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許志功中將商榷—如何認識“左”、右干擾
楊連旭
2008/6/26
正當農忙時節,有那么十幾天沒看新聞了,前天看了一下,卻發現了新華網報道的我解放大軍竟然解放出了地震被壓32天的八戒麾下大將“朱堅強”一員,這樁奇事!
于是,這兩天就禁不住要看下回分解了。
不料,今日卻偶見了《許志功撰文:排除“左”、右干擾 推進全面改革》,頓感精神振奮:在主流輿論中出現了既反“左”,又反右的文章,這說明:
修正主義分子的主張和陰謀已經引起了黨國的警覺!面對俺老人家的那些修正主義分子朋友們在“十七大”前后至今,操縱主流輿論、合作境外媒體,以反“左”為名兜售其奸,甚囂塵上的企圖取消黨的領導、效仿“臺灣模式”和“瑞典模式”、徹底實行私有化,黨國終于給予了正式回答。
于是,就開始邊看邊感覺啦!
(一)
第一、看了引言,感到不過是官樣文章常用的詞句,無足輕重;
第二、看了第一段《改革開放是社會主義的自我完善,必須堅決排除“左”和右的干擾》,感到關于“左”、右兩方的總結,雖然不很全面,但卻是很客觀公道的。由此,對作者和編輯,俺老人家不禁肅然起敬!欽佩之情油然而生。只是最后對其中關于“既反對回到計劃經濟的老路上去”之句頗感不快,可官樣句子也無關緊要。
尤其是,作者強調指出:
“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不僅要堅持改革方向,而且要堅持改革的正確方向”!
真真是一針見血,大快人心、拍案叫絕!
(二)
第三、看了第二段《把握社會發展新要求,把以經濟領域為重點的改革轉向全面改革》,感到這小子開始信口開河、胡說八道了:
其一、關于“我國經濟由于受“左”的思想干擾,在“文化大革命”期間遭到嚴重破壞。”
一是、俺老人家前不久在《毛澤東的路!——我們有理論、有辦法、有實踐》已經指出:鄧主席強調:
“周總理四屆人大的報告,毛主席指定我起草,要求不得超過5000字,我完成了任務。5000字,不是也很管用嗎?”(《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382頁)
鄧主席說的沒錯,他老人家給周總理起草的四屆人大的報告就是很管用!請看:
“一九七四年農業總產值預計比一九六四年增長百分之五十一。這充分顯示了人民公社制度的優越性。全國解放以來,盡管我國人口增加百分之六十,但糧食增產一點四倍,棉花增產四點七倍。在我們這樣一個近八億人口的國家,保證了人民吃穿的基本需要。
“工業總產值一九七四年預計比一九六四年增長一點九倍,主要產品的產量都有大幅度增長,鋼增長一點二倍,原煤增長百分之九十一,石油增長六點五倍,發電量增長兩倍,化肥增長三點三倍,拖拉機增長五點二倍,棉紗增長百分之八十五,化學纖維增長三點三倍。在這十年中,我們依靠自己的力量,建成了一千一百個大中型項目,成功地進行了氫彈試驗,發射了人造地球衛星。
“同資本主義世界經濟動蕩、通貨膨脹的情況相反,我國財政收支平衡,即無外債,又無內債,物價穩定,人民生活逐步改善,社會主義建設欣欣向榮,蒸蒸日上。
“國內外反動派曾經斷言,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定會破壞我國國民經濟的發展,現在事實已經給了他們有力的回答。”!!!!
現在說“文化大革命十年動亂導致國民經濟到了崩潰的邊緣”,這不是在全世界面前當眾扇周總理的耳光、打鄧主席的嘴巴,污蔑中國政府搞欺騙嘛!
俺老人家認為,《鄧小平文選》中的相關內容,一定是有那居心叵測之徒、趁著鄧主席不注意偷加的。
爾等不要不以為然,這類的事,高尚全老漢他們就干過的!
所以,建議黨國:
一、以后誰再說“文化大革命十年動亂導致國民經濟到了崩潰的邊緣”之類的話,追究其誹謗黨國的法律責任!
二、追究在《鄧小平文選》偷加“文化大革命十年動亂浩劫導致國民經濟到了崩潰的邊緣”之類內容人的法律責任,并重新編輯出版真正的《鄧小平文選》。
可這小子卻依舊是重復“我國經濟由于受“左”的思想干擾,在“文化大革命”期間遭到嚴重破壞”的無恥讕言呢。
二是、關于“到1978年,國民經濟已經到了崩潰的邊緣,人均GDP僅有148美元,遠低于當時巴基斯坦的260美元和印度的248美元,與部分發達國家人均GDP超過1萬美元相比更是相差甚遠,成為當時世界上最貧窮的國家之一,全社會面臨極大的生存壓力。”
且不說就連《鄧小平文選》中也沒有“到1978年,國民經濟已經到了崩潰的邊緣”這句話,就單說他這個偉大發明的時間和依據吧。
1.1977年至1978年期間,那可是敬愛的鄧主席和李副主席在負責國務院的日常工作呢!這小子信口雌黃欺騙全國人民不要緊,可他這不是在誹謗侮辱敬愛的鄧主席和李副主席嘛!
建議:即便是黨國既往不咎了,鄧小平主席和李先念副主席的家人后代也要追究這小子的誹謗侮辱罪,否則怎么能對的起逝去的先人呢!
2. 在《毛澤東的路!——我們有理論、有辦法、有實踐》中,俺老人家不僅強調了指出了至少直至1980年前期之前,我國計劃經濟同市場經濟統計計算范圍有很大的不同,而且指出了經濟用的是工業、農業總產值、社會生產總值和國民收入;現在只是一個國民生產總值即“GDP”,說明了“GDP”和工農業總產值的區別。
所以,在此也就無需重復這些經濟學的常識了。
咱們就只以直觀的兩個小常識,就把這小子駁他個體無完膚、無地自容:
就人均GDP而言,當年蔣委員長的國統區,那肯定是要比毛主席共匪的蘇區、八路軍的邊區、共軍的解放區那要高得好多吧,那么究竟是那個區的“國民經濟已經到了崩潰的邊緣”了呀?
再說了,既然我國到1978年,“成為當時世界上最貧窮的國家之一,全社會面臨極大的生存壓力”,怎么就沒聽說礦工賣命、農民賣血、婦女賣淫、學生賣身為生呢?
尤其是,那些八國聯軍留下的串種老是宣揚“大躍進”餓死了幾千萬人,可就是有那么一批以李宗仁為代表的人,卻煞費心機地脫離美帝國主義的監控、不顧蔣總統介 石 先生的追殺阻撓,寫下遺囑也要回來,俺老人家原以為他們就是有非要在,毛主席共產黨統治下餓死的癮呢!
現在才明白,卻原來雖然八國聯軍留下的串種老是宣揚“大躍進”餓死了幾千萬人,可那時并沒有、只是“到1978年,國民經濟已經到了崩潰的邊緣”,難怪從那時至今,大批出國人員滯留不歸,更有千方百計移民國外的呢。
三是、關于“我們搞改革開放,最現實、最直接的原因,就是為了盡快恢復和發展被破壞的經濟,大力發展生產力,集中力量、甚至不惜一切代價解決吃穿問題。”
這是什么意思呢?時下,不少人指責當初鄧主席的對越自衛還擊戰和中美建交時允許美國對臺軍售有賣國之嫌,難道說這小子想以此話來開脫嗎?
這豈不是在拐彎抹角的證實鄧主席有賣國之嫌,公然宣揚賣國有理論嘛。
真是顧頭不顧腚了。
建議鄧主席家人后代追究這小子的誹謗侮辱罪時,把這條加上!
四是、關于“隨著溫飽問題的解決,我國已經開始由生存型社會向發展型社會轉變。”
這小子除了列舉出了什么恩格爾系數之類,這些跟俺們村毫無相干的名詞術語,卻沒有說出任何有實際意義的標志。不過,俺們村的臭皮匠們可早就有言在先啦:
“什么轉變發展成了小康社會、和諧社會呀,其實就是從國民經濟已經到了崩潰的邊緣,成為當時世界上最貧窮的國家之一,全社會面臨極大的生存壓力時的沒有礦工賣命、農民賣血、婦女賣淫、學生賣身為生轉型發展到了礦工賣命、農民賣血、婦女賣淫、學生賣身為生已經遍地開花啦!”
“對。什么經濟增長的速度舉世矚目呀,其實就是貪官污吏、土豪劣紳、腐敗賣國和礦工賣命、農民賣血、婦女賣淫、學生賣身為生從無到有、增長的速度世界第一!舉世矚目。學生賣身,這可是咱們中國亙古未有的事!”
(三)
第四、看了第三段《堅持總體規劃、分步實施、整體推進的改革思路》,感到這小子不僅顛倒黑白,而且居心叵測。
其一、關于“蘇東國家信奉所謂《華盛頓共識》,采納西方人的建議,實行“休克療法”,走的是激進式改革道路,而中國走的是漸進式改革道路。”
這不是明白無誤的在告知世人:
其實,我國和蘇東國家一樣,“信奉所謂《華盛頓共識》,采納西方人的建議”,只不過是蘇東國家“走的是激進式改革道路”,“而中國走的是漸進式改革道路”。
僅此而已!
這又是在誹謗侮辱我們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主席呢!
列位請想啊,鄧主席他老人家,那是多么的圣明呀!別說設計一個小小中國的改革開放,就是設計整個地球、乃至太陽系的改革開放,也是不在話下的!小菜一碟嘛。那里還犯得上向洋人討教,任由他們頤使氣指、指手畫腳,甘做洋奴呢!
當然,這絕不意味著他老人家乾綱獨斷。鄧主席那可是執行民主集中制的楷模!他說了“改革是人民的要求,大家的主意。”
顯然,這里的大家是咱自家的大家,決不是洋人的大家。
所以,建議鄧主席家人后代追究這小子的誹謗侮辱罪把這條也加上!
其二、關于“總結30年改革經驗,應該說以增量改革為重要特征的漸進式改革是成功的。漸進式改革的本質在于很好地處理了改革、發展與穩定的關系。只有政權穩定地發揮作用,才能保證改革的延續性;改革只有有效延續,才能保證國家發展。”
這又是什么意思呢?世界上誰也知道,“實行‘休克療法’,走的是激進式改革道路”后,蘇共政權垮臺、蘇聯解體后,可原蘇聯各地的改革依舊是一往無前的,私有化、資本主義復辟一刻也不曾停止。
這也就是說我國“漸進式改革是成功的”僅僅就是“只有政權穩定地發揮作用”,其它還必須“信奉所謂《華盛頓共識》,采納西方人的建議”,私有化、資本主義復辟一刻也不能停止不成?!
果真如此,那么俄國的改革早已被普京給改弦更張了,早就強化了計劃經濟和國有經濟,由此國家實力劇增,普京受到了絕大多數俄國人民的衷心愛戴,以至于婦女們發出了“嫁人就要嫁普京!”
可這小子卻只是強調“只有政權穩定地發揮作用”,的漸進式改革!萬變不離其宗,還是繼續“信奉所謂《華盛頓共識》,采納西方人的建議”。這不明白著是給胡主席、溫相國往陰溝里指路、落得個葉利欽的下場嘛!
估計胡主席、溫相國也不能善饒了他!
(四)
第五、看了結尾,感到:咦!這小子呀,還真就是有真知灼見,也真有利國利民的韜略和實事求是的精神。
由此,俺老人家斷定:這小子只是套了那些文痞的歪理邪說,被人當槍使啦!可卻是真正出于愛國愛民之心的。不信,請看:
“如國企改革,改革開放之初就開始放權讓利,但到現在也沒有解決效率低下的問題。國企改革并不是簡單地“關停并轉”,也不是采取股份化就能成功的,它牽涉到產權的改革,也牽涉到生產要素的自由流動。國企如果要實現自由雇工,社會就將承受大量失業,這就變成了社會問題和民生問題。社會保障體制的改革沒有到位,國企改革當然也就難以到位。因此,改革到了今天,迫切需要通盤考慮,系統設計。”
農村改革和企業改革,這是我國30年改革的兩大主題,構成了我國30年改革的主體內容。除此之外,奢談我國30年改革那是毫無意義的。
從1980年代中期至今,黨國早就公開承認的愈來愈嚴重的“三農”問題,這就已經宣告了我國30年農村改革的破產和失敗。從獎金制、“撥改貸”、承包制……,直到股份制,而今主流媒體首次承認“到現在也沒有解決效率低下的問題。”這也就宣告了我國30年企業改革的破產和失敗。
我國30年改革的兩大主題、改革的主體內容,全部失敗了。那么,“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不僅要堅持改革方向,而且要堅持改革的正確方向”這個問題自然也就現實的擺在了黨國和人民的面前,形成了嚴峻地考驗!
這應該是而今紀念我國改革30年的主題內容之一。
由此可見,作者是多么的睿智,其堅持真理改正錯誤的態度,不由得你不肅然起敬,欽佩之情不禁從俺老人家心中再次油然而生,心中暗想:
“這作者究竟是何許人呢?竟然能在主流媒體上發表如此真知灼見呀?實話實說的呀?”
第四、看了最后:(作者許志功為國防大學副校長、中將)
俺老人家不禁頓時大驚失色,又怕又氣:
驚的是,初時俺老人家以為這撰文的許志功必定又是個后生晚輩馬屁精!因此,在邊看邊評中說了、也寫了不少不敬之詞。
現在看來,是錯啦!既然已經是國防大學副校長、中將了,那年歲也不是很小的,跟俺老人家一樣,也應該得到起碼的尊重。所以,俺老人家在此就賠禮啦!
怕的是,雖說俺老人家有毛主席發給的“言者無罪”的免罪牌,可經過這30年改革,我中華早已是禮壞樂崩、以至于比那“春秋無義戰”時,“禮樂征伐自諸侯出”更是進步到了“禮樂征伐自縣令出”啦!君不見,不久前遼西的都頭就手持縣令的金皮大令,帶著捕快們進京專拿刑部的刀筆吏了嘛。
萬一這許中將不受俺老人家的道歉,那還不派來一哨人馬,將俺老人家接送進白公館、渣滓洞呀!
可怕、可怕,太可怕啦!
氣的是,莫說是日常,就是這次我軍在川北抗震救災過程中,也有著許多經驗教訓亟待總結呢!可堂堂的黨國中將卻不務正業,非要來趟“總結30年改革經驗”這趟渾水,惹出俺老人家的許多不敬之詞,豈不是自取其辱,給俺們人民軍隊丟人現眼!
尤其是,竟然引誘俺老人家無意中又得罪了高官顯貴,生死未卜、吉兇難料,真正是迫害俺老人家居心叵測喲。
(五)
不管怎樣邊界,反正俺老人家也是把這個許長官給得罪了!
咳,早知如此,何必如此,既然如此,也就只好如此啦!俺老人家也就索性多叨叨幾句:
許長官,你也聽俺老人家良言相勸,以后就直接表達自己的真知灼見,再也不好套用那些文痞們的歪理邪說。那些八國聯軍留下的串種,他們的信口雌黃無不是在含沙射影毛主席、周總理和鄧主席,蠱惑胡主席、拐騙黨中央呢!
想來,這也是一個正直的老軍人所忍無可忍的吧。然而,八國聯軍留下的串種的信口雌黃,一經爾等高官顯貴的重復,那就必然要成為禍國殃民的真理了。
所以,時下,你的主要精力應該集中于我軍,僅是俺老人家就能給出課題:
一是、為何我現代化精銳之師,從河南空運,竟然同從江蘇出發的資本家民用車隊不約而同到達川北地震災區?
二是、思想政治工作一向是我軍的傳統優勢和傳家之寶,可救災部隊卻為什么竟然要由心理醫生鼓舞士氣?
當然啦,據報道國防大學關于鄧主席理論研究那是首屈一指的,以鄧主席理論為指導“總結30年改革經驗”這才能算得上是貴校的正業。這方面,俺老人家已經成為了你們的光輝榜樣。
早在前年,俺老人家就在《被鄧小平言中了:我們失敗了,我們真的是走了邪路了》中指出:
改革之初,總設計師鄧小平就特別強調:
“我們采取的所有開放、搞活、改革等方面的政策,目的都是為了發展社會主義經濟。我們允許個體經濟發展,還允許中外合資經營和外資獨營的企業發展,但是始終以社會主義公有制為主體。社會主義的目的就是要全國人民共同富裕,不是兩極分化。
“如果我們的政策導致兩極分化,我們就失敗了;
“如果產生了什么新的資產階級,那我們就真的是走了邪路了。” (《鄧小平文選》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110和111頁)
所以,以鄧小平當初制定的標準來檢驗,鄧小平當初所主張和所設計的改革開放在事實上已經失敗啦,“真的是走了邪路了”!
這是已經被官方公布的統計資料證實了的,鐵證如山!任何人的花言巧語,或許能憑借著強權抵賴一時,可卻抵賴不了一世,歷史的鐵券是必定要真實記載,任由后人評說的!
子曰:“君子按照禮法行事,厚施薄斂,如果季孫愿意這樣,我是愿意為其改賦的。如果季孫只是為了滿足自己貪得無厭的欲望,那么,田賦仍然不能使他滿足。既然季孫想表明自己所做有所依據,那就去找周公的故典好了。若欲茍而行,又何訪焉?弗聽(君子之行也,度于禮,施取其厚,事舉其中,斂從其薄。如是,則以丘亦足矣。若不度于禮,而貪冒無厭,則雖以田賦,將又不足。且子季孫若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如果想自己行事,又何必來問我?我不參與)。”
面對著礦工賣命、農民賣血、婦女賣淫、學生賣身為生遍地開花的活生生的現實,無論是哪一派,哪一黨,只要哪怕是還稍稍有丁點的人性和良知,也要拋棄死要面子不要臉的心理障礙和各種成見,認真研究總結“我們的政策導致兩極分化”、“產生了什么新的資產階級”,“我們就失敗了”和“真的是走了邪路了”的根源,找到“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不僅要堅持改革方向,而且要堅持改革的正確方向”!
老子云:“立天子,置三公,雖有拱壁以先駟馬,不如坐進此道。”貴校若是能“坐進此道”,則黨國幸甚,人民幸甚,我軍幸甚!
果如是,許長官及其所領導的國防大學必然是厥功甚偉!
這是俺老人家對許長官及其所領導的國防大學的殷殷期望。
卜了一卦,胡主席、溫相國也是這意思。他們還說,俺老人家健康長壽、有吉無兇呢!
俺老人家的話,你們可以當作耳邊風,可圣意不可為喲!不信,就去問問那老哥倆吧。
注:標題醒目,是為了引人注目,萬乞理解!
許志功撰文:排除“左”、右干擾 推進全面改革
2008年06月26日 來源:人民論壇
今年是改革開放30周年。這30年,我們這個古老的東方大國獲得了從未有過的長期、快速的發展,很值得回顧思考。改革開放實現了開辟道路、創新理論、發展事業的有機統一,總結30年的經驗和教訓,可以進一步激發全黨全國各族人民堅定改革開放、堅定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決心和信心。
改革開放是社會主義的自我完善,必須堅決排除“左”和右的干擾
回顧30年改革開放的歷史,來自“左”的和右的干擾始終沒有停止過。一些人從“左”的方面評判30年的改革開放,首先是認為目前我們的改革不是社會主義性質的改革,出現了方向性的錯誤。如有人提出,現在中國進行的改革是變公有制為私有制的改革,是變社會主義為資本主義的改革。如果還這樣堅定不移地走下去,亡黨亡國的悲慘局面就會到來。其次,是認為我們允許私人企業主入黨是錯誤的,黨的性質已經發生變化。如有人提出,一個讓不愿放棄剝削的資本家參加的黨,一個讓工人階級淪為弱勢群體的黨,還是工人階級的先鋒隊嗎?三是認為我們黨目前的理論、路線是錯誤的。如有人提出,20多年以來,我們執行的是一條以錯誤的理論和錯誤的思想為指導思想的錯誤路線。不徹底打破這種思想束縛,不糾正私有化的改革方針,不改變讓資本家入黨的錯誤原則,只是在二次分配上搞幾項福利措施,抓幾個貪官,不可能解決根本問題,一系列禍國殃民的事件必將層出不窮。
也有一些人從右的方面評判30年的改革開放,一是認為黨領導的改革是不徹底的,要徹底改革就必須取消黨的領導。有人提出要實行“多黨制”和三權分立,建立西方式的議會,效仿“臺灣模式”、“瑞典模式”。二是主張徹底實行私有化。如有人提出,目前以私有化為目標的經濟改革實際上己經結束了,下一步要推動國有經濟私有化,并實現土地私有化。三是認為改革必須擺脫馬克思主義,把馬克思主義視為阻撓徹底改革的“繩索”。
如何認識當前的這場爭論,排除“左”的和右的干擾,確保改革開放繼續沿著正確方向前進,成為擺在我們面前的一個必須認真對待和解決的重大問題。
毛澤東在1959年9月15日的講話中指出:“反左必出右,反右必出左”。為避免歷史上反復出現的一種傾向掩蓋另一種傾向、從一種傾向走向另一種傾向的情況,必須堅持有“左”反“左”、有“右”反“右”,反“左”防“右”、反“右”防“左”的方針。以胡錦濤為總書記的黨中央堅持這一方針,既反對回到計劃經濟的老路上去,也反對放棄社會主義原則的邪路,而是堅定不移地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路,這是值得我們深思的。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不僅要堅持改革方向,而且要堅持改革的正確方向,為此,就必須堅持這一方針。
把握社會發展新要求,把以經濟領域為重點的改革轉向全面改革
我國改革開放至少包括兩個階段,這與不同階段改革開放所要解決的主要問題有關:
第一階段,改革開放主要是解決全體人民的溫飽問題。我國經濟由于受“左”的思想干擾,在“文化大革命”期間遭到嚴重破壞。到1978年,國民經濟已經到了崩潰的邊緣,人均GDP僅有148美元,遠低于當時巴基斯坦的260美元和印度的248美元,與部分發達國家人均GDP超過1萬美元相比更是相差甚遠,成為當時世界上最貧窮的國家之一,全社會面臨極大的生存壓力。我們搞改革開放,最現實、最直接的原因,就是為了盡快恢復和發展被破壞的經濟,大力發展生產力,集中力量、甚至不惜一切代價解決吃穿問題。而要做到這一切,首先就要改革一切阻礙生產力發展的經濟體制和機制。所以,這個階段我們所進行的改革,主要是經濟體制改革。
第二階段,隨著溫飽問題的解決,我國已經開始由生存型社會向發展型社會轉變。從經濟發展水平看,國際上衡量一個國家由生存型社會向發展型社會轉變的重要標準,是人均GDP達到1000美元左右,這是一個國家消費結構升級的重要起點。我國2002年達到1100美元,2006年達到2010美元。
從消費結構看,根據聯合國糧農組織的標準,恩格爾系數在59%以上為貧困;50~59%為溫飽;40~50%為小康;30~40%為富裕。2000年,我國城市和農村居民恩格爾系數都降到50%以下,2006年,我國城市居民恩格爾系數降到35.8%,農村居民降到43%。
從產業結構看,國際上把第一產業產值不超過10%(亞洲國家為15%)、第三產業產值超過40%作為生存型社會和發展型社會的分界線。我國2001年第一產業產值降到15%以下,第三產業產值首次超過40%。2006年,第一產業產值進一步降到11.7%。
從城鎮化水平看,據世界銀行的統計,城鎮化水平達到40%,表明一個國家或地區經濟進入中等發展中國家和地區的行列。2003年我國城鎮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首次超過40%,2006年達到43.9%。上述變化說明,我國社會從本世紀初開始已經由生存型社會進入發展型社會。
第二階段的改革,不僅要滿足人們對物質生活更高的要求,還要滿足人們對政治、文化生活更高的需求。十七大報告提出“四位一體”的總體布局,實際上已經提出全面改革的戰略,充分說明我國改革已經進入了全面推進的新階段。
堅持總體規劃、分步實施、整體推進的改革思路
中國同原蘇東國家的改革不僅目標不同,路徑也不同。蘇東國家信奉所謂《華盛頓共識》,采納西方人的建議,實行“休克療法”,走的是激進式改革道路,而中國走的是漸進式改革道路。總結30年改革經驗,應該說以增量改革為重要特征的漸進式改革是成功的。漸進式改革的本質在于很好地處理了改革、發展與穩定的關系。只有政權穩定地發揮作用,才能保證改革的延續性;改革只有有效延續,才能保證國家發展。
改革是復雜的,各個環節相互關聯,也相互制約。特別是當改革進入存量改革和體制內改革以后,牽連的面越來越廣,沒有完善配套的改革,難以取得應有的效果。如國企改革,改革開放之初就開始放權讓利,但到現在也沒有解決效率低下的問題。國企改革并不是簡單地“關停并轉”,也不是采取股份化就能成功的,它牽涉到產權的改革,也牽涉到生產要素的自由流動。國企如果要實現自由雇工,社會就將承受大量失業,這就變成了社會問題和民生問題。社會保障體制的改革沒有到位,國企改革當然也就難以到位。因此,改革到了今天,迫切需要通盤考慮,系統設計。
我們的改革,就是改革和調整生產關系中那些不適應生產力發展的部分,改革和調整上層建筑中那些不適應經濟基礎發展的部分。因此,我們必須堅持總體規劃、分步實施、整體推進的改革思路。
(作者許志功為國防大學副校長、中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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