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復上演“圍攻”鬧劇的背后是什么?

　　——對不許正面思想發聲現象的幾點思考

　　2014年，我國的意識形態領域和輿論場是比較特別的一年，許多事情令人記憶猶新，卻是深感憂慮。尤其是下半年連續發生的幾起“圍攻”事件，至今讓人印象深刻。按說，身為中國社科院院長的王偉光寫了一篇題為《堅持人民民主專政，并不輸理》的文章，無論從身份和文中觀點來說，都正常得不能再正常，結果很快遭到了意想不到的圍攻，有些人扔出的“帽子”和“狠話”甚至到了氣急敗壞的程度。還有《遼寧日報》的那封《老師，請不要這樣講中國》的“公開信”，其實大學課堂上的政治生態環境和交流語境不僅講課的人心里有數，就是組織教學和聽課的學生們也都心知肚明。如果誰提議把有些所謂老師的講課視頻、錄音公之于眾，想必有些授課者是萬萬不能同意的，因為當事人或許要擔心正直善良的人民群眾會在憤怒中失去理智對其動粗或者動手。即使這樣，《遼寧日報》在做了大量調查的基礎上從呼吁的角度發表的一封公開信，也迅即引爆了中國輿論場，受到了“一擁而上”的圍攻。元旦前，《紅旗文稿》刊發的一篇《維護微博意識形態安全必須糾正的幾種傾向》，再次受到圍攻。雖然文章作者只是針對當前微博輿論場上一些抹黑中國、否定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制度的現象，指出了微博輿論場上不同程度存在的五種傾向，并對有些大V的不當言論進行了批評，總體說文章表達的是對微博這一新興自媒體領域意識形態建設的憂慮與思考，其觀點和語言的表達也是相當溫和的。即便如此，這篇文章同樣也迅速受到了“群毆式”的圍攻，并被扣上了“文革再生”的帽子。這種“圍攻”鬧劇的高頻率發生，其根源到底出于什么呢?“圍攻”事件的背后還有多少潛在的和隱藏的因素呢?筆者覺得，圍攻只是表象，是事物發展和表現的一種形式，真正被遮掩和包裝起來的，是一種不許正面思想發聲的企圖和怪象。對此，無論是黨的各級領導干部還是宣傳教育戰線的同志，都需引起高度的重視和應有的警惕。

　　首先，相同的“引爆點”需要重視。無論是王偉光的文章、《遼寧日報》的公開信，還是《紅旗文稿》最近的刊文，盡管遭到“圍攻”的程度和烈度不盡相同，只要稍加留意就不難發現其引起圍攻的“引爆點”卻是極其相似和接近的。王偉光文章的核心是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則，即堅持人民民主專政，這個引爆點很快也就成為了被圍攻的“落彈點”。《遼寧日報》的公開信只是圍繞呼吁不要抹黑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也就是作為黨的省委機關報的基本職責和本分替黨和國家說了幾句公道話，結果同樣是點燃了圍攻的“引爆點”，受到異常猛烈的圍攻。這次《紅旗文稿》文章指出了微博中存在的抹黑中國、否定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制度的問題，其核心同樣是從維護黨的領導和堅持馬克思主義的角度，替黨和國家說了一些公道話，積極發出正面思想的聲音，結果再次受到頗具污辱性的圍攻。縱觀三個不同事件而遭到近似相同圍攻的“引爆點”，其結論幾乎不言自明，“圍攻”就是不許有人站在黨和國家的利益上說話，不許重申堅持黨的領導、堅持馬克思主義、堅持社會主義制度，不許正面的思想發聲。盡管這些正面聲音是極其正常的，是完全站在我國憲法和中國共產黨黨章框架內，幾乎可以說是重申黨的思想原則和執政治國理念的，可對于有些所謂專家、學者和公知，或者說是公開和潛在的某些勢力來說，卻猶如戳了他們的最痛之處，其敏感的政治神經一蹦而起，當即便進行近似囂張甚至無所顧忌的“圍攻”。圍攻看上去似乎是針對某一篇文章，或者是文章的作者，實則真正包含其中的卻是反對黨的領導體制、馬克思主義信仰和社會主義道路。令人吃驚的是每次發生圍攻事件，都會有人甩出“文革再生”、“文革復辟”的“大帽子”，仿佛有人把“文革”當作了拿在手里的“魔法瓶”，用來為自己輿論場上的“胡作非為”護身、開脫。只要有人置疑和提出約束，就會做賊心虛般地指認別人要開“魔法瓶”，神情恍惚的樣子讓人想起可悲的“祥林嫂”。其實，無論是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層還是廣大人民群眾，人們對文革的定性認知是共同和一致的，動不動就用“文革再生”、“文革復辟”來恫嚇正面思想發聲，讓別人因顧慮其它而怯步禁言，難免顯得思想幼稚和過于孩子氣。對此，無論是黨的各級領導、宣傳教育戰線的同志，還是廣大人民群眾都應認清其特征實質，予以高度的重視和警惕。

　　其次，“圍攻”形成的力量不容忽視。盡管每次圍攻發起的情況不盡相同，但圍攻形成的速度之快、力量之猛、范圍之廣卻是有目共睹的。對此，有人憂慮，有人困惑，也有人做出了各自不同的判斷。有善良的人認為，這種圍攻應該是社會快速發展中思想日趨多元的一種體現。市場經濟的融合與裂變，難免導致一些人價值追求、思維理念發生變化，由之而來的思想多元是不可避免的。特別是有些人受成長和生活環境的影響，長期浸身于崇尚西方生活方式和價值觀的氛圍中，從生活的條件、學習的環境，到閱讀的書籍、接受的信息傳播，在日積月累中已經養成了盲目崇洋的習慣，從內在思維上形成了外國月亮比中國圓的慣性依賴。這些人往往人云亦云，把堅持偏執觀念當作與眾不同、思想前衛，把與社會主流唱反調、搞對立，當作有個性、敢擔當。還有人認為，有些人在社會利益調整轉型中受到的沖擊和看到的負面事情偏多一些，難免對現實有牢騷和不滿，對發出的正面聲音說些怪話，是在情理之中，應當給予理解。還有人覺得，圍攻現象雖然波瀾不斷，總體還是保持在斗而不破的層面上，掀起“大浪”的可能性不大，無須顧慮過多。但筆者覺得，從去年先后三次發生圍攻事件，并迅速組織形成圍攻態勢的情況看，對我國當前意識形態領域特別是輿論場上異常復雜多變的形勢，不容盲目自信和樂觀。從圍攻力量構成看，在國內外有影響力和沒有影響力、正在向有影響力方向努力的學者、公知和大V們，有許多人都或多或少地在很短時間內參加了這樣或者那樣的圍攻行動，其在我國上層建筑和輿論場聚合形成的影響力和沖擊力，我們不能僅用價值理念、思想見解多元來一蓋了之。從圍攻實施速度看，許多圍攻文章、博客、微博都是在一夜之間突然“冒出”的，有細心人統計，在圍攻微博跟貼的高峰期，曾出現過幾分種過百條的現象。如此“蜂擁而起”的陣勢，如果不是經過嚴密的籌劃組織，或者說誰仍確信是出于“散兵游泳”式的自發行為，只能讓人為“白日說夢”而無奈。再從圍攻的鋒刃所指看，三起圍攻事件都進行了鋪天蓋地辱罵式攻擊，什么“文革復辟”、“姚文元重生”、“反動權威”、“剝奪言論自由”、“愛中國就應當罵它”、“愛之深所以恨之切”、“拍共產黨馬屁”，甚至有人威脅會“死得很慘”、“應該絞刑”。對于這種客觀存在的圍攻力量，或者說已經客觀形成的勢力群體，我們不能僅用善良的心來認知和看待，即便其中有相當數量的公知、學者和專家是自發的、非惡意的，但對其中確有境外敵對勢力背景、確實干著吃里爬外、出賣靈魂勾當的人，尤其是那些既是圍攻事件沖鋒陷陣者，又是其力量構成策劃與組織者的人員，切實需要各級領導和有關部門，站在維護黨的執政地位和國家意識形態領域安全的高度，認真加以重視和進行必要的防范。

　　第三，反復上演圍攻的事實應引起高度警覺。可以說每次圍攻事件的發生，都會在意識形態領域和輿論場掀起相當強烈的波浪，爭辯雙方各持己見，“帽子”和“陰謀論”橫飛，有的甚至大爆粗口。雖然更多時候隨著時間的推移，表面看上去好像平靜了，似乎事情已經過去，實際上其潛藏的影響卻往往正在向深處浸透和發酵。圍攻鬧劇之所以反復上演，看上去好像是在打“口水仗”，實際上是雙方正在圍繞“引爆點”進行反復的“試水”，或者說是進行探底式的交手和爭奪。在由中國共產黨執政和堅持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當今中國，本來是不應該有人敢對堅持馬克思主義、堅持人民民主專政、堅持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制度提出任何疑慮置疑的，這是我國現行政體不容挑戰的底線。可是連續發生的幾起圍攻事件，卻偏偏都是以此為“引爆點”并迅速展開“交手”。對此，有人認為這是境外敵對勢力在向我們黨和政府挑戰，在與我們爭奪意識形態領域的主陣地，正在與我們打一場沒有硝煙的戰爭。筆者覺得，這種說法是有道理的，這場沒有硝煙的戰爭肯定是非打不可了，但眼前還沒有到與我們爭奪主陣地的時候。正因如此，我們必須要更加引起高度重視，并進行必要的籌劃和思考。圍攻只是表象，直接的目標是通過不許正面思想發聲，把我國意識形態領域和輿論場的是非、正誤搞亂，在“把水攪渾”中讓正面思想淹沒在混亂之中。正像“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一樣，稍加梳理，我們就不難發現在我國近年的意識形態領域和輿論場中，只要有涉及黨和政府、軍隊，甚至體制內公職人員的負面信息，就總會有人跳出來大加渲染涂黑，真假黑白顛倒，反復進行炒作。同時，還總是會有一些看似毫無組織的力量進行配合呼應，表面看上去好像是來自社會的正常聲音，實則卻總是以超常的辦法和措施在給黨和政府出難題。還有一些力量，通過借助媒體、植入影視等多種形式，長期進行搞亂歷史、搞亂信仰、搞亂文化的努力和運作。只要我們把形成不許正面思想發聲的圍攻力量納入視野，只要我們站在意識形態領域尖銳復雜的斗爭形勢面前認真加以思考，就不難發現有些圍攻事件的發生，正是一種具有復雜背景的勢力和陣營，在進行逐步深入而且屢試屢爽的試水性“探底”，他們在當前和近期可能不具備搶占我們黨意識形態領域主陣地的能力，但是他們卻在多措并舉、全力以赴地營造和經營社會各領域的土壤環境，條件一旦成熟，他們就會公然打出旗幟，直接目標就是推翻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搞垮中國共產黨和改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

　　第四，旗幟鮮明的界定勢在必行。面對我國意識形態領域和輿論場上日趨復雜的斗爭形勢，有一種來自社會的聲音，或者說是有一股勢力總是在呼吁我們黨和政府要在政治言論自由方面更開明、更寬容一些，甚至有人提出越是把言論的自由度放開，才越顯示出我們黨和國家的自信。似乎好像一個自信的執政黨和有能力的政府，是不怕有人公開站出來反對和否定的，也是不需要設立什么政治原則和底線的。筆者覺得，說此話的人似乎只顧了說清自己的愿望，卻忘了“國有國法，家有家規”這句融入每個炎黃子孫血液的古訓。古往今來，有哪個國家、哪個民族，或者說執政的政黨，會沒有規矩和政治準則，會對意識形態領域和輿論場放任自流，甚至是沒有管理的底線和邊界呢?近期有人通過各種媒體平臺，列舉了許多國家包括被一些人經常拿出來贊頌的西方國家，對公民抹黑執政集團、抹黑國家和政府可能受到懲處的事例，包括可以討論話題的范圍底線、老師講課的禁忌、公眾人物的言論規則等，其實這些簡單的道理有誰會真的不懂呢?筆者覺得，我們當前的政治生態環境尤其是對意識形態領域與輿論場的規范，不是需要繼續擴大寬容度的問題，而是必須要對有些是非底線進行旗幟鮮明的界定和明確。也許有人對此會心存顧慮，有的可能會對爭論感到不安，擔心“越炒越熱”;有的可能會主張冷卻與降溫，似乎視而不見，就能漸漸淡出;有的則可能信奉“不搞爭論”和“擱置爭論”，似乎爭論是一切“不穩定”的根源。可是，縱觀我們黨和民族的發展歷史，哪件事情是靠“躲”和“放”能繞得過去呢?“降溫”和“放下”，很可能正是給有些人留下了借題發揮的空間和把柄，為混淆是非曲直留有了不可預測的余地。面對當前意識形態領域日趨復雜的形勢，面對圍攻鬧劇反復上演和不許正面思想發聲的現實，我們有必要對那些以求穩為借口，以愛惜羽毛為實質的思想進行棄除。在全黨全國范圍內，像召開文藝工作座談會那樣，把我們黨在意識形態領域的主張和原則提出來，通過大力宣揚中國共產黨章程、我國《憲法》明確的人民民主專政制度，按照習近平總書記關于“階級分析”的理論，大張旗鼓的把“堅持馬克思主義政治立場。首先就是階級立場，進行階級分析”、“我們治國理政的本根，就是中國共產黨領導和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絕不是西方化、資本主義化”等重要論述，在社會各階層全面叫響，把我國堅持馬克思主義、堅持人民民主專政的本質、原則高高舉起，把我國在堅持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則前提下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決心進行全面鮮明的展現，在我國理論界和意識形態領域，真正把是非對錯的真理標準立起來，讓真理得以弘揚，謬誤得以棄除。同時，對那些確有境外敵對勢力背景的陣營和勢力，認真加以掌握和甄別，該警示的警示，該懲處的懲處，切實從政治生態環境上為實現“兩個一百年”目標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奠定堅實的基礎。

　　(作者是海洋安全與合作研究院副秘書長、沈陽航空航天大學特聘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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