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說叛徒,人們就會想起名著《紅巖》中的甫志高,《青春之歌》中的戴愉,京劇《紅燈記》中的王連舉。他們貪生怕死、出賣革命、出賣組織、出賣同志的形象令讀者、觀眾刻骨銘心。這些人幾乎成了“叛徒”的代名詞。
追根溯源,中外革命文學史上第一個最成功的叛徒形象,當數蘇聯法捷耶夫的杰作長篇《毀滅》中的美諦克。美諦克帶著女朋友的玉照來到游擊隊,但其靈魂深處仍然牢固地保存著“極端個人主義”的王國。因此,在殘酷戰斗的最后時刻,他將整個游擊隊暴露于敵人面前,成了可恥的叛徒。魯迅先生對這個叛徒有過深刻的分析。魯迅認為《毀滅》解剖得最深刻的,恐怕要算對于外來知識分子——首先自然是高中生美諦克了。他說,美諦克“他要革新,然而懷舊,他要戰斗,但想安寧”,“也常有希望,常想振作,而息息轉變,忽而非常雄大,忽而非常頹唐,終至于無可奈何,只好躺在地上看林中的暗夜,去賞鑒自己的孤獨了”。美諦克——一個革命叛徒的典型形象的出現,在文學史上具有開創性的意義。
叛徒的最大特征是政治立場與共產主義信仰不堅定,經不起毒刑拷打和威逼利誘,很快就拋棄信仰,為了一條卑賤的生命而跪倒在敵人面前,出賣革命,背叛革命。
羅廣斌、楊益言著的《紅巖》中的甫志高是當代文學中最突出的叛徒形象。甫志高辦書店,不顧組織規定,出售進步書籍,無非是為了解放后撈取政治資本。一旦被敵人逮捕,立刻成了一條狗。當他帶特務去捉江姐時,還夸夸其談,虛偽地對江姐說:“我一定遵循你的教導,為無產階級光榮偉大的不朽事業獻身……我記得,那時我們說過,勝利就要來了,霧散云開,陽光普照大地!可真是沒想到,我們敬愛的老彭同志,竟在勝利前夕,永遠和我們分別了。江姐,我心里真是悲痛……”當江姐識破了他的真實嘴臉,怒斥他為無恥叛徒時,他一反臉說:“叛徒?我叫叛徒?”然后,咬咬牙,陰森地冷笑著,干癟的嘴臉,現出凌厲的兇相,一再后退的腳跟突然立定,聲音迅速一變:“黨給了我什么好處?憑什么要我為你們賣命?哼!一天到晚擔驚受怕,……可是現在,老實告訴你,我是專員了,軍統局的中校專員!”幾句話,便把叛徒的嘴臉與丑惡靈魂刻畫得栩栩如生。
楊沫的《青春之歌》中的叛徒戴愉也頗具特色。他被捕后不到一點鐘,在那“湖色窗簾”“絲絨沙發”“幾瓶好酒”所構成的“安靜、舒適的”“迷離的境界”中,終于失去了“薄弱的抵抗力”,僅僅半個小時,便和特務頭子“坐在小圓桌旁喝起了他最喜愛的茅臺酒”。接著就被釋放出來,又混回了黨內,當起了叛徒、內奸,出賣了林道靜等一大批地下工作者。戴愉在特務機構面前,“嚇得不敢出聲”,是“卑賤的奴才”;在戀人王曉燕面前,“有時高談闊論”,有時很“沉悶,如真有什么心事似的”,“幾顆冷冷的汗珠滴到了曉燕柔黑的頭發上”;有時他感到自己“真象一個失掉貞操的女人,永遠只有受氣”。活畫出一個投降變節者叛變革命后的骯臟、卑鄙與見不得陽光的心態。
雪克的名著長篇小說《戰斗的青春》中的胡文玉是另一種有個性、有深度的叛徒形象。胡文玉出身富商家庭,不滿足包辦婚姻,參加了革命,抗戰時當上了共產黨區委書記。他一出場,便給人不同凡響的感覺:“他那勻稱的高個兒,穿一身紫褐色褲袿,腰束皮帶、掛著一支三把駁殼槍,干凈爽利,舉動瀟灑”;他“魁偉俊秀”,“十分精明強干”,“工作上有魄力,有辦法”,“一到區上,就轟轟烈烈地干起來,工作特別活躍。最突出的成績是他堅持發動群眾開展反資敵斗爭,把這區最后一個敵人的據點擠跑了”。胡文玉當叛徒不像甫志高、戴愉那么迅速,而是有個漫長的過程。先是在日寇大掃蕩中與黨失去聯系,被特務趙青與趙小鸞用美色引誘,開始沉淪墮落,他在女英雄許鳳與趙小鸞之間痛苦煎熬,不知不覺被拖下了水。作品濃墨重彩地寫了他被委任為敵人“特派專員”成了漢奸的心理:“先是驚奇得瞪著眼睛,狠狠地吸了兩口煙,一句話也說不出來。”聽趙青說著,胡文玉臉上一會兒恐怖,一會兒驚慌,一會兒迷惘,真是瞬息萬變。他覺得這幾年自己好象做了一個夢。現在夢給驚醒了,夢中的那條路,生生的給打斷了,再也接不上了。“吸著,想著,手微微地有些顫抖。思前想后,覺得也只有趙青給安排了的這條路可以走。”終于,他“仿佛看見了自己血污的尸體”,“突然像掉在海里的人抓住救生圈一樣抓住了鋼筆,在自首書上簽了字”。胡文玉叛變時的心理就這樣真實細致生動地描寫出來了。成了叛徒后,胡文玉便瘋狂地帶領日偽捕殺共產黨抗日游擊隊,雙手沾滿了人民的鮮血。小說的深刻之處,還在于寫了胡文玉變節后靈魂的顫抖不安:“給敵人開了名單,寫了宣傳品,罪惡更深了”,“自己成了世界上最不幸的可憐蟲”,活著“沒有價值”,死了“也沒有價值”。一條癩皮狗式的可恥叛徒躍然紙上。周揚曾說《戰斗的青春》“好就好在把區委書記寫成叛徒”。
上世紀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國際風云變幻,東歐蘇聯等國家的共產黨高層領導紛紛拋棄共產主義理想與社會主義信仰,成了共產黨的叛徒。他們的丑惡表演也成了這些國家正直、正義作家諷刺、鞭笞的對象。俄羅斯著名作家邦達列夫在其小說中就直斥戈、葉為“猶大”“叛徒”“變節者”。俄羅斯另一位著名作家普羅哈諾夫在其作品中表示要將叛徒丑類們釘在歷史恥辱柱上,“打入地獄中心/讓惡鬼永遠啃咬他們/這些叛徒的腦袋”。
叛徒的出現,對革命事業造成的損失是極其嚴重有時甚至是毀滅性的。魯迅先生說:“革命的完結,大抵是內部出了叛徒。”的確發人深省并富有前瞻性。文學作品中的叛徒形象,不僅豐富了文學畫廊,具有文學史意義;更對人們認識社會生活的復雜性、人性的黑暗面提供了范例,具有深刻的認識作用、警示作用和教育作用。新時期以來,文學作品中雖然也有叛徒形象,但像甫志高、戴愉和胡文玉這些逼真生動的形象仍未出現,有待作家們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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