婊子的貞潔牌坊：舒適，牛逼，刺激

——二批北大教授鄭也夫的“牛逼論”

潤澤東方

　　“將牛的生殖器叼在嘴上”的北京大學社會學教授鄭也夫，有三種人生的境界：“舒適，牛逼，刺激。”三種境界代表了一代返城知青頹廢的情懷。

　　牛逼是什么？老百姓都知道，就是牛的生殖器。牛的生殖器，本該長在牛身上，可偏偏有人將牛的生殖器叼在自己的嘴上，以顯示血統的高貴、精神的潔癖、性欲的高揚。關于牛逼，鄭也夫堅持做如是說：“牛逼一詞的原型是‘牛屄’，其辭源本身透露出它的含義，即性炫耀與性崇拜。在動物的世界里面，雄性具有超過了同伴的性特征，有望獲得更多異性；如雄孔雀，尾巴越大就越可望得到更多的異性，反之吸引力就小。達爾文將之稱為‘性選擇’，在選擇的過程中‘性炫耀’的特征得以進化。”因此，鄭也夫提出：“可持續牛逼”的理論。

　　“牛逼理論”一經拋出，“孔雀開屏效應”立竿見影,北京某高校女教師（筆名看太陽）在鄭也夫這只開屏的公孔雀面前媚態地表示：“生命有多豐富，語言就有多豐富！沒有文化的老百姓都明白‘牛逼’的豐富涵義，‘牛逼’夸人很帶勁。那些被文明格式化的偽君子，因生命的單調乏味而不懂‘牛逼’，是很可悲的；而用‘牛逼’罵人的‘正人君子’則是十足心理陰暗的變態狂！支持鄭也夫老師合理使用牛逼。”……驚世駭俗的“牛逼論”演繹著鄭也夫追求精神完美與肉欲狂野的情懷，散發著鄭也夫可持續發騷的野性，播種著鄭也夫追求經過理性設計的曠世淫蕩。然而，這只母孔雀可否知道？鄭也夫狂野的陽舉如何能夠理性的“退潮”？有限的淫蕩是否扼殺了鄭也夫的“人性”？制度的設計是否允許人民教師將“牛逼”使用到“合理的程度”？

　　近幾年來，鄭也夫到處兜售自己的“牛逼論”，引起社會強烈反響，鄭也夫全力捍衛“牛逼論”。他選擇“牛逼”來彰現自己人生美滿、事業成功的雄性陽剛之標志來作為自己學術的象征符號并認為這是自己天然神圣的權利，不可侵犯。他說：“牛逼”不是罵，堂堂《北京晚報》，小題大作，扭扭捏捏，假么三道，匿名罵人，不忘侮辱和咒罵他的批評對象，實是墮落。鄭也夫叫板說：“我行不更名，坐不改姓。一家大媒體指名道姓批評人，自己不署名，難道我批評的不對？” 面對媒體的批判，一名教育工作者無絲毫的懺悔之意。鄭也夫因“牛逼論”對抗媒體的貼文一經發表，一位稱鄭也夫為“老師”的“學生”在網絡上說：“牛逼不是罵人的話，可以用在自己母親身上，我可以自豪地說：‘我的母親很牛逼，她很強壯”！如此的北大教授“牛逼論”，調教了如此下賤的學生。可以看出，在鄭也夫生命結束之前，他將倔強地選擇將牛的生殖器作為自己的人生與學術的象征并立志培養自己的牛逼論的衣缽傳人。

  教育工作者，本來從事的是陽光底下最神圣的事業，如何將“牛逼”作為人生的座右銘？難道文明進步的先決條件要滿足某些教育工作者持續的對中國民眾及其下一代的“口淫”？這其中的情節究竟是什么？

    這還是要來源于他人生的三種境界：舒適，牛逼，刺激。

  鄭也夫的三種境界與王國維做學問、做大事業的三種境界比起來，實在是人性的墮落與品行的可恥。即便是封建地主階級所有制的——財產歸地主階級所有的年代里，中國的知識分子都是不缺乏具有獨立人格的人，他們追求“以民為本”、“天人合一”的人生境界，宋代理學家張載表述為：“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

　　鄭也夫在《知識分子之自覺的演講》中清晰表達了“舒適，牛逼，刺激”三重境界的歷史根源：“我是1950年生人，1966年遭遇了文革，1968年上山下鄉去了黑龍江一個農場，做了8年的農民。1977年返城后參加高考。我的青年時期就是這樣在東北農場中度過的。當時身體上吃了很多苦，但是最苦不堪言的還是精神上的狀態，回想起來，覺得就像一個囚徒一樣。”他還說：“我從青年時代這樣走來，我不幸遭遇“文革”，中國歷史上最黑暗的時代之一——四人幫時期，我覺得包圍著我的很多答案都是謊言、誑語。我在和它們沖撞當中度過了我的青年時代。”

　　首先，鄭也夫工作的這家黑龍江農場就是當年的黑龍江建設兵團并非勞改農場——是一個準軍事化編制的農業產業，這個準軍事化的農業組織是用以開發與建設黑龍江的大農業進而實現工業化的組織，若考察這個組織的科學理性設計，恐怕要去新疆考察吧——新疆完整保存了建設兵團的建制并獲得了工業化的飛躍。所謂的“精神的囚徒”是不存在的。也就是說毛澤東時代給你安排工作了：黑龍江省建設兵團的戰士。所謂的鄭也夫做農民是不確切的。

　　其次，你鄭也夫什么時候與毛澤東時代沖撞過？那個時代是否強迫你做什么了？做革命的接班人，是自愿的吧？認為“農村是個廣闊天地，在那里可以大有作為”——更是你青春年少的正義選擇吧？說你沖撞時代——是自我杜撰。記得文革時期有個遇羅克，1966年作《出生論》，駁斥了當時甚囂塵上的“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的血統論。并在1967年1月《中學文革報》上刊載。由于他是體制外的研究人員，其研究成果為主流社會所不容，1970年3月5日，被執行死刑——此為與一個時代沖撞。嚴格說，毛澤東、張聞天對“血統論”都有明確的闡述。遇羅克的學術思想在今天，也是高水平。你鄭也夫在文革期間或者上山下鄉期間有與時代沖撞的文字記載嗎？今天，你的社會學研究不僅比不上毛澤東、張聞天，你也比不上遇羅克。作為一名學者，首先要有道德操守，沒有做過的事情千萬不要說。現在我們說：“鄭也夫發明了雞蛋糕、鄭也夫發明了高射炮、鄭也夫發明了避孕套。”您說可否？可這些，是你發明的嗎?

　　第三、你告訴新生代“四人幫”時期是中國歷史上最黑暗的時期之一，這個時期充滿了謊言與誑語。我們不僅要問：中國歷史上有過“四人幫時期”嗎？且是你強調“四人幫時期”是中國歷史上最黑暗的時期？“四人幫時期”是從那一年開始的？“四人幫”曾經統治過這個國家？那么小平同志與“四人幫”的斗爭就是是與“四人幫統治”的斗爭？中共歷次政治報告是否有邏輯清晰的表述？把早期工業化說成是最黑暗的時期，總不是科學的態度吧？馮夢龍《古今笑概》云：“乞丐何曾有二妻？鄰家焉得許多雞？當時尚有周天子，何事紛紛說魏齊？”你用子虛烏有的歷史劃分來教育下一代，本身就是天大的謊言，是你們這一代返城知青撒謊成性的具體表現。

　　對鄭也夫來說：做革命接班人是你自覺自愿的，沒有人逼迫你；“廣闊天地大有作為”也是你人生的選擇。你自己不能做革命的接班人——你及其某些返城知青們選擇了告別革命、反對革命、妖魔革命，終極目標就是追求你們這一代人特有的人生境界：舒適、牛逼、刺激。

　　舉個與你同類的“牛逼人物”——何清漣，她在國內僅是一名記者，作過幾次農村調查，可跑到到國外搖身一變，自稱經濟學家，美國人并不知曉某些返城知識青年撒謊的本性，于是，把她當作當代中國最優秀的經濟學家了，安排她全美巡回的演講。你們這代人真是聰明，騙中國人不過癮，還要到國際上行騙。

　　何清漣《中國繁榮下掩蓋的真相》一文中曾有過這樣的表述：“以前我們年輕的時候，人家常常說我們這五十年代出生的這批人是很不幸的，要長身體的時候就碰到“三年大饑荒”就沒東西吃，該讀書的時候就碰到“文化大革命”，該就業的時候就碰到上山下鄉，該成家就碰到晚生晚育，該生孩子的時候就碰到一個獨生子女政策，就是說幾乎中國所有不公平的社會政策全讓我們在五十年代生的人趕上了。”這是何先生自己在演繹、說書——中國社會沒有人這樣評價上山下鄉的一代人，是他們自己要這樣評價自己，傾訴自己淡淡的憂傷、小資的情調。當年知青到農村，農村黨組織把當時農村最好的房子騰出來讓他們住——世代的農民都住了，又有什么住不了的？個別青年在農村不愿意務農，打群架、偷東西、性亂，該做的做了，不該做的也做了，搞得農村黨組織不知道該如何對待他們。其實，他們也是幸福的一代，是翻案文化造就了他們的“苦難”——其實，所謂的“苦難”是根本不存在的。

　　當年返城的口號是：“知青不是牛馬，知青要做人、知青要回城”——這是典型的雙重標準，不生活在城里的人一定是牛馬？不生活在城里的人一定不是人？知識青年返城的歷史代價：以中共為領導核心的中國青年運動的歷史性完結。告別革命的深刻歷史內涵就是：告別工農、告別工廠農村、告別公有制；這是解構主義的重要歷史之發端。解構主義因此正式拉開歷史的帷幕——為后來以最終出賣工農根本利益的私有化改革打下了文化上的伏筆。所以說：毛澤東發動學生運動以繼續革命，保持中國革命的純潔性；小平同志利用學生運動以終結革命。基層農村很苦、基層工廠很苦——即便是現在也是中國社會最艱苦的地方；若按當年知青返城的標準，中國的工農依然是牛馬。當代中國的根本問題依然是工業問題與農業問題，改革依然無法解決中國廣大工廠、農村苦難的生活現實；知青一代承受不了，誰又該承受？

　　今天，知識青年中的很多人，絕口不談當年艱難困苦的歲月里無私幫助過自己的、不計回報的、善良質樸的工農群眾——在他們的心里，自己不是牛馬，當然羞于與牛馬為伍。問一問這些人的良知：當年，在生活上誰沒有受過老鄉點滴恩惠？盡管老鄉們當年也不富裕；當年，誰沒有在老鄉身上學過點滴的務工或務農的技藝？盡管老鄉們一生默默的辛勤勞作。

　　時代不同了，當中國社會再次面臨官僚與資本相勾結的巨大歷史陰謀之下，礦難、油荒、黑磚窯等惡性事件的頻繁發生，中共負責任地提出構建和諧社會主義的戰略思想，作為北京大學社會學教授鄭也夫不做任何制度上的科研,也提不出任何可行的方案，在“舒適，牛逼，刺激”的三種人生境界中，立志與其同道將牛的生殖器叼在自己的嘴上，來長期從事陽光底下最神圣的事業。

　　中央說建設節能型社會，鄭也夫從來不從遏制集團消費、遏制官僚與腐敗相勾結所造成的歷史窘境而引發的制度體系建設——這個重要的戰略向度去考慮，不能提出有關節能型社會的制度體系建設的方案；相反，鄭也夫提出了宗旨為整民的節水方案，方案表述為：北京人民不洗澡。節水節到北京人民不洗澡，如此方案出自北京大學社會學教授之手，實在是時代的悲哀。你作為社會學家，難道不知道老百姓用不上水是會引發”人民革命”?

　　感慨，萬分地感慨。

　　“更喜高樓明月里，悠然把酒對西山”這也許容易成為人們對傳統浪漫意蘊中的北大的一種美好的意象。不過，如果引申為對現實之中的北大的無奈與蒼白的真實寫照，倒是一種絕佳的諷刺。那座系著蔡元培、胡適、魯迅、陳獨秀、李大釗、毛澤東等等中華文化大師的北大紅樓仿佛成了北大唯一可以標榜自己的金字招牌，維系著北大所有的榮光！沒有了文化大師的北大變成了北師大······

　　北大若要擺脫這樣的局面，就應該嚴厲整肅自己的教師隊伍，讓堅持牛逼論的教師遠離陽光底下最神圣的事業，還教育以清白。教師就是教師,我們這個社會是不需要把牛的生殖器叼在嘴上的的所謂知識分子的，如果你們覺得這樣是思想的啟蒙，那么請你們遠離教育。教育不是無法無天的行業,教師群體也不是一個可以超越社會最基本的道德規范的群體;鄭也夫之流叼著＂牛逼＂去做陽光底下最神圣職業的行為說明：整肅教育產業、整肅教師隊伍是中國社會現代化的重要標志。現在看來,在新中國歷史上對知識分子的大規模整治也是非常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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