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曾經的歷史背景中去，我們不難發覺劇中各種角色在現實生活中的隱喻。無論是掌握權力和財富的“黃四郎”，無論有志在建立“公平”社會的故事主人公“張牧之”，無論還是唯利是圖的“老湯”，還是寧愿以生命追求道德清潔的“老六”，無論是投機造反的“武舉人”，還是跟隨“革命”卻難以永遠跟隨、希望“輕松”的“麻匪”們，都能在歷史的背景里和現實的生活中找到真實的身影。

    姜文的比喻是恰當的，權力和金錢的控制力是巨大的，與有權有錢人多勢大的黃四郎相比，“麻匪”的力量自始至終都顯得非常單薄。巨大的鐵門，堅固的碉樓，兇狠的打手，這一切從來都構成對被統治階級的巨大壓迫，這壓迫，有實際的行為，也有心理上的影響。但既為“匪”對此則無懼，只信“大哥”的義和智。而事實也說明這種權勢本身就是一種社會結構，鐵門、碉樓、打手都只是這種結構的表現，色厲內茬的背后掩蓋的是它本身的孱弱，當鐵門被子彈破壞結構后，就如同一張紙般的脆弱而不堪一擊，假黃四郎被砍頭后民眾表現出來的無畏，也說明老百姓怕的并不是黃四郎這一個人，而是震懾于這種結構的權勢。而影片最后那場冒險的起義讓人想起武昌起義前的黃花崗起義，以不到百人的隊伍，去攻擊兩廣總督衙門，以卵擊石的行為最后導致的是龐大的清王朝最終倒臺，而歷史有多少時代的大幕就是由這些看似毫不對稱的訣絕行為所開啟。

    如果說只有少數的幾個人能讀懂革命的話，我覺得，姜文已經接近革命的本質，革命不是窮王敗寇的結果表現，也不是“大風起兮云飛揚”的個人功業，更不是輪流坐莊的“茍富貴勿相忘”的論功行賞，真正的革命是推翻不公平不公正的社會組織結構，建立一個平等公正的社會形態。但人的劣根性如果得不到約束，就會產生投機取機、希望不勞而獲、侵占他人勞動成果的不正當利益沖動，所以革命的需求是絕對的、動態的，革命就是要“讓子彈飛”。但真正的革命者是孤獨的，正如張麻子那樣，他革命的目的不要權也不要錢，那句對黃四郎說的“沒有你，對我很重要”才是真正革命者永恒的追求。但這樣的理想無疑是悲情的，沒有人能理解，哪怕是曾經出生入死的兄弟，革命成功后論功行賞、封妻蔭子才是他們當然的希望所在。他們要“輕松”，所以他們離開了“大哥”，坐著“馬拉的火車”去了“浦東”。

    在推動人類社會進步的各種要素當中，沒有任何一個因素能超過社會組織結構對社會發展產生更大的影響力。而在構建社會組織結構中的先驅幾乎都是悲情人物，但只有努力去嘗試，哪怕是悲劇性的失敗，也會在一定程度上推動社會的發展，這種悲情，是革命者的宿命，更是使命，但只有這些人，才是真正偉大的人！

    這當中，就包括最偉大的毛澤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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