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視劇《永遠的忠誠》賞析（1—24集）：沈浩，一個用忠誠無私與血淚悲歡鑄就的民族魂！
   

    序

    安徽有一個鳳陽，鳳陽有一個小崗。

    鳳陽小崗，流傳著一個紅手印的故事：1978年一個難忘的冬夜，18個農民聚集在一間茅草屋里，立下一個關于分田到戶的字據，字里行間充滿了“不再向國家伸手要錢要糧”的決心，顯示著“坐牢殺頭也心甘”的錚錚誓言。

    就是這18雙手按下的一串串鮮紅手印，在神州大地化作一股強勁颶風，迅速掀起了中國農村改革的序幕。于是，先輩們嘔心瀝血建設的強大集體農業的格局仿佛頃刻之間便土崩瓦解了。

    然而，20多年過去了，中國農村崛起了華西村、大邱莊、紅嘴子、南街村這樣堅持集體化道路、共同走向致富的典型，而那些熱衷于包產到戶的村村落落，卻依然無奈地挺守著面朝黃土背朝天的清貧與落后。鳳陽小崗，這個美麗而神奇的名字，雖然倍受權貴們的關注和寵幸，“紅手印”依然沒能改變他們的命運。貧窮、落后、愚昧、懶惰，還有強權，令這片土地上的人們在尷尬和絕望中煎熬著。

    沈浩，一個年滿40歲的中年漢子，也許就在自己的前途和命運面臨一片渺茫的當口，在無可奈何而又試圖一搏的紛亂心緒中，默默承擔了那些敷衍趨勢、步步青云的人們不愿加身的一個“中國第一支部書記”的職務，遠離親眷、孤身一人走進了小崗，從此鑄就了他令人可歌可泣的悲歡人生。

    電視劇《永遠的忠誠》，不僅以藝術的形式向我們展示了沈浩那平凡樸實而又寬厚善良的情感世界，以及他對人生、事業無限眷戀、默默奉獻、無所索求的崇高風范，還有他對母親、妻子、女兒拳拳的愛意和永遠無法補償的情感的虧欠與空缺。同時，也向我們講述、介紹了一個真實的鳳陽小崗，讓我們在一個個藝術鏡頭中重新喚起沉重的思索和感悟。

     下面，我將追隨這部電視劇的鏡頭，談談自己的觀感和認識。

     （一） “賈治國”、小崗村與沈浩（1、2集）！

     應該說，我對沈浩的事跡沒有一個大概的了解。或許源于對鳳陽小崗的偏見，對電視上宣傳的沈浩起初頗有幾分反感，心理上認為可能又是一個假冒偽劣的先進典型，便沒有做任何的關注。后來，在論壇上看到網民對沈浩評價頗高，便打消了那樣的想法。當得知近期cctv一套播出關于沈浩的電視劇，我就產生了一探究竟的念頭。一是了解一下沈浩，再是想看看這個鳳陽小崗到底是何面目。

     劇中沈浩剛一出鏡，一個老實巴交、普普通通的機關公務人員的形象躍入視野，與平日所見那些趾高氣揚、玩弄作派的機關干部們迥然不同，令人清新賞目，尤其是言辭笨拙、唯命是從的風格叫人頗感親近。我想，沈浩年僅40，事業上不盡如人意，與他的這種性情是有關系的，當下的領導不會提拔重用這樣的“癡貨”，他可能連最起碼的取悅迎合之道都不懂得。那么，像鳳陽小崗這樣的地方，一個個支部書記走馬關燈、來來去去，要再選擇一個下派干部，沈浩成為第一人選那就如同白巖松先生嘴里的一句口頭禪“那是當然了”。

    劇中給出鳳陽小崗的第一個鏡頭是“黑暗”，其寓意深奧、耐人尋味。這個“黑暗”鏡頭中一對戀人在談情說愛，青年男子試圖動手動腳，試圖親吻撫摸，被小女子生氣拒絕。小女子因為家鄉太窮，想帶走自己戀人外出打工，并許諾如果同意走就隨便親。呵呵，看來鳳陽小崗的青年男女們并沒有因為家鄉“紅手印”的傳奇故事而感到絲許驕傲和浪漫，相反，也擺脫不了背井離鄉、甘當打工一族的命運。而這個“黑暗”是誰給帶來的呢？是鳳陽小崗的帶頭人，村主任“賈治國”。

    “賈治國”肯定不是真名真姓。這個名字起的絕妙極了，立馬引起我的一連串想象。我很欣賞第一代黨和國家領導人的名字，毛澤東、周恩來、朱德，連名字都這么肅然起敬，難怪百姓們至今緬懷在心。“賈治國”？太經典了，如果和“新聞聯播”里的一些什么名字搞在一起，那才叫添彩呢。就是這個“賈治國”領導下的鳳陽小崗，不知怎么搞的，連村里電費都交不上，結果被電管所給“黑暗”了。村里僅有一家小賣部，冰柜里的雪糕都成了白湯水；村里的田眼瞧著該種了，卻因為沒電而不能灌溉。

    “賈治國”是村長，當然不能擱荒自家的地。偷電灌溉，被電管所派來的人掐斷了，結果，激怒了“賈治國”。敢和鳳陽小崗過不去？這可是農村改革的一面旗幟啊。于是，“賈治國”三角眼一遞，幾個農痞無賴一陣炮火，打的電工屁滾尿流跑了。“賈治國”，農村改革第一村涌現的村匪村霸，好生了得，連縣委書記都惹他不起。誰慣的？幸虧一個小小村長，如果當局有毛主席提拔陳永貴的膽識與魄力，這個“賈治國”倒是名副其實了，折騰、瘟疫、誤國？嘿嘿，未可知也。

    沈浩面對這個“賈治國”，連一個“18勇士”的會議都開不起來，上任當夜還遇到“鳴槍警告”待遇，所到之處群眾無不“沒法說”的一臉難色。賈治國步步緊逼，上任第二天就勸沈浩回家休息，還說是為了沈浩好。好一個流氓無賴，鳳陽小崗有了這樣的帶頭人，真是抹黑了農村改革的這面旗幟。那么，我在想，究竟是誰為“賈治國”這個流氓無賴提供了滋生繁衍的溫床呢？

    鳳陽小崗不愧是一面旗幟，它引領了中國農村的全面改革。“賈治國”領導下的鳳陽小崗不正是當下中國農村的一個縮影么？

   （二） “賈治國”、“崗人治崗”及“不公”（3、4集）！

    “紅手印”的故事流傳了20多年，小崗成了中國農村一顆耀眼的明星。然而，來到小崗的游客卻人人敗興而歸，并發出這樣的感嘆：小崗還這么窮啊？和華西村那邊比差遠了。不是改革開放的帶頭人么？就帶成這個樣子？

    面對記者，“賈治國”侃侃而談，他就像當年設計師借鑒毛主席解決臺灣問題的思想，提出了“一國兩制”、“港人治港”的設想一樣，也突發奇想，認為小崗之所以貧窮落后，是沒有實行“崗人治崗”，就是以小崗人治理小崗村。為此，“賈治國”反對上級給小崗村下派書記的做法。

   “賈治國”的治村理念簡直一派胡言，叫人哭笑不得。香港有近700萬人口，不乏治港安邦之才。而區區小崗不過千百來號人口，若真有能人倒也幸運，如果盡是平庸之輩，“崗人治崗”豈不是畫地為牢？其實，“賈治國”的“崗人治崗”是假，不要黨的領導是真。我甚至覺得，這個“崗人治崗”與企業的“廠長（經理）負責制”倒是有異曲同工之妙。“廠長（經理）負責制”，把企業法人變成了專橫跋扈、唯我獨尊的土皇帝，而“崗人治崗”的思想也成全了“賈治國”這個官黑一體的村霸無賴。

    沈浩到小崗24小時之內，掏自己的腰包墊付了一萬元電費，為小崗村送去了光明，贏得村民的一片喝彩。而此時，正在試圖托關系走后門來爭取“光明”的“賈治國”卻大發雷霆：“咋回事？這是誰干的？他們膽子太大了，不通過我就敢來電？”哈哈，真是笑死人了。現實生活中，官員們發明了太多諸如“你們算個屁呀敢和我斗”、“叫你拆你就拆”、“百姓想要公平臭不要臉”這樣雷人的官語，沒想到“賈治國”也不堪示弱、又添新句。“不通過我就敢來電”真是精彩極了。

   “小崗人絕不是好欺負的。”這是“賈治國”常說的一句話，他不僅暗示手下暴打了電工，還對自己的妹夫大動干戈。妹妹和妹夫打架回了娘家，“賈治國”非但不加以調節，反而對手下發出了“你給我狠狠教訓他”的戰斗令。于是，不僅前來接妻子回家的妹夫遭到一群村痞無賴的窮追猛打，就連勸架的沈浩也捎帶著連真帶假的打了一頓。如此看來，“賈治國”的“崗人治崗”完全是官黑一體、一手遮天的霸王邏輯。這樣的村霸無賴治理下的小崗究竟會是個什么樣的亂局就可想而知了。

    假如貧窮是一座山，那么，要鏟除這座山，究竟是組織起來好，還是各自為政好？究竟是黨的領導好，還村霸無賴統治好？這是連孩子恐怕都能回答的問題，為什么小崗人就一塌糊涂呢？從前，我一直搞不明白，“紅手印”明明是將“組織起來”徹底分化瓦解了，可為什么有人對此興奮不已，還不余遺力的硬是把“紅手印”變成了一面旗幟來大肆渲染呢？如今看來，這不是簡單的經濟問題，而是一個政治問題，也可以說是一條路線問題。

    沈浩意識到，小崗的貧窮在于一個“散”字，群眾的心“散”了。為什么“散”了呢？沈浩不能說，也不敢說。我個人認為，一方面是組織形式的“散”，是一個內因，也是一個根本的因素。另外一個“散”的因素來自外部。這個外部因素就是分配不公這個大環境。小崗村一位古稀之年的老婆婆向沈浩道出了一個秘密，就是每逢上面有不管任何巧立名目的賞賜，不僅于平常百姓無緣，就連已故的“紅手印”也被置之不理，只有那些健在的“紅手印”才是小崗這面旗幟的受益者，而且還有個別“紅手印”即使不付出任何勞動，也能享受村干部待遇，每月拿到上千元的紅包。用那位古稀老人感慨萬端、意味深長的話說就是：不公啊。。。。。。

    鳳陽小崗，這面農村改革的旗幟，因為“不公”而萎靡不振。那么，“不公”，難道不也是當前我們社會民怨沸騰、騷亂頻發、動蕩不安的癥結所在么？而造成這個癥結的病源不正如同鳳陽小崗“紅手印”們手里的特權如出一轍么？而這個造成“不公”的特權又是誰給的呢？是政策，是路線，是體制。這個政策、路線和體制，完全背離了“情為民所系、權為民所用、利為民所謀”的執政理念，更于為人民服務、三個代表和科學發展觀格格不入，是為少數人謀利的，是當今亂局的根源所在。

  （三） 沈浩的“路”與“賈治國”的“堵”（5、6集）！

   鳳陽小崗究竟是一個什么樣的典型？“紅手印”究竟是一些什么樣的人？

   沈浩在自己的日記中吐露出深埋在心底的話：通過修路，村民們信任我了，有話也愿意跟我說了。而且在這二十幾天，通過大家聊天也知道了好多事。在小崗村要想把事情干好，關鍵還是那幾個人。這幾個人的事情還真是不好辦。順著他們不行，批評他們敢批評么？有些明明是他們的錯，可我怎么批評他們呢？這事我得跟誰說？找縣里不行。找省里，找誰？找黨中央？算了，還是自己想車輒吧。。。。。。

   鳳陽小崗成了改革開放的旗幟，“紅手印”們成了小崗村的特權階層，任何人觸碰不的，一觸即跳。尤其以“賈治國”為代表的一幫人，成為官黑商相互勾結的村霸村匪，擋住了小崗村小腳女人般前行的腳步。

   沈浩以自己財政廳職員和“中國第一書記”的雙重身份，伸手要來了50萬國家幫扶農村發展的款項。他準備用這筆錢動員村民的力量，為小崗修一條凝聚人心的發展之路。可是，“賈治國”盯上了這筆來之不易的錢，他想承包修路。承包，意味著什么？“賈治國”承包又意味著什么？一位當年的“紅手印”之一說到了點子上：“這條路要是包給那幫人，非給你弄成豆腐渣工程不可。”

   “賈治國”身為村主任和“紅手印”之一，按理說，應該積極協助沈浩修路。但是，他因承包的如意算盤落空，非但拒絕工程監理的職務，不盡村主任“帶頭人”的義務，反而為工程“添堵”、制造麻煩。他暗中唆使一個手下無賴，連夜擴大豬舍，在即將動工的村路上砌了一道墻。由此，使我想到當前城鄉建設中所面臨的非法建筑的問題，難道與這些大大小小的“賈治國”們沒有關聯么？

    面臨這堵擋路的墻，沈浩也搞“強拆”，不過不是暴力。沈浩面對小崗不敢暴力，也似乎天生沒有暴力之心，而是讓廣大群眾說話，讓民主說話。“賈治國”堵路的墻在群眾和民主的力量面前轟然倒塌了，也引起我一個沉重的疑惑。據說，沈浩的事跡感動了許多會場里聽報告的人民公仆們，那么，這些曾經痛哭流涕、裝腔作勢的道貌岸然的君子們，為什么不學學沈浩的群眾觀念和民主意識，為什么不學學沈浩與群眾水乳交融的工作作風，相反，卻如禽獸暴徒一般，制造出那么多登峰造極、駭人聽聞的暴力強拆的慘案呢？

    既是修路，也是開會。通過20余天的修路大會，把散了的心收回來，組織起來，凝聚起來。不分男女老少，不分身強力壯還是體弱多病，只要是小崗人都來參加修路，都有相應的報酬，就連村里的小傻子都可以做送水工而每天得到20元工錢。來的不干活沒關系，也每天給5元錢。這是修路么？分明就是一場特殊的大會，分明就是一場特殊的戰斗。沈浩通過這樣的“修路大會”，不僅以20幾萬元的最少投資，修成了一條象征集體力量的路，也讓村民們得到了收入和實惠，更讓“賈治國”那幫人失去了一次發昧心財的機會。這條路修的好。

    看了這兩集，我百感交集、感觸良多。“紅手印”們瓦解掉了集體農業的大格局，瓦解掉了先輩們辛辛苦苦凝聚起來的一種集體的力量，瓦解掉了廣大農民與國家和民族同呼吸共命運的理想與信念，這是什么典型？什么旗幟？什么帶頭人？我看，“賈治國”那幫人，帶的是私分散伙的頭，帶的是制造特權階層的頭，帶的是以權謀私、與民爭利的頭，帶的是官黑商勾結、暗箱操作的頭，帶的是專橫跋扈、一手遮天的頭。一句話，帶的是不好的頭。這個頭，禍國殃民，不得人心。

   “賈治國”為沈浩的集體之“路”人為的添“堵”，試圖阻礙小崗發展的腳步。那么，我想問問，在我們改革開放的道路上，還有多少這樣大大小小的“賈治國”？還有多少他們為謀一己之利而蓄意設置的“堵”？請問，誰來強拆“假治國”這個“堵”？

   （四）“紅手印”、董存瑞與八間房、推土機（7、8集）！

   “紅手印”的故事，在特色中國風靡一時、廣為流傳。“紅手印”的主人公們充滿了傳奇色彩，尤其在懵懂的孩子們心中，更是被無限放大，成了頂天立地的英雄。在沈浩女兒的眼里，“紅手印”們可與董存瑞、黃繼光相比肩，更為自己的爸爸成為英雄村的書記而驕傲。

   面對一個天真孩子被扭曲了的英雄觀，我感到無比悲哀和沮喪，更為那些欺騙、蒙昧孩子們的始作俑者們而義憤。董存瑞舍身炸碉堡，是用自己的生命換來整個戰役的全面勝利，而“紅手印”們躲在茅草屋里干的是私分散伙的勾當，一個是奉獻，一個是自私，這有可比性么？黃繼光奮不顧身堵槍眼，血染抗美援朝、保家衛國的疆場，而“紅手印”們在那個寒冷冬夜里盤算的是個人的小算盤，一個是為國家，一個是為幾個人，這在同一個高度么？“紅手印”們與董存瑞、黃繼光相提并論，豈不是對流血犧牲的英雄們一次令人難以容忍的褻瀆與奸淫？

   說什么“坐牢殺頭也心甘”？真是荒謬無恥，無以復加。年年吃著國家反銷糧，不思進取，懶于奮斗，不顧大局，目無集體，整日圍著自家鍋臺轉，為了私分散伙，竟然灑血為盟，自私自利到了何種地步？如果“紅手印”的故事發生在1976年以前，還算得上英雄，至少是冒了一次破壞集體農業的風險。至于說“坐牢殺頭”簡直就是污蔑，電影《金光大道》里那個單干的祖師爺“張金發”坐牢了么？殺頭了么？1978年，正是大興“真理標準大討論”的風云變幻的年月，正是“要吃米找萬里”之風盛行的當口，正是安徽“包產到戶”、“包干到戶”暗中回潮的好日子。在這樣的環境下，“紅手印”的故事應運而生，還有什么蹊蹺？還有什“坐牢殺頭”之險？有人說“紅手印”是后來編造出來的，真假難說，不過合理性倒是有的。

   說什么“不再向國家伸手要梁要錢”？更是天方夜譚、難圓其說。據說，小崗人自從“紅手印”之后，第一年就不吃反銷糧了。看來，小崗人干集體的事的確不賣力，干自家的事倒是使足了勁。不要梁了，可是錢還是要了，而且沒完沒了的要，死皮賴臉的要，貪得無厭的要。聽說國家一次性就下撥了300萬修路費，還給“紅手印”們裝了電話、電視，給了養老金。許多社會名流、企業、社團為了支撐小崗的牌坊，奉獻了愛心，捐了款，連生活窘迫的毛主席的女兒李訥也掏了腰包，這些自稱“不伸手”的“紅手印”們竟然心安理得的接受了。沈浩上任之初，就借助財政廳職員和“第一書記”的身份給小崗要了50萬。可以說，整部《永遠的忠誠》就是沈浩為小崗人要錢、要貸款、要援助、要投資的過程，也是沈浩為小崗人奔波、操勞、伸手而以身殉職的過程。就因為“紅手印”瓦解了集體農業這個特殊的光環，才有了沈浩伸手和小崗人索取的資本，沒有了這個光環，這些號稱“坐牢殺頭也心甘”的“董存瑞”“黃繼光”們還能吃上飯么？那么，這個特殊的光環，大寨沒有，華西沒有，南街沒有，他們憑什么實現了共同致富的夢想呢？

   鳳陽小崗的“紅手印”們，嘴里有一句口頭禪：“分”。是的，他們分了集體的田，也在暗箱操作中分了許多集體的錢，最后又明目張膽的分了集體的產。改革開放進行了20多年，小崗村連像樣的辦公場所都沒有，連起碼的桌椅板凳、文具信紙都要沈浩到處乞討。那么，劇情介紹中所說的“昔日的富庶”到底哪去了呢？當然是分了。1978年建起的八間房，被另一個“紅手印”的帶頭人，曾經被村民罷免了的村主任余本福，一紙公文變成了自家財產；一臺推土機，被余本福遠親兄弟余本立巧立名目弄到自家院里了。在一次會議上，“賈治國”的后臺，也是他的舅舅余本華指責余本福貪污了上面下撥的20萬款項，余本福拒不承認。小崗村的“紅手印”們，基本是盤根錯節的親屬關系，窩里斗成了小崗村貧窮落后大背景下的一臺好戲。只有年邁的“余三爺”一身正氣，成為沈浩在小崗村的盟友和靠山。如此看來，沈浩面臨的不僅是小崗的貧窮落后，還有一幫你死我活窩里斗的“英雄”們。

   鳳陽小崗，算什么改革開放的旗幟？“紅手印”們算什么大包干的帶頭人？他們把自私自利的觀念演繹的淋漓盡致，他們把“分”這個崽賣爺田不心痛的惡行進行的精彩絕倫，他們把“窩里斗”這個家族腐敗墮落的風氣承襲的錦上添花。我們看到，當今社會的一切污泥濁水，在鳳陽小崗都能找到它的源頭和來龍去脈。那么，鳳陽小崗名揚神州，與特色中國一起永垂史冊，豈不是一個滑天下之大稽的笑談么？

   （五） 沈浩挨打、“余三爺”罵街及縣委書記給“賈治國”立功（9、10集）！

    小崗，是一處窮鄉僻壤，20余年容顏未改。

    小崗很簡單，貧瘠的土地，破敗的草屋，面黃肌瘦的農民。

    然而，小崗的水很深，這里的“紅手印”們個個心高氣傲，臉上總是洋溢著不容侵犯的驕橫與榮耀。那聳立在村口的牌坊，猶如從天而降的圣物，在陽光下，在夜幕里，在稀稀拉拉游人的注目中，似乎在盡情炫耀著浩蕩的皇恩和威武的龍顏。這牌坊，就像是一尊為“紅手印”們遮風擋雨、逢兇化吉的保護神，為“賈治國”喋喋不休的狂言“小崗人絕不是好惹的”注入了強勁的底氣。

    沈浩的到來，把黨和農民的水乳之情，漸漸融進了小崗干涸的土地上，給小崗人帶來最后一線生機和希望。但是，沈浩此時畢竟是特色理論武裝起來的干部，面對擋在眼前的“火藥槍”、“八間房”和“推土機”等阻礙小崗發展的堡壘，犯了一個策略性的錯誤。他不懂毛澤東“各個擊破”的思想精髓，而是采用正面進攻的李德式的以“堡壘對堡壘”的陣地戰，試圖一舉遷滅。結果，沈浩觸犯了“紅手印”們，“傷眾了”，連會議都進行不下去了，孤零零地被扔在冷板凳上。

    “賈治國”何許人也？他手里的火藥槍是他特權的象征，是打鳥的，打鳥給沈浩看的，怎么能交出去？也許就憑著這把鳥槍，前任的幾個村書記都乖乖投降，抱著行李卷滾蛋了。“槍桿子里面出政權”，“賈治國”是特色理論的“旗手”和實踐者，逼走幾個書記如同轟走幾只鳥，豈在話下？于是，沈浩被“賈治國”手下的小兄弟于大偉找來的幫兇痛打一頓，送進了醫院。

    于大偉施暴，沈浩挨打，就像一個誘餌，釣出了不同的嘴臉，不同的德操，也釣出了某些人依法治國的謊言。我們不妨把鳳陽縣委書記、縣公安局長的演講詞和“余三爺”的罵街詞奉獻于此，通過字里行間和最后的處理結果，來探探小崗的水到底有多深。

    縣委書記慷慨激昂的說：

    小崗村的村民們，同志們，昨天晚上有一伙人毆打了沈浩同志，致使沈浩同志受到了嚴重傷害。這是一起嚴重的治安案件，也是政治事件。我們滁州市委的領導同志對此事件都十分憤怒，也十分的重視。我現在告訴大家，市委林書記有十分重要的指示，要我們嚴懲兇手，徹底解決小崗村的問題。市委領導還要求我們，一定要抓獲打人兇手和幕后指使，揭露出事件真相，并以此開展對廣大群眾的法制教育和政治教育，以徹底推進小崗村的各項工作，努力創造一個和諧的小崗村，團結的小崗村。今天，我在這里代表縣委表明一個態度，沈浩同志在前一段小崗的工作是十分努力的，并取得了相當的成績，我們縣委是滿意的，是抱著肯定的態度的。我們對沈浩和小崗村一班人下一步工作打算也是支持的。他們提出要在小崗村創建一個村規民約，打擊歪風邪氣，打擊違法犯罪行為。我們以為這些想法都是及時的，也是必要的。今天我的心情很沉重，但也很感動。我們村民聽說沈浩書記挨打了，一大清早就趕到縣醫院看望沈書記。有小崗村這樣的好書記帶領著大家，我們相信小崗村沒有什么問題不可以解決。你們看，我們這里昨天還是陰沉沉的，今天就是一個大晴天。我們相信小崗村的前途也是一片光明！

    縣公安局長義正言辭的講：

    我這里主要想正告一些人，私藏槍支是違反中華人民共和國治安處罰條例的。不管你是什么地位，什么資格，都要遵守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法律，任何人都沒有例外。所以，我希望有關人員應該立即交代，不要和法律對抗。還有，昨天毆打沈書記的人，我勸你主動交代問題，爭取寬大處理。今天我帶的民警就在你們村里辦公，隨時準備接待你們。只要是交代了，坦白了，我保證按照政策寬大處理。縣公安局不偵破此案是不會離開小崗的！

    “余三爺”是小崗的老祖宗，在1960年自然災害時領著余本華和余本福乞討，對兩個人有救命之恩。聽說沈浩挨打，實在氣不過，就踉踉蹌蹌跑到街上開罵。這段罵詞太精彩了，既像是罵于家，又像罵大大小小的“賈（假）治國”。我們來聽聽：

    你們都給我滾出來，沒臉滾出來的給我豎起耳朵聽著。啊？你們憑什么，你們都是什么的東西？啊？沈書記怎么你們了？自打沈書記進了我們小崗辦了多少好事啊，你們咋沒看見啊？啊？你們不要臉的，還找人打人家沈書記，你們的良心被狗吃了？啊？就憑這你們是大包干的帶頭人，頭上頂了頂紅帽子，就覺得了不起了么？就覺得有功勞了是不是？人家過雪山爬草地的英雄都沒怎么樣，你們就是大包干按了個手印，就以為自己是開國元勛了？不要臉！話也不會說了，路也不會走了，人也不會做了，啊？你們辦點正事沒有？小崗村就容不下你們了？你們這些村干部別光顧的給自己家好事，要給村民辦好事啊。打人的是哪家的混蛋？爹媽怎么教育的？丟人啊。你們整天對著報紙、電臺、電視臺說好聽的，啊？裝的像個人樣，可你們底下呢？給我好好做人啊。做人懂不懂？都這么大歲數了，還胡說八道。本華家的給我聽好了：你說你們家的火槍是燒火棍，你拿出來我瞧瞧，讓大伙瞧瞧，你敢不敢拿你們家的燒火棍開自己一槍？你拿出來啊，都六十好幾的人了，還胡說八道，本華你聽見沒有？本福家的請你出來，給大伙說說，啊？你不是經常給報紙啊、電視臺啊講故事作報告么？啊？你給大伙說說，你這兩年給咱們小崗村辦了些什么好事啊？干了壞事的都給我滾出來，你們是什么的東西？本福啊，你不好意思說，我替你說。這幾年你根本就沒給小崗村干好事。別的不說，村里的幾間房什么時候是你們家的了？啊？你記得吧，咱們討飯要吃的時候，人家給了你才算你的，什么時候村里給你房子了？啊？本立，小的給我聽著：整天跟著本福屁股后面轉，不學好。我問你，挖掘機什么時候算你個人的了？你們這些人啊，好了傷疤忘了疼。共產黨給咱們好日子過，你們不好好的過，還想跟我老頭子去討飯要吃么？啊？這幫兔崽子沒資格讓我說，只能讓我罵，罵個三天三夜我都不解恨！

   兩段演講詞，一段罵街詞，一個是陽奉陰違的虛偽和造作，一個是對邪惡貪腐的譴責和鞭撻。精彩的表演，精辟的語句，折射出兩種不同的靈魂。說什么依法行政？說什么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說什么王子犯法與民同罪？不過是一個美麗的謊言。“賈治國”制造了暴力毆打沈浩的事端，卻抓了一個于大偉這個小毛蟲來墊背，而這個幕后指使非但卻躲過了一劫，繼續逍遙法外，反而因主動交出火槍而被堂堂縣委書記說成是“有立功表現”。免于追究也就罷了，還被記了一功，真是荒唐到了極點。這究竟是哪家的王法？有了這樣陽奉陰違、表里不一的縣委書記，有了“賈治國”這樣官黑商一體化而卻能凌駕與法律之上的“帶頭人”，小崗的前途還能像慷慨陳詞的縣委書記所說的“一片光明”么？

   我是不善于講階級的。但是，“賈治國”之輩的的確確是被階級了，被特權了。我們的法律也同樣被階級了，被特權了。一個私藏火槍，而且又是暴力毆打共產黨的村書記的幕后指使，竟然可以因為是大包干的“帶頭人”而免于法律的懲罰，他代表了哪個階級？當前，我們的官員很講究維穩，從沈浩被毆打事件看，誰應該是維穩的對象已經再清晰不過了，“賈治國”就是破壞穩定的根子，放過了“賈治國”，小崗能和諧的了么？

   “賈治國”制造暴力，可以逍遙法外，靠的是小崗的牌坊。“李剛之子”醉駕撞死卿卿性命可以得到輕判，靠的是特權。而黎民百姓上訪表達合理訴求，就被指責為破壞穩定，就被“跨省追捕”，就被“精神病”，就被廣東的特警們視為“假想敵”而被“演習”，這究竟是什么邏輯？這究竟是誰制定的法律？如此下去，“賈治國”必然演變成“假治國”，我們的社會到底會走向哪里？

   （六） 小崗、大寨、華西與余本福的面子（11、12集）！

    中國人很講究面子。那么，面子，究竟是什么？

    不同的時代有著截然不同的面子觀。30年前，人們把理想、信念、奉獻、忠誠當成面子，于是，時傳祥掏糞的手、王進喜身上的泥漿、陳永貴頭上的白圍巾、焦裕祿手上的鎬頭、雷鋒參加義務勞動的推車，構成了那個時代的特質，裝點了那個時代的風貌，成為那個時代大多數人追求和仰望的最高人生境界；30年后的今天，人們把金錢、珠寶、轎車、奢淫當成面子，于是，許宗衡的票子、韓峰的日記、許邁永的三多、羅蔭國的58條內褲、王亞麗的造假騙官、羅亞平的色相，組成了“特別是”年代異彩紛呈的畫面，把普世價值觀詮釋解讀的燦爛而耀眼。

    鳳陽小崗，一面鮮艷的旗幟。“紅手印”故事的傳奇與浪漫、“帶頭人”紅帽子的榮耀與威嚴，把小崗人的面子涂抹的光彩奪目、金光四射。然而，在這光彩奪目、金光四射的面子掩蓋下，是他們難以面對的貧窮、落后、無奈和尷尬，還有“賈治國”、余本華、余本福、余本立內心世界的私欲、貪婪、無恥與齷齪。

    沈浩到小崗兩年后，帶領部分“紅手印”開始了一次特殊的旅行，那飛馳的滾滾車輪，徹底碾碎了這些私分散伙的帶頭人自以為是的狂妄與叫囂；那火車頭發出的刺耳的鳴笛聲，給這些象征著浩蕩皇恩的牌坊保佑下的“紅帽子”們，帶來了永遠無法彌合的陣痛和傷感。華西、大寨的繁榮與富足，無情地撕掉了小崗人華彩的面具，吳仁寶、郭鳳蓮的開拓與進取，讓“十八勇士”們的自私與狹隘無地自容。

    本劇導演或許為了某些人的面子，把沈浩組織的這次特殊旅行，用幾個匆匆而過的鏡頭輕輕帶過了。但是，歷史誰都無法涂改，沈浩對郭鳳蓮說過的一句精彩語錄至今回響在我們的耳畔：“你們大寨是‘干’出來的，我們小崗是‘按’出來的”。這一“干”一“按”，就把沈浩在小崗兩年來的實踐和感受刻畫的入木三分，就把沈浩對大包干和集體經濟的評價表達的栩栩如生。

    沈浩到小崗任職是在2004年。此時，由“紅手印”們掀開的農村改革的大幕已經進行了20余年。然而，小崗依然是一處窮山苦水、破敗凋零的景象，人均收入不足兩千，村民生活水平基本處于原地踏步的狀態。而大寨呢？2004年，經濟總收入達11026萬元，人均收入4500元，經濟收入比1980年增長520倍，人均收入增長24倍。集體積累3000萬元，固定資產8000萬元，上繳利稅294萬元，人均利稅5700元。再看華西村：2004年，華西村人均工資收入12.26萬元。同年全國農民人均純收2936元、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9422元。華西人的收入是全國農民的41.76倍、城鎮居民的13.01倍（以上數據不考慮幣值變化因素）。

    大寨，曾經在六七十年代是中國農業的先進典型，他們以愚公移山、改造山河的氣概，用與天斗、與地斗，與私斗的精神，把“七溝八梁一面坡”的荒山野嶺變成一片片綠油油的梯田麥浪，帶動了全國農業欣欣向榮的嶄新局面。改革開放之后，小崗的“紅手印”們一舉砍掉了大寨這面旗幟，把大寨幾乎投入了無底深淵之中。然而，大寨人不沉淪，不氣餒，在當年的鐵姑娘郭鳳蓮帶領下，在巨大壓力和夾縫中，堅持走集體經濟和共同致富之路，開辟了大寨更加廣闊的新天地。

    華西村，在60年代叫華西大隊，年分配水平只有五六十元，社員“吃糧靠集體，用錢靠自己”，地薄、隊窮、人心散。學大寨之后，改變了一窮二白的面貌，成為聞名全國的先進典型，被毛主席稱之為“這是農村光明燦爛的希望”。70年代末，我國農村推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改革，華西村頂著壓力繼續實行大隊核算。在取消人民公社之后，華西大隊改為華西村。經過20余年的奮斗，吳仁寶帶領著華西村在集體經濟的康莊大道昂首闊步，成為舉世矚目的家家住別墅、家家有轎車的中國首富村。

    余本福，是小崗“紅手印”的帶頭人之一，在任村主任期間，以權謀私，將村里的八間房用作假手段據為己有。他動用媒體的關系，以《小崗要重走集體經濟之路？》的文章給沈浩施加政治壓力，以抗衡沈浩以法律手段收回八間房的決心。在與沈浩對話時，余本福抑揚頓挫的講到了面子。他說：我想不明白的是，為什么你沈書記一來就跟他們一樣要收我的房子呢？那不是房子的問題，表面上是沖房子使勁，實際上就是想把我這個大包干帶頭人搞臭？不是這個問題么？我跟你說句不客氣的話，我這張老臉不是我余本福個人的臉，從某種意義上說，他代表小崗村的臉，代表著中國農村改革第一村的臉。你往我臉上抹黑，你那容易犯歷史的錯誤。嘿嘿，你得給我面子。

    余本福把自己的臉和小崗村的臉以及中國改革第一村的臉聯系在一起，看得出他很有大局觀念。那么，我不明白，余本福和其他“紅手印”們當初私分散伙時，大局觀念哪去了呢？那時，集體經濟全國一盤棋，他們嗅到了農村改革的氣味，躲在那個茅草屋里制造或編造了一個“紅手印”的故事，還自稱“坐牢殺頭也心甘”，一方面為自己涂脂抹粉，一方面也是為了迎合某些人蓄謀已久的大包干這個大局吧？既然余本福如此看重自己大包干帶頭人的臉面，如此看重農村改革第一村的臉面，那么，將集體財產據為己有，又是在抹黑誰的臉面呢？“紅手印”之后，小崗經濟停滯不前、原地踏步，讓鄉里鄉親苦守貧窮，而他們自己卻貪贓枉法、吃香喝辣，這究竟是帶的什么頭？大包干的小崗村被走集體經濟的大寨、華西拋落在后、望塵莫及，這究竟是丟人現眼，還是無限風光？究竟是誰犯了歷史性的錯誤？究竟是誰想把鳳陽小崗這個中國農村改革第一村搞臭？

    面子、面子，何等荒唐的面子，何等無恥的面子。電視劇《永遠的忠誠》，已經把鳳陽小崗的面子撕扯的無比丑陋，把“賈治國”、余本福這些“紅手印”、帶頭人們的面子暴露的格外邪惡與猙獰。我還想問問：到底是誰，曾經把鳳陽小崗的面子涂抹的金光燦爛？有人不是一貫高喊“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么？有人不是一貫高喊“實事求是”么？那么，面對小崗的大包干和大寨、華西的集體經濟，誰來給我們一個公正的評判？

   （七） 余本華、段祺瑞與紀念館、“肖像錢”及秦檜（13、14集）！

    鳳陽小崗，這是一個很時尚、很現代、很浪漫的名字。

    然而，劇中的小崗村卻充滿了一種老氣橫秋、陳腐破落的滄桑感。這個于氏家族頗有點小朝廷的意味。唯一有點現代氣息的，是因為有沈浩這個特色國度村支書的存在，就好像堂堂大英帝國還存在著不問世事的女皇，就好像霸道十足的日本小島還供奉著天皇，有點滑稽了。

    假如我們跨越時間與空間的定格，讓于氏家族和歷史人物對號入座，我感覺余本福就像是馮鞏的老爺爺馮國璋，余本華就好像是那個用槍逼著議員選舉的霸道的段祺瑞，而那個氣息奄奄、日薄西山的“余三爺”就好像是末代皇帝溥儀，經過改造和反省成了立地成佛的一尊活菩薩。當然，末代皇帝被改造成活菩薩，是毛主席的功勞。毛主席開創的時代，就是能把壞人變成好人，或者比較好的人。后來者們更是英明，超越了毛主席，開創了一個相當民主的新時代，能把好人變得要么規規矩矩的在家享清閑，要么就像孔驢子一樣到處胡說八道，使盡了話語權、罵娘權而沒人敢封住他的破嘴。至于那個“賈治國”，倒像一個活生生的現代版的秦檜，尤其那雙賊溜溜的三角眼，就好像是一只鉆進了“WTO”褲襠里的碩鼠，盡情地享受著主子賞賜的騷氣。

    我為什么說余本華像段祺瑞呢？因為，在沈浩領著“紅手印”們參觀華西、大寨返回途中，余本福和余本華因看到華西、大寨的發展而郁悶至極，再次交鋒打起了嘴仗。下面，我們來回顧一下這兩個“紅手印”之間的精彩對決。

    余本華：當年俺小崗村有名的時候，它華西還沒什么名堂呢。俺們差哪了？是腦袋缺根弦還是缺胳膊少腿啊？

    余本福：自個折騰唄。自個把自個折騰散架了。哼。

    余本華：人家華西、大寨啊，都把心思一門的往集體上想，人家那兩個帶頭人，眾人服啊。俺們，誰上去坐那個臺上啊，就光想著自個家那點事。啊？他能好么？

    余本福：這些年啊，頭回說這么句中聽的話。嘿嘿，早干啥了？早咋不好好干呢？

    余本華：你倒是好好干啊，你在位置上的時候都干什么了？啊？哈哈，還不是一門心思琢磨自個家那點事。你干什么了？

    余本福：你少污蔑我。我當村主任的時候，咱們村第一次有工廠，咱們村第一次招商引資。誰不知道啊？

    余本華：你引個屁！倒是說過，某某某大公司要投資幾萬、幾萬、幾千萬，要進咱們村。啊？“撲”吹的沒影了。是不是啊？

    余本福：大風吹的是我吹的？我招不招是我的事，招不著是客觀的事，人家不投資我硬拽啊？

    余本華：小崗村要是有你這樣的攪屎棍子，它能好么？

    余本福：你好？你下臺了，小崗村成你們家的了。下臺了不要緊，還把那個不著調的外甥（就是“賈治國”）整上去當主任了。

    余本華：那是民主選舉。大家投票投的。

    余本福：誰投票了？你們家派人把四面八方的村口、路口都把住了，不投你們家的票都不讓進村。有這么選舉的么？有這么民主的么？

     。。。。。。

    當年的馮國璋與段祺瑞，既同屬同流合污、沆瀣一氣的北洋系，又是明爭暗奪、互相拆臺的政治對手。如果說馮國璋為我們貢獻了一個滑溜滑氣的馮鞏，那么，段祺瑞最大的貢獻就是“槍桿子里面出選票”。他當年用槍逼著議員選舉的情形與余本華逼著村民選“賈治國”的鬧劇真是異曲同工啊。好在段祺瑞至死沒做漢奸，而余本華依靠“民主選舉”推出的“賈治國”就真有點漢奸秦檜的味道了。

    民主，的確是一個很有誘惑的政治名詞。有人很膜拜西式民主，并為此而嘔心瀝血、不惜一搏。方勵之、劉曉波、辛子陵，還有那個人人喊打的茅于軾，就是此等之輩吧？我個人覺得，所謂的西式民主，雖然不能與段祺瑞那種“槍桿子里面出選票”的邏輯相提并論，但是，“金錢里面出選票”的說法還是很有合理性的，尤其在一個把金錢看的至高無上的社會里，有人會把選票當成一次謀利的商機而加以出賣，絕不是我以小人之心來度人。我對民主也同樣充滿渴望，從來不放棄自己舉手的權利，更不會出賣自己的這種權利。我至今記得因為舉手而給我帶來的一次丟人現眼的尷尬。那是1995年的秋天，公司召開千人職工代表大會，議題是集體經濟機構精簡，實際就是一次集體經濟的瓦解大會。主持人很精通民主，首先讓不同意的舉手。哈哈，整個會場就我一人莊嚴的舉起了神圣的手臂，招惹了主席臺上驚異但又是很淡定的目光。我不是傻瓜，不會以卵擊石的，原因是我們工會的女工主任串通了我，說好了投反對票，結果被人家耍了，但我絕不會放下已經舉起的手。至今想來，仍然感到陣陣心酸。

    沈浩為了發展小崗村旅游業，真是用心良苦。費盡了口舌，費勁了心血，辛辛苦苦建起了一個大包干紀念館，把“紅手印”們的巨幅畫像掛在了寬敞的大廳里，以供游人們駐足參觀。可是，誰知道，卻遭惹了“肖像錢”之爭。剛從華西、大寨參觀歸來的余老三、余本立和老杜，沒能學到一絲一毫的集體觀念，反倒商機意識增強了。他們認為，村里侵犯了自己的肖像權，非要鬧著搞點賠償不可。沈浩以為余本華和余本福沒來鬧是個進步，他哪里知道，那個余本福卻是一個地地道道的幕后推手。他出主意讓余本立找旅游局討要“肖像錢”。

    什么狗屁“肖像錢”？一尊尊充滿銅臭和私欲的軀體，按了幾個手印，帶了大包干私分散伙、貧窮落后的頭，當初搞的廣大農民因為散伙分家而痛哭流涕，還拿自己當什么“開國元勛”了，恬不知恥、荒唐至極。這樣的肖像究竟值幾個錢？小崗村貧窮落后的根子，就在于這幾個帶頭人死不改悔、頑冥不化的滿腦子私欲。據說，當初沈浩修路時，中午和幾個村干部在飯店吃了一頓飯，一下就呼上來70多號村民不請自到，也跟著吃上了，修路的水泥也被不少村民搞回了家。把這些“紅手印”們的肖像高掛起來，就是為了展示他們在個人利益上“帶頭人”的光輝形象么？由這樣的“帶頭人”拉開的農村改革的大幕，難道不是一場見利忘義、唯利是圖的鬧劇么？

    說到紀念館，我對杭州西子湖畔的岳王廟有很深的印記，那跪在民族英雄岳飛墓前的秦檜，給我帶來太多的聯想和企盼。當年梁山頭領宋江，將晁蓋的“聚義廳”修改成“忠義廳”，是一個很好的啟示。我想，能不能把“大包干紀念館”修改成“沈浩紀念館”，把“賈治國”也鑄成一個塑像，讓他永遠跪在沈浩的遺像前，以贖暴力毆打共產黨村書記的滔天罪行呢？

   （八） 母親、妻子、女兒及小崗都是他生命里無怨無悔的堅守（15、16集）！

    家，我們人人擁有。家，到底是什么？

    她是迎風搏浪的一葉小舟永遠向往的港灣，她是一只疲憊了的小鳥歇息駐留的一棵大樹上的巢；她是初春燕兒歸來時在房檐下用一點一滴的泥草壘砌的窩兒；她是駿馬奔馳始終無法逾越的綠草茵茵的那片廣闊原野；她是月亮無怨無悔的追隨太陽運行的軌跡而掛靠的燦爛星河；她是蜜蜂釀造甜蜜而一生一世都無法割舍的一片片花海。

    家，就是慈祥的父母，就是牽手的情侶，就是心愛的兒女；家，就是寧靜，就是溫暖，就是幸福；家，就是相聚時的歡笑和離別時的牽念，就是白頭偕老的浪漫和中途揮手的悵痛；家，就是酸甜苦辣咸的一個糅合體。

    沈浩來到小崗這個“紅手印”的故鄉，在匆匆忙忙的奔波中，在與每家每戶心與心的交流中，在帶領小崗人與貧窮落后的抗爭中，轉眼之間走過了近三年的艱難時光。當他回首那一串串跋涉的腳步，當他咀嚼著自己三年來的每一份甘苦，當他在閑暇之余突然想起好久未見的母親、妻子和天天喚著他回家的女兒時，這個有淚不輕彈的男人，終于在酒醉之后爆發出蓄積已久的情感，在面粉廠老板劉玉林面前盡情的痛哭了一場。此時此刻，我終于按耐不住自己的心痛，為這個大男人而傾淚了。

    讓我們重新回顧一次那感人至深的鏡頭，來傾聽沈浩發自肺腑的心聲吧。

    沈浩醉倒在劉玉林的床前，想起了媽媽、妻子和女兒，突然淚流滿面的哭訴起來：

    我對不起人家，我真的對不起人家，我真是對不起她們娘倆，對不起我媽媽。。。。。。玉林啊，我在這三年，三年啊，我所有工資啊，從來沒有，一分錢都沒有拿回家里去。然后，我從王曉琴那拿了三四萬塊錢，全添到、全添到小崗村去了。我真是，我從來都沒想到過，說他們娘倆在家怎么過日子。人家欠我什么？啊？該我什么？我真是對不住人家。。。。。。玉林啊，我還有三個月，我任期滿了。我想好了，我要回去了，打定主意回去了，到日子就回去。真的不能在這呆了，我真是對不起人家。。。。。。我媽，我媽都九十多了。我一天、一年沒回去看她，我一年了都沒回去看我媽。我真是太累了，真是太累了。我真是太累了。。。。。。太難了。。。。。。

    是的，三年來，沈浩太累了，身體太累了，心太累了，精神太累了。那條節省了20多萬的水泥路，那好不容易收回來的八間房、推土機，那大學生創業的蘑菇大棚，那飛躍鐵路、直通省城的立交橋，那白發蒼蒼老媽媽手里的拐杖，那幼兒園里的千叮嚀萬囑咐，那村民興旺家里癡呆的妻子、瘦弱的孩子，那一間間漏雨的茅草屋，那徐勝利家里小崗直達合肥的運營證，那紀念館還沒開業就嚷著索要“肖像錢”的帶頭人，那沉淀在心頭而又不能爭論的華西、大寨似的集體經濟，那世界知名企業GLG的梧桐之夢，哪一樁沒有他操勞的身影？哪一件沒有他心血的凝結？

    三年，不過是歷史長河的浪花一朵，不過是人生漫漫征途的短暫一瞬。然而，這三年對于沈浩來說，卻是最勞累、最艱難、最苦澀、最辛酸、最糾結、最難忘的三年；這三年對于小崗村來說，卻是柳暗花明、起死回生、走向希望的三年。三年來，沈浩找到了小崗村貧窮落后的根源，可是，他敢說么？三年來，沈浩看到了“紅手印”們內心深處最強烈的隱私，可是，他敢說么？三年來，小崗村每一個村民都知道，沈浩就是他們救苦救難的活菩薩，共產黨才是他們走向共同富裕的唯一希望。沈浩要走了，小崗村的“余三爺”將再次導演一個“紅手印”的續集，那么，這個“紅手印”故事的續集，將給小崗人帶來什么？將給沈浩帶來什么？將給沈浩母親那期盼的眼神、沈浩妻子那深情的凝望、沈浩女兒那對爸爸纏綿的依靠帶來什么？

    “誰能情愿一生追求，無怨無悔把未來執著守候？誰能輕輕揮一揮手，就可以忘掉昨日苦樂哀愁？誰會寧愿不問理由，付出自己把平凡變成不朽？誰能甘心別無所求，把他人幸福當做自己擁有？這就是你心中所有，它遠到天邊卻近在心頭；這就是你心中所求，無私的背后是無怨的堅守”這首劇中的片尾曲，是我這幾天百聽不厭的旋律。這旋律，像陣陣清風，吹拂著我脆弱的情感；這旋律，像咕咕溪流，洗禮著我陣痛的心靈。什么是“無怨無悔”？什么是“苦樂哀愁”？什么是“別無所求”？什么是“平凡變成不朽”？什么是“把別人幸福當做自己擁有”？

    鳳陽小崗啊，你能否給我們一個回答？

   （九） 沈浩質疑強拆與王曉琴質疑和諧（17、18集）！

    我對沈浩沒有過深的研究，但我覺得他應該是一個很有思想的人，特別是關于農村建設的思想。他的思想源于三年來的實踐，源于這個充滿了公與私激烈交鋒的小崗。這個思想到底是什么，我說不清楚，導演讓劇中的沈浩也說不清楚。

    可以肯定的說，“紅手印”們的核心思想是私，是帶頭致富，而他們帶頭致富的資本就是他們頭上的“紅帽子”和村主任的權利。于是，在私利的主導下，集體的財產甚至村主任的權利就成了“紅帽子”們任意瓜分、宰割的蛋糕；于是，小崗這個大包干的典型在改革開放20余年之后依然保持著貧窮落后的面貌；于是，小崗就出現了普通村民與富了的“紅手印”們之間的矛盾糾葛。這恰恰是當今中國農村普遍存在的一個耐人尋味的現象。

    沈浩治理小崗的理念是“組織起來”，這在修路的事件上得到了很好的體現，尤其在帶領“紅手印”們赴華西、大寨參觀考察的事情上表現格外醒目。然而，小崗不是華西，也不是大寨。小崗是大包干的一個牌坊，這個牌坊代表著什么，意味著什么，沈浩應該比任何人看的更清楚。余本福啟動媒體的力量，打壓沈浩走集體之路的決心，這就迫使沈浩不得不在公與私的夾縫中來重新思考自己治理小崗的思維方式，也可能讓沈浩農村建設的思想變得漂浮不定，變得矛盾重重，變得找不到自我。沈浩與GLG時尚女老板有一段精彩談話，盡管這個談話是藝術上的處理，卻能折射出沈浩在各種矛盾相互交織的大環境下的一種不安、苦悶、糾結甚至難以自圓其說的心態和思想。

    強拆，是目前城鄉建設無法回避的問題之一，也是引發社會騷亂的一個突出導引。對此，沈浩跟GLG女老板發表了一番亂七八糟的感言：“你說現在中國人啊，要是處處都聽話，從來不敢發表自己的意見，你說這是好事還是壞事？你在國外待的時間這么長了，你應該有體會吧？你現在經常會看到，有的報紙就報道，某某釘子戶打死都不搬走，我就不搬，不動。還有，就是某某地住戶跟房地產開發商就打起來了。你說十年前這事怎么可能呢？過去的老百姓你讓搬就搬，付給拆遷費給多給少都不敢吭一聲。現在就不行了，他不滿意就跟你鬧啊。那你說現在的老百姓他這么做是進步了，還是退步了？小崗村的人啊，是中國農民當中最進步的那批人，他們那種自我權利意識很強，自我保護意識也強。你說人家以前好，帶頭了，那現在就不好了？”

   與其說此番言論出自沈浩之口，倒不如說是導演在“導向”觀眾。其實，導演是想告訴我們：這個社會進步了！那么，我想告訴“沈浩”：中國人不是從來“不敢發表自己的意見”，毛主席就讓老百姓死勁說，“四大”就是一個證明。包括現在，老百姓還敢說，論壇就是證明。不同的是，版主不讓死勁說了，因為，“不爭論”是不容冒犯的。到底誰不敢說呢？是臺下穿西服的君子們，也包括沈浩。比如，小崗的問題，大寨的問題，沈浩敢說么？如此，社會進步了么？關于拆遷，“沈浩”說的很離譜，什么叫“過去的百姓你讓搬就搬，付給拆遷費給多給少都不敢吭一聲”？我不知道“沈浩”說的過去是指什么年代，但有一點“沈浩”不能混淆事實，這就是公有制與私有制時代的拆遷肯定有本質的不同。公有制天下為公，拆了你的房子，還會給你安排一個新的去處，都是公有的。私有制，房子是人家花錢買的，憑啥你想給多錢就多錢？人家花十萬你給5萬，不行就強拆，如此，社會進步了么？不錯，小崗人“自我保護意識也強”，帶頭分地了，帶頭分八間房、推土機了，“賈治國”帶頭私藏火槍又主動交出還能“立功”調到鎮里工作了，這就是小崗的進步么？

   小崗人沒有暴力強拆，沒有人自焚，這是小崗的幸運。沈浩強拆，靠的是民主，靠的是沈浩人格的力量。對于強拆，沈浩進一步說，說的很理性：“有時候咱們可以換一個角度去看。前年啊，我們村修了一條路。我本想啊把這條路修的漂漂亮亮的，把路兩邊的房子都給粉刷一遍，把破爛房子全部拆掉。。。。。。但是，有的人不動，你怎么辦？有一戶人家豬圈就放在路邊，夏天啊臭烘烘的。我怎么跟他做工作都做不通。那是人家個人的一個財產啊，人家豬圈原來就在那，你強拆？打架？打得頭破血流？最后我想，你在那就在那吧，在農村路面有個豬圈也正常，這不過分。你要放在以前那個思路去看，他這么做就不對了，你這是沒有集體觀念。這件事逼著我得思考。我為什么要逼著人家把這個豬圈搬到離人家很遠的地方呢？這合理么？。。。。。。人家的豬圈早就在那了，我這路是后開的，為什么要人家搬走呢？你說我是不是計劃經濟和集體經濟的腦筋啊？”

    我感覺，沈浩的話很值得人們思考，尤其對于那些慣于暴力強拆的精英們，應該學習一點沈浩的拆遷觀。計劃經濟、集體經濟時代與所謂的市場經濟時代，人們的觀念有著本質的不同，這是社會大背景決定的，是體制的問題，這就注定了拆遷觀念必須有根本的轉變。所有制的不同，必然形成拆遷方式的不同。我以為，公有制的條件下，在公平協商不能達成的情況下是應該允許強制拆遷的，因為房產權不屬于個人。同時，強制拆遷不是暴力拆遷；相反，私有制條件下，不能搞強制拆遷，更不能大搞暴力拆遷。如果非要以損害百姓的利益來換取所謂的發展和建設，于情于法都是行不通的，也是引發官民矛盾和社會騷亂的關鍵癥結所在。私有制條件下的拆遷不能侵犯百姓的合法利益，公買共賣、自愿交易、合理征收，才是市場經濟條件下包括拆遷在內的房地產交易的原則和本質。違背了這個原則和本質，絕不是進步，而是比私有制更大的倒退。

    沈浩還談到了一個關于“順民”的問題，也很有意思。他說：“我有時就不明白，嘴上說搞現代化，可骨子里呢？他就是喜歡順民。你喜歡順民，那是封建落后的思想啊。所以說啊，你要搞現代化你就到小崗村去。小崗村最能考驗出我們是真搞現代化，還是搞假現代化。”此番話，把GLG女老板搞的一頭霧水，也把我搞的暈頭轉向。沈浩說的“順民”倒是一針見血。時下有人確實嘴上說一套，背地干一套。毛主席是不喜歡順民的，他自己也不是什么順民，所以，他鼓動老百姓造“走資派”的反。而有人一個勁的說搞現代化，一個勁的大講尊嚴，一個勁的大講民主，一個勁的大講人權，“現代化”特色倒是金光錚亮。可是呢，那么多“沉默的聲音”哪里去了？徐武明明思維清晰、語言流暢，偏偏說成是“偏執性精神病”，說點偏激的話，就精神病了？那么，當年詛咒毛主席“讓雷劈死”的婦女是不是應該槍斃了？在某些人看來，舉報貪官就不是順民，都應該打成精神病關進瘋人院。那么，小崗那么多索要“肖像錢”的刁民是不是也瘋了？可是，你就不敢動一動小崗的這些“精神病”，因為小崗是特色的牌坊。鳳陽小崗，真的很現代化么？

    為了構建和諧社會，有人提倡“包容”。在這個“包容”之下，普世價值觀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相互排斥，相互斗爭，也相互滲透，形成了一對對立統一的矛盾。這個矛盾不僅讓開放的中國充滿了思潮泛濫的特色，也把黎民百姓的思維和信仰搞的找不到可以衡量是非的標準了。“端起碗吃肉，放下筷子罵娘”，吉林“臭不要臉”局長把百姓的心態描繪的惟妙惟肖。沈浩是農民出身，到了小崗如魚得水，一身的土氣。工資一分錢拿不回家，還倒貼了好幾萬。就在沈浩42歲生日到來的時候，妻子王曉琴對妹妹、妹夫大發雷霆，原因是他們對沈浩的大公無私深表疑惑，認為沈浩太傻。王曉琴怒斥到：“你們老說共產黨的干部出了哪個哪個貪官，咬牙切齒的，這不好那不好。好，現在輪到你姐夫了，人家好好干了，到你們嘴里有好話么？還傻傻傻、農民農民！跟你們這樣說吧，共產黨的干部要都是你姐夫這樣的，就真就是和諧社會了！”

   是的，構建和諧社會，需要千千萬萬個沈浩。可是，特色中國究竟有多少個沈浩？離開了沈浩，鳳陽小崗的路會走向何處？

   （十） 沈浩、劉玉林、呂老板和小崗人及普羅米修斯（19、20）！

    鳳陽小崗，是一片睡著的、貧瘠的土地。

    她正做著一個抗爭貧窮落后、走向富裕的熱夢。

    在古希臘，流傳著一個美麗動人的神話故事：有一個善良的神叫普羅米修斯，創造了人類，并充當著人類的教師。他盡自己所有的能力，只要能給人類帶來幸福和快樂，都無私的傳播、奉獻出來。同樣，人類為了報答普羅米修斯的恩情，用自己的真誠和摯愛表達著對他深深的敬拜，但由此激怒了天神領袖宙斯。為了懲罰人類，宇斯蠻橫的奪走了人類生活的火種，拒絕人類走向文明。普羅米修斯想了一個辦法，用一根長長的茴香枝，在烈焰熊熊的太陽車經過時，偷到了火種，并送給了人類。宙斯大怒，用一根永遠無法掙脫的鐵鏈將普羅米修斯鎖在高加索懸崖之上，派來一只惡鷹每天來吃他的心肝。日復一日，年復一年，直至一位著名的大力士赫拉克勒斯用箭射死惡鷹，用石頭砸碎鐵鏈，將普羅米斯解救出來。。。。。。

    沈浩，三年來，用自己的忠誠和無私感化了在貧窮中煎熬的小崗人，給她們帶來致富的希望。沈浩，成了小崗人心中的普羅米修斯。沈浩不是神，沒有偷來火種的神力。但他知道，能夠給小崗人帶來幸福和文明的唯一希望，就是華西、大寨的集體經濟之路。然而，小崗街口那威嚴聳立的牌坊，媒體質疑集體經濟醒目的白紙黑字，“賈治國”那時隱時現的奸詐與猙獰，不正是壓在沈浩心頭的“宙斯”么？

     劇中，沈浩、劉玉林、呂老板，一個是黨的村書記，一個是民營企業的老板，一個是外企GLG的女強人。他（她）們就像一道奇特的風景，也像當代中國經濟模式的縮影，把小崗村裝飾的格外惹目，令人浮想連篇。

     劇中忽略了一個事實，那就是沈浩下決心留在小崗的更重要的原因。小崗，曾被有關部門評為中國十大名村之一。當沈浩與華西、大寨等走集體經濟致富的帶頭人吳仁寶、郭鳳蓮等相聚在表彰會主席臺上的時候，他心潮翻涌，倍感羞愧。眼看著華西、大寨那樣的富有，而小崗作為大包干的示范村卻被遠遠的拋在歷史的起跑線上，深深觸動了沈浩的自尊和凝重的思考，也堅定了他繼續留在小崗工作的決心。他希望通過自己奮力一搏，來改變小崗這個明不其實的中國第一村貧窮落后的面貌。

    在招來劉玉林的面粉廠之后，沈浩把小崗脫貧致富的一個最大希望押在了GLG這個頗具影響力的外資企業上。在沈浩的心里，那個穿著時尚、敞胸露懷的女強人呂老板，無疑就是一只金鳳凰，無疑就是普羅米修斯神話里那個希望的火種。為此，沈浩憑著自己拯救小崗的強烈欲望和對事業的執著追求，終于感化了這位美麗的女神，把自己心中僅存的一份華人的良心施舍給了小崗村。據呂老板自己跟沈浩講，她也是一名共產黨員，曾經做過工程師、總工和單位的頭頭，后來被GLG看中，成為GLG在中國的首席代表。為此，她頗具感慨、意味深長的對沈浩說：“你想想，在一個資本家的工廠里干活，我還得代表著共產黨的形象，這壓力可是太大了。你也知道，現在做一個好共產黨員有多難啊，不過這兩天通過跟你接觸啊，也突然覺得不算難，做一個好人就行了。。。。。。”

    聽了這位女強人的話，我一直在想一個問題：共產黨員應該為誰服務？改開以來，許多黨員干部放棄了自己當初的誓言，為了高薪厚祿有的成了民營企業家，有的投身于外企成了外國資本家在中國的代言人。那么，他們為誰服務，豈能是黨性能決定的了的？所以，這位女強人所言“做一個好人就行了”的感言，的確是尷尬之中的一種無奈選擇。我曾經工作過的集體企業總公司，一個下屬單位也曾經與香港一家木制玩具公司合資過，這個項目是當時林業部一名高級首長拍板決策的，合資后的經理也是這個首長指定的，是我們原來一個下屬企業的副廠長。傳說，該經理的一個親屬是林業部首長的一個至交好友。1995年春天我在北京林業部招待所見到過該經理，他住宿都不需要登記，他親口對我說的，可見傳說不假。該經理在合資期間干的紅紅火火，又當先進又當典型的。后來，我聽說他因為運輸非法木材被局長談過話，但沒人敢處理。沒幾年，合資散伙了，該經理也遠走他鄉，好像被私企高薪聘走了。他也是黨員，而且是優秀黨員。

    我還無法忘記，私營大企業家榮毅仁做過我們國家的副主席。那時，我不太關心政治，但總覺得這樣的安排很叫人困惑，我一直問自己：榮毅仁究竟代表了誰？共產黨是為人民服務的政黨，為共產主義而奮斗終身是每一個黨員舉著拳頭宣誓過的。可是，我一直不明白，為了高薪厚祿，為資本家打工，為成全自己的財富夢想而不余遺力，那么，他們黨員的身份還那么純潔么？當然，我們不能以僵化的思維來詮釋當前的改革開放，也需要以包容的心態來對待那些在民營、外企工作的黨員們。但是，我始終不明白，對于一個政黨而言，還要不要她的先進性、純潔性和光榮性？

    我不想以什么經濟的角度來評價GLG在小崗投資有什么意義，我也從不盲目排斥外資在華投資，甚至覺得適度吸引外資也是帶動中國經濟發展之必要。但是，我對富士康這樣的企業在中國的存在委實覺得郁悶；我對我們民族品牌不斷被民營、外企吞噬的局面頗感義憤；我對強大而完備的民族工業體系被逐漸瓦解而痛心疾首；我對華西、大寨、南街這樣走集體經濟、共同致富的典型不能成為中國農村發展的方向而百思不得其解；我對小崗村的“紅手印”成為國家展覽館的一景而羞愧臉紅；我對劇中沒有小崗人自己創建的集體經濟而遺憾，而不平。

    土地，是農民繁衍生息、賴以生存的命根子。農民，不能成為自己土地上的主宰者，是社會發展與文明的悲劇。如果說，沈浩如同普羅米修斯一樣，給小崗人帶來了生存和崛起的希望，那么，劉玉林和GLG真的能成為引領鳳陽小崗走向富足、走向進步、走向文明的火種么？

  
   （十一）電視劇《永遠的忠誠》賞析之十一（21、22集）：大包干、杭州會議與“18萬畝耕地”及釘子戶！

   不是東風壓倒西風，就是西風壓東西風，在路線問題上沒有調和的余地。

   當年毛主席高屋建瓴的論述，如今仿佛又變得格外現實而敏感。那么，小崗到底在刮什么風呢？

   GLG這個龐然大物的到來，在小崗村掀起了軒然大波，引發了一場思想上的爭論，多少年未見的路線之爭，在小崗村突然變得激烈、熱鬧起來，甚至再次牽動了媒體敏銳的視角。一篇題為“是進步，還是倒退？”的文章，猶如巨石激浪，小崗村開始躁動不安了。

   此時的“紅手印”們，經過20余年的風雨洗禮與歷練，已經不是當年僅僅滿足于吃飽飯的大腦簡單的普通農民了，“紅帽子”把他們變成了政治家。如果有人試圖以集體經濟來否定大包干，他們當然把這看的比什么都重要。因為，這直接關系到“紅帽子”還能不能紅下去的問題。“紅帽子”就是他們的政治資本，當然也是經濟資本。從這個意義上講，他們的確是進步了。

   下面是他們對土地問題的議論：

   余老三說：把事情說的這么好那么好的，給多少錢啊給多少錢。這里外里干什么？這是在收買我們啊。把土地給了資本家，我們還剩啥？啥都沒有了我們。這不還得吃二遍苦遭二茬罪么？這是走什么道路的問題，嚴重了嘛。

   余明亮說：這事我看啊，就是他們幾個干部想跟著資本家一塊掙錢，把俺們小崗的利益都出賣了。什么股份制了？誰知道他們掙多少錢啊？是不？到俺們農民手里還剩多少錢阿？

   于本立說：我總覺得這是掙錢的好機會，我想，把錢揣到懷里那就是進步。

   余本福說：在管理上不讓小崗人參與，小崗人沒有話語權，那將來小崗人的利益怎么保證呢？咱們是什么人？咱們是農民。土地是什么？是農民的命根子。你甭管是前進還是倒退，農民有了土地說話就有底氣，說話就有理。不然的話，你兜里揣著十幾萬塊錢管什么用？進城人家管你叫農民工，回到鄉下沒有土地，這叫啥？這叫前不著村后不著店。早晚得完蛋。

   。。。。。。

   應該說，無論是工人還是農民，關心自己的切身利益是毋須指責的，這就是民生。但是，由于每個人文化和覺悟的不同，必然看問題的角度和深淺也迥然不同。這就需要決策者們應該有一個統領全局的正確的路線和方針，來引導人們的思想。有了正確的路線和方針還遠遠不夠，更需要有一大批能夠正確貫徹這些政策和方針的人。這就是毛主席當年所說的：“路線是個綱，綱舉目張。”那么，小崗人思想的混亂從哪來的呢？我個人認為，一方面小崗的大包干被立成了街口舉國矚目的牌坊，讓小崗人有了定心丸，一方面沈浩反其道而行之，試圖推行集體經濟道路，由此必然引發思想的碰撞，加之媒體推波助瀾，缺失也不可能有一個明確的導向，如此才造成了小崗招商引資的僵局。那么，這個局面到底是誰造成的呢？不是沈浩，也不是小崗人，而恰恰就是小崗街口那個大包干的牌坊。

   沈浩生前參加過一次在杭州舉辦的“全國十大農村先進基層組織座談會”，這個會議傳達出一個很重要的信息，認為目前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已經不合時宜。關于這個信息，我沒有在媒體中看出任何痕跡，只有在劇中聽到了。劇中的一位精英人物說：“土地承包30年不變，后來又說50年不變，還有的地方說永遠不變，不管怎么說就是一個意思，就是土地的使用權歸你自己。那么，這個問題在改革開放的頭十幾年，不是一個問題。因為土地歸農民自己使用，你想種什么，該種什么，怎么種，那是你自己的事。這就大大調動了農民的積極性。產量增加了，收入也增加了，那么種地打糧在當時是農民的必然選項，所以說土地不是問題。可是，現在問題來了。隨著經濟的發展，現代化的推進，農村以家庭為基本單位的經營方式顯然已經不符合社會經濟的發展。這個政治經濟學說的很清楚。從現代經濟學的眼光看，一家一戶的小農經濟肯定是一種很落后的生產方式。現在農村已經存在土地向農村大戶的手里流轉，那么，效益會不會高呢？我們打個比方，5個人來管理五百畝土地，和50個人來管理五百畝土地，效益會一樣么？肯定不一樣，是吧？這就是經濟方式已經開始了轉變。”

   我不是什么經濟學家，就是一介草民。草民不喜歡談理論，就是憑著感受說話。相反，精英們對于理論總是侃侃而談，一會兒一個黨政分開，一會兒一個交叉任職；一會兒一個廠長經理負責制，一會兒一個三重一大；一會兒一個八榮八恥，一會兒一個52條高壓線。究竟哪個落實到位了？究竟哪一個讓百姓信服了？說什么主人啊、尊嚴啊、民主啊、民生啊，一套一套的，說的是冠冕堂皇、天花亂墜。對于工人而言，失掉了鐵飯碗還算主人么？幾千萬工人下崗，成了到處奔波的職奴，還有尊嚴么？一次性買斷工齡被無端克扣，告狀無門，這就是民主？老百姓有病難治、有房難買、有學難上，這就是民生？對于農民而言，余本福倒是說到了點子上，失去土地就是“前不著村后不著店，早晚完蛋”。說什么土地承包30年不變、50年不變、永遠不變？如今又大講什么現代化，大講什么政治經濟學，大講什么小農經濟是很落后的生產方式。農業的問題，建國初期就已經開始走集體化道路了，周總理在70年代就提出了農業現代化這個大方向。可是，一個“紅手印”的傳奇故事，就把農業現代化的夢想化為了泡影；一座小崗不容侵犯的牌坊，就阻礙了發展集體農業20多年。那么，如今我們再來看看，這位精英所講的現代化農業又是什么呢？他打的那個5個人和50個人的比方已經講的很清楚了，就是要把50個人的效益轉給5個人，然后把多余的45個人變成為資本家打工的農民工，把他們所說的50個人的效益變成5個人和集體的利益，而這個集體的利益是誰呢？對于吳仁寶、郭鳳蓮、沈浩來說，是廣大村民，對于“賈治國”、余本福們來說，會不會又變成“八間房”和“推土機”呢？總而言之，在他們看來，大包干沒錯，5個人分50個人的地也沒錯，把土地賣給資本家更沒錯，就是前30年有錯。這就是他們的理論，這就是他們的路線。他們的理論和路線一貫正確。

    如此看來，余明亮這個“釘子戶”不是他自己跳出來的，而是這個叫人很不放心的集體經濟和在小崗大包干牌坊掩護下的“30年不變”、“50年不變”、“永遠不變”的承諾共同作用下逼出來的。好在是沈浩的人格力量能夠化解掉余明亮這個“釘子戶”。倘若是遇到“不強拆就沒有新中國”的江西宜黃的精英們，那么，余明亮就完全可能為小崗大包干的牌坊再添一抹血色。

    政策，是治國安邦的靈魂。好的政策是那些真正執政為民的人們制定出來的，不好的政策肯定是“賈治國”們以權謀私的手段。小崗目前的僵局就是“賈治國”遺留下來的。可是，這個“賈治國”依然得不到法律的嚴懲，依然以“18億畝耕地”為幌子制造禍亂，試圖阻礙小崗前行的步伐。小崗究竟刮什么風？“杭州會議”究竟刮什么風？難道不值得我們深思么？

   （十二）電視劇《永遠的忠誠》賞析之十二：鳳陽小崗，有一條直通GLG的路（23、24集）！

    沈浩，在這年春節來臨之際，終于以自己獨有的方式，用情、用心、用誠、用真、用暖，用自己的忠誠和無私感化了余明亮，融化掉了這個釘子戶心中的堅冰，簽下最后一紙協議，打通了小崗通往GLG的那條充滿夢幻的致富之路。

    當沈浩舒展了他疲憊不堪的愁容，露出一絲欣慰無比的笑臉；當沈浩喜悅而輕松的駕著那輛黑色轎車，緩緩離開小崗那威武的牌坊；當天空飄起潔白而輕浮的雪花，夜幕悄悄降臨人間；當除夕的鐘聲正滴滴答答的和著人們的心跳，鄉村里響起孩子們焦急的鞭炮聲；當九旬的老母、溫情的妻子、頑皮的女兒，正翹首期盼那難得的全家相聚的天倫之樂，誰能想到，沈浩的生命之鐘卻即將走到了盡頭。

   劇幕，在那首動聽而感人的《心中所有》片尾曲憂傷、纏綿而不失激揚的旋律中落下了。然而，我悵然的心緒，卻如同夜色中那一彎冷月灑下的冰涼銀暉久久不去。腦海里一個個鮮活的影像，一個個充滿矛盾糾葛的鏡頭，一個個含而不露、寓意深刻的畫面，怎不叫人回味綿長？

   電視劇，作為一種新的現代文學藝術樣式，以其獨特的聲畫視頻效果得到了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接受和喜愛。這種藝術樣式對于上層建筑而言，無疑是宣傳本階層政治理念、經濟思想、文化內涵和價值取向的絕好形式，完全符合文學的傾向性這一基本屬性。縱覽全劇，撥去層層迷霧，析察暗藏深意，咀嚼內中蘊味，我如同霧里看花、水中望月，朦朦朧朧之中仿佛看到一條筆直的路，由小崗出發直通GLG，小崗人正行進在這條改變他們命運的大路上。這不正是導演和編劇們絞盡腦汁、用心良苦的所要表現的一種藝術境界么？

   致富，是每一個人的夢想，是小崗人的心中所有，是一個國家興旺強盛的大業藍圖。然而，走向致富的路或許充滿荊棘與坎坷，改革開放無疑是實現全民致富、振興國家的一條根本出路。“改”向哪里？“放”到哪里？這是每一個有責任感的國人都在苦苦思考的疑問。“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30年來，我們所走的改開之路發人深省，耐人尋味。這條路與小崗通向GLG的路難道不是如出一轍么？

   致富的路有很多，對于個人而言貪污受賄能致富，假冒偽劣能致富，豆腐渣工程能致富，強盜打劫能致富，賣淫賣笑能致富，漢奸走狗能致富，依附外邦能致富。對于集體乃至國家而言，獨立自主自力更生能致富，堅持集體經濟能致富，走社會主義道路能致富。是讓少數人依靠盤剝致富，還是讓大多數人依靠誠實勞動共同致富，是我們每一個人都能做出正確選擇的課題。小崗直通GLG的路，是一條什么樣的路，我們一介草民自然了然在胸。但愿那不是一條唯一的路，但愿那不是一條出賣土地致富的路，但愿那不是一條永遠依附外邦的路，但愿那是一條華西、大寨人在重壓和艱難之下所開拓的集體經濟之路。

   是的，鳳陽小崗絕不是華西，也不是大寨，更不是南街。走自己的路，走適合村情的路，這絕對是一種政治，是一種路線，更是一種特色。是的，小崗的牌坊，是一種政治，這個政治開啟了大包干式的中國農村改革的大幕；是的，小崗的牌坊，是一種路線，這個路線指明了中國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發展方向；是的，小崗的牌坊，是一種特色，這個特色被30年的實踐涂染的分外鮮明。

   《永遠的忠誠》，無情的撕扯下了“賈治國”“崗人治崗”的真實面具，也還原了一個實實在在的小崗。小崗人其實就是一群生活在社會最底層的百姓，他們的對對錯錯也毋須小題大做，毋須過分渲染。填飽肚子，走向富裕，是小崗人的心意，也是大多數人的追求，我們何須苛求？如今，隨著《永遠的忠誠》的落幕，小崗人被再次推向了社會轉型期的風口浪尖。曾經，他們因為大包干受到了推崇和膜拜，也遭惹了更多的蔑視與唾棄。那么，這一次呢？他們會得到什么？《永遠的忠誠》劇情中的“杭州會議”已經給出了一個明確答案，那就是，小崗模式已經不合時宜，已經阻礙了農村現代化的進程，用集體經濟包裝下的“土地流轉”政策，將把小崗模式再次拋進歷史的旋窩中，“50年不變”就像“永不翻案”一樣，將會成為一個歷史的笑柄。這就是小崗人所要面臨的悲哀。

   而沈浩呢？同樣，歷史將永遠記住他的英名，記住他的忠誠，記住他的無私，記住他的善良，記住他的苦惱，記住他的悲歡和無奈，還有他的尷尬，他的哭訴，他死去時最后的心痛以及他生前留下的那條通向GLG的路。。。。。。

   尾聲

   沈浩走了，他生前的每一次微笑，仿佛都讓人讀出一種無奈，一種苦澀，一種辛酸；

   沈浩走了，他生前的每一次言談，好像都使人品到一種尷尬，一種央求，一種羞臊；

   沈浩走了，他生前的每一次凝望，似乎都叫人覺得一種困惑，一種迷茫，一種期盼。

   沈浩走了，走的無聲無息，走的心力交瘁，走的精疲力盡，走的叫人悲憤而落寞。他把自己對母親的孝心，對妻子的深愛，對女兒的嬌慣，都悄悄地留在了那輕輕而動的筆尖上；他把對黨的忠誠、對人生的思考、對小崗的評判，都重重的寫在了那厚厚的日記里。

   沈浩走了，他寶貴的生命永遠停留在2009年11月5日那張薄薄的日歷上，他的如金年華永遠停留在45歲的年輪中，他事業的樂章永遠停頓在鳳陽小崗那片血淚交織的土地上。

    這部電視劇很好，好就好在一個“私”字，好就好在一個“分”字，好就好在一個“散”字，好就好在一個“窮”字，好就好在一個“要”字，好就好在沈浩為了鳳陽小崗的“私”、“分”、“散”、“窮”、“要”傾散了忠誠，耗盡了心血，殉葬了自己的生命，好就好在有一條小崗直通GLG的路，引發了我們太多的聯想和體悟。

    鳳陽小崗，一面改革開放的旗幟；“紅手印”，一個充滿血淚悲歡的故事；沈浩，這面旗幟下，這個故事里，一個令人蕩氣回腸、催人淚下的漂浮而去、苦笑回望的幽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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