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似乎是一個碎片化的時代，總體性的歷史已經不可挽回地終結了。新世紀以來的當代作家雖都以各自不同的方式書寫歷史，但其具體的呈現卻難以令人滿意。比如，劉醒龍那部最具“史詩性”格調的《圣天門口》，洋洋灑灑百萬余字，但是仔細讀來，并沒有從中發現太多超越“經典”之作《白鹿原》的“亮點”。而從其他諸如《受活》、《生死疲勞》、《古爐》、《蛙》、《天香》、《四書》等重要作品中，我們也可以看出：作家對歷史的理解與判斷其實相當簡單，他們對某一歷史場景、歷史事件所包含的意義缺乏深度的分析，只是遵循一般大眾化的批判觀點，基本的敘事也是在人云亦云的觀念中敷衍而成。即使作家對歷史場景和人民苦難進行正面敘事，依然只是在常識性的歷史基礎上進行展示，將文本中的歷史視為一個靜態的、概念化的、有固定結論的背景，而沒有更深層次的理解和發現。

　　就近年來具有代表性的長篇小說而言，大體有三種歷史書寫所體現的“去歷史化”傾向值得人們重視和檢討。

　　其一，歷史書寫的“個人化”。這種寫作方式往往在“碎片化”與只言片語的歷史中抒發懷舊情懷，從而以個人史敘述消弭整體的歷史。它總是以歷史的名義，在虛有其表的標識中突顯個人記憶，或者在個人記憶中摻雜歷史片段和懷舊情緒，使整個敘事顯出歷史的韻味。在此，歷史最多只有一些片段意義，標識著一種空洞在場。比如最近被人熱捧的《繁花》，金宇澄大張旗鼓的敘述，那些無數細節所堆積的歷史再現，不過是為了讓人感慨一下時代滄桑，突顯風俗史和日常生活史的意義，而與真正的歷史并無多大關聯。同樣，《牛鬼蛇神》對于馬原來說，在于緬懷失去的青春，重新體味一個人獨自面對世界的最初經驗。在此，個人性已然消弭了歷史，而寫作成了一種祛魅的儀式，引領人們步入記憶的深淵，僅此而已。相反，像韓少功的《日夜書》這樣既包含著個人青春記憶又提供一代人精神生活的作品并不多見。

　　其二，歷史書寫的“傳奇化”。將歷史消費化與“傳奇化”，從而在有趣的故事中消解歷史的莊嚴與復雜，這是商業時代歷史書寫的通病。永遠有戲劇化的歷史事件，為平淡的人生增添精彩，但卻使文學流于庸俗。在這樣的故事中，歷史的宏大成為傳奇故事的美妙背景，以人性的名義，在已然有序的政治框架內，講述個人的不幸命運。對于歷史來說，它們并沒有增添什么新的見解和看法，而只是在人云亦云的框架里，編造出足夠離奇足夠動人的故事而已。比如艾偉的《風和日麗》以楊小翼這個弱女子作為主人公，就預先規定了這個大歷史中的小人物所承受的不幸命運。小說盡管寫得流暢好看，但卻沒有什么意料之外的東西。從“美術館槍擊事件”到“政治動亂”，我們有太多現成的“歷史材料”可以安插在人物身上。歷史一次次地被強行植入，個人淪為穿針引線、“串”起歷史的道具，因而實際上也看不到人性與歷史搏斗的痕跡。同樣的情況在嚴歌苓的小說《陸犯焉識》中也有體現。嚴歌苓的故事一向精彩好看，《第九個寡婦》、《小姨多鶴》、《金陵十三釵》等皆為敘事的“奇葩”和精品，《陸犯焉識》當然也不例外。小說設置了1950年代的勞改農場這一獨特背景，這就與知識分子改造的慣常主題聯系起來，包括主人公年輕時作為紈绔子弟的形象，以及與1930年代學術界知識分子的關系問題等，都在政治與人性的碰撞之中講述了出來，但是這些對于歷史的整體書寫而言，卻沒有太多值得贊頌的東西，終究只是“傳奇化”的故事而已。

　　其三，歷史書寫的“風格化”。為了掩飾小說“歷史性”的孱弱，純文學作家往往在歷史書寫中增添許多作為“風格化”的文學要素，進而在文學性的張揚中逃避歷史的虛空。人們常說，好的小說一定要“飛”起來，這個“飛”便意味著在實在的邏輯中編織一些虛構的要素，比如賈平凹《古爐》里的主人公“狗尿苔”，小說里這位呆傻的侏儒，每次一聞到某種特殊的氣味，村子里就要死人。這是象征，還是寓言?抑或魔幻現實主義?沒人說得清楚。但恰是這種和故事情節并無關聯的“風格化”敘事，使小說變得神秘莫測起來，而在此之中，歷史是否精確便不再重要。同樣，閻連科的小說《四書》也充滿著非常驚悚的“想象性描述”：大饑荒時候的人吃人;為了逃離勞改場，人們用自己的鮮血去灌溉麥地，只為能長出玉米一樣粗大的麥穗。這種帶有極強“玄幻”色彩的寫作與非常具體的歷史書寫緊密勾連，不禁讓人深感震驚。實際上，就其所呈現的“歷史真實”而言，《四書》遠在楊顯惠的《夾邊溝記事》之下，但恰是它風格化的文學表述為其贏得了過多贊譽。概而言之，無論是《生死疲勞》中的“六道輪回”，還是《四書》中的圣經語言和奇絕的想象，這些文學性筆墨，都是用來掩蓋歷史內在虛空的利器。畢竟，只有風格化的小說所兼具的文學味道，才能使我們忽視小說的歷史細節是否精確。

　　這三種歷史書寫方式不約而同地以輕逸的姿態從“歷史”中“逃逸”，而失去了對歷史正面穿透的力量?；蛟S當今之時，正面穿透的方式早已銷聲匿跡，而“逃逸”才是必經之途。當然，無論是“革命歷史主義”，還是“新歷史主義”，一切歷史敘事都逃脫不了被“修飾”的命運，因而注定與“真正的歷史”無緣，墮入歷史虛無主義的圈套。無論如何，人們所熱切期盼的在于對歷史的嚴肅以待，而非巧妙地擦身而過。

　　（作者系中國藝術研究院曲藝研究所助理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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