮮紅的手印的生死狀更是成為小崗文本中的標志性符號。當小崗的改革得到上面的級級領導支持后，這些標志性詞語就開始一次次在媒體中出現，從而把小崗塑造成為一個先進典型，小崗也就開始扮演著它的角色——中國改革圣地。人們將目光投向小崗，希望能夠看到一個“先進”的村莊，也就是一個秩序穩定、向前發展的典型，我稱之為“角色期待”。這一點是當時的小崗人始料未及的，用嚴俊昌的話說：“一幫子快餓死的農民，當時根本沒想到那契約日后會保存到中國歷史博物館去，更沒有想到迫于無奈的分田到戶竟成了中國農村改革的起步點。” 　　

文化人類學家林頓（Linton）把在社會體系中占有特定位置（position）的個人的席位稱為此人的“地位”（status）,把個人為其體系必須履行的權利和義務（稱為角色規范）的總體稱為這個人的角色，因此所謂社會體系，從結構上來說是各種地位的體系，從功能上來說是各種角色的體系。而在當時的中國社會，十年文革使得人心渙散、生產力遭到極大破壞，尤其需要新的目標和典型來供人們參照和學習，同時十一屆三中全會的理論也需要實踐來檢驗。而此時的小崗既代表了當時較為先進的生產方式，又是自下而上的改革，自然就成為了新的典型，在這個亟待建設的新時期舞臺上扮演自己的角色。 　　

但是在一開始，小崗人并沒有意識到自己所承載的角色期待，依舊照著自己的路子往下走。漸漸地，小崗村中的關鍵人物開始意識到小崗不再是過去的那個以填飽村民肚子為根本任務的普通村落。在小崗之行中，我采訪了大包干的帶頭人之一——嚴俊昌。 （小崗文本存在兩個爭議：一是關于當年誰是大包干帶頭人的問題，媒體上沒有一個統一的說法，有些文本中出現的是嚴宏昌，有些則是嚴俊昌；第二則是人們爭議不休的生死狀的真偽問題。后面我將詳細介紹。）嚴俊昌自1963年開始擔任生產隊副隊長，后來任生產隊隊長，可以說是對當地生產比較了解的隊干部，也為百姓做了很多實事。他的照片在小崗陳列室里擺在大包干帶頭人的第一位。然而八十年代中后期開始，人們在新聞中就開始看見嚴宏昌成為1978年的隊長和帶頭人。關于這一點，嚴俊昌自己認為是因為他的實話說的太多了。在小崗初露頭角之時，上級領導很關注小崗，經常下來關心村民們的現狀。在召開座談會的時候，嚴俊昌由于直率的反映了小崗發展中背負的壓力，得罪了縣、地級領導，多次被要求不要發言，甚至到九十年代初期，被調到鎮上做掛職干部，而脫離了小崗村。在這之間，嚴宏昌由于文化水平較高、“很能照著上級領導的意思講話”（嚴俊昌語）而一步步成為了媒體上的大包干帶頭人。尤其在紀錄片《來自農村的報告》1984年9月公映后，一份“根據原件復制的”的紅手印在新影紀錄片和革命博物展覽會同時和觀眾見面，上面的嚴宏昌幾個字更是成了“鐵的事實”，證明了他的大包干帶頭人地位。至此我們已能發現，小崗角色的承擔者已在很多方面產生了分歧，也就是角色內部的沖突，這種沖突在其后的一件事情中更是升級了。

自小崗成為典型以后，社會各界紛紛以資金或技術的方式對小崗伸出援助之手，而這，通常都是由村干部去接受辦理的，沒有人懷疑過。但是在九十年代下半期，北京某集團無償支援小崗村現金十萬元人民幣，嚴宏昌打了收條收下后卻沒有下文了。做了無名金主的北京某集團十分詫異，調查之后才發現這筆款子沒有被用于小崗建設，而是“落入嚴宏昌私人的腰包”，做了冤大頭的北京某集團自然不甘心，便和嚴俊昌取得聯系，將事情原原本本的告訴了他，并要求“農村及上級政府給他們一個說法”。嚴俊昌得知這一情況后，在無法讓嚴宏昌歸還援助款的情況下，轉而向縣檢察院檢舉此事，可惜檢舉信猶如石沉大海。最后，在地市級檢舉機關無人受理此事的情況下，嚴俊昌帶著材料去了被省政府所在地——合肥，希望能討個說法。他得到了這樣一句勸解：“老嚴啊，你也不要再折騰了，你和嚴宏昌都是大包干的帶頭人，我哪個都惹不起。他拿了十萬快，你心里不舒服，你拿了我們也不會去找你的！”歷經辛苦的嚴俊昌被這樣一個答案噎的說不出話來，這件事也就不了了之了。 　　

從此以后，嚴俊昌算是懂得了上級的意思，要的是一個穩定的小崗，而不是一個發展的小崗。 　　

這個調查時間是2003年，作者（華東師范大學社會學系本科生）的這篇文章是這樣結尾的：　　

由于小崗在中國農村改革史上的特殊地位，使得對于光圈下的小崗的真實面目的調查研究很少。現在的我們，已不能簡單滿足于媒體事實，而應致力于還原歷史的本來面貌。本次調查正是我對于此的一個嘗試。還原的真實也罷，狹隘也好，都表明了我敢于思考和嘗試的勇氣。但僅有勇氣是不夠的，我們還需要很多很多。 　　

而在文章開頭的前言中作者說：　　

一直以來，小崗對于我來說是中國農村改革的圣地，是改革開放中的一個典型，而那按著鮮紅手印的生死狀更為那一個冬夜平添了幾絲神秘。而偶然機會下我看見的小崗與我印象中的小崗卻大相徑庭，這令我開始思考小崗的真實情況究竟是什么，同時也開始反思我們對于大眾說法的態度（在這里主要表現為傳媒態度）。而現今已有的關于小崗的研究基本上都是對于那場變革的傳奇色彩的渲染和重復，質疑之音幾無。因此，我親身前往小崗三次,通過自己的調查,希望能獲得一些事實,并結合社會角色理論，嘗試對小崗文本進行整理分析，為大家提供看小崗的另一只眼。 　　

無論這個大學生的調查手記質量如何，都給我們提出了一個嚴肅的問題。作為享有農民“二次革命”的圣地稱呼，受到開啟了農村經濟改革的大門這樣高規格贊譽的小崗，如果留下很多疑團，讓人沒看之前心存景仰，看了以后產生懷疑，那還有什么意義呢？我這次研究小崗，也是希望通過事實，抹去它的神秘面紗，理清它的來龍去脈，還原出一個真實可信的小崗來。

附文：嚴宏昌--堅定的挺“分”派則反對重走集體

嚴宏昌的30年

2008年02月15日 《人物》雜志

　　文/一 丁

　　站在家門口外面的黃楊樹旁邊，58歲的嚴宏昌正從容平靜地面對攝像機，接受一家電視臺的采訪。這樣的生活他已經習慣了。自從1978年秋天的那個夜晚，他和小崗人發起了轟動全國的大包干之后，他就成了名人。每年，他都要接待一二十家海內外媒體的采訪。但是，這并沒有打亂他的生活，質樸溫厚的嚴宏昌依然是一個普通的農民，他總會不厭其煩地講述小崗曾經在中國農村改革史上上演的經典一幕，他總會坦誠地告訴你他的真實的想法和憧憬。

　　苦盡甘來

　　1978年的小崗村，無論從哪方面看都不妙。20戶115名村民，早就被人民公社時代“上工大呼隆，下地似綿羊”弄得沒了生產積極性，糧食產量之低，被自嘲為“一畝地種20斤種子，收18斤，收時不用鐮刀用手拔”。生活的窘迫，已使兩戶農民重新拿著討飯棍兒到江西討飯去了。

　　小崗村在安徽有名的“花鼓之鄉”鳳陽縣，因為這里的土地半崗半洼，是個十年九災的地方，每年打著花鼓到外省討飯，讓“鳳陽花鼓”成了“討飯”的同義詞。

　　“我們那時窮啊，哪里買得起花鼓。到了揭不開鍋的時候，家家戶戶拿著兩個討飯棍兒，背著鋪蓋卷就走了，門都不用鎖，家里空的什么都沒有了?！蓖陼r代跟著大人討飯的屈辱經歷，讓他內心受到極大刺激，年幼的嚴宏昌暗自發誓：長大了一定不再過這種生活。

　　22歲，高中未念完的嚴宏昌就離開小崗到城里尋找生機去了。漸漸地，聰明能干、又有悟性的嚴宏昌開始承包一些建筑上的小活兒，成了“小包工頭”。也正是從承包制，讓他看到了人們工作的熱情和效率。

　　1978年，小崗人想起了這個走南闖北、見過世面的年輕人，希望他能回來當干部，把他們帶出饑餓的境地。不曾想，嚴宏昌卻并不情愿接受。在他看來，自己只干過20多天的農活，不懂農業生產，加上，村里那么多人都當過生產隊的干部，都沒有干好，我又不是龍，能干好嗎？

　　嚴宏昌向生產隊提出條件，每月給隊里上繳15元，仍然在外干。但是這個金額一直抬升到45元也沒有得到隊里的批準。而當時的小崗人均一年的收入也只有18元多。“隊里是鐵了心讓我回去，說如果我不回，就把我父母和我全家開除。其實我也知道這是激將法。”最后村里年長一點的關友江，語重心長對嚴宏昌說：“你讓我們每天喝上兩頓菜稀飯，我就滿足了?！薄拔翌D時眼一酸，淚就落下來了。我想，老百姓要求不高，還沒有說要三頓飯?。　本瓦@樣，嚴宏昌被大伙兒選上小崗生產隊副隊長。

　　目睹生產隊實行包工到組，人們出工不出力，為了考勤、工分爭執不斷的景象，嚴宏昌十分焦慮，他一一向父輩們討教。嚴宏昌的父親告訴他：“我一生中的黃金階段是在1950-1956年?！痹瓉恚?950年，全國實行土地改革，讓父親和全國的農民實現了夢寐以求的愿望——“耕者有其田”。各家各戶迸發出的勞動熱情，使得家家年年有好收成，交了公糧后還有多余的口糧。1956年進入高級社后，所有土地歸為集體的小崗，卻在1957年第一次吃了國家的救濟糧。到了1961年和1965年，鳳陽先后兩次又實行了極其短暫的“責任田”和“自留地”，每家僅有的半分地的產量竟超過集體一畝地的10到20倍。父輩的經歷讓嚴宏昌得出結論，小崗不是不長糧食的地方，而是大集體時代的生產方式使人失去了生產的主導力。也是因為從父輩那里了解到了“自留地”曾給農民帶來的增產效應，嚴宏昌開始對小崗的未來充滿了信心。

　　但是，在當時分田單干和包產到戶是國家政策所不容的“禁區”。

　　怎么辦？小崗前后67口人餓死、6戶全家死絕的陰影激起了嚴宏昌鋌而走險的勇氣。為了嚴守秘密，嚴宏昌和村干部約定，全村20戶戶主在1978年11月24日夜晚，到村會計嚴立華家秘密商討“包產到戶”。

　　那天，嚴宏昌趁著天黑悄悄走到嚴家。“因為已經有2戶討飯去了，所以那天來的是18個戶主。雖然，大家事先都知道會議的內容，但是，大家交流的卻是討飯經驗。”當嚴宏昌和村干部正式提出“包產到戶”、“大包干”的做法時，立即得到大家的熱烈響應。

　　嚴宏昌在一張毛紙上寫下：“我們分田到戶，每戶戶主簽字蓋章，如以后能干，每戶保證完成每戶全年上繳的公糧，不在(再)向國家伸手要錢要糧。如不成，我們干部坐牢殺頭也甘心，大家社員也保證把我們的小孩養活到18歲?！薄拔覀冞€訂了協定：分田到戶，瞞上不瞞下，不許向任何外人講；每逢夏秋兩季交糧油時，保證國家的，留足集體的，剩下都是自己的?！?

　　接著，18個不愿再挨餓下去的農民紛紛在這張“生死狀”上莊嚴地簽上自己的名字，按照中國最傳統的方式摁下了鮮紅的手印。此時，他們無論如何也沒有想到，正是他們帶著悲壯的勇氣，拉開了中國農村改革乃至中國經濟改革的序幕。

　　“當下，我們就按照生產隊的地畝表，每人四畝半地的標準，把土地分給大家?！?/p>

　　“這一仗必須打贏。”嚴宏昌干練地揮了一下手說。

　　出人意料的是，分田后的嚴宏昌卻睡不著覺了。怎么才能讓大家手里有點錢呢？他在想。

　　一天，他在鎮子上看到1斤花生能賣1.03元，心里一動。常聽老人們說，花生是不要肥料就能長的作物。那么，一畝地要6斤種子，投入才6元多錢。按照毛主席說的定計劃要有充分的余地，他想就算種6畝花生只收回一半，也能掙點錢啊。興奮的嚴宏昌立即召開會議，動員大伙賣家底也要買花生種子種花生。

　　果然，這一仗打贏了！小崗第二年向國家交了13.9萬斤糧食，單花生就是3萬多斤，而在從前，國家給的上繳100斤花生的任務都完不成。

　　小崗人均收入從20元一下子上升到400元，增長了20倍。

　　那時糧食多，就囤在院子里，上面蓋著稻草。嚴宏昌笑著說：“這在從前是前所未有的，你說會不會有人偷？要在過去，就是放在你眼皮底下都看不住。”

　　困難重重

　　真是天時地利人和，大包干后的幾年，小崗村風調雨順，糧食連年豐收。農民的日子漸漸好過多了。嚴宏昌家也舊貌換新顏地搬出茅草房，住進了大瓦房。但是，隨著糧食的日漸增加，嚴宏昌碰到了賣糧難的尷尬。同時生產資料價格的增加讓他覺得單純指望種地是無法富裕的?！安裼驮瓉硎?公斤1毛，現在是1公斤6元。還有化肥等。農民負擔加重了?！眹篮瓴f。還有什么“三提五統”、國家的土地稅，由每人每畝十幾塊，漲到每畝三四百元。

　　80年代中期，為了尋找富裕之路的嚴宏昌，自費到先進地方的農村考察。在云南瑞安的塘下鎮，他看到只有三分地的農民，在大辦企業?！耙驗榧壹以诤Ｍ庥腥A僑，所以信息發達，他們抓住了改革開放的機遇，比我們超前?！眹篮瓴又f：“他們家家都有14寸的黑白電視機，這在小崗是根本見不到，也想不到的。”

　　之后，嚴宏昌又在去往溫州的路上看見掛著安徽、山東、山西、河南、江西等省車牌的大卡車，排著隊地往溫州鄉下開。好奇的嚴宏昌跟著就去了。原來這些車是來拉化纖袋的。這里的農村家家戶戶將塑料回收后，加工成膜，再做成編織袋。一個袋子交給集體時是2毛錢，但是向外省賣的時候已然上升到了八九毛，“需求量真大，提不到貨的人就住旅社，有的住上半個月都不一定領到貨。”這啟發了嚴宏昌，他暗暗思忖，我們小崗要做這個，不用說賣給外省，只要賣給鳳陽縣化工廠就有得賺了。況且只要投入6萬元錢就行。

　　嚴宏昌趕忙回村，將這一想法說給大家聽。沒想到，大家不太看好，不同意做。最后嚴宏昌只好自己花了1萬元，買了兩個塑料再生機器自己干，22天就收回投資，6個月就賺了幾萬元。“這時有人找我談話，說我搞資本主義，愣把動力線給撤掉了。這不，那機器現在還扔在家里?！眹篮瓴f著，用手指著閑置在墻角灰蒙蒙的機器。

　　到了80年代末，全國糧食價格又開始上漲，一個人就能賣出幾千公斤糧食的種糧大戶嚴宏昌又發現了一個新商機，他看到很多農民把賣糧食的余錢花在蓋瓦房上。辦個磚窯廠一定能掙錢！他想。為此，嚴宏昌特意請來了江蘇鎮江的工窯師，請師傅鑒定小崗的高嶺土能否做磚。答案令他非常滿意。但是由于不便說的緣故，項目又泡湯了。

　　“90年代，心發慌啊?！痹瓉斫阋粠Ш芤话愕霓r村都超過了小崗，特別是雨后春筍般冒出來的億元村，如華西村、南街村，大邱莊等，讓嚴宏昌和小崗村的干部、村民每天都切身感到被甩在后面的落寞和致富的緊迫。倔強的嚴宏昌在1993年成立了小崗村農業實業總公司，希望引進項目辦企業，壯大集體經濟。在公司運作下，十幾個帶有‘小崗村’名字的公司先后成立，像瓶蓋廠、工藝被廠、電子儀表廠、面粉廠、摩托車鏡子廠、銅線廠等等，但是最終因種種緣由夭折。

　　這樣一次次的嘗試，機會又一個一個溜掉了。

　　“唉，那時我的心里真是不快活啊！”嚴宏昌重重地嘆出一口氣，接著說：“我是大包干的發起人，村子窮，心里不舒服。無工不富，小崗村要發展還是要走工業致富的路子。” 嚴宏昌顯出壯志未酬的無奈。

　　他真的不情愿看到小崗“一年跨出溫飽線，二十年沒過富裕坎?！?/p>

　　重走集體路？

　　2006年的一天，嚴宏昌接到了外省一個陌生人的電話，對方毫不留情地質問嚴宏昌：“送你幾句話，我覺得你們當年搞大包干是好事，給全國農民帶來了飯吃。這么多年好日子，現在，你們又重走集體道路，是不是吃飽飯撐得？”

　　原來，2004年從安徽省委財政廳到小崗任黨支部書記的沈浩，提出了一個發展小崗的新思路。即，要從以前一家一戶的單干轉變為發展合作社——統一返租承包，成立鳳陽縣小崗村發展合作社。資本金為305萬元，小崗村、上海大龍畜禽養殖有限公司和滁州市糧食局為三大股東。合作社將以每畝500元的價格租用農民的土地。按照沈浩的設想：村民出租土地，租期暫定5年，5年后，農民可以以土地入股分紅，或者重定租金。對于集中起來的土地，一部分用來種植高效飼料玉米，一部分種植有機蔬菜，剩下的種植樹莓。

　　此事發生在別的村可能并不稀罕，充其量不過是一次農民求發展中的探索和嘗試。然而事情卻偏偏發生在“大包干”的起源地小崗，引起了各界的關注。這個被外界稱之為小崗的第二次土改的事情，首先就引發了全村人的爭議。曾經在當年大包干時意見一致的嚴俊昌和嚴宏昌，卻在這次的分地中，發生了嚴重的分歧。

　　以嚴俊昌為首的挺“合”派堅持只要能創收效益，把地再次歸攏起來也值。而以嚴宏昌為首的挺“分”派則反對走集體的路子，理由是擔心群眾再回到大集體時代，沒有飯吃。并且，他以農民對土地特有的敏感，擔心的還有另一個層面，就是作為農民，土地丟掉了，怎么辦？小崗是土里求財，糧食夠吃，錢不富裕。農村沒有工業不行，最低，農業也要作為半壁江山。

　　嚴宏昌認為：“小崗當務之急是提高人的素質，其次，應該把村里的水電、通訊、道路搞上去，改變投資環境，才能有條件招商引資?！?/p>

　　在他看來，農業將來要搞規模化農業，生產卻不一定要大家集中起來做。嚴宏昌指著地里泛黃尚未收割的水稻說：“以稻子為例，我們可以在市場上看哪個品種的稻子價格好，品質高，我們各家各戶就用這個種子。大批量的打入市場，無形中就增加了大家的收入。”同時，他還覺得，小崗農產品深加工市場的前景很好?！澳憧?，我們自己生產的花生、大豆被福建、廣東人買了去，做成花生糖、豆奶粉，又賣回給小崗村。我們的資源就這樣白白地送給別人賺了大錢，我們汗流浹背卻拿了小錢?！彼粺o惋惜地說：“農產品可以增加附加值，我認為農民的出路除了二三產業之外，可以在農業本身上做文章?！?/p>

　　這場沸沸揚揚的爭論，最終因為村民們看到土地出租后荒在那里而擱淺。

　　但是，對于小崗這個交通偏僻，游離于市場經濟之外的貧窮弱勢的農村，面對變幻莫測的市場經濟大潮，他們所經歷的一切困惑也代表著中國農民經歷的一切，他們每一次艱辛的探索和嘗試都體現著農民對富裕生活的向往和追求。

　　已經58歲的嚴宏昌仍然像當年大包干時一樣，追求務實并善于思考。對于新農村建設，他又有了更新的領悟。

　　最近，嚴宏昌在和鳳陽縣的一家建筑公司談合作，希望在村里成立建筑安裝公司。這樣小崗村里的村民們既能在公司工作，增加收入，又不離家不離土。當需要勞動生產時，還可以下地勞動。“到工廠當工人，這是多少農民期盼的啊！”嚴宏昌說著。

　　不錯，這幾乎是他30年的愿望和追求。

相關專題：

小崗村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