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問題的由來：何謂“躲避崇高”

　　王蒙曾在1991年《讀書》第一期上發表了《躲避崇高》一文，這篇文章反思了傳統知識分子所扮演的社會角色，并評價了王朔所寫的小說。在他看來，以前的知識分子總是把自己定位為“社會精英”的角色，很多人總是帶著“崇高”的面具說話，而王朔無疑是給知識分子的存在提供了一種新的定位，在王朔看來，我們沒有必要裝出一副“崇高”的樣子，完全可以以一個普通人甚至是俗人的身份去“玩文學”。王蒙肯定王朔的小說在當時產生了極大影響，在文藝界掀起了一場關于知識分子重新定位的大討論。以至于當時有人把對王朔的態度作為文藝界的路標來理解。之所以會有這么大的反響，跟當時知識分子的處境密切相關：經過文革的浩劫之后，在市場經濟大潮的沖擊之下，知識分子該如何定位，這是當時的知識分子必須回答的問題。

　　王朔也曾坦言過他的創作動機：我的作品的主題用英達的一句話概括比較準確。英達說：王朔要表現的就是“卑賤者最聰明，高貴者最愚蠢”。王朔說，因為我沒念過什么大書，走上革命的漫漫道路，受夠了知識分子的氣，這口氣難以下咽。像我這種粗人，頭上始終壓著一座知識分子的大山。他們那無孔不入的優越感，他們控制著全部社會價值系統，以他們的價值觀為標準，使我們這些粗人掙扎起來非常困難。只有把他們打掉了，才有我們的翻身之日。[1](P65)

　　在我們看來，王蒙所要消解的是“虛偽”的崇高。他說：“首先是生活褻瀆了神圣，比如江青和林彪擺出了多么神圣的樣子演出了多么拙劣和倒胃口的鬧劇。我們的政治運動一次又一次地與多么神圣的東西——主義，忠誠，黨籍，稱號直至生命——開了玩笑……”[2](P14)而王朔做的則是要拒斥一切形式的崇高。想把崇高從生活中拋出去。文藝復興時期的巨匠彼得拉克的名言：“我是凡人，我只追求凡人的幸福”被他置換成：“我是俗人，我只追求俗人的快樂”。在20世紀90年代，“躲避崇高”是一個非常流行的詞匯，即使在今天，其影響仍然不可低估。在某種程度上，“躲避崇高”一詞反映了我們時代的精神生活特征。

　　在精神生活的各個角落，我們都會發現“躲避崇高”的身影。在文學領域，20世紀90年代以來，世俗小說和閑適小說一直獨領風騷。高貴、崇高與理想這些在20世紀80年代的文學作品中閃爍著耀眼光芒的詞匯在20世紀90年代的文學作品中往往是以否定的面目出現的，《廢都》的出現是這一現象的一個縮影。莊之蝶是賈平凹在該書中塑造的主角，從某種意義上說，也是我們這個時代塑造的一個人物。《廢都》中的莊之蝶是個名重一時，在西京無人不知的著名作家，在后來的生活里，文化人渴望的一切他幾乎都具有了：作為作家他有名聲，作為人大代表他有地位，作為圖書字畫幕后經營者他不貧窮，作為普通人他有朋友，作為男人他有妻子和情人，作為知識分子他有“清凈無為”的平和心靜。[3](P147)然而，《廢都》中的莊之蝶總是無法擺脫絕望感和幻滅感，他拋棄了20世紀80年代，或者說中國歷史上一貫以來給知識分子背負的使命感，① 為了自我救贖，他不得不沉溺于物欲和情欲之中，用荒誕回應荒誕，從墮落走向墮落。

　　在哲學領域，那些在哲學的名義下工作的人，要么在述說一些別人聽不懂的話，要么就是把頭深埋于知識考古之中，被稱為時代精神的哲學好像已經與現實生活沒有任何關系了，不知道是哲學遺棄了生活，還是生活放棄了哲學。即使有幾個先覺的勇士，有感于時代的弊病，跑出來吶喊幾句，不但沒有聽眾，反而會招來一頓痛罵。所謂的哲學工作者們，大多數時候并不是為了哲學本身的目的，而是為了哲學之外的身份、地位、名聲、金錢而努力。哲學家們可以每年出一本甚至幾本學術專著，但是真正稱得上思想的有多少呢?過去，知識分子是作為社會良知的守護者出現的，而今還有多少知識分子在守護著良知?

　　“躲避崇高”的出現跟現代性價值對我們生活的深刻影響密切相關，本文將通過對現代性價值的反思來分析“躲避崇高”這一現象。以下我們將從現代性價值確立的幾個歷史片段來展示“躲避崇高”的過程。從中我們可以看出，現代性價值得以確立的過程就是“躲避崇高”的過程。

　　二、現代性價值的確立：何以“躲避崇高”

　　現代人類意識結構所發生的根本性改變折射著人類社會的“現代性”特征。如果說人類傳統的意識結構是一種完整世界觀和社會歷史觀指導下的人生觀結構的話，那么現代人類的意識結構不僅恰好與之相反，而且呈現出不穩定或紊亂的結構特征。在傳統的哲學觀念里，一個人只有首先正確認識了自身存在于其間的整體世界和各種關系，才有可能正確認識自身。確定這一認知秩序的哲學前提是：人作為一種生命存在不過是整個世界的一部分，因而具有著與整個世界和社會相通的本性。[4](P21、22)也就是說，在傳統社會中，人的存在是建立在一個目的論的“宇宙秩序”或“偉大的存在之鏈”的假設之上的，傳統的人是處于“偉大的存在之鏈”上的一個環節。人生的意義由“存在”的意義提供擔保。然而，現代性價值話語生成的過程就是不斷地把人從“存在之鏈”上解放出來的過程。現代人不再愿做“超越于他們之上的、假象的神圣秩序的犧牲品”，不再把自己鎖在一個既定的位置上。在這一過程中，有目的的宇宙(希臘時代)隱而不現了，天(傳統中國)崩塌了，上帝(基督教)死了。我們存在的依據從對一種整體結構的信仰中抽身，這樣的后果是，我們只能把存在的依據建立在我們自己有限的個人理性之上，而這個地基并不像現代性的思想家們想象的那么堅固。

　　現代性的價值話語，主要包括如下的部分：市場經濟、民主政治、個人主義、普遍理性主義和進步主義。現代性從形成到主導世界不過是最近五百年的事情。在這一歷程中發生了很多的事情，我們只選取其中的幾個片斷，看一看人是怎樣被一步一步地從“偉大的存在之鏈”上解放出來的，以及“崇高”是怎樣被現代性敘事消解掉的。

　　1. 文藝復興的萌發

　　肇始于13、14世紀的西方文藝復興運動，是現代西方文明的萌芽，它開啟了現代性與世俗化的進程。在文藝復興的諸多口號中，最為重要的是人文主義。人文主義是與當時教會所研究的經院哲學、神學和以神學為依據的其他學問相對立的世俗學問，人文主義者利用人道反對神道，提倡個性解放，個人幸福，反對封建束縛與宗教禁欲主義，肯定人的尊嚴、人的偉大，肯定人能充分發展其智慧、知識和力量，肯定個人的努力能揭示宇宙的秘密，并為人類謀福利等。人文主義的核心是人性論，在人性的自然屬性和社會屬性之間，人文主義強調人的自然屬性，他們認為中世紀的種種清規戒律妨礙了人滿足其自然本性的要求。

　　在人本主義者的重彩描繪之下，人不再是跪在上帝神龕前的默禱者，而是有血有肉的感性快樂的享受者;人不再是上帝手中的傀儡，而是能主宰自己命運的自由人;人不再是可憐的“罪犯”，而是具有尊嚴居于現實生活之中心地位的主人。人從對上帝的跪拜中站了起來，并從上帝的陰影中走了出來。[5](P39)

　　2. 啟蒙運動的籌劃

　　西方史學家通常把18世紀，特別是1789年法國大革命以前的那些年月，叫做啟蒙時代。之所以有此叫法，因為在那個時代有這樣一種普遍看法：經歷了漫長的晨昏蒙影以后，歐洲人終于出現了。人們把過去的時代視為野蠻時代、黑暗時代。他們相信走出野蠻、沖破黑暗的歷史時機已經來臨，嶄新的文明已熹微初露。[5](P67)

　　啟蒙運動高舉理性的旗幟，認為一切事物都必須在理性法庭面前接受無情的審判，以決定其存在或消滅。

　　從未有一個時代的人像啟蒙時代的人們那樣，對傳統觀念抱有那樣的懷疑態度，對人的理智能力和科學威力抱有那樣的信念，對大自然的規律性與統一性抱有那樣堅定的信心，也從未有過一個時代是那樣深刻地受到文明的進步感和發展觀念的影響。[6](P29)

　　對啟蒙時代的人們來說，最為重要的規定性是理性和自由。經過啟蒙，人成為理性的人和自由的人。人不必再為那位莫須有的上帝而活著了，不必再為贖罪和進入“天國”而活著了，人應該一身輕松地追求“凡人的幸福”。人也不必再把自己綁縛在教會之上了，社會也只是個讓個人施展抱負、追求幸福的競技場，是個由契約保障的人際協作系統。人應該作為自由的個人去建功立業，去創造俗世的繁榮，去追求“自我實現”。“上帝死了”，人就是世界上的最高存在者，人就是最有靈性者，人就是最高的主體。在人面前，非人的一切皆只是可被認識進而被控制、征服的客體。人再不必面對“上帝”的至善而自慚形穢，既然上帝都是莫須有的，至善當然也是莫須有的。人就是上帝，因為人類的本質就是無限(費爾巴哈語)。人不必因為個體的有限性而心灰意冷，要知道人類作為一個類具有無限進步的潛能。人類知識的進步會無限逼近對宇宙奧秘的完全把握，那便意味著人類在宇宙中越來越能夠“為所欲為”。[5](P170、171)這就是啟蒙運動所帶給我們的對于人的理解。

　　3. 進化論的問世

　　自從達爾文在1859年發表《物種起源》以來，進化論對于人類社會就產生了超出想象的影響。進化論包括兩個部分：生物進化和自然選擇。生物進化告訴我們，每一物種的產生，都是在漫長的進化過程中產生出來的，人類和動物有著共同的祖先;自然選擇告訴我們：生物進化沒有目的，沒有方向，進化并不必然導致更高等動物的出現。自然選擇在進化過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生物變得更加適應它們所生活的環境就是進化。

　　在這里，必須澄清一個很久以來關于達爾文生物進化論的誤解。在大多數人的眼中，只要一提起生物進化就意味著：生物是從低級到高級，從簡單到復雜演化而來的，人們總是喜歡把“進化”和“進步”聯系在一起。而且，很多人對于進步觀念的信仰，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建立在達爾文生物進化論的基礎之上的。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進化論之父似乎在獨自堅持，生物的變化只能使生物更適應所生活的環境，而不導致由結構復雜性或異質性的提高來界定的抽象、理想的進步。假如我們留意達爾文的警訓，我們便會諒解今天科學家與普通人之間存在的許多迷惑和誤解。因為在那些早就拋棄進化與進步之間存在必然聯系，并將其視為最糟糕的人類中心說偏見的科學家中間，達爾文的觀點已經取得了勝利。而許多普通人仍然將進化等同于進步，并且將人類的進化不止是看作變化，而且看作智力提高，等級提高，或還有其他一些假設的標準的提高。[7](P27)

　　在達爾文告訴我們的生物進化論中，存在的只有物質，心靈、精神、上帝不過是表達神經復雜性奇妙結果的語詞。

　　西格蒙特·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像其他人一樣，出色地表達了進化論對人類生活和理想的深刻影響，他寫道：“在過去的時間里，科學之手對于人類樸實的自戀有過兩次重大的打擊。第一次是認識到我們的地球并不是宇宙的中心，而是大的難以想象的世界體系中的塵埃……第二次是生物學的研究剝奪了為人類特創的特殊優越性，將人類廢黜為動物的后裔”。[7](P9)人，在達爾文那里，已經完全物化了，崇高根本不需要拒斥，因為崇高根本就不存在，只是人類制造出的一種幻覺而已。

　　4. 精神分析的誕生

　　弗洛伊德深受達爾文思想的熏陶，因而他的初始前提就是：人是偶然進化的產物，生命物質是通過宇宙力量對無機物的作用而產生與進化的。人是動物，也僅僅是動物而已。用他的話來說，“人在向文明發展的過程中，他在這個動物王國里獲得了主宰他的伙伴的地位。然而，他對這樣的優越地位還不滿足，便開始在自己的本質與其他動物的本質之間劃下了一條鴻溝。他否認動物是有理智的，還封給自己一個永恒的靈魂，并且自稱有一個神圣的祖先。這樣，他就徹底斬斷了自己與動物王國之間的臍帶……我們都知道，半個世紀以前，查理·達爾文以及他的合作者和后人的研究接受了關于人類的這種假設，人既無異于動物，也不高于動物，他起源于動物界，只是與一些動物的關系近些，與另一些動物的關系遠些。”

　　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把人的心理活動或心理結構分為三個層次：自我，本我，超我。精神分析的前提是將心理區分為意識與無意識，且“心理過程主要是無意識的”，無意識比意識更廣泛有力，更原初，更根本，更重要，其中包括著人類行為背后的內驅力;無意識包括各種原始的沖動本身，欲望(其中最重要的是性欲)或性沖動是神經病和精神病的重要起因，卻對人類文化、藝術和社會做出了最大的貢獻。

　　在弗洛伊德的理論中，人的形象已經變得相當讓人難以接受，人不僅沒有想象的那么高貴，而且人的心理相當黑暗，人的行為的背后依據就是那些見不得人的東西。

　　從以上四個片斷，我們可以看到，附著于人身上的光環經現代性“棱鏡”的折射之后，已經消逝得了無蹤跡。人已被廢黜到動物的位置。“崇高”需要躲避嗎?追求“崇高”只不過是人給自己編織的一個童話而已。從對于現代性價值話語的敘事中，我們可以看出：現代性價值話語在我們生活中起支配地位的過程，也就是“躲避崇高”的過程。

　　三、“躲避崇高”的后果：人的無根生存

　　對于我們精神生活中的“躲避崇高”這一現象，簡單地采取一種拒斥或歡呼的態度都是不恰當的。這種現象的產生，有著各種各樣的原因。想一想，在我們這個社會，是什么樣的思想在支配著我們，形塑著我們。我們生活在一個世俗的社會中，大眾傳媒每天都在傳播著消費主義和個人主義的生活觀和價值觀。在這樣的社會中，經濟生活是最主要的生活內容，經濟關系也是最重要的生活關系。經濟學給人類行為提供的解釋最具有說服力。

　　但是，我們沒有理由把現代價值觀當做唯一正確的價值觀。現代性逐漸主導世界只是近幾百年的事情，古代人并不像現代人這樣生活，未來人也并非只能這樣生活。未來我們會走向什么方向，我們會怎么樣去理解人自身，還是一個遠遠沒有得到確定答案的問題。我們生活在時間的敞開中，生活給我們提供了無數的可能性。缺少了對于崇高的追求，我們對于自己，對于生活也就缺少了一種敬畏感。生命敬畏感的缺失對于生活在當下的人來說，是無法忍受的折磨。2004年發生的馬加爵事件或許可以表明，失去對崇高的追求，人會變得多么可怕。

　　馬加爵這個人物，已經成了一個符號，真實的他究竟如何已經不那么重要了。在他身上，人們幾乎可以看到他們想看到的一切，或許，這在某種程度上也是他之所以引起那么多人注意的原因吧。有人從他身上看到中國教育制度的失敗，有人從他身上看到自己生活的身影，有人從他身上看到城市人與農村人之間的不平等……我們所關注的是，在他拋棄了對于“崇高”的追求之后給自己和別人所造成的痛苦。

　　雅虎的新聞網報道了對馬加爵的最后一次采訪。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在馬加爵走向死刑前，我們相信他所說的某些話會給所有生活著的人們一些啟示：

　　記：為什么上了大學，有了知識、能力來實現理想時，理想卻沒了?

　　馬：(晃腿，鐐銬聲響)不知道。理想這個詞，可能在初中就消失了。理想很重要，后來不知道為什么，我成為沒什么理想的人了。

　　記：你想過大學生也應該承擔一定的社會責任和義務嗎?

　　馬：這個問題以前沒想過，來看守所后，經常想。我覺得很多大學生的生活是失敗的。平時，我與周圍的人，渾渾噩噩過日子。學習不怎么努力，也沒有想過為社會國家做什么貢獻。想到的、關心的都只是自己的那點心事。

　　我現在覺得一些大學生應該感到慚愧。畢竟，政府在每一個學生身上的投入都是很大的。但是，我覺得很多大學生根本沒有意識到這一點，做貢獻、奉獻想得少，想到的都只是自己。

　　以前不覺得，現在回想起來，在大學，很多學生沒有什么更高的追求。甚至有些人考研，也不是為了什么學術上的貢獻，只是為了討一份生活。

　　記：如果把大學生與有社會責任、承擔義務、樂于奉獻相聯系，你覺得這會顯得挺高尚嗎?

　　馬：(果斷地)不是高尚。我覺得這很實在。我覺得這樣的話，一個人會非常充實。不能用高尚來形容，只能說是信念。有信念的人活著才會快樂。

　　像我以前在大學時，如果找工作不算一種追求的話，就沒什么追求了。以前嘻嘻哈哈的不覺得，現在回想起來很失敗。

　　記：胸無大志的人，會很容易陷入瑣碎小事之中，斤斤計較。

　　馬：你說得很對。一般人不會在乎這種小事。我是一個不可饒恕的人。②

　　馬加爵的臨終遺言給現代人的生活提出了警告：沒有信念、理想、高尚，人的生活將是一種危險的生活。對于崇高的追求有可能是內在于人的一種要求和沖動，高尚地生活是人的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個維度。缺了理想和崇高，人會像水中的浮萍，其根沒有扎在堅實的大地;缺了理想與崇高，人會失去生命的厚重，那生命不能承受之輕非但不能給我們以幸福，而且會讓我們陷入空虛的痛苦!

　　【注釋】

　　①這種使命感最為典型的表現就是張載所留下的名言：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

　　②崔麗：《刑前對話馬家爵：沒有理想是我人生最大的失敗》，該文轉引自雅虎新聞：http: //cn. news. yahoo. com/040618/55/23e8h-6. html。

　　【參考文獻】

　　[1]王朔. 王朔自白[J]. 文藝爭鳴，1993(1).

　　[2]王蒙. 躲避崇高[J]. 讀書，1993(1).

　　[3]孟繁華. 眾神狂歡——世紀之交的中國文化現象[M]. 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3.

　　[4]萬俊人. 尋求普世倫理[M]. 北京：商務印書館，2001.

　　[5]盧風. 啟蒙之后——近代以來西方人價值追求的得與失[M]. 長沙：湖南大學出版社，2003.

　　[6][法]托克維爾. 舊制度與大革命[M]. 馮棠譯. 北京：商務印書館，1996.

　　[7][美]斯蒂芬·杰·古爾德. 自達爾文以來——自然史沉思錄[M]. 田洛譯. 上海：三聯書店，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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