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一個天真孩子被扭曲了的英雄觀，我感到無比悲哀和沮喪，更為那些欺騙、蒙昧孩子們的始作俑者們而義憤。董存瑞舍身炸碉堡，是用自己的生命換來整個戰役的全面勝利，而“紅手印”們躲在茅草屋里干的是私分散伙的勾當，一個是奉獻，一個是自私，這有可比性么？黃繼光奮不顧身堵槍眼，血染抗美援朝、保家衛國的疆場，而“紅手印”們在那個寒冷冬夜里盤算的是個人的小算盤，一個是為國家，一個是為幾個人，這在同一個高度么？“紅手印”們與董存瑞、黃繼光相提并論，豈不是對流血犧牲的英雄們一次令人難以容忍的褻瀆與奸淫？

   說什么“坐牢殺頭也心甘”？真是荒謬無恥，無以復加。年年吃著國家反銷糧，不思進取，懶于奮斗，不顧大局，目無集體，整日圍著自家鍋臺轉，為了私分散伙，竟然訂立攻守同盟，自私自利到了何種地步？如果“紅手印”的故事發生在1976年以前，還算得上英雄，至少是冒了一次破壞集體農業的風險。至于說“坐牢殺頭”簡直就是污蔑，電影《金光大道》里那個單干的祖師爺“張金發”坐牢了么？殺頭了么？1978年，正是大興“真理標準大討論”的風云變幻的年月，正是“要吃米找萬里”之風盛行的當口，正是安徽“包產到戶”、“包干到戶”暗中回潮的好日子。在這樣的環境下，“紅手印”的故事應運而生，還有什么蹊蹺？還有什“坐牢殺頭”之險？有人說“紅手印”是后來編造出來的，真假難說，不過合理性倒是有的。

   說什么“不再向國家伸手要梁要錢”？更是天方夜譚、難圓其說。據說，小崗人自從“紅手印”之后，第一年就不吃反銷糧了?？磥?，小崗人干集體的事的確不賣力，干自家的事倒是使足了勁。不要梁了，可是錢還是要了，而且沒完沒了的要，死皮賴臉的要，貪得無厭的要。聽說國家一次性就下撥了300萬修路費，還給“紅手印”們裝了電話、電視，給了養老金。許多社會名流、企業、社團為了支撐小崗的牌坊，奉獻了愛心，捐了款，連生活窘迫的毛主席的女兒李敏也掏了腰包，這些自稱“不伸手”的“紅手印”們竟然心安理得的接受了。沈浩上任之初，就借助財政廳職員和“第一書記”的身份給小崗要了50萬?？梢哉f，整部《永遠的忠誠》就是沈浩為小崗人要錢、要貸款、要援助、要投資的過程，也是沈浩為小崗人奔波、操勞、伸手而以身殉職的過程。就因為“紅手印”瓦解了集體農業這個特殊的光環，才有了沈浩伸手和小崗人索取的資本，沒有了這個光環，這些號稱“坐牢殺頭也心甘”的“董存瑞”“黃繼光”們還能吃上飯么？那么，這個特殊的光環，大寨沒有，華西沒有，南街沒有，他們憑什么實現了共同致富的夢想呢？

   鳳陽小崗的“紅手印”們，嘴里有一句口頭禪：“分”。是的，他們分了集體的田，也在暗箱操作中分了許多集體的錢，最后又明目張膽的分了集體的產。改革開放進行了20多年，小崗村連像樣的辦公場所都沒有，連起碼的桌椅板凳、文具信紙都要沈浩到處乞討。那么，劇情介紹中所說的“昔日的富庶”到底哪去了呢？當然是分了。1978年建起的八間房，被另一個“紅手印”的帶頭人，曾經被村民罷免了的村主任余本福，一紙公文變成了自家財產；一臺推土機，被余本福遠親兄弟余本立巧立名目弄到自家院里了。在一次會議上，“賈治國”的后臺，也是他的舅舅余本華指責余本福貪污了上面下撥的20萬款項，余本福拒不承認。小崗村的“紅手印”們，基本是盤根錯節的親屬關系，窩里斗成了小崗村貧窮落后大背景下的一臺好戲。只有年邁的“余三爺”一身正氣，成為沈浩在小崗村的盟友和靠山。如此看來，沈浩面臨的不僅是小崗的貧窮落后，還有一幫你死我活窩里斗的“英雄”們。

   鳳陽小崗，算什么改革開放的旗幟？“紅手印”們算什么大包干的帶頭人？他們把自私自利的觀念演繹的淋漓盡致，他們把“分”這個崽賣爺田不心痛的惡行進行的精彩絕倫，他們把“窩里斗”這個家族腐敗墮落的風氣承襲的錦上添花。我們看到，當今社會的一切污泥濁水，在鳳陽小崗都能找到它的源頭和來龍去脈。那么，鳳陽小崗名揚神州，與特色中國一起永垂史冊，豈不是莫大的諷刺和滑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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