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那兒》在當代中國社會轉型中的意義位置

　　二 身份政治、勞動尊嚴與階級想象的危機

　　三 階級意識的再造與底層話語的未來

　　如今，底層話語已成為當代文學批評的重要關鍵詞。沒有人能想到，十年前一場關于底層文學的討論，會將久已邊緣化的當代文學重新帶入公共空間。十年間，底層話語在不斷被解釋和形塑的過程中，已被廣泛運用于當代文學批評實踐，甚至擴展到對現代文學作品的解讀。盡管在此過程中，這種批評話語不斷遭到不同聲音的質疑，但是，毫無疑問，它早已被許多研究者看作理解當代文學不可或缺的觀念視野。

　　然而，細查起來，這種視野往往局限于一種新的當代文學題材的發現，通過辨識其左翼文學傳統，剖析其社會背景，評判其美學旨趣，申明其精神困境，凸顯底層寫作的特殊意義。而那些批評的聲音，諸如質疑底層文學的左翼傳統、社會意涵、藝術成就和道德立場，盡管觀點相反，但其認識論框架與贊成者并無二致。在我看來，諸如此類的爭議，除了學術話題的更新外，其批評話語的構造并未愈出當代文學史的既有理念。正是因此，隨著這個概念的使用逐漸成為批評常態，原有爭議中包含的思想可能性也隨之消失。

　　盡管也有研究者注意到底層話語批評實踐的這種困局，但大多數的論述往往無法擺脫既有的意識形態化判斷，過分局限于枝節問題，未能做出較為整全的分析。在我看來，當代底層話語乃是一個尚未被充分理論化的概念系統。如主要倡導者李云雷所言："'底層寫作'所面臨的最大問題，乃是理論建設的不足。"[①]其問題表征乃是，它對當代底層經驗及其文學實踐的整理，過分依賴于既有的文學批評范式，而未能深入開掘這種經驗的歷史脈絡和思想意涵，從而為當代批評展開新的理論想象。本文的寫作試圖重新回到當代底層話語的文學起源--小說《那兒》，通過檢視這篇小說在當代中國社會轉型中的意義位置，剖析既有的政治經濟學判定的倫理限度，并以此為分析的進路，透視這篇小說中階級想象的危機，以期重審底層話語實踐的內在理路及其表述困境，并為重塑其階級意識展開新的理論想象空間。

　　一 《那兒》在當代中國社會轉型中的意義位置

　　當代學術界對于底層問題的關注，緣起于2004年《天涯》雜志開啟的"底層與底層的表述"系列討論。但這些討論相對零散，并未直接形成關注底層經驗的學術方向。事實上，稍后在這年第5期《當代》雜志發表的小說《那兒》，才真正將這種關注凝聚起來，帶入知識界的交鋒地帶，并最終促成底層話語的誕生。因此，重返當代底層話語的這一文學起源，對于把握其內在理路和表述困境至關重要。

　　在1990年代以來文學邊緣化的語境中，《那兒》所引發的關注和討論是前所未有的。小說的情節主線是"我"的小舅朱衛國，作為工廠的工會主席，在國企轉制面臨資產被領導侵吞和變賣的危機時刻，試圖通過個人努力阻止這一傷害工人階級利益的悲劇發生，最后無能為力而飲恨自殺。不難想到，這樣具有階級指向的批判性主題，很容易獲得左翼學者的應和。不少批評家很快將《那兒》納入左翼文學的傳統，稱其為"左翼文學傳統的復蘇"，"工人階級的傷痕文學"等等。正是以此為開端，底層文學的命名得以誕生，并引發廣泛爭議。

　　然而，同時也有不少學者并未領受這種命名，并提出不同程度的批評。這些批評或是指責其回應現實的深度，懷疑其文學性成就的高度，或者對左翼學者的解釋框架持保留態度，甚至追責左翼文學傳統本身的限度。對于這些批評紛爭，李云雷在隨后的評述中，特別提到反思"純文學"的當代文學史視野，以及新左派與自由主義論爭的當代思想史脈絡。[②]不過，在我看來，這些觀點要么過分拘泥于文學研究的學科樊籬，執著于追問其"文學性"的高下成敗;要么過快地將之納入各自的政治立場，以二元對立的框架做出相對簡化的思想判定。最終無法從總體上審視這篇小說的底層敘事在當代中國的思想意味。而要理解這一點，就必須重新回到文本，勘測作者塑造工人階級形象的文學方式，并追問其在當代社會轉型中的意義位置。

　　不少研究者將這篇小說的主題概括為工人階級不斷"底層化"的命運。經濟學家左大力更是明確地指出，小說深刻揭示了國企改制中的MBO進程及其弊端。[③]然而，僅止于這樣的經濟學判斷，并不足以打開這部小說所對應社會政治轉型過程。

　　事實上，建國后社會主義實踐為工人階級提供的生存保障和政治尊嚴，在很大程度上依賴于單位體制。按照梁漱溟的說法，這種體制創造的團體生活，使得"工人生活得到保障安定而人心透出"，獲得個人尊嚴和創造性。[④]與之相對，不少社會學研究也表明，這種體制在運作中形成的"新傳統主義"弊端，即傳統政治關系中的庇護主義和派系結構進入工廠體制，并由此重構了工廠政治生活的組織方式。這種弊端帶來了工人階級的"制度性依附"。[⑤]隨著改革開放引領中國從再分配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單位制的功能也開始發生轉變，原有的職工生活設施交給市場力量解決，工資福利也轉由經濟規律調控。由此，工人和工廠之間的關系由"制度性依附"轉變為契約式的經濟利益關系。正是在單位制的這種功能轉換中，國企改制的改革進程得以展開，并引發工人階級的利益訴求和尊嚴抗爭。顯然，小說《那兒》所關注的正是這一問題表征。

　　然而，在我看來，在這一問題表征背后隱含著當代中國政黨角色的深刻變化。汪暉以為，當代中國政治從"政黨政治"轉向"后政黨政治"，這一轉變的顯著特征是"政黨國家化"。所謂"政黨國家化"，是指"政黨日益服從于國家的邏輯，不但其職能而且其組織形態，逐漸地與國家機器同構，從而喪失了政黨作為政治組織和政治運動的特征。"[⑥]換言之，改革時代政黨與階級政治的對應關系逐漸弱化，它不再僅僅作為勞工階級的代言人，而是成為全體人民的利益代表，由此，政黨的政治動員功能減弱，而行政組織功能凸顯。與此相應，在憲法框架下，工人階級作為領導階級的政治規定性逐漸空洞化，轉而成為社會治理結構中的特定階層。在這種意義上，伴隨著經濟體制改革的進程，原本建基于政黨政治的階級尊嚴，逐漸喪失既有的合法性地位。顯然，這正是《那兒》中朱衛國抗爭行動的深層原因。而曹征路從表面上將這種行動指向受損害的工人階級利益，并未關注到背后的政黨政治轉型。

　　深究起來，工人階級政治地位的變化，同時帶來了這一階級群體的意識分化。如果我們追溯當代工人階級敘事的歷史脈絡，不難注意到，在十七年的工業題材小說中，工人群體往往被視為具有政治覺悟的階級整體，并不存在根本性的意識分化。在文革結束新時期開始之后，以《喬廠長上任記》為開端，工人階級危機四伏的階級意識被整合在新的改革主義意識形態之中。但隨著改革的不斷深入，這種意識形態話語同樣難以維系日益嚴峻的利益分化與階層重組。就此而言，《那兒》這部小說的出現，正是對工人階級群體意識分化的直接寫照。

　　具體而言，這種意識分化在小說中顯現為主人公朱衛國與周圍工人的精神對照結構。作者設置了玩世不恭的"我"作為敘事者。"我"并不理解小舅身上的反抗動力，甚至直接懷疑他"真的沒有一點點私心嗎?"或者因為他"太崇高太偉大了，所以讓我不太相信。"[⑦]正如有的研究者所指出的，這種敘事口吻代表了"來自所謂'去政治化'年代長大的年青人的視角"。[⑧]更確切地說，這種視角正是新時期以來改革氛圍的精神表征。改革開放的基本邏輯正是把每一個勞動者視為追求個人利益的小生產者，[⑨]在這樣的道德想象中，"大公無私"成為面目可疑的個人品格。

　　除此之外，盡管有家人的不解和重重阻擾，但真正讓朱衛國難以理解的是，昔日同甘共苦的工友們不但沒有與朱衛國并肩抗爭，甚至猜測并懷疑其個人動機的不純。面對這種現實，朱衛國最終陷入認識的難題："工人階級怎么能這么冷漠?這么自私?這么怕死?這還是從前那些老少爺們兒兄弟姐妹嗎?"[⑩]這些困惑和控訴，無疑表明他的反抗乃是逆時代風向而動。事實上，正是這種知其不可而為之的抗爭訴求，構造了小說的激情敘事。不過，在我看來，這種敘事同時也表明了作者的認識限度。換言之，朱衛國的困惑在很大程度上正是作者自身的困惑，他顯然無法理解工人階級精神潰敗的歷史根由。

　　事實上，這種精神潰敗早就隱含在文革結束和新時期開始的歷史變革時刻。在1979年發表的《喬廠長上任記》中，蔣子龍已經敏銳地捕捉到工人階級在文革結束后無所依托的個體精神狀態："電機廠工人思想混亂，很大一部分人失去了過去崇拜的偶像，一下子連信仰也失去了，連民族自尊心、社會主義的自豪感都沒有了，還有什么比群眾在思想上的一片散沙更可怕的呢?這些年，工人受了欺騙、愚弄和呵斥，從肉體到精神都退化了。"[11]在集體主義的信念喪失之后，工人如何重新尋求人生的意義，安頓自我的身心位置，無疑是改革時代極為重要的思想問題。1980年發生的"潘曉討論"，正是這種人生意義危機的精神表征。盡管這次全國范圍內的討論并沒有明確的階級指向性，但深究起來，"潘曉"作為這種精神訴求的最初發起人，其身份正是工廠的青年工人。[12]然而，當時知識界的討論并沒有促成這種精神危機的順承與轉化，[13]反而使之遮蔽在以喬廠長為代表的改革意識形態之中。即便是國企改制中工人階級的轉變，也往往被視為政治經濟學問題，而非關乎工人階級主體意識的倫理精神問題。

　　如果從這樣的脈絡來看《那兒》中工人的精神狀態，便不會感到奇怪和意外。事實上，曹征路在小說中塑造的杜月梅形象正是這種精神狀態的典型。她在下崗之后生活陷入窘境，白天沿街賣奶茶，夜晚站街賣身體。作者對其遭遇充滿同情，戲稱其為"霓虹燈下的哨兵"。不難明白，這種戲稱包含著作者對工人階級精神潰敗的反諷和嘆惋。然而，作者并沒有對這種精神潰敗做出歷史分析，而是直接將倫理問題轉化為經濟問題，并竭力辯護："她們是被劃入好人行列的，她們是沒法子才去當哨兵的。"[14]由此，他所有的道德義憤最終流于對權力機制的抽象批判。在我看來，正是因為作者無法將之作為精神事件，置于文革結束和新時期開始的結構性歷史變動中加以展開和表現，所以最終難免在認識上陷入朱衛國式的困惑之中。

　　如上所論，《那兒》的意義在于，它敏銳地勾勒了工人階級不斷底層化的命運，并刻畫出他們在這種歷史轉折中個體意識的分化和頹敗。然而，透過朱衛國的困惑，我們看到作者并沒有能力對此做出歷史分析。不過，這樣從外部批評作者歷史認知的限度，并不足以解釋朱衛國式困惑的精神實質，還需要進一步深入主人公個體意識的內部，并追問這種意識構成方式包含著作者怎樣的階級想象?

　　二 身份政治、勞動尊嚴與階級想象的危機

　　事實上，曹征路是懷著真切的現實憤怒來創作朱衛國的這個人物的。在接受訪談時他曾明確表示："當'那兒'漸行漸遠的時候，'那兒'被權貴們棄之如敝履的時候，他們憤怒一下都不可以嗎?"[15]這種現實憤怒在小說直接呈現為朱衛國反抗行動的階級內涵：他并非為個人的一己私利，而是不斷申明要捍衛工人階級的利益。然而，如果深究這種意識構成的方式，便會發現其階級表征背后的含混與曖昧。

　　就小說的情節安排而言，作者為朱衛國的反抗意識設定了兩條理解線索：其一，他的舊時相好杜月梅在國企改制中不幸下崗后，生活陷入難以為繼的窘境，成為"霓虹燈下的哨兵"。這深深刺傷了他的心，成為上訪揭發工廠領導惡行的直接動機;其二，他的姥爺作為一代工人領袖，在反動資本家的暴動中不幸犧牲，這種家族革命傳統成為他反抗行動的內在動力。顯然，前者屬于私人感情，后者乃是家族記憶。這種敘事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延續了傳統左翼文學的基本模式：主人公走上反抗的革命之路，總是帶著個體或親屬被壓迫和傷害的經歷，或者受到家族革命傳統的濡染和激勵。不過，主人公要成長為真正的革命者，往往還需要通過政治教育和革命實踐，將這種私人感情和記憶提升為自覺的階級意識。然而，曹征路并未講述對此至關重要的社會主義政治教育和革命實踐的故事，而是直接將主人公反抗的動力訴諸私人情感和家族記憶。

　　這種塑造人物形象的方式，得到不少研究者的肯定。李云雷曾指出，這個人物是新時期的"社會主義新人"，他大公無私，與人民血肉相連，這是我們這個時代極度匱乏的。與十七年文學中的"社會主義新人"相比，他身上沒有意識形態的歸約性，而這正是其可貴之處，也是對當下主旋律文學和純文學的超越。對于這種贊揚，曹征路表示，自己雖沒有如此整全的創作自覺，但的確試圖與其他諸種文學區別開來。[16]然而，我對此表示懷疑。在去意識形態的訴求中，這種重塑階級想象的方式，果真如此深刻有力地超越了以往文學的局限嗎?

　　事實上，經過1980年代"新啟蒙"思想的洗禮，曹征路早已對所謂的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產生深刻懷疑。他在訪談中明確指出："在我國說'無產階級的主體性'也許只是一個幻覺，所以小舅的抗爭才具有深刻的悲劇基礎。曾經有過的陽光明媚的空氣也是稀薄的，只是他們自己并不這么認為，真誠地迷失在概念里。"[17]這種說法，很可能出乎不少評論者的預料。因為，他們大抵認為作者對朱衛國的態度高度認同，并據此對其或褒或貶。其實，按照這種懷疑主義態度，小說中朱衛國對工人階級主人翁地位的堅定信念，不過是他的幻覺而已。事實上，曹征路在小說中暗示了這一點。朱衛國在上訪時聽說新蓋工會高樓，天真地以為："這說明咱工人階級還是有地位呀，工人還是國家的主人公不是?"[18]就作家的寫作倫理而言，這種刺破幻覺的反諷態度無可厚非。但問題在于，曹征路在不自覺中僭越了這種寫作倫理，直接以此種態度來想象主人公階級意識的構成方式，僅僅將之歸結為私人情感和家族記憶，而完全無視社會主義意識形態教育的特定歷史內涵。在我看來，這種處理方式已是以自己的歷史判斷強行介入主人公的意識邏輯，主觀裁剪對象以符合一己執念。由此帶來的后果是作者寫作態度的內在分裂：一方面，他試圖將飽含個人憤怒的現實感直接投射為主人公的反抗意識，并據此形塑其反抗行動的階級屬性;另一方面，他又以個人當下對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深刻懷疑，取代主人公階級意識構成的歷史邏輯。顯然，作者在情感與認知的曖昧混雜中并未意識到這種分裂感，并因此在不自覺中抽空了他力圖彰顯的階級想象的歷史內涵。最終，主人公的反抗動機停留于捍衛工人階級的群體利益，而幾乎不再包含任何他們作為階級共同體的尊嚴政治。這種空洞化的階級想象，集中體現在作者處理勞動問題的方式。

　　在《那兒》中，即便曹征路急于通過主人公投射自己的現實不滿，他也并沒有因此將之抽象為符號化的人物，而是力圖凸顯其個體生命史的歷程。在此其中，他特別著意將朱衛國塑造成一個技藝高超的大工匠，并且不惜筆墨勾畫出他打腰錘的高超技藝。小說中寫到，美院的學生聽聞此事，在老師的帶領下前來觀摩作畫，不停贊嘆："真美，美極了。"然后他們集體創作了一幅畫《脊梁》，至今收藏在省博物館。有意思的是，曹征路在此將畫作設定為八十年代的作品，而且禁不住借"我"之口揶揄這種純粹的審美趣味："八十年代的審美趣味我說不上來，反正那種畫擱今天白送人還嫌占地方。"[19]值得一提的是，為了糾正這種審美偏頗，小說特意通過的"我"的回憶，具體描繪了小舅年輕時候打鐵的情景：

　　他個子高皮膚白身材勻稱，身上布滿三角形的小塊肌肉，榔頭在火光中舞動的時候那些肌肉全都會說話，好像全都歡快起來聒噪起來，像一只只跳舞的小老鼠渾身亂竄。那時的小舅也是最快活的，榔頭像是敲在編鐘上，每一個細胞都在唱歌，真個身心都飛升出去。根本不像現在，一副苦大仇深的樣子，額頭賽過皮帶輪子。[20]

　　這番描寫的目的，顯然是要凸顯勞動的內在價值及其對人的自我實現的意義。但令人遺憾的是，作者錯過了最有意思的最后一句對比："根本不像現在，一副苦大仇深的樣子，額頭賽過皮帶輪子。"這里自然關涉到的疑問是：同樣是勞動，為什么在不同的歷史境遇下，對于個人的自我實現而言，卻顯示出完全相反的作用?這種相反的價值狀態在當代中國的社會主義實踐中又是如何轉換的?

　　問題的關鍵不難想到，即勞動意義的歷史轉變。在馬克思的理解中，勞動對于人來說，不僅是自我改造的需要，也是改造世界的需要。只有完成這兩者的統一，才可能實現自我。工人在社會主義工廠的勞動實踐，并不是完全出于自我生活的需要，而是同時在國家的建設和社會的組織中占據特定的意義位置。工人之所以從中獲得個體的尊嚴，正在于這種意義位置對他們而言，意味著工人階級在勞動過程中相互之間倫理關系的重新構造，以及由此在更大意義上形成的與國家榮辱與共的價值感的自我確認。然而，1980年代開始的改革開放改變了人們理解勞動價值的態度。如鄧小平所言："經濟工作是當前最大的政治，經濟問題是壓倒一切的政治問題。"[21]正是這種理念，將經濟問題從政治意識形態中解放出來，成為"去政治化的政治"。"人們在對經濟發展投以前所未有的群體性關注的同時，勞動的道德理念也失去了活力，表現在勞動與個人及集體的責任理念之間的關聯度越來越小。"[22]如前所論，在《喬廠長上任記》中我們已經看到，經由這種理念轉換，工人階級的勞動地位逐漸下降，"以廠為家"的主體意識陷入危機，集體勞動的道德意味不斷喪失。尤其是經過1990年代的大規模國企改制，工人階級徹底失去體制的保護，成為市場經濟配置資源方式中的勞動力要素。如馬克思所言，勞動力是特殊的商品。工人階級的勞動從此不再包含自我實現的倫理意涵，而是轉成維持生計的物質途徑。

　　曹征路的上述處理方式，顯然沒有觀照到勞動價值的轉換與工人階級命運變遷之間的內在關聯，而是簡單地在抽象的意義上理解勞動對于自我實現的意義，忽視了勞動對于朱衛國確立政治尊嚴和階級共同體意識的內在價值。如果深究這種處理方式的意識起源，便不難明白，這種將勞動的價值局限于個體化技術化的自我實現，正是1980年代"新啟蒙"的核心觀念。如前所述，曹征路曾將自己對"純文學"的不滿，直接借小說人物之口表達出來。而他的底層寫作實踐，也正是反駁這種文學思潮的產物。然而，他并沒有意識到由此帶來的表述困境：這種"純文學"理念正是1980年代"新啟蒙"的產物。換言之，他一方面在美學上反對"新啟蒙"，另一方面又在價值上贊同這種個人主義觀念。這樣來看，底層寫作對"純文學"的反駁，遠沒有它宣稱的那樣深刻有力，而是不可避免地與之陷入復雜的觀念糾葛之中，無法真正找到追查歷史真實樣貌的認知路徑。

　　如果說曹征路的現實感和執著之念妨害了他真正進入歷史，那么當他以空洞化的階級想象重返主人公反抗行動的現實處境時，也大大簡化了他所可能遭遇的倫理困局。如前所述，曹征路以朱衛國與周圍工人的精神對照結構來組織小說的激情敘事。依據這種敘述邏輯，周圍都被構造為他反抗行動的阻力，由此得以成就其毫不妥協的悲情英雄形象。然而，這樣刻意凸顯主人公反抗行動的"不合時宜"，反而可能抽空這個人物形象的時代感和倫理復雜性。首先，在這種"不合時宜"的反抗中，寄托著作者對不平等現實的無奈和憤怒，同時也暗示出他對其幻覺性質的理解和判斷。如果底層寫作的訴求僅止于此，那么留給讀者的不過是一曲工人階級底層化的挽歌，最終我們不得不接受這種殘酷的現實境遇。在這種意義上，這種反抗行動并不包含任何反思的意味，因為它并不能為后來的抗爭訴求指示出突進既定現實秩序的契機。其次，當作者不加反省地將主觀愿望和判斷投射在這種反抗行動中，便同時將主人公抽離其身處其中的倫理生活情景。朱衛國并沒有超然世外，他是"我"媽媽的弟弟，舅媽的丈夫，也是月月的父親。所有這些人都動之以情，曉之以理，希望阻止他貿然的上訪行動，保護他安穩的家庭生活。然而，在曹征路的筆下，朱衛國始終不通人情，不為所動(除了為羅蒂之死的隱微悸動)，我們幾乎看不到他對于親人之愛護的內心掙扎和道德抉擇。在我看來，這種處理方式大大簡化了這種行動所可能面臨的倫理疑難，仿佛他可以完全置身其外，毫不猶豫地認定孤獨的反抗之路。

　　概而言之，作者簡單地在二元對立的視野內處理朱衛國的反抗行動所遭遇的時代阻力，忽視了他在面對具體倫理生活情景時所顯示出的豐富性和復雜性，從而抽空了這一悲壯的工人反抗者形象所可能包含的復雜的歷史意味。可以說，這種處理方式，不過是將社會主義時期備受詬病的"高大全"的英雄形象轉移語境而已，并沒有為其注入真正包含歷史與現實糾葛的倫理意旨。

　　三 階級意識的再造與底層話語的未來

　　通過上述兩部分的論述，我們已經看到，曹征路在《那兒》中無力對工人階級底層化的命運做出真正的歷史分析，缺乏節制的現實憤怒和偏于一隅的歷史判斷，都限制了他對于主人公反抗意識的構造，勞動尊嚴的呈現和身份政治的透視。一旦離開對這些觀念的清理和反省，小說苦心營造的激情敘事及其階級想象，都將不可避免地陷入空洞化和教條化的表述困境。

　　據此反觀已有的評論，不能不說大部分論爭都錯失了這篇小說的問題核心。那些急于為之貼上"左翼文學"之類標簽的學者，顯然沒有注意到這種底層敘事背后隱含著瓦解其階級想象的話語邏輯。而那些批評者也往往糾纏于這些標簽的確當與否，而沒有耐心仔細分析其底層敘事的內在困境。即便是那些注意到這些問題表征的評論，也未能進一步深入到小說的話語肌理中剖析其構成方式，并辨識底層寫作與"純文學"之間的復雜關聯。正是由于這些批評視野的缺失和錯位，最終在這些論爭中形成的底層話語便無法真正呈現相應的文學現實。

　　本文以《那兒》為個案來重新討論底層話語的困境，并非要以小見大地涵蓋底層寫作的所有問題面向。在《那兒》之后，不少關注下崗工人、農民工、城市小生產者以及邊緣落魄人群的寫作，大抵都被歸為底層文學。較之前者，這些作品在藝術手法和思想意旨方面都有更為豐富和多元的開拓。然而，如果我們深究底層話語出現的社會語境，會發現這些寫作共享了某些回應社會現實的文學方式。

　　事實上，《那兒》中階級想象的危機并非孤立的文學問題，而是當代學術話語交疊沖突的思想表征。從時間上來看，底層話語在知識界形成的時間大約在2000年前后[23]，吊詭的是，后來大行其道的中產階級話語也正是在此時開始勃興。[24]眾所周知，后者受到不少當代學者的推重和褒揚，他們傾向于將中產階級視為一種新生的社會經濟力量，寄希望于他們來改變未來中國的社會結構和政治秩序。然而，追溯起來，中產階級話語起源于社會學領域廣泛流行的社會分層學說。主張這種觀點的學者大多對毛澤東時代階級斗爭學說懷有極大不滿，迫切希望以階層劃分取代階級分析。顯然，底層話語的興起無疑沖破了這種中產階級神話的時代幻象，重構了理解當代中國社會的問題視野。但如前所論，這種話語在構造之初便缺乏真正的歷史意識和階級想象，并由此不可避免地受到中產階級話語的圍困和限制。曹征路曾表達過這樣的理解："一段時間來，國營企業和工人只是作為社會的穩定器存在著，他們的作用相當于西方國家的中產階級對社會的作用。"[25]不難想見，正是這樣的參照視野，無形中限制了作家構造底層話語的歷史意識，瓦解了底層概念的階級意涵，使之轉變為表征差異的社會階層類屬。

　　如果說底層概念將被壓迫者構造為整體性的社會存在，使我們得以看到他們在社會結構中的位置。那么，《那兒》之后的底層寫作，則更為關注底層群體中具體個人的生存境遇和精神危機。如不少研究者所言，這些作家往往以人道主義的同情和悲憫態度，書寫底層民眾在苦難生活中的善惡糾葛與人性掙扎。不過，這種苦難敘事往往由此將底層生活的沖突與掙扎抽象為"人的文學"[26]，社會不平等被直接呈現為個人不平等，從而喪失把握社會矛盾的總體性視野。在我看來，要重建這種總體性視野，必須再造底層話語的階級意識。

　　需要申明的是，再造底層話語的階級意識，并非不加反省地回歸傳統的左翼敘事，而是充分意識到階級視野對于重塑當代底層話語的認識論意義。一方面，由于缺乏必要的階級意識，底層文學作家往往將底層所遭受的壓迫抽象地歸結于權貴階層和市場力量，同時又把底層內部的矛盾理解為人性的沖突，而無法洞悉這些壓迫和沖突所包含的階級屬性。另一方面，底層寫作對底層個體命運的過分投注，使之常常無視底層群體中正在醞釀形成的鮮活的階級經驗。事實上，不少社會學學者的研究已經表明，不管是市場轉型后的老工人，還是世界工廠中的新工人(農民工)，都在日益激烈的勞資矛盾中逐漸意識到集體性抗爭對于維護個體經濟權益的重要性。[27]在這兩種意義上，可以說，再造底層話語的階級意識，關乎其理論品格的重建。

　　不過，僅以勞資關系的視角將底層抗爭的訴求局限于經濟權益，并不足以再造底層話語的階級意識，更為重要的是勞動尊嚴的重塑。而重塑底層的勞動尊嚴，首要的問題是：如何理解改革開放以來勞動力的商品化。按照馬克思的理解，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勞動力的商品化過程，同樣也是其無產階級化的過程。不過，波蘭尼以為，并不存在完全放任的市場，勞動力的商品化也不可能徹底實現。社會保護運動總會以反作用力的方式對抗市場，并最終將勞動力商品化約束在一個制度性的框架內。這兩種不同的理解被西方學者西爾芙稱之為"馬克思式抗爭"與"波蘭尼式抗爭"。[28]以此來看，一方面，在這種社會保護運動中，底層群體的抗爭訴求，越來越被限制在法律框架內展開;另一方面，社會底層并沒有陷入完全的無產階級化，由于個體私有財產的存在，他們的處境往往是半無產階級化。事實上，這種處境正是《那兒》中大多數工人未來必將遭遇的命運。然而，曹征路在小說結尾設置朱衛國的自殺之后，以象征性的筆法將落魄的杜月梅引向宗教信仰，并沒有暗示其他工人即將面臨的命運抉擇。

　　從表面上看，底層群體的上述處境，似乎限制了他們自身階級意識的展開，但事實上，市場的有限性同時也為他們打開了再造這種意識的空間。關鍵的問題是，如何以底層群體對勞動尊嚴的共同追求，沖破底層個體作為"經濟人"的原子化傾向，從而將之重構為命運攸關的倫理共同體。當然，不同于傳統的階級政治論述，在市場社會的當下處境中，這種再造底層話語階級意識的訴求必然面臨著理論創造的重重困難。其中，最為核心的方面便是，如何將底層寫作對底層生活中人性沖突的深刻洞察納入這種理論訴求。在我看來，至關重要的是，回到當代社會主義實踐轉折的歷史脈絡，重建認識這種人性沖突與階級矛盾之間張力關系逐步展開的精神歷程。唯有這種認識論視野，才能真正開啟底層話語未來可能的理論想象空間。

　　鏈接：曹征路：《那兒》

　　【注釋】：

　　[①] 李云雷：《底層寫作所面臨的問題》，《如何講述中國的故事》，作家出版社2011年版，第115頁。

　　[②] 對于《那兒》相關爭論的詳細概述，可參見李云雷：《轉變中的中國與中國知識界--〈那兒〉討論評析》，《如何講述中國的故事》，第118-132頁。

　　[③] 參見李云雷：《轉變中的中國與中國知識界--〈那兒〉討論評析》。此外，汪暉在《改制與中國工人階級的歷史命運--江蘇通裕集團公司改制的調查報告》一文中通過具體個案也揭示了這一點。參見汪暉：《去政治化的政治：短20世紀的終結與90年代》，三聯書店2008年版，第275-364頁。

　　[④] 參見梁漱溟：《中國建國之路》，《梁漱溟全集》(第三卷)，山東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365-411頁。

　　[⑤] 美國學者華爾德(Andrew Walder)開啟了中國社會的單位研究，他的這些基本判斷大多為后來的研究者所接納。參見華爾德：《共產黨社會的新傳統主義：中國工業中的工作環境和權力關系》，龔小夏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6年版。

　　[⑥] 參見汪暉：《全球政治的"代表性"危機與后政黨政治》，《文化縱橫》，2013年第1期。

　　[⑦] 曹征路：《那兒》，《當代》，2004年第5期。

　　[⑧] [美]鐘雪萍：《〈那兒〉與當代中國的"底層文學"》，王晴、黃蕾譯，《杭州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2年第4期。

　　[⑨] 參見賀照田：《尋求安置精神主體的資源與道路》，《21世紀經濟報道》，2012年1月17日。

　　[⑩] 曹征路：《那兒》，《當代》，2004年第5期。

　　[11] 蔣子龍：《喬廠長上任記》，《人民文學》，1979年第7期。

　　[12] 盡管"潘曉"是《中國青年》編輯部為了討論需要而虛構的名字，但其身份設定及精神困惑都反映了特定歷史過程的真實狀態。事實上，"潘曉"的人物原型之一黃曉菊，正是工廠的青年工人。

　　[13] 對這一問題的精彩討論，參見賀照田：《從"潘曉討論"看當代中國大陸虛無主義的歷史與觀念成因》，《開放時代》，2010年第7期。

　　[14] 曹征路：《那兒》，《當代》，2004年第5期。

　　[15] 李云雷：《曹征路訪談：關于〈那兒〉》，《文藝理論與批評》，2005年第2期。

　　[16] 參見李云雷：《曹征路訪談：關于〈那兒〉》，《文藝理論與批評》，2005年第2期。

　　[17] 同上。

　　[18] 曹征路：《那兒》，《當代》，2004年第5期。

　　[19] 同上。

　　[20] 同上。

　　[21] 鄧小平：《關于經濟工作的幾點意見》(一九七九年十月四日)，《鄧小平文選》(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94頁。

　　[22] [法]利波維茨基：《責任的落寞--新民主時期的無痛倫理觀》，倪復生、方仁杰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189頁。

　　[23] 參見張寧：《命名的故事："底層"，還是"新左翼"?--大陸新世紀文學新潮的內在困境》，《文史哲》，2009年第6期。

　　[24] 參見李春玲：《中國中產階級研究的理論曲線及關注點的變化》，見李春玲主編：《比較視野下的中產階級形成：過程、影響以及社會經濟后果》，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9年版，第48頁。

　　[25] 參見李云雷：《曹征路訪談：關于〈那兒〉》，《文藝理論與批評》，2005年第2期。

　　[26] 參見梁鴻：《通往"底層"之路--對"底層寫作"概念及批評傾向的反思》，《上海文學》，2008年第12期。

　　[27] 代表性的研究是沈原的《社會轉型與工人階級的再形成》(《社會學研究》，2006年第2期)一文。

　　[28] 對此的詳細討論，參見孟捷、李怡樂：《改革以來勞動力商品化和雇傭關系的發展--波蘭尼和馬克思的視角》，《開放時代》，2013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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