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年前爆發的“郭美美事件”，像一部懸疑劇，答案和結果沒有搞清楚就落幕了。兩年后，郭美美再次被人提起。這并不是因為郭美美又突然活躍了，而是因為雅安發生了地震，一些好事者或別有用心者又挖出了郭美美當年的照片，提醒公知不要忘了那個愛炫富的女孩。雖然郭美美很長時間里已經無聲無息，但有些人突然開始了“鞭尸”。

　　這個奇怪的現象時間跨越兩年，看似沒什么邏輯，其實有一個明確的連接點。兩年前的“郭美美事件”中，最受傷的就是中國紅十字會。兩年后郭美美被“鞭尸”時，中國紅十字會正在投入雅安抗震救災的工作。如果說兩年前被胡亂放大的“郭美美事件”只是嚴重打壓了中國紅十字會的聲譽，那么，兩年后對郭美美的“鞭尸”行為中，出現了一個第三者，我們簡稱“某基金”。它們之間的關系很簡單——因為受災，所以要慈善，要捐款。地震剛發生第二天，重提郭美美、“鞭尸”郭美美的結果立即清晰地展現：某基金收到捐款幾千萬，中國紅十字會只收到幾萬元，云云。

　　我們試圖看懂這個現象。

　　中國紅十字會是中國官方的或者半官方的慈善機構。長期以來，中國彌漫著一種論調認為，凡是官方的都是壞的，都是體制問題的一部分，都是要改革的對象。而如何改革也非常簡單，甚至簡單到有點弱智：只要市場化與私有化，一切體制問題都迎刃而解。這種論調在慈善領域很自然地演變為如下的結論：官方慈善是壞的，民間慈善是好的；與此同時，搞民間慈善還是市場化的商業慈善也成了爭論焦點。于是我們看到了一場商業競爭——如果不把中國紅十字會打倒，民間慈善在吸收公眾慈善捐款方面，很可能不是中國紅十字會的對手。于是，郭美美正好成為切中中國紅十字會軟肋的殺手锏。對郭美美“鞭尸”，無非就是在抗震救災需要公眾捐款的當口，讓中國紅十字會再次信譽掃地。雖然當今中國各類民間慈善很多，但良莠不齊，相當一部分還是非法的。兩年前，擁有大批企業家、富豪的“某基金”在深圳注冊后，成為當今中國最大規模的、合法的、有公募資格的民間慈善機構。因此，在商業慈善的理念下，有人將郭美美舊事重提，等于是為某基金爭搶公眾募捐提供了最強大的、現成的武器。這是一次搶錢戰役。

　　中國紅十字會與某基金之類慈善機構的關系，類似于國有企業與私營企業的關系。某種輿論想方設法丑化國有企業，目的只是為了讓國有企業掌握的財富資源變為私有。一旦這一目的達到，原先屬于國有企業的種種毛病，立即在私有化的庇護下煙消云散，成為對社會做出巨大貢獻的私有化、市場化的典型。對于官方慈善也一樣，先用丑化的方式將其描繪得丑陋不堪，然后，在利用郭美美“鞭尸”的同時，在某基金與官方慈善“搶錢”的同時，當即便有人提出改組中國紅十字會：提議某些一貫主張私有化、市場化的知名人士擔任紅十字會的理事。其司馬昭之心，昭然若揭。

　　對待官方慈善，就像對待國有企業一樣，我并不認為國有企業沒有毛病、完美無缺，中國的官方慈善也同樣有種種問題。但是，改正問題的方式是否只有私有化、市場化？甚至為此不惜編造莫須有的情節妖魔化國有企業或官方慈善。就“郭美美事件”來說，如果種種謠傳和猜測是真的，即郭美美的別墅、豪車、名牌都是挪用紅十字會的善款所致，那么，郭美美應該被繩之以法。然而，事到如今，中國紅十字會以及警方調查的結果都證明，郭美美與中國紅十字會并沒有關系。她的金主不過是有黑社會背景的商人，打著中國紅十字會的旗號，掛羊頭賣狗肉地企圖行商業慈善之實。但是，這種辟謠和澄清努力毫無用處，在掌握巨大輿論話語權的勢力面前，莫須有的事情就是真的。恰如戈培爾的名言：謊言重復一千遍就是真理。當今中國的某些人，為了達到徹底私有化、市場化的目的，已經成為戈培爾的忠實門生。

　　我并不反對對中國紅十字會的質疑，但是，質疑應該有根有據，而不應該捕風捉影。質疑的目的應該是讓其更加健康，而不是為了摧毀。雖然我也主張官方應盡量少從事慈善，慈善需要的存在某種程度上等于政府沒有盡職。但是，在突發災難面前，有時候也的確需要臨時的救濟。而且，血液之類特殊物品，某種程度上是紅十字會等官方慈善必須存在的理由，總不至于把義務獻血也交給民間商業慈善去辦吧。因此，質疑紅十字會不應該是為了丑化、打倒紅十字會。

　　反過來說，官方慈善可以質疑，為何民間商業慈善就不能質疑?資本主義主張個人主義、唯利是圖、利益至上、自私自利。在這種價值觀下，偏偏又出現了富豪所形成的民間商業慈善群體，他們究竟是貫徹他們唯利是圖的一貫方針，還是精神分裂地一面瘋狂賺錢，一面做毫不利己、專門利人的雷鋒?事實上，這些人又經常嘲諷和貶低雷鋒精神。這種人號稱是充滿愛心的慈善家，誰信?

　　雅安發生地震后，各級紅十字會已經奮戰在抗震救災的第一線。遠離地震災區的地方，一些人沒有深入第一線，雖然也可以說情有可原，但是，利用種種捕風捉影的謠傳抹黑紅十字會，目的只是為了在慈善的大蛋糕里切割一大塊，實在是令人不齒。慈善紅與黑是國有、私有爭論的縮影，也是國有、私有搶占有利地形的延續。看不清這一點，就看不清當今中國五花八門的民間慈善。有多少表面光鮮的民間商業慈善，事實上都是為了權和利而綁架民眾的善良與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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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文】劉仰：“壹基金”落戶深圳，為廣東添彩？

　　我曾經到廣東去過多次，以記者的身份走過不少地方，采訪過不少人。同學、朋友在廣東的也不少，接到廣東口音的騙子電話也有多次，有一次差點上當，就是因為以為那個騙子是我在廣東的一位朋友。所以，對廣東有故人、故地的感覺，時常也要關注一下廣東的新聞。近日看到一條新聞，1月11日，廣州地鐵車廂有人故意縱火，一名男子將小型煤氣罐帶入地鐵車廂，并引燃。事后，縱火者自首，說是自己“心情不好”才干了這件讓自己后悔的事。除此之外，再沒看到媒體的深入報道。我很想通過廣東當地的媒體，進一步知道縱火者為何“心情不好”。然而，廣東的當地媒體沒有發揮他們窮追不舍、深挖細節的精神，我的疑問也未能獲得答案。用商界領袖王石的話說，可能是“燈下黑”——自己眼前的事情，可能看不到。

　　對于自家門口不好的事情采取輕描淡寫的態度，倒也情有可原。好的事情當然就要大書特書，比方說，“壹基金”在深圳正式注冊，被當地媒體大大渲染了一番，諸如“原則問題”、“排除萬難”、“社會進步”等等，將“壹基金”落戶深圳視為中國慈善事業的一大進步，乃至于是中國社會來之不易的進步。在描述這一進步實現的過程中，廣東當地媒體還用了下列詞匯或短語：風險、壓力、賭注、心里的大石頭、萬一不成功、壞的打算、咬著牙關等等。深圳市民政局長在接受當地媒體采訪時說：“我告訴我的團隊，在我們正式注冊成功之前，絕對保密，一來，這件事如果有問題的話，我不想牽連到任何人，我個人擔責任就是了;二來，如果有任何人善意地提醒我‘要慎重’的話，我就不好‘一意孤行’了”。

　　深圳市民政局長的這番話讓我很納悶：一個國家干部在推動這樣一件好事的時候，為何要搞得像地下工作一樣?難道這位民政局長的上級，或者我們國家的中央政權，就是專門扼殺“社會進步”的好事嗎?一個國家干部居然以秘密工作、地下工作的方式對付自己的上級和同事，然后大義凜然地把一件好事生米煮成熟飯，逼他人就范，民政局長的意思是不是說：其他人都會阻礙“社會進步”，只有他“排除萬難”?廣東當地媒體與深圳市民政局長的一唱一和，讓人匪夷所思。

　　廣東當地的媒體問：“你認為在可預見的時間內，是‘壹基金成就了深圳(慈善)’還是‘深圳(體制)成就了壹基金’?”這里出現了“深圳體制”一詞，我們等會再說，先看深圳市民政局劉局長如何回答。這位局長回答說：“我只能講是壹基金抬舉了我。為什么呢?我何德何能，跟全國頂級的商界翹楚坐在一起，共商慈善事業的發展，這不是看得起我?如果他看不起我，怎么會到深圳。當然我要努力，不辜負他們的期待。”原來是那些商界領袖看得起劉局長，劉局長便沒有“不識抬舉”。我在想，如果劉局長所說的商界領袖包含巴菲特、比爾-蓋茨等世界級頂尖人物，他是否要在這種巨大的“社會進步”面前感激涕零?是否還要下跪磕頭呢?我看到，當今的一些官員在商界領袖面前的媚態和奴骨。中國的官員們，能否在富人面前有點骨氣?當商界翹楚扔給你一捆錢以“抬舉”你的時候，你能否有骨氣地說：我就是“不識抬舉”!

　　“壹基金”落戶深圳真的是“社會進步”嗎?那要看以誰的標準來說。大家都知道廣東很富，廣東的經濟總量連續多年居全國第一;30年生產總值以年均13.7%的速度快速增長，2009年GDP達37759億元，占全國GDP比重達1/8;經濟總量先后超過亞洲“四小龍”中的新加坡、香港和臺灣地區。這種成績的取得，可能就是得益于前文所說的“深圳體制”。光看這些數據，人們會說，多好的“體制”啊!但是，我曾經說過，一個良好的社會不需要太多的慈善，當一個社會急需慈善的時候，一定是這個社會出了大問題了。我的這個說法能夠被證實嗎?看另一組數據——

　　世界銀行的一份報告指出，西歷2007年，廣東省10.3%的農村人口的收入低于人均每天2美元的貧困線，廣東省農村貧困人口的比率為18.6%。國務院扶貧調研組西歷2009年的數據表明，廣東農村年純收入1500元以下的貧困人口有316萬人，占全省農村人口的6.14%。高于全國4.6%的貧困發生率。(注：世界銀行與國務院扶貧辦貧困人口比例的不同在于貧困標準不同)。廣東省某領導說：全中國最富的、最窮的都在廣東。而且，相距不遠，兩小時的路程。我們在廣東看到這樣一個事實：在全國最富裕的廣東，貧困率卻高于全國平均數，它說明什么?說明“深圳體制”的一個結果就是：貧富兩極分化加劇，這在廣東表現得尤其明顯。如果說貧富差異懸殊、貧富兩極分化就是“社會進步”，那么，我們還有什么可討論的?

　　當然，誰也不會說貧富差距懸殊的“深圳體制”就是“社會進步”，“深圳體制”終于迎來了一個解決貧富差距的“社會進步”，即，讓“壹基金”這樣的慈善機構落戶深圳，扎根廣東。所以，這個事情證實了我說的話：哪里最需要慈善，哪里的社會就一定出問題了。然而，我們還是要問：讓商界翹楚們來做慈善，解決廣東的貧富差距問題，政府干什么?政府以前在干什么?以后又干什么?深圳市民政局長說：“他們(指商界翹楚們，本人注)來了后開始思考，為什么壹基金可以落戶在這里?說明深圳有個很好的社會氛圍，這么好的社會氛圍是投資環境的一部分。”原來，貧富差距懸殊是商界翹楚們眼中的“很好的社會氛圍”，劉局長，是這個意思嗎?

　　劉局長還說：“我不會干預壹基金的具體運作，做什么項目、在哪里做，這是壹基金自己的事情，我不會干預。我告訴我的同事，絕對不容許要求壹基金把錢投到我們認為需要的項目去。”“要讓壹基金的管理者有充分的自由、足夠的空間，只有這樣，壹基金才能自由地、茁壯地成長。如果一天到晚我都拽著他，叫他干這個事、干那個事，他肯定要落荒而逃。那不是我們的目的。”對此，我的理解是，如果劉局長作為政府官員、國家干部，把扶貧當成“我們認為需要的項目”，那么，他不會要求“壹基金”的慈善家們，也按照政府的要求去做，而是讓他們自由，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于是，我們要相信商界翹楚們的良心，只有他們，經由巴菲特、比爾-蓋茨等人的渲染，已經化身成為這個世界上最偉大的道德形象。那么，還要民政局干什么?把政府統統交給資本家算了!如果哪天“壹基金”的慈善家們“落荒而逃”了，是否意味著劉局長所代表的政府，在解決貧困問題上的宗旨，與商界翹楚的道德家們大相徑庭?

　　說到慈善家，我也很奇怪。壹基金自西歷2007年創辦，據說三年時間里募集了1.9億資金，支出1.4億多。這里不說查賬的事。壹基金有十多位理事，其中很多人都是鼎鼎大名的富豪，這些人的個人資產加起來，我沒算過，好幾百億應該沒問題。也就是說，如果他們真心做慈善，只向“壹基金”捐出1.9億，怎么說都有點少。去年，福建的曹德旺為玉樹捐款1億，曹德旺個人捐獻的善款已有10億。江蘇的陳光標累積捐款也過8億。陳光標、曹德旺的個人資產，可能并不比壹基金的部分理事們多，但是，壹基金總共只有1.9億的捐款。而且——還不都是那些商界翹楚們自己掏口袋的。壹基金的口號是“1人1月1塊錢”，在深圳落戶，也使它正式成為一個“公募”慈善基金。“公募”的意思就是說：它是用社會集資的方式籌集善款。對于那些富豪理事來說，就是拿別人的錢做慈善，為自己貼金。本來，政府是應該為人民服務的，現在，劉局長讓慈善家們去“為人民服務”，慈善家們卻用政府給予的特權，用人民的錢，去為人民服務，結果，慈善家們自己不用真的花多少錢，便有了本該屬于政府的“為人民服務”的名聲，而且還不一定能做好，因為，按劉局長的意思，他不會強迫慈善家們去為人民服務。這就是“深圳體制”?

　　所以，我們再回到本文的開頭，廣州一名男子帶著煤氣罐進地鐵，點燃縱火。我們是否就會明白，事后他為什么說自己這么做，是因為“心情不好”?看到這樣制造貧富兩極分化的“深圳體制”，看到政府拱手交出自己該做的事，看到商界翹楚們裝模作樣地做慈善，任誰都會“心情不好”。而壹基金的重要人物之一王石，大概是沒想到，在深圳，居然有這樣一個為商界翹楚們盡心盡力的劉局長，所以才會連聲說：“燈下黑，燈下黑”。是啊，燈下是夠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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