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在北京一次又一次接見來自全國各地的紅衛兵。老宗的女兒宗靜在十月一日見到了毛主席，他的兒子楊建國是在十月十八日。這是毛主席第三次、第四次接見。前兩次亭州沒有得到上級通知，所以不曾組織學生去，下面意見很大。按上級通知，到北京去的學生，是有家庭出身的要求的，工農兵和革命干部家庭出身的學生優先(看到通知里的這些千篇一律的話，他不禁一嘆)。在亭州，各校參加和支持靜坐市委的學生正在受壓，也就不可能得到這份榮譽和幸福。當程主任把亭州市“文革辦”關于如何組織學生進京接受毛主席檢閱的《通知》文稿給他批準時，他加了一條：“出身雖然不好，但本人表現好的學生，也可適當吸收為進京接受檢閱人員”。說實話，寫雖寫了，至于下面怎么執行，他不會去檢查，什么叫做“適當”，他也不知道；而在“文革”的情況下，什么叫住“表現好”，更是會有不同看法，他無法在文字上做更明確的規定，也不想去對某一個學校作具體的指導。但是，他必須這樣寫幾句，才在自己心理上通得過、才經得起歷史的檢驗。他于是體會到，有許多現實的事情是不以寫在紙上的東西為轉移的。　　

思想有時可以跑在事物發展的前頭，但思想一時會擰不過現實，這種情況也會有。后來，“文革辦”《通知》里的那些規矩，不知怎么就被學生沖破，所有的學生，不論什么出身成份，不論是哪一派的，既沒有人去查問他們的有關表現，也沒有人去把握什么叫做“適當”，都結伴成群，自已做主，涌出校門，像蜜蜂離開蜂箱一樣飛出去了。免費乘車，到北京去見毛主席，到井崗山、韶山、延安革命圣地去瞻仰，到心儀已久的各大城市和有名的大學里去觀光。也有少數學生響應報紙上的號召，采取了步行串聯的方式。亭州簡直像一座空城一樣清靜了好多，他也似乎再不必為學校的“文革”和這些學生操心了。　　

好像是趁著這“太平”時光，市委召開了全市工交戰線“抓革命、促生產”動員大會，要求各單位全力以赴大干第四季度，全面完成和超額完成全年經濟工作指標，為第三個五年計劃頭年首戰告捷而奮斗。這才是正常的工作，做這些工作，干部就動起來，就有勁了，日子應當是這樣地過。　　

也好像是“革命”方面嫌冷清，要來點兒熱鬧一樣，社會刮起一股改名稱的風潮，比如某中學改名為“衛東中學”、某小學改名為“紅書小學”、某糧店改名叫“向陽糧店”、某藥店改名叫“為民藥店”之類。但他知道，“革命”方面真正的矛盾依然存在，而全國大串連的學生們終歸是要回來的，不知又將出現什么形勢。他悚懼地等待著。    　　

然而，“文革”舞臺上的主角，卻換成了工人階級。　　

一九六六年最后兩個月，亭州“文革”是在緊張激烈、大起大落、十分戲劇性的情況中度過的，最后，即使老宗，一向在握的韁繩，也完全從手中脫落。　　

十一月八日，有幾十個工人來到市委，說他們被“主力軍”打了，其中確實有臉被打腫的、鼻子被打出血的、眼睛被打青的，傷勢不算嚴重，卻打得很難看。原來，“主力軍”在工人文化宮大會堂批斗醫校被拘留的教師郁平，這幾十個沒有戴“主力軍”袖章的工人要進去，說“我們也是工人，我們也要聽聽”，他們沖破門崗阻攔，向里闖去，但畢竟人少，在院子里就被攔住了，混亂中發生毆打，寡不敵眾吃了虧，這些人被趕出了大門。這是一種新的情況，程主任及時報告了他。至于那些工人，來自好幾個工廠，說并不是約在一起的。程主任記下他們的姓名、單位和傷情，安慰了他們一番，讓他們到醫院去進行一些處理，醫藥費可以到“文革辦”來蓋個章，回單位報銷。也就把他們勸離了市委。　　

“主力軍”后來押著郁平，高呼著“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的口號，上大街游行。　　

怎么工人批斗起郁平來了？誰同意把郁平提出看守所、到社會上去批斗的？為什么要這樣做？程主任也不能解釋這些問題。他心里又是一陣郁悶。亭州運動的某些方面不在他的掌握之中，雖然他大而化之、不以為懷，但每當發生一些情況，他的情緒暗里還是會發生一些波動。當然，他很快也就讓自己平靜下來。　　

他所不滿的是，從醫校學生靜坐市委那時開始，老宗就開始利用工會組織，現在干脆讓眾所周知的工會負責人老劉做了“主力軍”的頭頭。出發點也許是好的，但難道就可以無視或敵視另一面工人的存在嗎？為什么不能讓各單位把另一面的工人盡可能團結進來呢？至少要問：有沒有做這方面的工作？　　

各單位原本各自分散的“主力軍”，就這樣第一次聚集一起，用這個批斗會，顯示了作為全市性群眾組織的存在，這些，不但給了劉克成、陳安國這些人一個信號、一個示范動作，而且將剌激他們集聚起來相抗衡。這就是“執者失之、為者敗之”的道理。那幾十個去闖“主力軍”會場的工人，不管是不是劉克成指使的，都代表了一種必然的傾向。　　

果然，不久之后，幾十個工人來到市委“文革辦”，其中為頭的就是劉克成、陳安國。他們要成立全市工人造反派的統一組織“工人紅色造反司令部”，要求市委予以批準，要經費，要活動場地，總之一切“待遇”都要跟“主力軍”的一樣，而且，他們還有一條理由，就是上海的工人階級已經成立了全市統一的革命造反組織。　　

程主任說，“主力軍”并沒有全市統一組織，市委也并沒有給“主力軍”什么待遇，劉克成他們就舉出“主力軍”現已占據使用著工人文化宮的例子。程主任說那不是市委給他們的。陳安國說，你的意思是說誰有本事誰就去占有，而你們默認，是不是？現在工人文化宮已經被“主力軍”占有，這本身就說明“主力軍”全市統一了。亭州總共這么長一條主要大街，剩下好做總部的地方只有工商聯、劇場這兩處。假如我們“工紅”把總部設在工商聯或劇場里，你們默認不默認呢？　　

程主任無言以對，只好表示這么大的事情要向市委匯報。他聽了也感到為難，又不能推給老宗，就召開常委會。　　

問題一擺出來，老宗就說，什么經費、活動場地！全市工人階級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統一組織已經有了，不能再成立第二個組織，只有階級敵人才希望工人階級一分為二。程主任小心地問，怎樣回答他們呢？老宗說，他們可以申請參加本單位的“主力軍”，不可以另行成立組織。　　

程主任臉上現出難色來。　　

老宗又說，現在已經很清楚，這些人打著文化大革命旗號，是沖著什么來的？假如我們束手無策，假如我們不運用我們的權力和組織系統把工人階級組織起來，我們就會像螃蟹被掐掉它的腳、撧掉它的鉗子一樣，叫做沒腳蟹，那還有什么還手之力？還有什么安全可言？在這個問題上就是要不講理，這個理只有我們講，別的任何人都無權講。“主力軍”是在工會領導之下的，各級指揮由工會的負責人或工會指定的骨干擔任，而工會是工人階級選舉產生、經過黨委批準的，在我們這個國家是合法群眾團體，離開工會領導去成立工人文化革命組織，是不允許的，是無政府主義。　　

老宗說著，老程在本子上記著，大家聽著，好像都默認這一說法，而這一說法本來就是最正統的，但現在好像反而有強詞奪理之意。　　

他沒想到老宗會這樣旗幟鮮明，大約沒有第二個人能像老宗這樣干脆利落、一點不拖泥帶水。不過他擔心著，這樣的回答能否解決問題？劉克成那些人能接受這樣的回答嗎？可以斷定是不可能接受的。　　

他問了一下，有無不同的或者補充的意見？都搖頭。就是說，大家提不出或者很難提出別的意見來。是的，什么是不同意見或補充的意見呢？難道能主張讓劉克成他們去成立他們的“工紅”組織嗎？這話怎么好說呢？而老宗的話，也不是硬要強詞奪理，只是有點跟總的形勢不合拍，但在座的有誰能駁斥老宗呢？就連他也不能。他只能讓老宗就這樣說下去、做下去。話說回來，倘若果真能把劉克成這些人遏止、打退下去，果真能通過“主力軍”來控制局面，而背后是老宗牢牢掌握著，這樣直至運動的“收”，又有何不好？　　

他說，老程就照這個精神回答那些工人，這就是市委的回答。　　

第二天上午，程主任回答了前來聽取答復的工人們，立即遭到“迎頭痛擊”。陳安國口若懸河，一邊說著，一邊翻動著他的雙眼皮很重的大眼睛，真是有聲有色，程主任被批駁得“體無完膚”。一個脾氣暴躁的工人把辦公桌捧翻在地，幾十個工人朝市委里面闖來。他接到了程主任從門口打來的電話，得知一切，作好了接見這些不速之客的準備。　　

秘書把人攔進了小會議室，他就面帶笑容走了進去，程主任和一個工作人員這時也從門口趕到，帶著記錄本，樣子有點狼狽，但保持著忍辱負重的工作狀態。劉克成說，楊書記，剛才我們對程主任已經初步談了一些，市委的答復真是讓我們沒有想到，我們個別人情緒激動了一些。　　

程主任忙說我們能理解，對我們發一點脾氣不要緊。　　

這時他看到一個工人神情有點尷尬、眼睛朝著屋頂一翻，瘦瘦的，個子不大，青春的臉上有幾分頑童的表情，想必就是剛才捧翻了桌子的人。他特地走上前，跟這個工人握手，問他你叫什么？這個工人現出一種鎮定的神情，說，我叫金滿林。他說，這個名字好，金子像蘋果梨子一樣長滿了樹林！工人們都笑起來。金滿林也破顏一笑。　　

這樣調節了緊張空氣之后，他讓自己神情寬厚，不動聲色地抽著煙，問，你們對市委答復是怎么看的呢？　　

劉克成看了一下陳安國，陳安國站起來，一開口就聲如銅鐘，說，楊書記，市委叫我們參加本單位的“主力軍”，可是我們本單位的“主力軍”一直排斥我們，我們不但參加不進去，而且我們正是他們打擊的對象，都等不及到運動結束跟我們“秋后算賬”了，現在就要算賬。這一段時間以來，各單位一面以生產為名束縛我們，一面又歪曲引用林彪同志講話，把斗爭矛頭指向我們。林彪同志講話有一段是這樣說的：“一小撮反動資產階級分子，沒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壞右五類分子和我們不同，他們企圖炮打我們無產階級革命的司令部，我們能容許他們這樣干嗎？”這段講話的意思是很清楚的，是警告敵人不要接過文化大革命的口號渾水摸魚。可是各單位“主力軍”及其幕后指揮者，卻引用這句話來針對我們這些人，并且針對前一階段朝陽中學、醫校學生的革命行動，這種手法，恰恰正是林彪同志講話所指出的接過“炮打司令部”的革命口號，而將矛頭倒指。真是“是可忍，孰不可忍”？今天我們來了，請市委看一看，如果我們屬于林彪同志所說的“牛鬼蛇神”，那就在這里把我們抓起來，可如果不是呢？那這是怎么回事？為什么全市各單位口徑這樣統一？他們說，對文化大革命過去不理解，現在理解了，原來還是要抓造反的這些人啊，還是要秋后算賬！還有一種說法是，既然不能派工作組到學校里去，也不許工農干涉學生，那么只有動員我們根正苗紅的孩子參加紅色保衛軍，去跟造反的學生斗爭到底，到最后，接班人就鍛煉出來了，文化大革命就決戰勝利了。這兩種說法現在很流傳，各單位都像是開會傳達過一樣，刮起一股風來。請問市委，這又是怎么回事？這是符合《十六條》的精神的嗎？把林彪同志講話歪曲到跟《十六條》相沖突的地步上去，這是什么行為？對文化大革命的理解，為什么荒唐、可笑到這種程度？我們將保留追究的權利！而在這種情況下，市委叫我們回去參加“主力軍”，請問市委有沒有跟“主力軍”講好，讓他們吸收我們呢？如果講好了，而他們不執行，是他們的事情；如果根本就沒有講，乃至于講的是另外一套，市委的誠意何在？為什么糊弄我們？真正的意圖是什么？其實，說穿了，“主力軍”是什么貨色？各單位“主力軍”旗子上為什么統一地沒有“造反”二字？是偶然的疏忽？是有意的取舍？小蔥拌豆腐，一清二楚！這一切欺騙不了用毛澤東思想武裝起來的工人階級！我們認為，“主力軍”里面，除了少數捧著上面的大屁股舔了又舔，夢想將來得到一個烏紗帽的人，除了少數別有用心要拼命反對文化大革命的人，絕大多數是普通的工人，有很多老黨員、老模范，他們有的是受了欺騙，也有的是私心雜念，更多的是隨大流，認為反正千錯萬錯，跟領導走不錯。但他們會有覺醒的一天的！而這一天不可能自動到來。如果我們坐等，如果我們不采取針鋒相對的斗爭，得到的只有“秋后算賬”，文化大革命就被扭轉了方向，那就不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而變成了“白色恐怖”！所以我們一定要成立工人階級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真正的革命組織，我們要明確打出“造反”的旗號，用自己的熱血和生命，為保衛毛主席革命路線而戰斗！市委同意也好，不同意也好，我們“工人紅色造反司令部”都一定要成立！那么我們為什么還要到市委來談呢？因為我們相信共產黨的市委是會執行毛主席革命路線的。但如果市委讓我們失望，我們也不會感到奇怪，因為這就是文化大革命的一個特點，《十六條》說了，黨的各級組織以及負責人，對文化大革命的領導存在著四種情況。這個你們應當比我們學習得更深更好更心中有數。最后，讓我們一起學習剛剛發表的《紅旗》雜志第十四期社論中的一段話：　　

“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卻反其道而行之，提出這條路線的某些代表人，反對以毛主席為代表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他們轉移斗爭目標，把矛頭指向革命群眾，把革命群眾打成‘反革命’、‘反黨分子’、‘右派分子’、‘假左派真右派’……黨內有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這一小撮人把錯誤路線當作他們的護身符……。”　　

在這里暫時只讀這一段。我叫陳安國，我的家庭出身不好不丑，社會關系上有幾個灰斑黑斑，但是我不在乎有些人宣揚的“血統論”。文化大革命所針對的，是昨天跟著毛主席打碎舊世界的人，今天要背叛昨天，想恢復舊世界，恢復剝削階級失去的天堂，他們的貴族之家就成為天堂的主人。所以“血統論”才像賈寶玉的“通靈寶玉”一樣，成了一些人碰不得的命根子。問題就這么明白、簡單！好端端的文化大革命，突然冒出一個“血統論”，說奇怪也不奇怪。請問這樣的人們也配叫做共產黨人嗎？他們在內心里可能已經不想稱自己為共產黨人了，不過是現在還不敢公開說出來、還需要對“共產黨”這三個字加以利用。這就是《九評》上說的赫魯曉夫“掛羊頭，賣狗肉”！這就是擺在我們面前的現實，這就是文化大革命為什么叫做文化大革命的原因，斗爭的對象不是像地主、資本家、明火執仗的國民黨反動派那樣看得見、摸得著，而是在其思想靈魂深處、在世界觀和政治主張不同，到時他們就要拋開偽裝，露出真正的面目。我本人十三歲進廠當徒工，今年二十六歲，一直在生產第一線，我這雙粗糙的手，它使用各種工具已經十三年了，還將繼續使用下去，并不是想來碰什么人的印把子！首先我是一個合格的工人，同時我是作為工人代表到市委來談問題的。明天，我也許會因為個人的私心雜念，退縮回家，不再做這樣的代表了。但今天我還是這樣的代表，我說的話，不但是我自己要說的，也是工人們心里要說的。我今天站在市委會議室，當著楊書記程主任的面說這些話，程主任和秘書同志也記錄下來了，而且我注意到秘書同志速記能力很強，以后如果要跟我“秋后算賬”，我不賴賬，一個字都不賴，隨時奉陪，奉陪到底！　　

這人真是一個天生的演說家，令人吃驚！這人所說，有許多也的確在理上，讓他的心猛跳了那么幾下。這人表現出的沖天氣概，確實如其所說是有群眾基礎的。他聽著，微笑的面容不覺漸漸嚴肅起來，緩緩地、一口接一口地吸著香煙。他可從來沒有見過和聽過一個普通群眾當著一個市委書記的面這樣從容不迫、慷慨陳詞，一點也沒有什么虛偽、畏卻、謙恭。這就是“造反”，好像公然敢于做一回人一樣。他注意到，工人們聽得義形于色而又克制著，都用眼睛看著他這個市委書記，他臉上的細微變化，他神情上的一絲顫動，他眼波里的幽微一閃，他們都盯著。他們希望陳安國的話能打動他、說服他，他們也擔心陳安國的咄咄逼人會剌激他、惹他反感。從策略上他們大約還是希望陳安國能表現得“毋不敬”一些，但在情感上他們由衷贊美著佩服著陳安國。　　

陳安國說完最后一句話，就很從容地坐下，大眼睛凝神悠然一轉，好像是在心中進一步肯定自己剛才的發言都是對的。　　

劉克成說，楊書記，我們希望市委對我們要求成立“亭州工人紅色造反司令部”的事情重新研究，做出新的答復。　　

他說什么好呢？市委就這個問題已經開過會了，又如何重新研究呢？他是只有維護市委的決定的，但他也不想得罪這些工人，他不是怕他們，而是他們的理由是站得住腳的。他得說服他們，但某種實質性還是難以回避。　　

他說，剛才陳安國同志作了很好的發言，說得很有道理，我是很受感動的，也對我們工人階級的覺悟有了進一步的了解。首先，我要代表市委肯定你們的革命熱情和革命要求。至于市委作出的決定，我個人不應當加以改變。市委是考慮到工人階級不能一分為二，是想在這個前提下來滿足你們的革命要求。但看來要把這個想法變成現實，還需要做相當的工作。我認為最重要的、最根本的一條，是要學好用好《十六條》。正如剛才陳安國同志所說的，一切都要統一到《十六條》上來理解。如果大家是以《十六條》為標準的，那就在一個組織里也行，不在一個組織里也不要緊。市委本來考慮，工人階級不一定要成立不同的組織。但現在看來，也不等于你們如果另外成立一個組織就絕對不行。不管有多少群眾組織，只要大家是在毛澤東思想照耀之下，那終歸還是要走到一起來。在民主革命時期，情況復雜，互相隔絕，但各個山頭都在黨的領導下，才成為統一的革命大軍。要不然怎么能在這么大的國家、這么多的人口、這么強大的敵人面前、這么復雜的地理環境里，取得全國革命的勝利？我現在還是希望你們考慮市委的決定，再做些努力，同時市委也要進一步去做“主力軍”的工作，讓他們能正確對待、吸收不同觀點的階級弟兄，并且在時機成熟的時候，實行民主選舉。至于林彪同志講話，對照亭州，我理解也不是指向你們的，不是指向朝陽中學、醫校的革命師生的。你們反映的那些說法，如果是那樣，那是錯誤的，不符合《十六條》，也決不是市委的意思，市委不贊成那樣的說法。上次劉克成和一些工人同志到我家，我們共同學習了八屆十一中全會《公報》上的一段號召，劉克成，你還記得嗎？　　

劉克成回答說，記得，黨中央要我們更高地舉起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人們，克服從反革命修正主義和“左”右傾機會主義方面來的阻力，克服困難，克服缺點，克服錯誤，克服黨內和社會上的陰暗面，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把社會主義革命進行到底，為實現第三個五年計劃，為把我國建設成為一個強大的社會主義國家而奮斗！　　

他想不到劉克成把這段話背熟了。他說，對，就是一個“高舉”，一個“團結”，五個“克服”，最后是兩個“把”，兩個“為”。他鼓起掌來。工人們也鼓掌。他笑了，說，今天我很高興，先是陳安國有精彩的發言，接著是劉克成能把《公報》上的重要指示背熟。只要你們是真正理解中央指示，并且照著做的，那就沒有問題，我作為市委書記，就支持你們！所以，關于成立組織的問題，我要告訴你們一條古老的哲學，它認為，無形的東西，比有形的東西更厲害、更長久！但我不是說要讓你們處在無形之中，不是說決不贊成你們成立自己的組織，我是說我們遇事要有辯證法的思想，那終究是不會錯的。今天我們就談到這里吧？具體問題，你們可以跟程主任繼續研究，能辦到的，市委都應當為你們辦到！那我就先離開，好不好？他站了起來，工人們也都站了起來，鼓掌歡送他走出會議室。　　

會見不曾得到一個明確的結果，但這些工人也不曾逼他具體答應什么。他感到工人對他有一種理解，有點把他看成一個好心的但有點書生氣的人，因此不跟他計較，也因他的身份而不想輕易得罪他，想跟他形成比較友好的關系，甚至在某些方面寄希望于他，好像要“爭取”他成為同情和支持他們的人，他們基本上是這樣謹慎著、珍惜著的。當然，盡管他相信自己的這些感覺不會錯，盡管他為此而有某些感動，但他并不是一個能被什么俘虜過去的人，他決不會忘記自已市委書記的責任。然而，和善地友好地對待這些人，視這些人為普通的正常的、并且是有革命積極性的群眾，而不是將來“秋后算賬”的對象，已經越來越是他抱定的一種總的態度，他沒有理由不這樣看待和對待他們，哪怕內部對他有所誤解，他也不會改變自己的這一態度，并且他要用這一態度來向人們表明，我們應當怎樣做工作。　　

他剛才的接見中說到市委要進一步做“主力軍”的工作，讓“主力軍”能開門吸收這些不同觀點的人，并且實行民主選舉。這一點，在市委常委會上沒有討論到，不知為什么被大家疏忽遺漏了，而他也只是在剛才講話之際才想到。話雖說出去了，靠他一個人卻是做不了這項工作的，必須跟老宗商量，是否可以讓市委“文革辦”找“主力軍”談一談，提出這個要求，并且還應當抓出一兩個典型來做示范。要真心誠意全力以赴做這項工作，在真心誠意全力以赴的情況下失敗了，才能算這條路暫時還走不通。　　

他不無幽默地想到，他這也是在試驗著一種“中間道路”呢。看來，不同程度的“第三種”選擇，是無時無處不在的，但人們往往喜歡向兩頭走極端，片面地、平面地、單向地看問題，要不然世上哪有這么多事呢？毛主席曾經說過，世界上哪有不扯皮的？馬克思主義就是個扯皮的主義，就是講矛盾講斗爭的。但在道路問題上，毛主席從不主張什么“第三種”選擇，總是堅定地引導和推動著現實朝革命方向前進。捫心自問，在這上頭，他的思想深處，是有動搖的，但當然不敢暴露。　　

后來，他讓程主任去把今天跟工人會見的情況向老宗做個匯報，把記錄給老宗看一看。他這樣做是讓老宗有個充分考慮的時間，然后再跟老宗商量這事。他等了一天，老宗沒有反應。但情況已經事不宜遲，他必須跟老宗見面。他讓秘書去請老宗。　　

過了一會兒，老宗來了。他說，前天我跟劉克成、陳安國那些工人見面的情況，讓程主任向你通報過了，兩點，一是讓“主力軍”吸收本單位“工紅”這樣不同觀點的組織和個人參加進來，二是進來之后，適當時候實行民主選舉，至少要有這個允諾。這實際上是想把常委會上的意見具體化、進行落實。你是什么考慮？　　

老宗搖頭說，情況我知道了，但做起來很難，可能就做不到。　　

他說，總得試試看吧？老宗搖頭，但不說話。他說，你光是搖頭，我想聽你的意見。老宗說，問題不在這里。即使我們能做到這樣，表面上把他們捏起來，其實還是不行。孫悟空鉆到鐵扇公主肚子里，整得她肚子疼以后，還是要鉆出來。孫悟空就是孫悟空，誰也沒有辦法，最后只有讓如來佛把他鎮到五行山下去，五百年出不來。現在正是孫悟空出來鬧的時候，要把他們這樣收起來、限制起來，能聽你的嗎？　　

他想說，這本來不是你的主意嗎？但他沒說，因為他進一步明白了，老宗在常委會上只是那樣說說而已，并不真的認為能把劉克成他們跟“主力軍”合起來，所以也就不曾提出具體的工作路子，以至于陳安國發出的責問是那樣有力。可是一方面這已經作為常委會的結論，一方面已經跟工人說了，怎么辦呢？　　

他說，要么這樣，我們兩個分頭到華興機械廠、亭州電機廠去，抓這兩個大典型，這兩塊大骨頭啃下來，全市就有了最具說服力的樣板。好在學生現在都出去串連了，沒有什么干擾。老宗還是搖頭。他問，你到底怎么考慮的？　　

老宗說，老楊，隨他們去吧！這是不可阻擋、阻擋不住的。你在這樣想，你知道他們在想什么嗎？“主力軍”想的是如何隨時出動來保衛黨，就好比是我們最自覺的工人警衛隊一樣。而劉克成這些人在想什么？他們想的是如何打倒我們！你叫他們怎么合到一塊去？　　

他心中暗吃一驚，他看著老宗，聽他說下去。老宗說，都說我們在整這些造反派的黑材料，是的，是在整，一天也沒有停止過，要不然我們各級崗位上的人是吃什么飯的、他們該負何責呢？但是，反過來說，這些小毛鬼就不整我們的黑材料嗎？也在整啊！在收集、調查、給我們常委排隊呢！他們起來造反，就是反過來要對我們這些人做審查，他們要在這場斗爭里顯威風、立功勞、當左派。我說了你不要見外，情況是確實的，不是我謅的，你的情況，這些鬼也了解得很呢！　　

他暗驚，但一笑，問，我的什么情況？老宗說，大情況沒有，你到亭州來時間不長嘛，但小情況還是有的，比如你床邊的小書桌上放著一部什么書，我不曉得，但劉克成他們曉得！他們經過衡量，認為這事情還不能算，還是要區別對待，他們認為你生活簡樸，是個好人，他們要堅決打倒的是我，要團結爭取的是你。他們已經討論過這個問題，定了這個方向和策略。　　

他一聽，臉上一熱，他的床邊小桌上確實放著一部書，是“皋鶴堂”版的《金瓶梅》。此書歷來被視為淫書，他讓文化局洪局長親手從亭州圖書館借出來的。在家里看《金瓶梅》不能成為什么問題，因為這是一部古代文學作品，里面雖有淫穢描寫，處在一定文化層次上的人，還是可以閱讀的，正如張竹坡在《讀法》里所說，真正讀書者方能看《金瓶梅》。毛主席讓高級干部們從認識社會歷史的角度去讀這部書，并指出這部書不尊重婦女。所以他就沒有躲著人，只不過最好還是放在房間里，不必拿到外面堂屋里來。但這事也就不很秘密，想不到劉克成這些人竟然也知道了。　　

他說，可笑，我要他們什么區別對待？他們又憑什么可以堅決打倒你？說著這話，他想著前天的那些工人就知道他在看《金瓶梅》，心里仍然不是滋味。聽老宗說，工人“經過衡量”，已經不把這個當作什么問題了，而在接見時，工人對他確實還是一如既往很尊敬的，想到此，又不免感到一種很特殊的慚愧。這“文革”呀，還沒有碰到他呢，已經讓他心里這樣翻騰了，假如平時確實有點問題，讓群眾抖出來痛加指責，那是個什么滋味？這一關真不好過！毛主席呀，你老人家發動的這場運動，確實如王雪形容的，讓很多人難以接受啊！黨內真正理解、贊成的人是不會多的……　　

老宗說，最近我聽到一個“五不怕”的說法。他說，是“五敢”吧？老宗說，不是“五敢”，那是鼓勵學生的，叫他們敢想敢說敢干敢做敢闖敢造反敢革命敢斗爭。他笑道，你說多了，說成“八敢”了，《十六條》上只有“三敢”，是敢想、敢說、敢做，這比較精練、不重復，但平時報紙上說的，有時確實多了幾個。老宗說，反正就這意思。“五不怕”是鼓勵干部的，叫做“不怕撤職不怕開除黨籍不怕老婆離婚不怕坐牢不怕殺頭”！　　

他一聽，笑道，假如曹家駿王家山曉得這個說法，興許他們就挺住了。老宗說，這個“五不怕”，是中央有人針鋒相對、豁出去了。他吃一驚，問，是什么時候有這種說法的？老宗說，當然就是現在的事！老宗看著他，而他一時說不出話來。但他模糊記得以前就有“五不怕”的說法，是毛主席一九五八年說的，叫干部能以這種精神頂住“共產風、浮夸風”這些不正確的東西。當時聽了不很理解，至今也不能算很理解，總是想，抵制這些東西需要這樣“五不怕”嗎？和平時期也會發生這么嚴重的情況嗎？一個人當干部當到最后坐了牢、挨殺了頭，又有何意義呢？也許是毛主席的語言風格喜歡這樣說吧？現在不是從前革命戰爭年代或做地下革命工作的年代了，現在是我們黨掌握了政權，在這種情況下挨坐牢、殺頭，算是什么呢？　　

他沒有跟老宗討論“五不怕”說法的來龍去脈，在這時候沒有討論這個的必要。　　

老宗說，問題都到這地步了，我們還有什么可說的呢？但我們不能灰心失望、潰不成軍，我們要盡我們的努力，也要作好最壞的打算。　　

他說，不要看得這么嚴重，現在小道消息多，不知真假。我相信我們縣級基層的人，只要不像曹家駿王家山這樣挺不住，百分之百都可以過關。當他說這句話時，同時卻想到老宗可以被抓住的東西還是比較明顯的，加上歷史上有過的問題，在這次這樣大的群眾運動中是不是會特別地吃點苦，似乎有點難說了。但大約老宗也不至于就成為黨要加以“清洗”的對象，一個干部要達到該被“清洗”的程度，那也不是容易的。　　

他覺得跟老宗這場談話有點變異了，他本來要談的東西被放置到一旁去，而談起會不會被群眾“打倒”的話題來了，真是豈有此理。如果老宗像曹家駿那樣被群眾揪住不放，他是應當想點保護性辦法的，似乎需要有這個思想準備。　　

他嘆口氣，就眼前的事情靠船下篙說，老宗，我們照做我們的工作，我們目前還是負責這個城市的人，我們分頭到基層去蹲兩個點，讓那里的“主力軍”吸收對立面的工人進來，哪怕貌合神離，我認為還是能做到的。也可以不到大廠而到兩個小廠去做這個實踐，認真做一次努力，看看結果如何，不計成敗，都是有好處的。他一邊這樣說得很有道理，企圖說服老宗，一邊卻似乎感到自己也信心不足，興致像松了氣的血壓計水銀柱似的往下降。　　

老宗搖頭，說，我不想去干這事，弄不出名堂來的，就好比明明在漲潮，你卻要頂著潮頭下海。現在的總趨勢是紛紛成立自己的組織，即使觀點相同有時也難合，哪有觀點對立合成了一個組織的？沒有，全國都不會有。一山不容二虎，現在情況是群雄四起。正如從前，到處拉桿子，光是一個縣里就能拉起十幾個抗日游擊隊來，五花八門，這時候你擋不住這個趨勢，到一定時候才分久必合、越合越大，這當中多少尸山血海！歷史就是這個泥沙俱下的樣子，正如中央《公報》上指出的，我們有“社會陰暗面”。中央號召要克服這些東西，但“文革”本身就提供了“陰暗面”表現的機會，污泥沉渣、死貓死狗，都泛上來！說得不好聽，社會就像屎缸，不能攪，越攪越臭！現在反而是你也來攪、他也來攪、大攪特攪，真是史無前例！問題大呢！　　

老宗的話雖對，卻有點偏激離譜了，他默然無語。至此，下去搞試點的問題顯得很幼稚，不必談下去了，他不覺就回到原先的幾乎有點無聊的話題上，問，你怎么知道劉克成這些人在收集、調查我們的情況？老宗說，我中有敵，敵中有我，上下溝通，左右聯系，這很正常！你以為造反派在做什么？他們要做的，第一步，把自己組織起來，第二步，來看我們這些人里面可有能夠揪出來打倒的，那就要暗中調查我們的情況。北京傳來的消息說，中央組織部長安子文被作為“大叛徒”揪了出來，中央高級黨校黨委書記、全國人大副委員長林楓也被打成了“大叛徒”，在中央黨校里戴高帽、掛黑牌、游校示眾。煤炭部長張霖之，頸項上被吊起六十斤重的鐵塊，活活折磨死了。那里的群眾是首都的大學生啊，不管他們是哪一派的，反正敢想敢說敢做到了這地步，這股風如果到了我們下面，那將是什么樣子呢？　　

周總理接見那些紅衛兵說，“張霖之是個好同志，為什么你們把他揪去四十天不讓回家？為什么不讓他回國務院？這不是非法拘留嗎？不僅對一個部長，即使對一個同學也不能這樣。我們的黨員、公民不能養成這種風氣！張霖之是中央候補委員，我怎么向中央交代？現在張霖之化成灰了，連個追悼會也開不成，我很難過。‘黑幫’這個詞不能亂用，《十六條》上、十一中全會《公報》里沒有這樣提。不能說一切領導人都是‘黑幫’，說絕大多數也不符合事實。不能搞殘酷斗爭、無情打擊，我們黨是有歷史教訓的。黨的干部絕大多數是為黨為人民的，他們跟著毛主席干革命，忠心耿耿，經歷了各種考驗……”周總理說得多沉痛！　　

老宗所說的情況，他相信是真的，聽了心里也是沉甸甸的。這樣草菅高級干部的人命，的確是一個大問題。首都的這些大學生，是怎么了？就在毛主席身邊，為什么這么不講政策？這種情況就連起碼的人道也沒有啊！當一個學生這樣做時，別的學生為什么不站出來堅決制止？《十六條》不是提倡“獨立思考”的嗎？《十六條》在說到“革命不能那樣雅致，那樣文質彬彬，那樣溫良恭儉讓”的同時，也說到群眾要“自己教育自己”，要識別“那些做法是對的，那些做法是不正確的”。是毛主席有意要用這場運動來檢驗、考驗、鍛煉、提高一下這個國家的人民嗎？　　

但看來，老宗所說“斗黑幫”的情況，可能正是運動初期譚力夫那些“紅五類”學生所為，平民和“黑五類”出身的學生沒有這個膽，起來造反的學生也還沒有出現。他對老宗說出了這一分析。老宗略顯吃驚，好像想不到他也這么掌握情況。老宗說，對的，可能是這樣的。但不能怪這些娃娃，他們也是一片赤誠，只不過門第高，見識大，出手重。如果把他們這股勁，引導應用到有益的方面，那是多好？現在是用在自相殘殺上了。這些娃娃那時還不知道運動是沖著他們的老子來的呢！現在對運動的態度怕是全反過來了吧？我倒擔心他們反過來又做什么出格的事。這些孩子膽子是特別大的，江山確實是他們的老子打下來的么！但他們不應當這樣對待別人的老子，他們對自己的老子總還是保的吧？所以我心里也不贊成他們。　　

他不由得想到《十六條》對群眾覺悟的估計是否過高？是否寫得還嫌簡單了一些？一個部長，問題再大，也不能就這樣遭折騰致死。如果這樣等而下之，何談對待較低級的干部，更何談對待“牛鬼蛇神”呢？這確實是歪風，是走極端，是無政府主義。問題不管出在“紅”還是“黑”的學生身上，假如都刮起這樣一股風，這文化大革命在文件上寫得再好，又怎么能偉大正確得起來呢？但毛主席對這些，好像不怕，不足以動搖把文化大革命進行下去的決心。　　

他說，教給學生基本的政治常識和做人的道理，該是普通教師的職責，我們的教育，有欠缺，值得深思。總理不得不來親自來教育這些大學生，這是一種浪費。這些大學生不過是這樣的水平，說明還跟不上實行“文革”這種大民主的要求。你上次在我家說過，“邦之利器，不可以示人”。現在看來，在民主還不能普遍實行的條件下，就必須要有足夠的集中，甚至是強權，要不然就大亂。審查干部是黨組織的事情，即使這樣，還有弄錯了的，何況是群眾運動呢？不出事才怪！我們這里曹家駿、王家山其實也是這回事，只不過級別沒有張霖之那么大，手段也沒有那么荒唐，但事情的實質是一樣的。六十斤的鐵塊掛在頸項上，即使一個身體強壯的年輕人也吃不消啊。誰不是血肉之軀？血肉之軀里面誰不是一副骨架？人不可能金剛不壞。如果連這樣的常識也不顧了，那就是殘酷。不管打的是什么革命旗號，不管是什么樣的群眾，不管是天大的理由，這樣做都是不對的！這就是形“左”實右，做了軍閥、反動派、日本鬼子才會做的事情！唉，我可能說得不對，變成“很不理解”了。　　

老宗說，既然你也這樣想，我就在你面前瞎說一句，我認為這個運動，再有天大理由，也不能這樣弄，群眾起來之后，就比“左”，你“左”我更“左”，必然成了災難！即使本來是好事，也會變成壞事。就好比一種病，平常是少數人才有資格害這個病，現在呢，群眾出來“自己解放自己”了，他們平時沒有資格，這下子有了機會，大家都來害這個病，以害這個病為革命，不學而能，倍本加利，倒過來針對我們這些人了，真是對我們極大的諷刺，就像一個人平時是怎么打猴子的，有一天猴子自由了也就怎么打他，是跟他學的。　　

老宗說得有趣，他笑了一下。　　

老宗說，他們怎么就沒有新武器，而要用我們的老武器的呢？可是新武器又在哪里呢？他們只有拿起老武器。這下子好了，他們人多，我們人少，他們有毛主席撐腰，是鬧革命的，我們被規定是革命的對象，翻天覆地，雖不是一九二七年的湖南農民運動，卻也就像一九二七年的湖南農民運動，這還吃得消嗎？土豪劣紳吃不消，我們也吃不消。土豪劣紳還可以反抗、可以逃跑，并且有國民黨支持他們，我們呢，被規定不準反抗，逃也沒處逃。好在群眾中還出現了不同的觀點，讓我們得到保護和安慰。可是中央社論又叫人們不要當保皇派，也就是說，我們只有孤立無援、乖乖挨整。經過這么一鬧，我明白了，將來我們一定要從根子上解決問題。但現在說了也沒有用，大約等群眾把這個病也害過了，大家都說夠了夠了、不斗了不斗了，那才行，那起碼要帶來幾十年太平。　　

他表示贊同，但他又加了一句，說，不過《十六條》并沒有讓學生這樣做。老宗表示不同意，說，在群眾內部是沒有讓這樣做，但在群眾對干部的關系上，是開了一個口子，叫群眾來整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請問什么叫做“整”？這樣的當權派在哪里？當然是在干部隊伍里。就要來找一找。那不就斗起干部來了？人民內部矛盾不是就當成階級斗爭了？我認為是不該這樣搞運動的！　　

老宗這話，他一時倒也無言以對，只好把頭號點點。　　

老宗說，我過去在家里念私塾，先生讓我們念過幾篇《荀子》，想必你也讀過，我記得荀子是反對“斗”的，昨天我找了一本《荀子》一看，果然！他在《榮辱》篇里說，“人之有斗，何哉？我甚丑之。”他還分析了人為什么會“斗”起來？是因為人人都自以為是！這也包括我在內吧，所以我知道我也是好斗的。現在，我們這個縣級市委還好好的，因為劉克成他們的全市組織還沒有成立起來，等他們成立起來了，他們就要到市委里來抓亭州的彭真、萬里、安子文、林楓、張霖之去“斗”。北京也是這樣，先是“紅五類”的娃娃們起來“斗”那么一陣，過火得很，癟下去了，現在是造反的起來鬧、起來“斗”，火力也不會小。做干部的現在總之是左右挨打、在劫難逃。所以我們應當考慮的如何團結、掌握好我們自己的隊伍，如何在組織上思想上讓我們全體干部做好各種準備，迎接這股“斗”的惡浪。不管毛主席是什么好心，是怎么經過運動最后團結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反正現在發生的情況就是這樣，我們要面對現實考慮問題，來保證毛主席的目標得到實現，而不要被破壞。　　

好在我們有群眾基礎，這些基礎群眾不同意這樣搞，在全國形成了所謂保守派，其實應當說是正統派、可靠派、真正的左派，跟造反派這些假左派真右派新老反革命針鋒相對。北京一開始的那些娃娃們，大概現在也清醒了，曉得了自己的真正的大敵是在哪里。我相信他們晚上會到被他們斗了的“伯伯”家里去檢討自己的幼稚行為的。　　

這種情況下，你現在想去做試驗，把劉克成他們吸收到“主力軍”里去，這項工作，怎么做得下來呢？我們主觀上想做下來，結果也還是做不下來。不如不去做。但作為常委會的決定，這個意見我已經跟老劉講過了，不是沒有講，也就算是布置過了吧，他不貫徹是他的事情，不是我們的事情，文化大革命嘛，可以不聽領導的話了。　　

我是很有可能被造反派首先“打倒在地，再踩上一只腳”的，我無所謂，也不怕，而且光榮！如果那樣，到時常委會可以把我“拋出”去，讓我“經過去”，火燒、炮轟、油炸，都行。半夜遇到狼群，在暫時沒有辦法的情況下，只有把狼想吃的東西一點一點的拋給它們，拖延時間，等待天亮。要盡量減少我們的損失，到一定時候就能大反攻！這是必然的。　　

你不要認為我的思想跟這個運動不合拍，現在已經無所謂合拍不合拍了，現在是從實際出發考慮問題，至于運動的是非，運動有多么偉大，是另外的一回事了。像我這樣的基層干部，上面的事情，我即使能說出個道道來，又能怎么樣？反正最后是中央說白我們就說白，中央說黑我們就說黑，對我們這個等級上的人來說，這是唯一的選擇。而且我們上頭還有地委、省委，我們一點兒也不用發愁，跟著上級就是了。井崗山的時候，王明的時候，中央排斥了毛主席，他老人家也沒有辦法，只有服從，只有等待時機，一直等到三十萬紅軍損失得差不多完了的時候，大家都認為不能那樣下去了，要請他老人家出山，他老人家才有了出頭之日。這里面能說明的東西真是很多很多。　　

現在我們需要具體關心的是亭州的事情，這個是非黑白我們最有把握。即使一時把我打倒，我心里還是有把握，永遠有把握。我們把亭州的事情處理好，不出大事，避免大的損失，就能迎接最后的勝利。什么是最后的勝利？除了黨中央毛主席的勝利，對社會而言，就是恢復正常的生活秩序、生產秩序。那就要用得著我們。這已經成為文化大革命向我們預示的一項必然而重要的任務。我們要作好準備！　　

老宗的眼睛瞪大了看著他，那種自信和氣概確實令他佩服。他說，老宗，我理解你，我跟你是一致的，具體事情上如果有點不同，無關緊要。群眾組織這個事情，就聽你的，不去考慮它了，聽其自然吧。那么我們現在是不是讓“主力軍”也注意一些策略，嚴密自己的組織，抓好自身的學習，像把郁平從看守所里弄出去批斗這些事情，至少在策略上，是不是少做或不做？有時無為的狀態比有為的狀態更為有利，蓄勢待發比奮勇出擊更為有力。比如我們能勸阻“主力軍”形成全市組織，讓他們只是分散在各單位，把有形的組織變成無形的聯系，在無形的聯系中掌握一切，效果是不是會更好些？　　

老宗說，這當然是最高境界，但實際上我也掌握不了。“主力軍”的成立，說實話，雖然有我們做的工作，但我們確實也不能一手遮天，天是大家撐起來的，大家都有這個積極性，我們推動他們，他們也推動我們。“主力軍”在性質上也是群眾組織，也是處在文化大革命之中，會傳染共同的時代習氣，會同樣有不聽話的時候。現在我們的身份在群眾眼里總的來說，是跌價，不是漲價。過去一個黨團員也讓群眾老遠就肅然起敬的好日子，有等有級、滿懷敬畏的好日子，一去不復返了！這上頭確實是民主進步了、“禮崩樂壞”了！一切有待重建，重建不可能重復。“破字當頭，立在其中”，現在還是“破”占上風，“立”還遙遠。其實，也可以說是“立字當頭，破隨其后”，心中若無所“立”，憑著什么標準去“破”呢？豈不是亂“破”一通？但各人心中所“立”不同，所“破”也就不同。歷史就是這“破、立”二字的較量。你有你的破與立，我有我的立與破。那就斗起來。戰國荀子就反感“斗”，可是在他之后歷史還是“斗”了兩千多年，直到現在！說明人類又怕“斗”，又離不開“斗”，永遠自相矛盾，不能自圓其說。這方面倒是毛主席干脆，說是“與天斗，其樂無窮，與地斗，其樂無窮，與人斗，其樂無窮。”好吧，那就“其樂無窮”，我們就用“五不怕”的精神，像鄭板橋說的“惟有竹枝渾不怕，挺然相斗一千場”！好一個“渾不怕”，好一個“一千場”！　　

老宗所言，傳達給他的，是一種暴風雨即將來臨的氣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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