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前，美國作家鮑勃·梅爾斯在清華大學我的班上講課時，在黑板上寫了這樣一行字“The tyranny of news today”(今日新聞暴政)。一些學生對此很不理解。后來在觀察媒體對“非典”、“甲流”的報道中，我們發現，在議程和決策面前，今天政府的公共衛生決策更多地受制于媒體議程。那些對人類健康危脅更大的常見病乙肝、糖尿病、高血壓，或稱“我們自己家人的病”卻上不了新聞頭條，也不會受到政府領導人的高度關注。頭條新聞對政府決策的過度影響和嚴重誤導被稱為“新聞暴政”。

　　今天的媒體環境簡單定義為“媒體的商業化”。商業化媒體的定義是：那些刊登廣告的東西簡稱為媒體。無論是廣播還是電視或是報紙，商業化媒體一切都是為了廣告收入。媒體作為一個商業企業，獲取利潤是其終極目標。媒體采集制作新聞是賠錢的，只有把通過新聞報道獲得的受眾注意力賣給廣告商，才能獲取利潤。正如醫院靠病人掙錢，酒廠靠酒鬼掙錢，煙廠靠煙民掙錢一個道理，報紙靠讀者掙錢，廣播電臺靠聽眾掙錢，電視臺靠觀眾掙錢，網站靠網民掙錢。但是，大多數讀者購買報紙是為了看新聞而不是看廣告，沒有新聞就沒有讀者。

　　在今天這種商業化的媒體環境里，能抓住讀者的新聞產品需要具備三個要素：1)新聞的ATM(Audience, Time, Money);2)媒介奇觀;3)熱鬧話題。

　　什么是新聞的ATM?A(Audience)指的是新聞的受眾，即新聞要滿足受眾的需要。新聞報道的事實、觀點、畫面和聲音必須是讀者喜聞樂見的。為了達到這個目的，有的時候，媒體可能會夸張編造。

　　T(Time)指的是新聞的時間要素和時效要素兩個維度。記者的新聞報道首先要滿足自己所在媒體的截稿時間規定;二是與媒體的競爭對手在新聞報道上搶奪第一時間新聞。由于今天爭搶新聞報道的“第一時間”成為新聞的第一定律，結果新聞的真實性成了第一時間的犧牲品。只有充分的、耐心的采訪和材料積累才可能更接近真實，搶奪第一時間的后果是，很多報道是道聽途說。

　　M(Money)指的是新聞報道與金錢的密不可分的關系。新聞報道作為電視廣告之間的插曲或是為報紙填補空白的東西，新聞報道通過抓取眼球，滿足廣告商對潛在客戶的影響和滲透，為媒體獲得其最終需要的利潤。

　　新聞奇觀要求新聞能構成一個非常好看的畫面，讓人看了之后驚訝地叫起來，稱之為尖叫新聞學。就像“911”世貿大廈被恐怖分子擊倒，大家看了就尖叫。從禽流感到豬流感，都構成了媒介奇觀。媒介奇觀需要一個好的畫面，這尤其對公共健康報道提出了挑戰。報紙上的新聞故事和圖片印刷出來后，大家覺得好看，就是重大新聞。觀眾和讀者對新聞的重要與否，多是以新聞好看或是不好看來判斷的。即使是重大疾病的暴發和流行，如果畫面不好看，就算不上重大疾病。當年很多人關注“非典”，是因為媒體上每天制造一個令人驚嘆的媒介奇觀——戴口罩的人。媒介奇觀帶來的后果是：國家政策和政府議程會被媒體牽著鼻子走。在今天這樣一個媒介發達和媒介化民主的時代，政府要做出順應民意的樣子，必須跟著媒體制造的議程和媒體制造的民意走。

　　直到現在，仍然有很多人認為2003年中國人面臨的最大的公共健康問題就是“非典”。2003年全國因“非典”死亡人數是三百多人，但每年因肺結核死亡13萬人，因肝病死亡50萬人，所有這些常見疾病的報道的總量加在一起，連“非典”的萬分之一都不到。

　　看所謂“豬流感”畫面。通常情況下，作為穆斯林世界、阿拉伯媒體對豬是排斥的，但是，自從豬流感暴發后的第一個月里，其包括阿拉伯世界的全球電視臺和報紙每天連篇累牘的新聞和畫面都是關于豬的。豬流感成了媒介化的疾病。世界衛生組織報告，病毒從豬傳染到人并沒有得到證實。但為什么豬流感獲得了如此過量的報道?這種疾病不僅畫面在媒體上“好看”，名字在媒體上也“好聽”。如果當初就公布為甲型H1N1流感，就很難獲得后來這么多的關注。作為發明紙張和印刷術的民族，中國許多讀者認為報紙上的白紙黑字是最可信的，對網上流傳的消息也多不假思索地信以為真。于是我們生活在媒介化的現實世界里。

　　媒介化現實帶來了今日新聞暴政。今日新聞暴政體現在：凡是今天媒體上刊載的頭條新聞將變成政府和社會最重要的公共事務。這些新聞的報道對公共政策產生巨大影響。電視剛普及那會兒，一位日本批評家預言，電視讓“一億人白癡化”。另有學者說，互聯網把億萬人變成了“網絡白癡”。《今日美國》報說，人類最終不是被核武器毀滅，而是被互聯網毀滅。有的批評家干脆說：你看，人類已把自殺的武器造好了，這東西就是電視和社交媒體。

　　電視和社交媒體讓人放棄思考，讓所有思維趨同。在今天的社會里，電視播出的當日新聞、談話節目和社交媒體傳播的各種小道消息已經成為人民群眾的日常生活的永恒背景，當日新聞更是公共生活和政治辯論的中心，是公共輿論的原材料，是公共政策話語的基礎。

　　由于媒體在演變成一個能夠左右公共政策的強大的政治權力，各種利益集團都在試圖根據自己的利益和立場影響各項政策，影響中國的未來，設置中國的議程，決定今天的新聞是什么、政府和公眾今天需要關注什么、今天到底發生了什么、人民群眾今天應該相信誰來解釋新聞事件。假設今天上午國務院討論關于醫改的修訂方案，這個方案涉及每一個中國人的利益;但這時的媒體上全是關于豬流感的頭條報道，結果，醫改的討論可能讓位于豬流感的恐慌，而關于醫改的討論也一推再推。與中國人民利益密切相關的重大議程被當日頭條新聞所取代。

　　馬里蘭大學新聞學教授Susan Moeller在她的《媒體如何兜售疾病、饑荒、戰爭和死亡》一書中寫道：“媒體通常把公共衛生等事件塑造成戲劇事件，他們報道疫情的手法與報道其他事件的手法無異，都是公式化的報道角度，煽情的語句和僅僅參考美國人的說法。大部分文章更加傾向于制造比事實更加恐怖的公眾情緒恐慌。”

　　面對這樣一個兜售疾病和今日新聞暴政的時代，還能否做好與民眾切身利益相關的公共健康新聞報道？2003年的哈佛大學《尼曼報告》指出，報道公共健康衛生的記者需要掌握專門報道醫藥、科學的特殊技巧。但是，在中國，由于大部分從事疾控報道的記者和評論員都是時政或財經記者，中國只有個別記者有醫學院的背景。公共衛生記者需要對生物學、實驗科學、臨床醫學有基本的熟悉。公共衛生還與政府行為密切聯系，所以記者還要能夠解讀政府預算、政策，具備在此背景下報道科學問題的能力。由于我國記者多半為文科學生,沒有理科背景，對科學數據不敏感;記者們在報道健康新聞時，他們對奇特的故事和內幕更感興趣，他們熱衷于社會新聞、丑聞、緋聞。國外研究公共衛生報道的學者發現，由于多數記者對科學和醫學沒有專門知識或不感興趣，公共衛生報道往往過分追求戲劇沖突,常常引起不必要的恐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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