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不重視經濟史的研究，缺少研究經濟史的經濟學家，缺少一部具有說服力的經濟史巨著。由于政治上的原因，我國現代經濟史研究幾乎是空白的，經濟學界習慣于跟隨政治偏好進行經濟制度和經濟政策評價。改革開放后，我國經濟學界長期處于學術自卑的心態之中，我國經濟學家習慣使用美國的中國問題專家的研究成果。我國主流經濟學家喜歡使用美國研究機構的數字，特別是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的研究結論。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非常詭異，他們的研究明顯具有政治傾向，他們是中國現行經濟政策的重要設計者和推手，他們竟然提供了中國3000年以來的GDP數據，我國經濟學家們就是借助這些詭異的“歷史數據”證明一些“歷史性結論”。例如，“民國奇跡論”;例如，“崩潰邊緣論”;例如，“黃金十年論”。如此奇談怪論不一而足，充斥了我國教育、學術和傳媒。歷史是連續統一的，參不透經濟歷史，如何研究經濟現實?事實上，由于失去了宏大的歷史視野，我國經濟學研究退出了道的層面，過度糾結于術的層面。經濟學忽略了對經濟現實的嚴肅批判，政治家得以無所顧忌地推行政府機會主義，經濟問題得以不斷累積并深化，最終釀成深刻的經濟危機。尤為嚴重的是，政治家們一旦斬斷了經濟學的春秋史筆，政府機會主義就可以肆意泛濫。由于政府機會主義肆意泛濫，結構性經濟問題被長期掩蓋，利益集團在金絲雀們美妙的贊歌聲中，輕而易舉地洗劫了天文數字的國民財富。

　　今天，正處于微妙的歷史時刻。盛世的好戲還未落幕，危機的犄角已經露頭了。如果，中國經濟再不及時展開歷史性的轉變，深刻的政治危機將不可避免了。

　　一、讓歷史告訴未來。

　　十四大后中國經濟發生了歷史性轉變。

　　我們先回到二十年前。一九九二年十月，十四大召開了。十四大作出了三項具有深遠意義的決策：第一，第一次提出了“保八”的概念(GDP增長由6%提高到8%);第二，第一次提出了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目標模式;第三，確立了鄧小平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在全黨的指導地位。三項決策邏輯性極強，第一項是目標，第二項是經濟保障，第三項是政治保障。

　　不熟悉二十年前中國經濟史的經濟學家可能會感到驚訝，一個政黨的政治會議為什么會將“保八”這樣的經濟目標作為政治決策呢?當然，如果你不理解十四大決策的歷史背景，就很難理解連續二十年“保八”的歷史淵源，你也就無法理解二十年來的中國經濟現象(包括當中的奇跡與危機)。

　　二十年前的決定，肇因于一九八九年的那場風波。受風波的影響，中國內部改革停頓，內部需求嚴重萎縮;中國遭到西方經濟制裁，外部需求嚴重萎縮;中國經濟陷入了內外交困的危險境地。如果，政府不能迅速啟動經濟，并取得經濟的高速發展，就無法解決嬰兒潮(六零后和七零后)帶來的就業壓力;不能迅速解決就業問題，意味著仍然會發生更嚴重的風波。執政黨是非常現實的，他們知道發展是硬道理，這個硬道理被數字化為“保八”。

　　如何“保八”呢?非常之事，期待非常之人。一個頗具爭議的歷史性人物走上了歷史的舞臺，他就是極富個性魅力的朱镕基先生。朱镕基先生對經濟治理有著敏銳的直覺，朱镕基先生準確地找到了啟動中國經濟的鑰匙。這把鑰匙的構造并不復雜，它包含了兩方面的內容：第一，解決資本稀缺問題;第二，解決市場空間問題。朱镕基先生發現，解決資本稀缺問題，可以通過改變人民幣發行機制來實現，改變人民幣發行機制以迅速增加基礎貨幣投放。朱镕基先生很快就發現了解決人民幣發行機制的竅門：建立聯系匯率制度以重建人民幣發行機制。朱镕基先生在解決了資本稀缺問題后，立刻著手解決市場空間問題。這個問題答案是現成的，加入WTO。于是，匯改和WTO就構成了朱镕基新政的兩個重要支點。由此，大家也就能夠理解，十四大中后兩項戰略決策的意義了，那就是為“保八”而提出的經濟制度保障措施(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目標模式)，以及為保八而提出的政治制度保障措施(鄧小平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指導地位)。

　　客觀地說，十四大是成功的。十四大的歷史性決策，成功啟動了中國經濟，并使之步入快速發展的軌道，中國得以度過一九八九年之后得經濟危機，并創造了驚艷世界的經濟奇跡。

　　然而，經濟史是冷峻的。歷史地看，經濟政策從來都是雙刃劍，發一利，必留一患。不錯，朱镕基先生對經濟問題有敏銳的直覺;但是，朱镕基先生仍然缺乏綜合經濟問題的理論高度，朱镕基先生也尚未形成系統解決經濟問題的一攬子戰略規劃。在匆忙的摸石頭式的經濟政策試驗中，大量的臨時性和權宜性的經濟政策出臺了。很多政策，僅僅是考慮了如何解決眼前的問題，并未考慮后果和退出機制。所以，朱镕基新政解決了一些棘手的問題，但同時帶來了另外一些更嚴重的問題。毫不夸張地說，朱镕基新政帶來的問題，一點兒也不比解決的少。首先，中國在獲得國際金融資本的同時，大規模讓度了國家經濟管理主權、國有資產和國民福利;其次，買辦資本和官僚資本迅速膨脹，制造了社會財富分配極度不公平的結果，普通國民遭到了國內外利益集團殘酷地剝奪。

　　膚淺的政客和學者容易走入極端，他們在贊揚和歌頌改革開放成果得時候，喜歡將階段性成就無限放大，一些并不高明的經濟政策被刻意神化了，他們故意遮蔽了陽光背后的陰暗面。于是，原本是權宜之計的朱镕基新政，被賦予了過于濃厚的神話色彩(科學發展觀)，甚至發展到了迷信的地步(不改革就死路一條)。很可悲，原本一個在特定時間勉強正確的東西，被人為地拉入了另一個時間段，正確的東西變成了錯誤的東西，甚至醞釀成為一場災難。

　　十六大后的蕭規曹隨。

　　在十四大召開十年之后，朱镕基先生基本完成了歷史賦予他的使命。中國已經解決了資本稀缺問題;中國已經解決了市場發展空間問題。并且，由于經濟政策的前沖特性，到了二零零二年，已經出現了資本過剩和生產過剩的先兆。客觀地說，十六大的主要工作，應該放在修正朱镕基新政帶來的各種問題方面。應該將朱镕基新政中合理的東西制度化，應該將朱镕基新政中不合理的東西擯棄掉，應該將權宜性策略轉變為長期策略。不幸的是，中國的政、學、商三界均無反思的道德勇氣，他們太依戀朱镕基新政帶來的既得利益了。十六大之后，朱镕基新政反而被固化、強化、擴大化。十六大經濟決策的后果是顯而易見的，我國積累了天量的外匯儲備，發行了天量的基礎貨幣，資產價格和商品價格開始極度扭曲;我國的外需發展到了畸形的程度，我國的內需被壓縮到了畸形的程度，國民經濟結構陷入極度扭曲。此后，中國經濟進入畸形發展階段，經濟效率每況愈下，經濟危機步步逼近。

　　熟悉經濟史的經濟專家應該懂得，隨著時間的推移，任何經濟政策都存在效能遞減甚至效用逆反的現象。也就是說，通曉經濟史的專家，特別關注經濟政策的時間邊際。筆者手上缺乏精確數據，就有限的數據作判斷，朱镕基新政效用的時間邊際應在二零零二年。換句話說，十六大理應成為朱镕基新政的轉折點。通曉經濟史的專家也應該懂得，任何經濟政策都存在政策慣性。任何經濟政策都會帶來既得利益，當既得利益集團擁有政策決定權的時候，政策的改變就會變得極端困難。繼任者在食髓知味后，自然選擇蕭規曹隨了。很無奈，由于我們不尊重歷史，歷史跟我們開了一個玩笑，這個玩笑一笑就是十年。

　　歷史從來就不是線性發展的，完全的蕭規曹隨是不可能的。就經濟史的經驗而言，十六大之后經濟政策的調整是不可避免的。但是，當既得利益集團食髓知味之后，任何改變既定經濟政策的決定都阻力重重。于是，機會主義者開始投機取巧了，他們用新經濟政策去穩固既定的經濟政策。十六大和十七大新經濟政策的“穩固工程”，就是持續十年的房地產新政。從管理層的角度看，這是一個自然而然的結果，他們必須吸納嚴重的資本過剩和生產過剩，房地產新政幾乎是“保持政策連續性”的不二選擇。于是，御用的經濟學家們就編造出了中國特色的城市化理論。筆者對中國特色城市化理論感到憤怒，城市化原本是指三農三化，意即農村城市化、農業工業化、農民市民化，哪里是指城市鋼筋混凝土化?我們是在筑城，而遠非城市化!在轟轟烈烈的十年城市建設高潮中，數以百萬億計的農民財產(土地出讓金)被轉移了，這雖然是具有現代性的土地兼并，但仍然是土地兼并。很無奈，人性在歷史慣性中墮落了。

　　當然，問題遠遠不止于此。中國經濟已經是世界經濟的一部分了，中國經濟政策必然與其他國家經濟政策形成某種互動。中國在讓度了一部分經濟管理主權之后，中國的經濟政策開始受到外部勢力的操控。我們所看到的中美經濟政策的完美配合，就是中國經濟政策被外部操縱的最好例證。從某種意義上講，沒有中國在經濟政策上的完美配合，或者說，沒有中國提供天文數字的間接補貼，美國經濟早就陷入嚴重的經濟危機當中了。事實是，美國將通貨膨脹轉嫁到了中國，中國動員了幾乎全部國力承接了美國通脹，中國為美國提供了修復次貸危機的時間和空間。與之相對應，中國開始承受惡性通貨膨脹的悲慘結果。

　　經濟史研究從來不討政治家喜歡。畢竟，數字會說話，無論多么美麗的言辭，一旦碰到冰冷的數字，立刻會變得毫無顏色。

　　政府機會主義同樣存在明確的時間邊際。顯而易見，十八大之后，再也無法蕭規曹隨了。

　　二、我國經濟問題概述。

　　一般而言，經濟問題主要是效率問題。一般而言，效率問題主要是分配問題。我國的經濟問題也不例外。

　　當前，影響中國經濟效率的核心問題是分配結構扭曲。中國分配結構扭曲包含了兩個部分：首先，是國際分配結構扭曲，中國國民福利被大規模地向外進行了橫向轉移;其次，是國內分配結構扭曲，權力和資本強行將國民福利在內部進行了縱向轉移。分配結構的極度扭曲，使得脆弱的社會再生產無法持續下去了，導致了資本不斷從生產領域溢出，正常的生產流通瀕于癱瘓。

　　首先，我們分析國際分配結構扭曲問題。

　　國際分配結構扭曲主要源于三個價格扭曲：

　　第一，人民幣價格扭曲。為了吸引國際金融資本進入中國，朱镕基新政采取了低估人民幣的權宜性措施。筆者估計，人民幣被低估的幅度超過人民幣實際購買力的50%或以上。在人民幣被嚴重低估的情況下，人民幣硬性地與美元掛鉤，形成人民幣對外幣的匯率補貼。這種大規模的匯率補貼，形成了對外匯的虹吸現象，外資開始大規模涌入。朱镕基新政的匯率改革，有效解決了中國資本稀缺問題，但同時也轉移了本應形成內需的國民福利。這就帶來了兩個嚴重的問題：一是外匯儲備規模失控，帶來國有資產的巨大的經濟風險(也存在成為政治抵押物的政治風險);二是導致內部消費嚴重不足，使得經濟發展嚴重依賴投資拉動。

　　第二，要素價格扭曲。為了提高中國產品的國際競爭力，朱镕基新政采取了壓低國內要素價格的權宜性措施，各級政府都在通過賤買資源招商引資。在相當長的時間中，中國的土地、礦產等資源的價格，都遠遠低于國際平均水平。尤為嚴重的是，中國不重視自然環境的保護，甚至不惜破壞自然環境以達到降低商品價格的目的。要素價格的嚴重扭曲，使得幾乎所有“中國制造”都具有價格優勢，中國產品得以迅速占領國際市場。要素價格的扭曲，為“中國制造”提供了占領國際市場的技術條件，但也帶來了嚴重后果：一是中國的有限的自然資源被野蠻地開發，國民財富大規模流失;二是自然環境遭到嚴重破壞，為未來的政府埋下了巨大隱患。

　　第三，勞動力價格扭曲。由于中國存在極為豐富的勞動力資源，由于中國底層國民權利意識淡薄，中國在特定時間內有壓低勞動力價格的空間。中國底層國民，在承受人民幣低估和要素價格低估的雙重壓榨之后，還直接承受了勞動價格的殘酷剝削。勞動力價格扭曲的后果是嚴重的：一方面，中國沒有及時形成穩固的中產階級，社會進一步嚴重分化，形成了極不穩定的社會結構;另一方面，內需嚴重不足，嚴重滯后了產業升級的步伐，最終拖累了社會生產力水平的提高。

　　其次，我們分析國內分配結構扭曲問題。

　　國內分配結構扭曲源于三個太高了：

　　第一，制度成本太高了。如果，按照筆者廣義財政理論來分析，中國實際的制度成本遠遠超出了政府財政報告中的提供的資料。中國按照三色財政的邏輯(白色財政、灰色財政、黑色財政)計算，政府的總支出已經超過GDP的50%了，應該接近或達到世界稅賦(指實際而非名義稅賦)水平的上限了。中國政府的隱性負債水平達到甚至超過了GDP的100%，中國實際財政狀況并不比希臘樂觀。宏觀地看，近二十年來，社會分配不斷在向權力轉移。制度成本極大的壓縮了企業利潤和勞動者收入，造成經濟結構極度扭曲。事實上，中國的生產效率，被高企的制度成本打殘了。

　　第二，金融成本太高了。中國金融特權在2008年后極度膨脹，民企融資成本直線攀升，已經形成了舉世震驚的超高融資成本。金融特權者，依靠金融特權牟取暴利(各種形式的高利貸)，除了金融機構外，連大型國企的收入來源都極度依賴變相放貸的收益(可以查閱他們的年報)。金融特權極度膨脹，擠壓了民企的利潤空間(融資成本普遍翻兩番到三番)，民企的微薄利潤被金融暴利蠶食殆盡。民企老板們別無選擇，首先壓縮科研，然后壓縮規模，盡量掛靠國企，最后送給外資。筆者的一個民企朋友，數次在電話中哽咽，他們即將完成產業鏈整合和產品的升級了，然而在最近的兩三年里，十余年的心血毀于一旦。中國正在重演拉丁美洲半個世紀前的悲慘故事!

　　第三，生產要素成本太高了。中國主要的生產要素全部被大型國企壟斷，中國缺乏反壟斷的制度安排，要素價格成為國企向民企牟利的利刃。近十年來，中國生產要素的通貨膨脹要比尋常人理解的嚴重得多，普通民企根本無法應付連番上漲的生產要素價格。幾乎所有生產要素價格都在反復上漲，而民企的產品和服務的價格調整往往嚴重后置，為了維持生產，他們耗盡了自己的原始積累，他們只能接受金融特權者的殘酷壓榨，直到榨盡最后一滴血。國企的生產要素價格壟斷，本可通過《反壟斷法》進行制度性的約束。但是，利益集團無意于制度建設，他們正在積極推動將國企賣掉。事實上，中國正在經歷由行政壟斷向資本壟斷的過渡。當然，國企現象并不孤立和偶然，中國也正在經歷政治權力向資本權力轉換的歷史過程。所謂的“頂層設計”，所謂的“深化市場化改革”，目的無非就是“兩化”：權力資本化;資本權力化。全體國民正在為一些人的無知和無恥付出歷史性的代價!

　　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導致國際和國內分配出現嚴重扭曲呢?或者，我們必須找到造成雙重扭曲的深層次原因。

　　筆者使用廣義稅賦的概念給出基本的解釋。一般而言，政府的最核心的權力就是征稅權。理論上講，政府可以通過增加賦稅來解決政府和國民面臨的一切經濟問題。但是，在實際操作中，直接增稅是非常困難的。在中國這樣有社會主義傳統的國家，增收稅賦一向極為敏感。所以，政府機會主義者就選擇了讓度征稅權的卑劣技巧。簡單地說，政府將征稅權轉變成了利益集團的商品定價權。

　　請注意筆者的闡釋。如果，依照筆者廣義財政理論中廣義稅賦理論的邏輯，前文所述的各種類型的分配扭曲，大體可以理解為不同主體(利益集團)對中國國民的非法課稅行為。

　　我們以香港為例。香港素來被譽為低稅賦地區，事實是這樣的嗎?我們打開港人家庭的支出項目表，將稅賦和類稅支出項目匯總，你會驚訝的發現，港人的實際稅賦水平高居世界各類型國家和地區的最前列。依照筆者的廣義稅賦理論計算，港人高昂的住房支出中，超越國際平均水平的部分，可以視同為類稅支出，這部分支出在香港竟然占據了香港家庭支出的30%～50%。很遺憾，這部分類稅支出，并沒有全部被政府征收，而是被政府讓度給了銀行和地產商。所以，你就能理解了，香港彈丸之地，竟然出產那么多的世界級富豪，而且毫無例外是清一色的地產商。你也終于可以理解了，香港不存在產業升級的可能了，“稅務局”當然沒有興趣搞創業和創新，“稅務局”變著法子去搞“稅賦”增收。在彈丸之地的香港，存在著三個“稅務局”，除了政府的稅務局，還有“金融稅務局”，還有“地產稅務局”。后兩個“稅務局”絕無社會責任，且基本不受政府和民眾的約束，可以利用合法的商業手段剝奪普通民眾的福利。十五年來，香港普通居民在如此惡劣的制度環境下，生活質量每況愈下。撫摸香港的經濟脈絡，你應該可以參透大陸的經濟發展思路了。

　　總之，中國經濟問題的根源在于分配制度殘破和扭曲。未來改革的關鍵在于建立和完善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分配制度。筆者必須指出，那些跳出分配問題，片面強調市場化改革的理論和實踐，是在掩蓋問題、模糊焦點、拖延時間，我們無法等到利益集團勝利大逃亡之后再開啟變革(太晚了)。

　　從來就沒有脫離了政治的經濟問題，經濟問題也永遠無法脫離政治。事實上，正是國家主權和人民主權被侵蝕，才會出現嚴重的經濟問題。這雙重主權是被誰侵蝕的?當然是被國際金融資本及其國內代理人侵蝕的!單純的市場化改革能恢復國家主權和人民主權嗎?市場化下的權力資本化和資本權力化，允許國民強化國家主權和人民主權嗎?完全是癡人說夢!由此，底層國民可以認清茅于軾、厲以寧、吳敬璉等主流經濟學家的終極目的了，他們在構建中國金融殖民地的理論體系。國家主權丟了，人民主權丟了，還用奢談什么民主?可悲!

　　三、啟動歷史性的轉變

　　當前，中國存在兩種思潮的激烈碰撞。一種(權且稱為左翼)認為，應該通過社會主義制度的回歸來解決經濟問題;另一種(權且稱之為右翼)認為，應該通過市場化加民主化來解決經濟問題。筆者認為，兩種思潮都存在歷史局限性，兩種思潮的制度化和政策化都存在明顯的死角。或者說，中國未來的轉變再也不可能是單向的和線性的了。

　　首先，我們必須協同求變。

　　伊利亞·普里高津(Илья? Рома?нович Приго?жин，1917年1月25日-2003年5月28日)發明了耗散結構理論。耗散結構(Dissipative system)是指一個遠離平衡狀態的開放系統，由于不斷和外環境交換能量物質和熵而能繼續維持平衡的結構。耗散結構理論，研究一個系統從混沌無序向有序轉化的機理、條件和規律的科學。要理解耗散結構理論，關鍵是弄清楚如下幾個概念：遠離平衡態、非線性、開放系統、漲落、突變。普利高津在其耗散結構理論中強調，一個耗散結構的運動(轉變)過程，需要進行大規模的能量交換，可能會出現大規模能量損失，甚至存在結構解體的可能性。所以，有序協同和系統控制就變得非常重要。

　　我們可以將中國經濟體系理解為一個耗散結構。認識中國經濟的存在狀態和轉變(轉型)機理，我們可以借助耗散結構理論。耗散結構理論的幾個核心概念對于認識經濟體系的運動規律極有幫助。例如，遠離平衡態、非線性、開放系統、漲落、突變等概念，將經濟體系的現實狀況做了非常全面和系統的描述。既然，系統是遠離平衡態的、非線性的，我們就無需刻意追求穩定增長，經濟維穩思維(例如保八)是片面的和僵化的;既然，系統是開放的，我們就不能單純考慮國內經濟政策調整，我們也不能單純考慮國內某一領域的經濟政策調整，我們必須在全球經濟協同中調整國內經濟政策，我們必須建立解決問題的系統化的方案;既然，系統外部和內部的能量變化(漲落)是偶然的、雜亂無章的、隨機的，與之相對應，我們必須學會運用動態思維管理經濟，保持經濟政策的多樣性和靈活性;既然，系統存在突變的可能性，我們就需要高度關注閾值即臨界值的測定(經濟學中的邊際)，我們應該勇敢地、積極地迎接突變的到來，我們不能無視邊際(閾值即臨界值)的到來，更不能虛耗能量(例如房地產新政)以抗拒突變的到來，我們不能放任系統因能量損耗而導致崩潰。

　　總之，經濟制度和經濟政策的協同，要求制度和政策的轉變是全方位的，內外協同、上下協同、制度與政策協同、中央與地方協同、部門之間協同、行業之間協同、產業之間協同等等。協同的根本意義在于，不存在單一的、既定的審美標準(左和右的判斷)，我們需要綜合運用社會主義的和資本主義的一切手段，否則就無法協同。所以，就經濟制度和經濟政策的改變而言，左翼和右翼本身也必須完成協同。無法協同，意味著大規模能量損耗，最終有可能導致系統解體。

　　其次，有序調整分配結構。

　　中國的所有經濟問題集中于分配問題，解決分配問題是解決中國經濟問題的根本出路。當然，解決分配問題遠比“分蛋糕”復雜。無論如何，再也不能拖延解決分配問題了。

　　解決中國的分配問題可以理解為解決三個層面的分配問題：

　　第一，回收非政府機構持有的征稅權（馬上止血）。

　　我國面臨極為嚴峻的財政金融形勢，政府應該將過去讓度給國內外利益集團的征稅權逐漸收回。其中，最核心的是人民幣匯率的定價權，必須形成自主調節的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逐漸終止匯率補貼形成的國民福利的橫向轉移(國家不能再出血了);其次，是人民幣利率的定價權，必須遏制實質負利率長期化和擴大化，有效管理通貨膨脹預期和通貨膨脹現象，逐漸降低通脹對國民財富的縱向轉移(國民不能再出血了)。通過回收非政府持有的征稅權，我國將贏得寶貴的財政政策空間，我國國民福利將會逐漸回升，國民經濟將逐漸恢復平衡。

　　第二，均衡國民稅賦。

　　我國高度依賴流轉環節的課稅。換句話說，我國嚴重依賴向勞動者課稅。相反，我國對資產持有和資本利得幾乎沒有任何課稅。這在古今中外的經濟史上都是極為罕見的。就稅賦公平而言，我國已經遠遠背離了公平和正義的原則(具有原始資本主義經典特征)，甚至也遠遠背離了效率和效能的原則。單純向勞動者課稅(而不向食利者課稅)，保護資產持有者和資本持有者的利益，這就徹底背離了社會主義原則;拒絕向資產持有和資本利得課稅，閹割了稅收引導資本流向生產和消費的基本功能，這就遠遠背離了效率和效能的原則(這是保護勢力者的原則)。一個國家，將稅收結構極度扭曲，既不考慮公平和正義原則，也不考慮效率和效能原則，國家財政還能支持國家正常運轉嗎?北非和中東的教訓就在眼前，那是扭曲國家正常稅賦結構的必然結果。

　　第三，定向轉移支付。

　　我國政府在收回征稅權和均衡稅賦的同時，必須保持經濟體系的基本動能。如果，為了體現公平正義的原則，而使國民經濟陷入嚴重衰退，那就失去了經濟改革的終極意義。所以，政府必須進行定向的轉移支付。一方面，均衡社會再分配;另一方面，均衡資本在產業和區域中的分布。通過定向轉移支付，扭轉極度扭曲的國民經濟結構。當然，必要的時候，也可以將財政定向轉移支付進行金融創新(細節另文討論)，以重新啟動陷入停滯的經濟體系，使國民經濟快速走出衰退的陰影。

　　總之，通過調整分配結構，進而完成經濟結構調整，可以使中國經濟回復正常發展狀態。筆者估計，如果十八大之后可以走上調整軌道，我們經過五年漸進的和系統的調整，國民經濟應該可以進入到嶄新的平衡狀態。

　　最后，自主實現經濟全球化。

　　中國在實現內部分配結構調整的同時，必須著手調整業已嚴重扭曲的國際分配結構。作為世界工廠，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系，中國有需要也有責任積極介入國際分配結構的調整。

　　自主實現經濟全球化，意味著中國政府將國家主權通過經濟手段在全球范圍進行適度地延伸。這就意味著，中國將從本國的商品生產和輸出，進化到全球商品的生產和流通管理。目前，美國正在扮演全球商品生產和流通管理者的角色。可惜，美國是一個不負責任的管理者，他在利用管理權力牟取暴利。以德國為首的歐盟，正在向美國全球管理者的角色發起挑戰。中國應該加入挑戰者的行列，中國應該介入全球化管理的工作，中國理應成為全球經濟管理主體的重要組成部分。

　　自主實現經濟全球化的立足點在于我國金融實力的迅速成長。中國金融實力的根本依托在于人民幣的實力增強。人民幣的強大，源于我國中央財政的強大。建立共和國健康、穩健、高效的財政體系是政府最核心的使命。當然，完善財政的過程，也必然成為完善憲政的過程。中國將會因此完成現代化，以及開始向后現代化的轉變。

　　如果說，中國未來還有五十年高速增長的歷史機遇期，那這個機遇期就來源于自主實現經濟全球化的歷史進程。我們必須正視歷史，歷史存在三種可能性。第一，開啟自主經濟全球化的歷史進程，迎接下一個高速發展的歷史周期;第二，像日本那樣進入內部調整的漫長過程，陷入經濟長期停滯的歷史周期;第三，像南美那樣內部調整失敗，退回到蕭條、腐敗、貧困的漫長歷史周期。

　　結論：經濟史說到底是關于經濟發展歷史周期的學問。認識經濟發展歷史周期的關鍵，在于對經濟發展周期拐點的精確把握。偉大的經濟史學家，也只能擴闊一個時代社會精英的歷史視野。精英就算具備了宏大的歷史視野，也未必一定成為改造歷史的英雄。精英能否成為改造歷史的英雄，取決于那個時代的人民是否需要英雄。一句話，決定歷史命運的，是那個時代人民的覺悟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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