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風不借馬立誠

作者：安慶仁

博客中國

看著中日關系有點回暖的意思，馬立誠就坐不住了，借著中日對話的東風，又出來兜售他的《對日新思維》。也罷，我不會干涉你，自由說話是每個公民的基本權利，即便這個基本權利充滿了歧視性和帶有雙重標準，譬如你馬立誠可以在《人民日報》上頭版，可以宏篇高論，而我在BBS上發點淺見都要遭排擠，難道說你馬立誠的文字就比我的文字要高明么？但我還是不打算干涉你自由的發表意見，盡管你打著民主的旗號卻并不做民主的事情。

首先說點特別誠懇的話，馬先生，你有這份精力，又有影響社會影響高層的能力并且掌握著話語權，何不換個思維方式，專心致志的為老百姓做點事情。以你的才學，完全可以寫一本《對民新思維》。就算你不打算重蹈李贄的覆轍，學學墨子總不是很困難的事情啊，何必受累不討好的整天圍著日本問題打轉轉。而你根本又不具有政治家的敏銳視野和獨到的洞察力，你只能僅憑學者的視角，執拗的用一些浮淺的道理去求證復雜矛盾的民族和國家關系，所以，你看到的日本社會和大和民族，永遠都是一些現象和表象。

尊敬的馬先生（就才學而論，非為觀點），我說句你不愛聽的話，你自以為對日本精熟，是研究日本社會的權威，在日本問題上有絕對的話語權。其實是當局者迷，你要是真的想了解日本，那就不應該和日本攪在一起。我們不是常說看畫要從畫外看、聽話要聽話外音、聽琴要聽弦外之音么。研究日本首先應該遠離日本，從遠處和高處打量日本，只有這樣看日本，才能看清日本社會與大和民族的全貌。正如你所舉的那個例子，“馬克思恩格斯一次也沒來過中國，但是有本書叫《馬克思恩格斯論中國》。”假如馬克思生在中國，也許他們的文字就不會那么客觀了，所謂“當局者迷”正因此也。

有些觀點我與你是一致的，我也不贊成極端民族主義行為，可是我們必須歷史的看問題，比如安重根是極端民族主義，但你能說他搞恐怖行為是錯誤的么，因為那段歷史就在那擺著，面對日本帝國主義的血腥鎮壓，反抗是可以不擇手段的。而你的一些觀點，恰恰就割裂了歷史，你與袁偉時一樣，都沒有用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去分析問題研究問題。當你們需要歷史的時候，你們就把歷史拆解開，選取對自己有用的部分，沒用以至是負作用的部分你們絕口不提。比如火燒趙家樓的問題，袁偉時只談學生的行為過激，卻矢口不提學生們為何要燒趙家樓，假如不是學生們的過激行為，日本強加給中國的“二十一條”是不是就要實現了呢？這個事情馬先生總該要承認的吧。

不要動不動就污人為“憤青”。尤其在我看來，在未來30年內中國是需要“憤青”的。縱觀世界縱觀世界各民族，沒有“憤青”的民族根本就不存在。反過來說，一個民族如果不生產“憤青”，那么它離滅亡也就不遠了。“憤青”是時代產物，它被迫發出憤怒的吼聲，由此激勵自己的民族戰斗、戰斗、戰斗。丘吉爾也罷、戴高樂也罷、甘地也罷，都曾經是不可救藥的“憤青”，克林頓也同樣是個“憤青”，當年他教訓老布什：“經濟、經濟、笨蛋！”我這話說得沒錯吧馬先生？再譬如說孔子，孔子不是“憤青”嗎，孔子是中國最大的“憤青”，他憤世嫉俗，游走人生，不斷地鼓動他的學生和政府對著干，這不正是“憤青”行為的最具體表現么。如果僅用“持不同政見者”來詮釋孔子那肯定是不客觀的。

再有一個問題，馬立誠先生的見解也讓人不敢茍同，他說“這兩年，漢奸成了網上一個新帽子，胡亂揮舞，就好像‘文革’中紅衛兵揮舞‘三反分子’的帽子一樣。柏楊因為寫《丑陋的中國人》而被罵為漢奸。章子怡出演日本藝伎也被罵作漢奸，姜文因為參觀靖國神社被罵為漢奸。再比如政界，龍永圖參與 WTO 談判，立了很大的功，卻被誣指出讓國家利益，也成了漢奸。還有體育界，何智麗因為嫁給日本人改入日本籍，打敗了鄧亞萍，被罵作漢奸。郎平因為擔任意大利女排教練，與中國隊交手，一度也被說成是漢奸。”

對于馬立誠這些說法，我必須予以認真糾正。第一，馬立誠這是在用個別代替普遍。關于“漢奸”的指責只是血氣方剛的年輕人一時義憤，沒有普遍性，也不能反映主流民意，不能作為論據使用。作為政論家的馬立誠如果連這個道理都不懂，我看他也就沒有必要繼續在人民日報社呆下去了，由此也足以讓人領略到馬立誠《對日新思維》的嚴謹性和可行性。試想一下，一個不懂得哲學原理的人，其文章會有意義和價值么？

第二、不能把“憤青”混同為“紅衛兵”。“憤青”只是言語過激，但行為理性，他們既沒有打、砸、搶，也沒有破四舊，他們尊重文化、向往文明、既沒有與政府對著干，也沒有與社會為敵，他們只是用吶喊的方法表達他們的意見。完全有理由相信，假如馬立誠在《人民日報》上給他們辟一個講話的專欄，他們絕不會BBS上扯開嗓門惹人關注。不是嗎，馬先生，嗯？

第二、馬立誠“姜文因為參觀靖國神社被罵為漢奸。”的說法是有問題的。靖國神社是什么地方？馬立誠的觀點顯然是說，猶太人拜謁希特勒陵墓也是合理的，美國人拜謁扎卡維德陵墓更是合理的。別的不說，僅從這點上看，馬立誠的民族性和道義方面就有很大問題。馬立誠為柏楊《丑陋的中國人》叫好，殊不知柏楊罵的就是馬立誠這樣的人：“外國的月亮比中國圓，外國人放個屁也是香的。”柏楊一生最看不起的，就是那些洋奴式的中國人。

為了證明自己的正確和真知灼見，馬立誠舉了兩個例子，一個是鄧小平 1978 年訪問日本時對日本天皇說：“過去的事情就過去了，今后一切積極向前看。”但事情真的就像馬立誠理解的那么簡單么？鄧小平說這話時，心里真的就沒有別的想法么，在他的心底里，過去的事情真的這么容易就能過去嗎。如果沒記錯的話，89年那次事件以后，鄧小平在接見部隊軍以上干部時曾親口說：“我一聽到西方制裁中國，馬上就想到了八國聯軍。”八國聯軍比日本侵華更遙遠吧，這么久遠的事，都刀刻一樣的印在鄧小平的心底，難道說日本侵華他會忘？權益之計、無奈之舉。八個字足以概括鄧小平當時的心境。鄧小平和毛澤東、蔣介石先生一樣，都是堅定的民族主義者。

然后馬立誠又說胡耀邦也講中日兩國“和則兩立，斗則兩傷”。偏偏不講胡耀邦針對中日關系問題還曾說過很多話。到目前為止，盡管1979年胡耀邦和中曾根康弘會談紀要的大部分還沒有完全公開，但從胡德平對日的態度中應該不難知曉當年胡耀邦對日的態度。2004年11月胡德赴日訪問時，對河野洋平的講話作了四點回應，其中第二點講道：“歷史問題是阻礙兩國關系的癥結，希望兩國的政治家能對歷史問題進行果斷了結，更重要的是不要使現實問題又成為歷史問題。”難道馬立誠不認為胡德平的講話正是對他父親胡耀邦對日思維的透徹理解和深刻領會嗎。而馬立誠卻試圖用胡耀邦的話來證明“歷史問題不是中日關系的核心問題”，豈不是南轅北轍了。

我不知道馬立誠是根據什么來詮釋日本有資格做政治大國的，如果因為日本有錢，那他買不來亞洲各國的原諒；如果因為他軍力強大，他嚇不倒韓國和新加坡；如果因為他是民主國家，那它遠不如印度。馬立誠職責中國民眾是狹隘的民族主義，但據我所知，大和民族對民族的理解空前狹隘。豈止是狹隘，他簡直就是各色。縱觀世界，除穆斯里世界外，大和民族是最難融合的民族。它總是先入為主地把別人看成壞人，然后吹毛求疵的查驗別人，別人的善意幫助在他看來一定是個圈套，是要往里繞它，是想從他身上得到好處。

我雖然沒有去過日本，但是我接觸過日本人。我的祖上曾經和日本軍人是“親密”的“朋友”和盟友，包括我的母親，她在少女時代經常得到日本軍人和日本軍人家屬的饋贈。我承認，直觀地看，日本人都很單純。可是，越是這樣單純的人，就越是危險。他們有集體意識卻沒有個人見解，容易抱團而不善批評，善于自戀而不善自責，長于服從而缺乏思辨。這樣的民族只是些沒有思想的個體的物理組合，最容易被打著民族主義大旗的獨裁者所利用。馬立誠僅憑個人想當然說：“日本二戰后經過改造，打掉了軍國主義專制體制，建立了民主法治的體制。日本國內各種政治力量互相制約蠻厲害的。”但據我了解，日本自衛隊一直在對日本國民進行暗中監控，這個問題《朝日新聞》日前便報道過。試想一下，在一個所謂的民主國家，軍隊居然能夠大面積的監視居民的言行，這個國家標榜的民主有可信度么。

馬立誠說日本共產黨的《赤旗報》上經常刊載揭露和批判日本政府的文章，我只想請馬立誠回答，《赤旗報》的訂數有多少份？和右翼報刊比，它的讀者群有多大？不要模棱兩可王顧左右而言他，請給我準確的數據。馬立誠只怕是要失語了吧。馬立誠又說，“從法律的角度來看，對日本發動戰爭的責任的清算已經進行了。”如果真像馬立誠說的這么徹底，那么被東京特別法庭指正為戰爭罪犯的岸信介和軍國主義分子吉田茂被選為日本首相這個問題又該怎么解釋，難道這是偶然的么？不錯，我也承認，從法律的角度來看，對日本發動戰爭的責任的清算已經進行了。問題是，這種清算是徹底的么？在美國出于維護國家利益的前提的需要下它又有多大的可信度？我不能不在這里說：馬立誠，你不要強奸歷史！

改革開放之初，日本幫助過中國，這我承認，周恩來總理也說過的，不能忘情。但是，我必須要說一下，日本為什么要幫助中國，假如當時日本不是受到了前蘇聯的威脅，以摳門聞名于世的小日本會那么大度么。當初日本之所以幫助中國，其根本目的，就是想借助中國的力量牽制蘇聯。跟美國當初對華友好政策如出一轍，按照羅斯福當年援英的公式就是，日本出錢，讓我們出兵替日本看家護院。沒有無緣無故的愛，也沒有無緣無故的恨。歷史向來如此，國家之間向來如此，民族之間向來如此。正是居于此因，對于日本對華貸款，我絕不抱絲毫感激之心，充其量是互相利用。更不要把日本對華貸款與變相戰爭賠款扯到一起，風馬牛不相及的事。

有一點我同意馬立誠的觀點，那就是我們要學習日本，學習日本人干起工作來那股拼命三郎的精神，學習日本人尊重科學的精神，學習日本人的團結和向心精神，學習日本人的愛國精神，學習日本人忍辱負重的精神。但是我與馬立誠的目的是不同的，馬立誠的目的是要讓中國在東亞唯日本馬首是瞻，我的目的是要讓日本知道自己是日本而不是美國或者俄羅斯，讓中國知道，你是個大國，不是唯唯諾諾跟著美國屁股后面跑的拉脫維亞、愛沙尼亞、立陶宛。

《三國演義》開篇詞說：天下大勢，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分析未來中日關系，這個規律即不因姜文拜謁靖國神社的行為而提前或者滯后，也絕不因馬立誠的《對日新思維》而提前或滯后，它必將按照國際政治經濟發展的規律，在世界政治和世界地緣政治的角力中自然推進。尤其是針對目前的中日關系，中國絕不能裝什么寬容大度的君子，一定要沉住氣，要以靜制動，以不變應萬變，在日本還沒做出有真正的而不是虛偽的示好表示的情況下，絕不向日本作出任何示好的公開表示包括暗示也不要，因為這涉及到國家和民族的核心的、根本的、30年之內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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