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讓子彈飛》里鴻門宴的一個場景。

       先看里面的一段對話。
       黃：“張麻子非同凡人，二十年前，我們有過一面之緣...燈火闌珊處，他驀然回首，而我，卻隱藏在燈影里。”
       張：“那么彼時彼刻？”
       黃：“恰如此時此刻！”
       然后就是兩人互相打量了。這兩幅圖，兩人表情一樣，頭歪的角度對稱，身后的背景也對稱。
       張：“竟能如此相像？”
       黃：“像！很像！...只不過，你比他少了一樣東西...你不會裝糊涂...看看這位師爺，就是裝糊涂的高手...”
       二十年前，張牧之與黃四郎就像硬幣的兩面。兩個人有著相似的經歷，相似的志向。
       那現在兩個人的差異是什么？
       裝糊涂。
       所以，單從性格元素上來說，張牧之+馬邦德=黃四郎。把裝糊涂發揮到極致的馬邦德，加上不會裝糊涂的張牧之，就等于黃四郎。
      什么是“裝糊涂”？隨波逐流，貪財，好色，貪戀權勢，跪著。
      總之，張牧之幾乎是個完美的人物，他寄托了導演的某種愿望。《看電影》午夜場12月份封面上印著姜文的這么一句話“我過了四十歲，才覺得社會是需要認識和適應，也不是隨意能改變的。”
      從這個角度來看，《讓子彈飛》可以說成是一個人的戰爭。理想中的我與迷失的我，塵世間的我之間的戰爭。

     “那一年，我十七”
       十七歲，不只是一個年齡，更是一種狀態。
       張牧之說他十七歲時，“從講武堂出來，我追隨過松坡將軍，給他做過手槍隊長…”講武堂，是軍事學校。松坡將軍，是蔡鍔。
    “后來瀘州會戰，將軍負了傷，再后來，將軍死在了日本。我回來了。正碰上軍閥混戰，天下大亂，我只得浪跡江湖，落草為寇…”瀘州會戰和蔡鍔的死，都是在1916年。張牧之之所以上山落草，也是因為不愿他們同流合污。他要安身立命，便只能落草為寇。

       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了，皇帝沒了。
       黃四郎：他的一顆地雷是“辛亥革命第一響”。由此可見，他是參與過辛亥革命的，并且發揮了巨大的作用。革命后，代替了舊的統治者。
       張牧之：追隨蔡鍔。蔡鍔時任“臨時革命總司令”，張牧之的作用就不言而喻了。辛亥革命后，袁世凱稱帝，蔡鍔發動護國運動，繼續革命。
       1915年，袁世凱稱帝，蔡鍔隨后發動護國運動。

       黃四郎和張牧之在年輕時都是追求國家富強民族獨立自由平等的理想主義者，都是才華橫溢并且都把生命置之腦后敢于放手一搏的人，但20年后，雙方竟然走到了極端對立的敵對。張牧之繼續他的理想，成為了傳說中“無惡不作”讓人“聞風喪膽”的麻匪頭子；黃四郎則成了無惡不作卻地位顯赫受人尊崇的鐵打的老爺。51任縣長，5頂萬民傘留在了假張麻子其實是黃四郎的手里，成為了想干點正事的理想主義者供后人憑吊和嘲諷的花圈，剩下46任縣長都是如馬邦德一樣的識時務名利雙收的成功人士。曾經是理想主義者的黃四郎面對著同樣是理想主義者的同仁，下手毫不留情，而且極為怕死，不但住的碉樓極為堅固，而且還搞了個替身。這讓人想起了“引刀成一笑，不負少年頭”的汪精衛。

        魔鬼和天使是心的兩面，他們的區別在于魔鬼把理想當做口號和招牌，實質追求的是現實；天使則把理想當做一生的使命，現實只是實現理想的手段。魔鬼會編織美麗的謊言蠱惑人去追求私欲最終走向為他們設計好的陷阱，天使則是試圖使人覺醒，所以天使在普通人眼里就是魔鬼，因為她讓人縱欲的不自由，便如和張麻子一起出生入死的弟兄也毫不掩飾自己的這種不滿和壓抑。同樣“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天使又是無情的，當人人平等時，遠近親疏的私情就消失了，普通人要的是能給自己帶來好處的私情，至于這種私情會不會給其他人帶來傷害，他們是不管的，天使要做的是天下平等和睦的大情，而這恰恰要消除和利益相關聯的私情。

       20年前的彼時彼刻恰似現在的此時此刻，同樣當黃四郎死后，張麻子的兄弟帶著大量財富坐擁美女去浦東享福時，又成了新的“黃四郎”，落寞的張牧之又將去向哪里？此時此刻在20年后又會是彼時彼刻，“花有重開日，人無再少年”。這種巨大的思考伴隨著換湯不換藥的馬拉火車留給了一代一代的少年人，世界的希望最終在年輕人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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