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洲胖子與非洲難民：退休改革的悖論與陷阱

作者：滾滾素最胖滴

退休改革，包括延長法定退休年齡在內的一整套政策，可以說是各國政府的共同噩夢。我國如果早幾年確定改革方案，阻力或許會小些，但在民生意識崛起的今天，恐怕難免波折。

從各國經驗、教訓看，延長法定退休年齡都是大勢所趨。而中國的人口老齡化與養老金缺口兩大死結，也都無可辯駁地預示著中國退休改革的勢在必行。這兩方面，自有諸多專家加以論證，無須我錦上添花。

本文僅就我了解的法國退休改革，對比中國的約束條件，探討一些“如何改”的具體細節。

一、誰在游行？

“相關部門正在醞釀條件成熟時延長法定退休年齡，有可能女職工從2010年開始，男職工從2015年開始，采取‘小步漸進’的方式，每3年延遲1歲，逐步將法定退休年齡提高到65歲。”

——羊城晚報《退休年齡推遲，到底該由誰定》　2008年11月05日　

乍一看這新聞，頗感世道輪回。一年前的11月，恰是退休改革引爆了法國大游行，被我國媒體譽為“法國‘變革總統’薩科齊將迎來他上任以來最為嚴重的一場考驗”。而更早的03年5月大游行則是“1995年以來規模最大的示威和罷工”。

但是，與我們印象中游行都是受壓迫者截然相反，這些示威人群卻是法國老百姓眼中的“既得利益者”——公務員與“特殊群體”。

03年的改革重點是公務員退休制度，“根據法國審計法院的報告，被‘濫用’了公務員的‘特殊’退休制度充滿了假公濟私、慷國家之慨的腐敗。”

07的開刀對象是特殊退休制度，這些“專門針對一些特殊職業及行業的勞動者，包括公路、鐵路員工以及水電企業員工，也包括軍人、警察等特殊公務人員”而設計的退休制度，行業的艱苦性部分已然消弭，優惠政策卻仍在延續。

法國整個退休改革的戰略意圖是減輕過度福利化造成的入不敷出，以及懶漢化現象。而具體到這兩次戰役則是為維護退休制度中的“公平性”以及大多數人的大多利益。這顯然遭到了“既得利益者”的拼死抵抗。03年改革，由于大多民眾還沒意識到問題的緊迫性，而使得改革中途變味，空留一堆麻煩，也算是拉法蘭總理后來的辭職一個誘因。07年改革，則得到普通民眾更強力的支持，薩爾科齊與菲永也表現得更為強硬，不過至今也難言勝利。

二、歐洲胖子與非洲難民

凡定理，必有前提條件。對秉持科學態度的人來說，約束邊界與定理同樣重要。

那么我們就來對比下中法退休的約束邊界：

其一：歐洲的高福利與我國的低福利的對比。

法國是患上了肥胖癥，需要吃瀉藥減肥。

我們是貧血癥，主要矛盾還在于如何勉強完成基本福利目標。

其二：歐洲的小政府與我國的大政府的對比。

法國政府多少有點貧血。從公務員及國企員工無論數量上，還是人口比例上，能跟我國一拼的，本就不多。我們的“生產性努力”與“分配性努力”（占有更多社會成果，即公務員系統）的倒掛現象也是舉世聞名。至于質量上，如果是第一次接觸中國公務團的法國政府部門，最豪邁也就拿出點自助餐，還覺得自己展示了大歐洲的氣魄。可是若被邀請到中國走過一遭，再碰到中國團隊，總是禽流感般辯解：俺們鄉下人沒經費。

百姓福利上，法國是歐洲胖子，中國是非洲難民。

在中國國內，政府是歐洲胖子，民眾是非洲難民。

減肥的確是歐洲胖子的良藥，卻是非洲難民的毒藥。而在我們兼具兩者的偉大國度，煎藥的學者們卻時常將藥送錯人家。

以前那么多年，農產品價格都不漲，一說土地流轉，農業大資本進入，專家立刻開始喊漲。

年初的“遏制流動性”風暴中，本該減肥降溫的是國企和國家投資部分，結果卻把已經貧血的中小企業和制造業給結扎了。在最需要保住飯碗的關鍵時段，送了各國人民一個大禮包。

亡羊補牢，永遠不晚。只要接受教訓，明確誰該減肥，吃錯藥還是有希望避免的。

在此也懇請各位吃過虧的公民，睜大眼睛，看看到底是哪些專家在胡把脈，在亂下藥，在送錯門。

公民的監督，也是亡羊補牢，永遠不晚。

三、公職人員是自私的人

記得法國03年改革的時候，公共選擇學派就又被從箱子底翻了出來。他們這門派也是樹敵頗多，一時間各大派新仇舊恨，口水橫飛，比街面上的游行還過癮。

古典自由主義經濟學的鼻祖是亞當·斯密，他從“經濟人”以自私自利為利益驅動，最終推導出“看不見的手”這一概念。

而公共選擇學派的開山掌門布坎南（86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則更上層樓，他干脆從政府公務人員也是以自私自利為利益驅動，分析政府的各種荒唐作為。當然了，學院派的標準術語叫做“理性人”，咱們翻成白話就是“自私的人”。

之所以西方很多學派不認可這個理論，是因為種種事實證明民主體系不是吃干飯的，在他們看來，有了良好的約束，政府就是個“稻草人”。他們的對錯咱們不用管，因為他們處在基本純液態體系中。

而我國所處的固液相變期，卻完美演繹了公共選擇學派的所有假說。我們的大政府構架在社會轉型期，原有的集中制以及黨內民主的固態約束體系大幅松動，而液態約束體系又沒有建立，導致權貴一體化在自由無節制的土壤中瘋狂壯大。

在法國，民眾是“自私的人”，政府是“稻草人”。

在中國，政府是“自私的人”，民眾是“稻草人”。

這就是老百姓近些年遇到改革“逢賭必輸”，三天兩頭“吃錯藥”的根本原因。

那么如何解決？也很簡單，讓老百姓變成“自私的人”，把政府逼回“稻草人”。所以解藥就是“人民的人大”，由老百姓選的，能監督這些“自私的人”的人大。

繼胖子的良藥是我們的毒藥這一重大發現后，我們再次省悟，胖子的毒藥居然也是我們的良藥。

這就是邊界對定義的偉大意義。

如果哪天一早，我們發現我國的公務人員也用游行的方式爭取維護自己的利益了，那將說明人大終于見效了，政府減肥成功了，我們自私了，他們稻草了。

四、退休時間的選擇權

咱們有個傳統相聲：“該來的不來，不該來的來了，該走的還沒走，不該走的又走了”。

退休，就是這個道理。有人想退，有人不想退。想退的人家不讓你退，不想退的人家偏讓你退。

退休選擇權是個三方博弈問題：政府、企業、個人。

政府的利益沖動是希望老人晚退休，多交五年稅，少花國家五年社保，這是個傻子都算得清的帳。

至于企業，國家沒好政策的情況下，肯定有沖動把不中用的老人轟走，有那個錢多請兩個便宜的年輕能干的多好？

到了個人，就五花八門了。在法國，甚至為“保障勞動的權利”，或者為“保障退休的權利”，都分別有人把政府和企業告上了法庭。

選擇權在企業手里，他們會尋覓付出成本最低的方案。選擇權在員工手里，卻肯定會逼迫企業謹慎簽約，導致失業率上升，對整個經濟運行也是長期弊端。這其中的悖論和年初的《勞動合同法》有類似之處。

這里一定要注意，以民生為最終目標，和將民生問題表面化，泛道德化，會有截然不同的答案。企業既然是博弈的一份子，如果最后讓企業徹底無利可圖，最終將導致整個生物鏈的垮塌。所謂合作博弈，一定是博弈各方的非最優解，但對整個博弈卻是最優解。也就是說討價還價時，過猶不及。

法國的03年改革是個爛尾工程。在退休選擇權上，既規定了“60歲以上的勞動者有權自由選擇退休時間”，又“同時保留了雇主自由解雇60歲至65歲職員的權利”，基本是個22條軍規。最后終于被企業主們琢磨出空子，用“指定退休”變相解雇員工。后來雖又有改動，但到目前為止，這個博弈平衡還沒有達成。

相比而言，日本抑制了政府利益，以國家財政補貼的形式，鼓勵企業聘用老員工，這項政策則盤活了各個經濟要素。但其勞動力短缺的邊界條件又與法國不同。

至于中國，我只想分析一個受忽視人群：

1、在此，我謹希望經濟界、社科界人士秉持科學精神，不要用“農民工”這個大家耳熟能詳的詞匯掩蓋失地問題的真相。有地的農民工可以叫農民工。無地的農民工，就絕對是潛在的流民階層。“有地農民工≠失地農民工=潛在流民”，這是中國的歷史詛咒。在這個高危問題上玩文字游戲、數字游戲，是對歷史的不負責任，會愧對列祖列宗。

2、在談論他們的退休問題之前，請先將“潛在城鄉流民階層”定位為城鄉二元之外的第三元人群。請設計最可行的基本保障體系，以及他們的住房體系。哪怕只是貧民區，有了家才不至于淪為流民。

3、中國的低端生產比重大，血汗工廠具備很強的可替代性。政府沒有保護他們的利益驅動，企業卻有辭退老員工的種種沖動。這些“非洲難民”才是我們與其他國家退休制度最大的區別與要害。

（詳見：《二次土改不能以犧牲“城鄉流民階層”為代價》）

五、畢業即失業

我承認日本在進入老齡化后，年輕勞動力是稀缺的。但是我們還是要做最壞的打算。

仍以法國為例，其延長退休時間，主要的動力還是社保壓力。因此，犧牲了年輕人就業，逼迫他們繼續滯留校園。曾有法國學生給我算過筆帳，政府延長一位老人退休的收益等于為五個年輕人付出的補貼（房補，通過大學平均到學生的補貼等）。我不敢保證此數據的準確性，不過養年輕人肯定是劃算的。相比中國而言，法國對年輕人的補貼實在太慷慨了。

在此，我想請教專家們一個問題：如果到時候經濟不景氣，政府保就業是保小還是保老？如果保老，那么年輕人的分流如何解決？學校深造？軍隊擴編？當村官？

凡事預則立，不預則廢，在拿出退休方案的時候，這些答案也應該一并拿出，才能讓大家安心。信息公開，才是穩定的真諦。

當年我曾咨詢過法國人一個問題，沒人給出答案，今天也想一并請教：

如果年輕人晚五年才工作，那么他們總的工作時間縮短了，他們上繳的社保金理論上還是補不足原有的窟窿。那么到時候，是該提高他們的稅金，還是把他們的退休期限再延長到七十歲？

06年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埃德蒙·費爾普斯曾指出：“法國必須改變現有的經濟模式，如果人們只考慮退休、醫療等福利，法國的年輕人才就只能去硅谷或倫敦尋找發展機會了。”

我一直懷疑他講的除了創業之外，也是預見到年輕學生一輩的某種可怕未來。

法國年輕人自然能去闖蕩“硅谷或倫敦”，我們的年輕人呢？

六、拒絕長胖

我自己都覺得這是有點玄幻的一節，但是正如我前面所有的苛責，都只是為了明晰我們可能的苦難，為了尋找更符合中國現實約束條件的解決方案，我的毒舌之后卻是希望之心。

我希望我們的改革能夠順利推進，人民的人大能夠健全民主集中制，合作博弈的大環境能夠清理今日之陰霾。有了這大大的奢望，我才能杞人憂天地考慮：當社會保障制度擺脫“非洲難民”境況后的選擇。

我在另一文中曾慷慨陳詞：民生，只有民生，是衡量一切的標準。

這句話同樣是有前提的。在現階段，維護民眾蓬勃的消極自由的崛起這個時期，民生是保障性的個人基本權利的集合。所以他是衡量一切的標準。

但當擺脫這個溫飽階段，民生也好，消極自由也罷，就不能再進一步濫用。

中國嚴酷的約束條件明擺在那里，民生只能按古時施粥的法則：插筷子不倒。再多一步，就反倒有人會被餓死，陷入不可持續發展的另一怪圈。

歐洲就是在經濟持續高速增長的過程中，過于樂觀，福利彩頭被政客揮霍邀買人心。而當經濟放緩時，一切都為時已晚。這種不可持續發展的社會保障體系，肥胖癥，正是液態化后的通病。當民生成為另一面所向無敵的道德大旗，他就會走到初衷的反面，成為另一種威權，阻礙經濟的正常流動，并最終導致崩潰。

民主天生就無法在第一時間挽救肥胖癥，甚至由于其選票系統，反倒會加速肥胖癥的形成，直到碰到法國這樣的福利天花板才學到教訓。每個體制都有弱點，都有邊界。民主更是毛病多多（當然大趨勢仍是固態向液態轉變）。所以我們千萬要從別人的跟頭中吸取教訓，用更多的歷史感悟拒絕誘惑。

對比各類成功模式，中國未來較好的方略，就是將福利分為法定福利與浮動紅利。法律承諾的福利上漲，一定要按遠期即使遇到經濟滑坡也可支付的保守策略龜行。而在國家經濟再次高速增長時，只將浮動紅利以年息方式發放，也就是澳門、香港近年的模式，賺多了就多分，賺少了就少分，一年一結。

瘦，不是健康，胖，不是健康。

保障民生社會，拒絕福利社會。

歐洲胖子與非洲難民：退休改革的悖論與陷阱

http://www.bullog.cn/blogs/gungun/archives/206417.aspx

二次土改不能以犧牲“城鄉流民階層”為代價

http://www.bullog.cn/blogs/gungun/archives/190871.aspx

從薄熙來、俞正聲談起——政策變了

http://www.bullog.cn/blogs/gungun/archives/204892.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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