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晚上，工人們離開后不久，妻子王雪回來了，她不是從衛生局，而是從醫院回來的，因為醫院的一個副院長王家山自殺了!　　

王家山把自己淹死在醫院東北角太平間后面的一個小池塘里，那里曠野荒蕪、林木叢雜，亂草遍地、無人行走。下午，一個膽大頑皮的小孩到小池塘邊去釣魚，發現遠處水草旁邊好像浮著一個西瓜，但很快判斷出是一個淹死的人。小孩就去報告了這一可怕的情況。勇敢的派出所長下到池塘里去，把僅有頭頂露出水面、好像站在水中的死者拖上岸來。迅速趕到的法醫當場驗尸、論定自殺。人們估計王家山投水自盡的時間是凌晨。人們嘆息：這個曾在馬背上揮刀砍敵、生得魁梧高大的騎兵英雄，如此窩囊地死在這個無名的小池塘里，并且遠離他的北方的家鄉，身邊沒有一個親人。　　

這個王副院長愛搞腐化，也愛在醫院里伺弄花草，開玩笑時被稱為“花草院長”。其人為腐化問題受到過不止一次處分，結果成為一個資格雖老、功勞雖大、能力雖強，級別卻一降再降的人。這次事情的開頭是一張標題為《清算老色狼》的大字報，下面的署名是“造反有理戰斗隊”。這張大字報已經印成傳單，王雪帶回來一份。內容主要是說王家山利用手中行政權力，脅迫和引誘婦女，利用分房、調房、修房、安排臨時工這些機會，軟硬兼施，迫使婦女就范，如果拒絕，就要遭到打擊報復，當然，也有以色相交換好處、主動上門投懷送抱的。傳單中用“×××”提到的“藍大褂”婦女有五個之多，其中還有什么“國民黨軍官太太”，都遭到王家山玩弄，有的離開醫院而去。這五個工友婦女的事情“眾所周知”，至于其他類似的人和事還有，就不再具體觸及了，但醫校郁平的傳單《捉放之后》里提到的喬麗，也是其中一例：王家山引誘逼迫喬麗，但遭到拒絕。喬麗抱著孩子投河，成了刑事犯，不能說與此無關。喬麗走上悲劇結局，王家山卻心安理得無動于衷，繼續瘋狂捕捉其他的目標，軟弱的進了他的圈套，不順從的被穿小鞋。人們應該這樣含羞忍辱、默默無聲下去嗎？人民的江山能容忍這樣陰暗的角落嗎？不！現在是給王家山這種人算總賬的時候了。　　

大字報上墻之后，拔出鋼筆在上面簽名的人越來越多，“一個醫生”、“一個護士”、“一個行政人員”、“一個共產黨員”，乃至還有“和喬麗相同命運的人”等等。過了一夜，大字報上這樣的簽名密密麻麻，不同的筆跡說明著群眾心中確實郁結著某種義憤。王家山嚇得躲在宿舍里不敢出門。但九月一日下午，王家山還是被一伙工友和幾個青年的醫護人員揪了出來，把他反剪雙手、戴上紙做的高帽，胸前掛著硬紙做的牌子，上面寫著“蛻化變質分子，走資派王家山”，名字上打了紅叉，押進醫院小會堂批斗。臺上臺下站滿了人，憤怒的口號聲驚天動地。迫于這樣的聲勢壓力，王家山承認了利用職權、侮辱婦女是“犯罪”。當問遭他欺負的婦女有多少時，他說記不得了，這混賬可恨的回答除了引起少量的笑聲之外，更引起群情激憤，這時發生了拳打腳踢的事情，臺上很亂，臺下也有人要上臺去參加痛打。在比較冷靜的人提醒下，王家山在一片“打倒”聲中被帶出會堂，押回宿舍，一路上挨到群眾的唾罵，不時有拳腳襲擊他。“戰斗隊”把王家山押回宿舍后，兇聲惡氣要他閉門思過寫檢查，作了這樣的“勒令”之后，人群就散了，并無具體的看守措施，也沒有誰去做針對性的思想工作，自殺事件就這樣發生了。　　

他問，醫院里的領導呢？還有工作組呢？王雪說，當時那種情況，誰能勸得住？都躲得遠遠的，可能還有背后支持群眾的。但話說回來，過去鬧土改的時候，群情激憤，活活打死老地主的也有啊！他說，可現在是文化大革命，又是醫院，知識分子很多，不能等同于土改時的農村。王雪說，都是群眾運動。群眾平時不敢講話，這時候爆發出來，也很正常。想要文質彬彬、請客吃飯的樣子，誰能保證？政策雖然不允許，但誰能去攔得住？他平時確實有問題。他第一批就“四清”過關了，可是群眾還是有賬要跟他算。群眾的算法跟我們的算法不同。我們讓他“下樓”，群眾還是要他“下臺”。我也不贊成亂斗亂打、侮辱人格，但我理解群眾。我們有黨委，有監委，可還是沒有能管住這些干部，群眾一起來，就管住了。靠我們自己清來清去，還是不清，有的倒把好人給清了。他說，一切也是相對而言，想要水那么清澈見底，是不可能的。王雪說，我們在不搞西方民主的前提下，無非一個是平時抓，一個是必要時搞運動。我們只有一靠自己自覺、二靠紀律，三靠發動人民幫助。像文化大革命這樣，如果再不能解決，而且干部都是頂牛的情緒，以后怎么辦呢？這可是個大問題！　　

他說，不管怎么弄，搞死了干部總之不好。發動群眾就亂，亂了又要治，眼看把群眾運動掌握好都很難……　　

王雪說，搞死了王家山這情況是不好，但這只能是極少數，毛主席在談農民運動時講，“罰不當罪的極少”。那是什么社會？現在更應當如此。王家山還不能說是被群眾搞死的，只能說是被群眾運動嚇死的。現在有些情況也可以拿歷史來做比喻，十八世紀法國大革命，貴族的殘暴，引起了平民的殘暴，而當貴族鎮壓平民的時候，又加倍殘暴。那么總的來說，貴族作為社會統治階級應當負責。八十年后爆發巴黎公社，這種現象又重復出現，馬克思在《法蘭西內戰》里給以深刻揭露。法國的歷史就這樣殘暴著過去了，說明了階級斗爭的激烈。“勿以暴力抗惡”要看情況，如果惡得威脅你個人、家庭、社會、國家的安全，勢必首先要制服惡才行。共產黨把執政者與人民群眾的關系，不是擺在統治與被統治的關系上，而是擺在“人民國家”這個關系上，與傳統的歷史實行徹底決裂，這是指出了一條真正解決問題的新路，真是幾千年沒有過，但是萬事開頭難嘛。　　

他說，但人民國家也不等于人民來管干部、整干部，干部就是代表人民行政的，工作總要靠干部來做……　　

王雪說，群眾反王家山，并不是不要他做工作，而是要求他好好工作。如果我們監委的一套工作做得有效，法紀真正嚴明，搞運動的必要性也就會相應減小，否則，自古還有“官逼民反”一說呢，何況現在群眾是什么覺悟？人民越是相信我們，人民關心國家的政治熱情就越高，文化大革命就是這樣，但我們一些人大驚小怪，視為不正常，其實是他們自己覺悟低，不愿意人民群眾有這種政治熱情。現在就是群眾來做我們的監委平時沒有做好的那一部份工作，就跟搞清潔衛生一樣，平時要小掃，過年要大掃，叫做“撣塵”。　　

他哈哈笑了起來，撣塵？王家山就被“撣”死了。　　

王雪說，如果所有的王家山加在一起，愈演愈烈，我們不聞不問，就背離了我們打江山的初衷。赫魯曉夫降下了斯大林這面旗幟，丟掉了馬列主義的刀子。就是要心安理得地改變顏色。這是一個簡單的心理學問題。赫魯曉夫代表的是蘇聯的王家山。　　

他不覺拿眼睛瞪著她，聽她說下去。　　

美國杜勒斯說從赫魯曉夫看到了“蘇聯內部有要求較大的自由主義力量”，“如果這種力量在蘇聯內部繼續發展”，就可望“在十年或一代人的期間里，達到我們政策的偉大目標”。一代人是多長時間？三十年吧？這就是說，他們從赫魯曉夫看到了蘇聯“紅旗落地”的不遠的將來。他們不會袖手旁觀，他們會暗中做他們的“工作”。　　

我就體會到毛主席在心中醞釀了若干年，來搞這一場運動。就是把黨和國家的命運，跟相信和依靠人民群眾聯系起來考慮。過去打下江山依靠人民，如今反修防修還要依靠人民。共產黨已經賦予中國人民一個新的思想：江山是人民的。所以現在要求人民共同地負起這個責任來。文化大革命這種大民主形式，要在運動中實踐和研究，最終才能去粗取精，加以完善。但從相信群眾角度，不應當怕亂。毛主席在“文革”一開始就說了，大風大浪并不可怕。為什么呢？因為他相信和依靠人民。　　

他把頭點點。　　

王雪說，現在，一些人用一九五七年來嚇唬群眾，但看看《十六條》，就知道這些人是不對的。《十六條》公布在報紙上，群眾敢于參加到運動中來，就是因為他們從《十六條》直接知道，毛主席決不會先把人騙出來，然后再把人打成反革命。毛主席怎么可能是這樣的人呢？我們黨就是這樣打下江山來的嗎？豈不可笑！　　

一方面需要真正的大民主，另一方面也要有實踐和建設的過程，從一九五七年提倡大鳴大放，到現在又提倡大鳴大放，而且把《十六條》公布于眾，就體現著實踐，認識，再實踐的過程。《十六條》把黨內走資派稱為右派，指向目標的這個變化意味深長。但不等于說如果黨外又有人提出“政治設計院”，“輪流坐莊”這些來，就可以不管。 　　

經過三次甄別，現在多數右派分子已經摘帽，但如果文化大革命最后又變成一九五七年的結果，那今后還會有誰來相信我們呢？我們新中國的民主建設到底要怎樣搞呢？《十六條》已經公布于世，天下皆知了，可是我們許多人對群眾還是偏要抱一個“秋后算賬”的思想，這是什么問題？這不是硬要跟毛主席相反、強加于毛主席嗎？　　

群眾就認識到了這一點，要跟這樣自視高明、陰險殘酷的做法作斗爭，所以喊出“保衛毛主席革命路線”的口號。如果認為群眾是“個人崇拜”，那就小看群眾了。但群眾決不會借著文化大革命提出要跟共產黨“輪流坐莊”。毛主席把相信和依靠群眾作為根本的道理，敢于放手發動群眾。毛主席對人民的這種相信就深深感動了人民！　　

他聽了又不覺點頭。　　

王雪說，現在滿天下喊毛主席萬歲，以他老人家思想的偉大深邃，他如果同意“萬歲”，豈不荒謬？所以他高喊“人民萬歲”。他在一九五六年六十三歲時就提出自己退下來的問題，終于退出國家主席一職，考慮的就是自己不可能“萬歲”。　　

七十三歲的毛主席決心親手給黨和國家打一次消毒、預防針，運動這才開始呢，很多人就覺得這一針打得疼，很不理解，我們的病好像還不算大，而針頭用得很粗、藥下得很重，來這么一下，真是吃不消、有怨言、不理解。　　

他笑了起來。王雪所言，他全懂。不過他內心潛在地、總好像在考慮著另一面的許多問題。　　

王雪繼續說道，資本主義社會三百幾十年才有現在的發達，而且長期掠奪世界財富，社會主義使得遍地木犁的蘇聯很短時間內就跟資本主義的頭號強國并駕齊驅了，社會主義有什么不好呢？要改變蘇聯顏色的，只能是蘇聯各個層次上的王家山。這些失去理想、為著私欲而活著的庸人，他們覺得社會主義束縛了自己。亡黨亡國，他們自己不亡，他們會搖身一變，變成資產階級。　　

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毛主席對國內主要矛盾是生產力落后、是人民生活需要不能滿足的提法，要加以糾正。但不等于說，毛主席認為不要發展生產力、不要滿足人民的生活需要。　　

他說，“八大”的報告，是中央幾個大秀才，根據毛主席《論十大關系》寫的，你剛才指的那段關于主要矛盾的話，毛主席也沒說它全不對，只是認為不能作為主要矛盾來提。　　

王雪說，社會主義改造之后，要抓經濟建設，但后來發生“刮五風”。毛主席在廣州會議上有這么一段發言：“這幾年出現的高指標等問題，總的責任當然是我負，因為我是主席。我的責任在什么地方呢？為什么到現在才提倡調查工作呀？為什么早不提倡呢？而且我自己也沒有下去，搞一個公社、一個工廠的調查。為補過起見，現在我來提倡一下。今年我在中央工作會議上講過一次，九中全會上又講了一次，這次會議還得講一次，不然又說我沒有講。”假如你當時是主持大躍進工作的人，正坐在毛主席身邊聽著，你不應當感到很慚愧嗎？你不應當引咎自責嗎？調查研究不是毛主席最著名的觀點和黨一貫的優良傳統嗎？所以“刮五風”的問題，根本就不能讓毛主席負責。　　

他說，這個問題涉及黨內高層矛盾，就不說了。　　

王雪頭一揚，怎能不說呢？文化大革命就是要來說一說的。有的人就是一會兒右得出奇，一會左得“可愛”。到底是為什么？毛主席肚量大，寬以待人，直到現在，才有了組織處理，把有關人的位子降了下來。但為什么把這個作為這次運動的開始，而不是運動的結果呢？毛主席是認為，發動全黨全民提高覺悟，比降職撤職更重要。　　

他嘆口氣，讓固執的王雪說下去。　　

在“一窮二白”的底子上搞建設，又受著帝國主義封鎖，我們需要的正是“大躍進”，而不是慢騰騰。用“人民公社”一大二公、政社合一的形式，把億萬農民組織起來，三級所有，隊為基礎，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共同富裕，并且以集體化的農業支持國家工業化，這是了不起的宏圖大略。但毛主席要的是實事求是的大躍進，不是“刮五風”的大躍進。所以，在大躍進前夕召開的成都會議上，毛主席提出要壓縮空氣，在后來的武昌會議上提出保持清醒頭腦，不要務虛名而得實禍，在兩次鄭州會議上提出糾偏，在上海會議上壓指標，直至廬山會議前期討論糾“左”的十九個問題。好像大家都跑到前頭去了，而毛主席成了落后的人。河南省吳芝圃就多次不聽毛主席的批評，最后浮夸到餓死了老百姓，成了全國的反面典型，還有安徽。　　

毛主席在一九五九年廬山會議上說，他去年八月以前主要精力是在革命的方面。是哪些方面呢？這也有案可稽，比如，美國與臺灣簽定了《共同防御條約》，蔣介石揚言反攻大陸；在英國與印度煽動下，西藏農奴主準備叛亂；伊拉克宣布獨立，而帝國主義武裝干涉；還有赫魯曉夫正在大搞修正主義。毛主席在研究對付這些事。于是有了炮擊金門，這既是有力回答《共同防御條約》，又是對中東民族解放力量的呼應；有了從容平定西藏農奴主叛亂，西藏人民從此擺脫了農奴制；有了中印邊界反擊戰；有了對蘇共中央的一系列揭露和理論回答。這樣的一大攤子工作。　　

官僚主義、浮夸風、共產風、瞎指揮、強迫命令這“五風”刮起，有一個鮮明的標志，就是《人民日報》九月十三日社論《高舉人民公社的紅旗前進》，我敢說，出這篇社論，毛主席不知道。但毛主席后來還在多種場合，就大躍進以來的這些錯誤作自我批評、承擔主要責任，我記得傳達下來時你很感動，你說過不應當由毛主席負責，據說不少省委是不肯傳達的，在毛主席催促下，才作了傳達。我想，毛主席把責任承擔過來，是為了一種團結的大局。我覺得全黨在毛主席面前就像不懂事的小孩子一樣！　　

毛主席在七千人大會上講，“如果有人說，有哪一位同志，比如中央的任何同志，比如說我自己，對于中國革命的規律，在一開始的時候就完全認識了，那是吹牛，你們切記不要信，沒有那回事。”與其說這是毛主席為自己開脫，不如說是為了保護某些人，這種保護，其實也是批評。真誠的人只有感動，唯有野心家聽了，心里會不自在，還要裝著沒他的事！　　

七千人大會上有種說法，叫做“七分人禍、三分天災”。如果這是某些人的自我批評，那就太好了，可好像是指向下面、指著全體的。如果打開一九五八年下半年的報紙，那上面許多浮夸的話，并不出自毛主席之口，但毛主席對這些提都不提，對自己事前、事中、事后如何一直在糾正問題，也只字不提，只是自己承擔了主要責任。如果相反，怨你怪他，那還是毛主席嗎？盡管毛主席一直在糾“左”，后來還對挫折承擔主要責任，讓大家輕裝上陣，但他不同意把大躍進說得一團糟，要愛護社會主義積極性。廬山會議明明是為反“左”而召開的，有人上書也是反“左”反“五風”的，那個“萬言書”是肯定大躍進人民公社的大方向和巨大成績的，后來怎么出了那么大的事，是毛主席容不得這樣呢，還是毛主席不得不選擇這樣？可是，五九年以后的反“右傾”一直反到基層，公社的小科長也被打成右傾分子，好可憐！是毛主席讓這樣做的嗎？那樣作自我批評、愛護大家積極性的毛主席，何必又要這樣做呢？想想也不奇怪，前一陣刮“五風”的領導，當然不喜歡下級反他的“左”傾，正在下不來臺呢，上面反右傾的指示下來了，順手就收拾這個下級，自己也就成一貫正確的了。這樣下去，不管怎樣，唯上級是從。這樣的情況，文革開展以來，可以看得非常清楚，你們哪個不是這樣？而毛主席的話卻可以不聽！群眾最看不起你們的，就是這個。　　

六二年一月的中央會議，毛主席說把會開得大些，一直擴大到縣委書記，開成了七千人大會，而且中央的報告，政治局先不討論，作為草稿交下去討論，然后再往上集中。在大會上，讓七千人進行批評，叫做“出氣會”。這還不夠民主嗎？這還不夠襟懷坦白、光明磊落嗎？回頭看，我覺得這是把一九五七年半途而廢的“大鳴大放”，在黨內搞成了，反映著毛主席在黨內實行“相信和依靠群眾”。　　

以后幾年的形勢就越來越好，短短四年，現在是市場繁榮、物價穩定，三次核試驗成功。這次文化大革命，我看是把七千人大會擴大成了七億人的大會。從一九五七年，到一九六六年，我認為毛主席越來越形成了很堅定的一種大思路，而不怕實踐當中會出什么岔子，毛主席總是算大賬，做大仁義的事情。　　

現在有一種聰明絕頂的人說，毛主席發動文化大革命，是因為在中央很孤立了，就利用個人崇拜，來發動學生、依靠群眾。照這個說法，那毛主席早在六二年一月，就玩這一手了，那時他在中央就吃不開，所以要把中央工作會議開成七千人大會、把中央報告草稿直接交給七千人討論，要不然，他會被迫就范、失敗、下臺。果真是這樣的嗎？憑什么毛主席應該下臺呢？假如毛主席下臺，誰應該上臺呢？這個人應當比毛主席偉大、正確才行。但對這個問題，這些聰明絕頂的人就不作回答、含糊其詞了！這是什么心理！　　

看來毛主席在中央確實也不是說一不二。他要搞社會主義，人家要確立新民主主義；他要大辦合作社，人家要大砍合作社；人家大刮“五風”，他要壓縮空氣；有人站出來要追究“五風”，他反而把這樣的人按下去。他是黨的主席，可是又退到二線，還要對一線負責。別人做下的事情，他要作自我檢討。但我們從毛主席在七千人大會上的講話，那種恢宏的氣勢，那種談笑風生、一氣呵成，那種從容不迫、深邃遠大，我們哪里能體會毛主席的胸懷一點點？我有時想，毛主席是天上派來教我們怎樣做人的。　　

毛主席有時就喜歡做少數派，比如革命就要勝利了，多少人想到的是坐江山、做老爺，毛主席卻來潑冷水，說是“進京趕考”，警告大家不要吃了“糖衣炮彈”。實際上可以說在進城之前的七屆二中全會上就向全黨提出了反修防修任務。　　

他不由得說，你想得很多、做了一些研究呢！　　

王雪過目不忘一樣背誦起八屆十一全會《公報》來：“我國的國民經濟正在持續地健康地向前發展。黨中央提出的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方針，已經勝利實現。從今年起，開始實行第三個五年計劃。在工業戰線上，不但產品的數量，而且品種、質量，都有了很大的發展和提高。在農業戰線上，連續四年獲得了好收成。市場繁榮，物價穩定。三次核試驗的成功，集中表現了我國科學技術和工業發展的新水平。”　　

字里行間蕩氣回腸、多么自信。讀著這段話就能體會到毛主席的欣慰。確實有一種特別雄偉而從容不迫的氣魄。　　

在六二年的七千人大會上，毛主席說過，假如從十七世紀算起，資本主義的發展，已經三百幾十年，在我國，要建設起強大的社會主義經濟，我估計要花一百多年。中國人口多、底子薄、經濟落后，要使生產力很大地發展起來，要趕上和超過世界上最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沒有一百多年的時間，我看是不行的。也許只要幾十年，例如有些人所設想的五十年就能做到。果然這樣，謝天謝地，豈不甚好？但我勸同志們寧可把困難想得多一點，因而把時間設想得長一點。三百幾十年建設了強大的資本主義經濟，在我國，五十年內外到一百年內外，建設起強大的社會主義經濟，那又有什么不好呢？　　

這段話說明毛主席是把國內國外、幾百年前幾百年后，都想過了，而且順帶著又反了“浮夸”。他認為我們已經搞起的社會主義總的來說對我們自己能管用，中國決不能、也用不著跟在資本主義后面爬行，中國對于自己如何搞社會主義建設、如何趕超，已經具有信心和經驗。　　

毛主席從糾“五風”開始的一系列的態度和措施，在某種巨大混亂之中鎮定自若、力挽狂瀾，在正確的“團結-批評-團結”的原則基礎上凝聚黨心民心。這樣不但及時糾正了“五風”，而且應對了接著發生的兩大困難：一個是蘇修背信棄義、趁人之危、逼我還債，二是連續三年三分之一農田大旱。內外交困，達于極點。但確實幾年之內就迅速扭轉了經濟形勢。這是一股神力，毛主席的正確把舵，反“左”反右，嚴于律己，以身作則，使全黨在挫折中團結、振作、調整，繼續前進。不是這樣嗎？　　

他說，確實是這樣，毛主席一九五六年就領著一些省委書記，制定了農業發展綱要四十條，黃河以北畝產可達多少，淮河以南畝產可達多少，后來在黨的會議上也通過了，指標很實事求是，但不久之后就刮起了“五風”，這么重要的綱要被丟在一邊。至今沒看到毛主席批評說：你們怎么不按《綱要》去做工作，怎么浮夸起來的？毛主席沒有這樣指著鼻子責問過誰。　　

王雪笑道，你一開口就比我說得好。他說，我主要還是聽你說。　　

王雪說，《九評》的文章說南斯拉夫是資本主義復辟的一個典型。他們一九五三年的法令讓私人有權購買國有資產，到一九六三年又用憲法肯定了發展私人資本主義的政策，資產階級隨著私人企業而成長起來。鐵托集團在“工人自治”的幌子下，讓國有企業成為廠長、經理的天下，他們只管在上面坐收利潤，從而瓦解了社會主義經濟基礎，工人階級回到了受奴役的地位。他們宣布放棄農業集體化道路，農村成了小農經濟汪洋大海，他們用法令規定農村土地可以自由買賣，造成農村兩極分化，雇傭勞動和高利貸統治了農村。鐵托集團在國際重大事件中扮演美帝國主義走狗的角色。國家從無產階級專政變為資產階級專政，開除了幾十萬堅持馬列主義的黨員，被逮捕監禁的有三萬以上，同時赦免十幾萬從前的敵人。文章就這樣全面解剖了南斯拉夫這個典型，說是“和平演變”，其實一點也不“和平”，是很殘酷的！相對于十月革命對資本主義的否定，南斯拉夫是對社會主義的否定。在南斯拉夫，社會主義還是不是科學呢？社會主義重新成了空想！他們走了另一條路，被美國牽著鼻子控制住了。而蘇聯卻向南斯拉夫取經，我們的文章語重心長向蘇聯呼吁說，“同志們，朋友們，南斯拉夫的道路是萬萬走不得的！趕緊回頭吧！不然，就太晚了。”讀了真感到驚心動魄啊！　　

這次發動文化大革命的八屆十一中全會，高度肯定了《九評》，認為是反對帝國主義和現代修正主義的強大思想武器，而不是紙上談兵，不是大話、空話。現在有不少群眾重讀《九評》。目前學校里至少初三以上直至大學的學生，都處在《九評》的反修防修思想教育培養之下，可以說親身經歷了對蘇修的斗爭，所以他們現在參加文化大革命在思想上是有一定自覺性的，要不然，他們的政治熱情就是盲目的、不可思議的。　　

他笑道，你真是熱血沸騰，平時倒沒看出來。　　

王雪說，別忘了我跟你一樣是高中畢業、做過熱血青年、投奔了革命，當然，你實際水平高些，現在應當算是黨內大知識分子了。他被刺得哈哈一笑，說，你的思想，確實反映了完整的一套立場、觀點、方法……　　

王雪說，這一套認為我們共產黨不能在中國搞資本主義。資本主義是各種混亂和社會災難的根源，也是世界戰爭的根源。共產黨人取得革命勝利之后，如果還不得不利用資本主義，也要將其置于社會主義的總體監視和調控之下，為國家民族所用。要么是社會主義，要么是資本主義，要么是這一套，要么是那一套，沒有中間道路可言！八屆十一中全會《公報》上就有這樣一句話，說，“在馬克思列寧主義同現代修正主義的斗爭中，決沒有中間道路可走”，寫上這句話總是有原因、有針對性的。　　

王雪的小臉兒激動得紅紅的。他似乎重新認識了自己的妻子。他有興趣繼續這樣較抽象地談下去。他故意抬杠，問，為什么沒有中間道路呢？　　

王雪說，毛主席早在全國解放前就多次說過第三條道路是幻想。列寧也早就說過，或者是資產階級的思想體系，或者是社會主義的思想體系，中間的東西是沒有的。斯大林也說過，所謂第三條道路，其實就是第二條道路，就是回到資本主義去的道路。這個第三條道路的問題，確實這樣一再被提出，不言而喻，黨內一定有一種議論持有這種主張！但是不是也許真的能把第三條道路創造出來呢？王雪看著他，好像要“引蛇出洞”。　　

他說，是啊，盡管導師們這樣說過了，但這個問題還是一再被提出。我們可以試著從資本主義這一面來分析：從歷史看，資本主義不是走不通，它已經走這么長時間下來了，走通了，它也是歷史的一個必然階段嘛。資本主義社會的前期，也有與上一個社會的復辟與反復辟的斗爭，后來大局已定，就穩固了。在資本主義世界形成的時候，前一社會里較高等級上的人們，憑著手中已有的特權，介入資本積累和營運過程，正在發家致富的資產階級也與王室、權貴互相利用，社會出現種種丑惡與不義，一切淹沒在利己主義的冰水之中，遭到無數有良心的人們的譴責，特別是各種思想家、作家都予以揭露批判，但歷史也就這樣過來了。確如毛主席一九六二年在七千人大會上所說，從十七世紀英國資產階級革命算起，資本主義幾百年了。資本主義的經濟制度、政治制度、以及文學文化，在全世界占上風。十九世紀以來，首先是巴爾扎克為代表的批判現實主義，成為強大潮流，產生一大批巨人級的作家，他們對資本主義加以無情揭露、諷刺。后來還有其他的一些作家也繼承著巴爾扎克的事業，西方的一些知識分子一直是資本主義社會的批判力量。但資本主義作為一種根本制度依然我行我素，一直發展到今天。按照毛主席的估計，我們把社會主義干好了，不要出大問題，也要一百年左右才能趕上人家。　　

資本主義不是沒有國內階級矛盾，不是沒有跟國外附屬國、殖民地的矛盾，但憑著巴爾扎克一類知識分子的正義呼聲，憑著國家要求社會各階級顧全大局，使不同利益達成妥協調和，總之，憑著社會所需要的理性與平衡，資本主義使自己日益完善，并且汲取了社會主義的成份，增加福利，雖然仍不時會有各種社會問題冒出來，但資本主義制度的根本沒有受到動搖。一方面是社會主義意識在西方知識分子中向來就有影響，并且世界上出現了社會主義陣營，但另一方面資本主義陣營也日趨穩固。雙方對峙，進入冷戰。時至今日，《共產黨宣言》發表一百年以上了，資本主義仍然沒有滅亡，相反，社會主義陣營才建立了幾時，已出現分化瓦解，爆發了中蘇兩黨大論戰，中國正在反修防修。也就是說，本來對資本主義最具競爭力的社會主義，眼前卻有了何去何從的分歧。南斯拉夫的“變法”有轉向資本主義之意，這樣的“變法”我們不同意，我們要批判他們，并且勸告蘇聯不要學南斯拉夫。毛主席說，赫魯曉夫們政治上很幼稚。《九評》說：資產階級影響的存在，是產生修正主義的國內根源，屈服于帝國主義的壓力，是產生修正主義的國外根源。　　

毛主席雖然不反對向資本主義學習，也不反對跟資本主義世界搞外交、做生意，更不反對在經濟上、在科技等各方面趕上和超過最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但總的要求堅持無產階級專政，走社會主義這條路。毛主席說得很明確，就是“只有社會主義能夠救中國”，而不是相反說“資本主義也可以救中國”。　　

王雪大眼睛瞪著他，捉摸著他的話中之意，好像防著上他的當。　　

他說，我們中國的社會主義，是越過了資本主義這一必然階段而建立的，是在資本主義世界仍然十分強大、社會主義陣營已經出現分化瓦解的情況下存在著。我們做的是前人未曾做過的偉大事業，所以，“第三條道路”的問題會在現實中常被提出。事實上我們在工作中經常會遇到資本主義未曾充分發展而有的種種落后和苦惱，我們在某些方面確實需要“補課”。魯迅說得好，“一切都是中間物”，這是很發人深思的。我記得列寧說過，假如有一個先進國家的無產階級革命發生并且勝利了，那么目前已經建立了社會主義的俄國，就不算模范先進了，就算是落后的國家了。這段話大約在《“左派”幼稚病》這個小冊子里。這就說明在一個本來落后的國家建設社會主義是差著好多東西的，先天不足。但“補課”不等于拱手讓資本主義復辟，然后來個“二次革命”，那時再搞社會主義。共產黨人會這么愚蠢嗎？那就是自己解除武裝，讓資產階級取而代之。　　

王雪想了一下，說，社會主義使蘇聯只用資本主義世界六分之一的時間，就成為世界強國，飛行器登月都實現了，以至于能跟美國抗衡。但為什么還要“修”過去呢？他們的變“修”，不是因為經濟落后要“補課”，而是有別的原因。　　

所謂共產黨人，就是代表無產階級，代表生產資料公有制，代表勞動人民當家作主的無產階級專政。“蘇修”正是從這里“修”的，這樣它就不再代表無產階級，不再代表社會主義生產關系，不再代表無產階級專政，歸根到底不再代表廣大人民，他們嘴上高唱“共產主義”，我們指出，他們是假共產主義。　　

怎樣才能把國家人民的財富變成自己的而又合法化呢？只有“修”，把自己變成統治者，讓人民重新成為被統治者、失去社會主義憲法賦予的一切權力。鐵托、赫魯曉夫的路線，就是在一些中間的調和的說法下，向資本主義的泥坑跳進去，丟掉工農，改換階級基礎，對內成了資本主義代理人，對外成了帝國主義應聲蟲。最嚴重的斗爭就在這里。　　

群眾之所以擁護文化大革命，是因為文化大革命把真正的大問題從暗處挑到明處、從人的心里提了出來，并且要依靠群眾來解決，這真讓群眾心頭一亮、耳目一新、干勁沖天！群眾高呼“毛主席萬歲”的意思在這里，不是“個人崇拜”。　　

現在，凡是強調《十六條》上革命對象新提法的，就是造反派，而強調要打擊“牛鬼蛇神、地富反壞右”，用一九五七年的結局向人們提出警告、企圖阻撓運動開展的，就是保守派。保守派沒有跟上毛主席的思想；保守派是糊涂，而利用保守派的人，是出于跟毛主席對著干。群眾運動確實有亂的一面，但如果這樣一看，就能看出亂中有序、陣營清楚。現在問題是：你亂我，我亂你，最后到底是哪條路線亂得過哪條路線呢？　　

他不禁一笑，點頭說：你說到妙處了！　　

王雪繼續說，三大戰役是解決“兩個中國之命運”的爭論，文化大革命是解決“兩條道路之選擇”的爭論，但不可能一勞永逸、一戰定乾坤。“在政治思想領域內，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之間誰勝誰負的斗爭，需要一個很長的時間才能解決，幾十年內是不行的，需要一百年到幾百年的時間才能成功。無產階級得到政權，還可能喪失政權，不是一代兩代人就可以解決的。”兩年前毛主席寫在《九評》里的話所估計的時間，有這樣大的提前量，而且還說無產階級可能喪失政權。說得這樣明確的話，我們在理解上，還不太找得到具體感覺，也許要等到南斯拉夫、蘇聯真正完全亡黨亡國、土崩瓦解了，才能體會得深一些。　　

總的來說，毛主席是認為建設要搞，但方向要明。正如列寧所說，一個階級如果不從政治上正確地處理問題，就不能維持它的統治，因而也就不能解決它的生產任務。以剛剛進城時來說，多種經濟并存，互有沖突，你是支持和發展社會主義經濟，還是支持和發展資本主義經濟？能腳踏兩條船嗎？　　

為什么要搞“三反”、“五反”？就因為資本主義挖社會主義墻角，拉共產黨干部下水，不法資本家有“五毒”。如果不聞不問，任其發展，怎么行呢？新中國立即就會跟老中國沒有兩樣。　　

資本的本質就是唯利是圖。當時許多不法資本家都在做傷害新中國、傷害人民利益的事情，而且有意跟新中國較量！　　

當時從全國向上海調運大米、棉花等物資，就是為了對付資本家的挑戰，打了一場沒有硝煙的戰爭。這是一段不該忘記的歷史。　　

所以毛主席六二年在七千人大會上說，“我們的國家，如果不建立社會主義經濟，那會是一種什么狀況呢？就會變成修正主義的國家，就會變成實際上是資產階級的國家，無產階級專政就會轉化為資產階級專政，而且會是反動的法斯西的專政。這是一個十分值得警惕的問題，希望同志們好好想一想。”　　

毛主席這是在為剛剛建立六年，既取得成績，也遭受過困難的社會主義制度吶喊、辯護，是語重心長苦口婆心的，也是大聲疾呼的。　　

毛主席經過調查研究，提出《論十大關系》，力求從戰略上指導經濟建設。“重工業和輕工業、農業”的關系，“沿海工業和內地工業”的關系，“中央和地方”的關系，“漢族和少數民族”的關系，還有“中國和外國”的關系，等等。應該記住，毛主席提出“論十大關系”，是1956年，是社會主義制度剛剛建立的這一年。同時，正如你剛才提到，毛主席還親手制定了那樣冷靜謹慎的《農業發展綱要四十條》。這樣的毛主席，高瞻遠矚、實事求是，怎么會去大刮“共產風、浮夸風”這些東西？如果有人硬是要這樣瞎說，其性質就是赫魯曉夫丑化斯大林，是別有用心的！　　

毛主席說過一切民族一切國家的長處都要學，批評“以為社會主義就了不起，一點缺點也沒有”的觀點，這就包容了你剛才所謂“補課”之類的要求，但毛主席不能容許改變社會主義的方向。　　

因為毛主席有這樣既堅定又靈活的思想，有這樣的堅定性，社會主義的新中國一方面獨立自主、自力更生，一方面打破封鎖，努力跟世界溝通，一九五七年廣交會開始運行，有出口的產品，有進口的設備，不但沖破了封鎖，在世界上不孤獨，軍事上還能援越抗美，經濟上還能支持亞非拉。對此仇視和污蔑的，只能是帝國主義及其應聲蟲，還有糊涂蟲。　　

王雪瞪大杏眼看著他，好像他基本上就是這樣的一個糊涂蟲，他哈哈大笑起來。　　

王雪說，毛主席“論十大關系”，早就以最簡要的語言總結了兩條，一個是堅持革命立場，一個是向人家學習。只有你們這種水平高的人，總想在堅持革命立場上打些折扣，直到拋棄根本，在向人家學習上搞些擴大，直到奴顏婢膝！老是在心里想，社會主義道路要往后退一退，資本主義課程要好好補一補，真是“十全大補”酒，美妙極了。總要來一點資本主義，走一走中間道路，新式的“曲線救國”。其實，到時資本主義泛濫成災、復辟過來，它的勢力越過越大，你的勢力越過越小，西風壓倒了東風，一切就由不得你了。　　

毛主席早就一針見血指出：“修正主義是一種資產階級思想，修正主義者抹殺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區別，抹殺無產階級專政和資產階級專政的區別，他們所主張的，在實際上并不是社會主義路線，而是資本主義路線”。　　

他不禁雙手舉起，說，我絕對相信毛主席，堅決跟著毛主席。在這個原則問題上，毛主席不會向任何人讓步，要有余地，還會發動文化大革命嗎？他老人家七十三歲了，真是下了大決心呢！我假定站在跟你論辯的一方，還是要說，這個所謂“中間道路”，在哲學上，在現實形態上，是有所存在的，也是可以在有效控制之下來為建設國家服務的，不能絕對否定這種靈活性。在革命根據地里，在解放初期，我們已經取得過這樣的經驗，就是社會主義經濟為主導、多種經濟成份并存。那個社會也有那個社會的矛盾，但可以做工作。那就是一種中間的形態。那個狀態既是社會主義的，又是“補課”的，也許比純粹的社會主義更適合我們的社會水平。　　

王雪說，社會主義的經濟建設、政治思想文化建設，已經有了很大成績，也看得見很大希望，為什么不在這上頭繼續多做工作，而要回頭去做實際上是新民主主義的工作呢？豈非咄咄怪事！　　

幾百年的世界資本主義不管有多少罪惡，不管巴爾扎克這些作家如何批判，確實也就過來了，但十年以來的中國社會主義不管有多少分歧爭論、缺點錯誤、挫折災難，不也過來了嗎？而且毛主席的指導思想被證明是正確的，沒有錯誤可言，只是我們一些人沒有好好貫徹執行。社會主義新中國已經堅如磐石，如果向后退，如果一旦弄得社會主義前功盡棄，必將是最大的混亂、最大的失敗、最大的危險。連你都在考慮所謂“靈活”，都有這種中間性的思想，這正好說明毛主席為什么要講兩條道路的“誰勝誰負”還沒有真正解決，要一再地說資本主義隨時都可能復辟。我感到奇怪的是，現在揭露出來，要走資本主義的，偏偏是以前搞浮夸、刮五風的人。如果這些揭露是真實不錯的，那么這就奇怪了，安的什么心肝呀？　　

毛主席老人家一九六三年五月對資本主義復辟所需要的時間作了估算，說：我們要堅持階級斗爭、生產斗爭、科學實驗三項偉大革命運動，要免除官僚主義、修正主義和教條主義，無產階級要和廣大勞動群眾聯合起來實行民主專政，如果不是這樣，如果我們的干部、工人、農民、知識分子被敵人腐蝕侵襲、化分瓦解、軟硬兼施，那就不要很多時間，少則幾年、十幾年，多則幾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現全國性的反革命復辟，馬列主義的黨就一定要變成修正主義的黨，變成法西斯黨，整個中國就要改變顏色了。這段話已經寫進了《九評》，作為中國共產黨人防止資本主義復辟的理論和警鐘。　　

他說，我也是反對資本主義復辟的。　　

王雪把嘴一撇，說，不堅決！　　

他只有“哈”地一笑。　　

王雪說，文化大革命對于黨內來說，不應當算是晴天霹靂。只有經過長期的考慮，有一種情勢緊迫，才會讓毛主席下這么大的決心，明知會有許多人“很不理解、很不認真、很不得力”，明知這么大的群眾運動一定會產生某些混亂，乃至污泥濁水會趁機冒一些出來，他老人家也仍然充滿信心，相信和依靠群眾！不怕指責，一切在所不惜！毛主席抓住了最主要的東西，他為了現在，更為了將來。他相信歷史會肯定他，他算的是一筆大賬。　　

他點頭，并且一聲嘆息。　　

王雪繼續說，假如實行資本主義，會給人民帶來福音，也行，再好的主義是為了人民嘛，但資本主義在中國是真正的空想，禍國殃民！這是近代以來無數血淚凝結而成的真理。難道這個真理過時了？那我們真是白活了，無數烈士仁人的鮮血也白流了，甚至應該遭到譏笑和詛咒，認為那個鮮血本來就不該去流，認為那是災難、作亂。這樣，簡直就是為蔣介石的“四•一二大屠殺”、“五次大圍剿”這一切做辯護了。分歧其實是極其深刻和尖銳的，發動文革就簡直是跟當年的國民黨和他們的“理論家”仍在繼續斗爭一樣。難怪群眾現在因為觀點的不同，有的鬧得弟兄對立、一家人分裂，大家都吃錯了什么藥似的。總之，我完全理解毛主席為什么要發動文化大革命，不管在這個運動中會發生多少王家山事件。這么大的運動怎么可能不發生這樣那樣的一些事情呢？世界上難道有過非常單純的歷史、非常單純的革命嗎？　　

他嘆道，唉，你講透了，你上升到詩意了。　　

王雪說，但我想到的，比表達出來的，還要多，我還想到，危險就在我們自身、就在我們的靈魂里，真是古人說的“破山中賊易，破心中賊難”，我們內心深處的私欲，就是資本主義復辟的內在依據，而我們手中的權力，會為資本主義復辟效勞。要搞資本主義很容易，要堅持社會主義不容易。　　

毛主席強調要抓上層建筑意識形態領域的階級斗爭，這不是要求過高，而是從現實里來的，可惜能好好理解的人不多，認為斗這斗那、批這批那，過得太緊張。等到腐朽意識形態像骯臟的潮水涌來淹沒我們，氣都喘不過來，那就為時已晚。如果像天津的劉青山張子善那樣自私自利、特權腐敗，建國這十七年下來，將會是什么樣子？能經得起先是大躍進中刮“五風”的折騰，后是三年自然災害、蘇修逼債的考驗嗎？能萬眾一心不怕美帝國主義從西到東的三面封鎖嗎？能頂得住蘇修背信棄義、趁人之危的壓力嗎？　　

老百姓處在生活實際當中，他們心里有一本賬，他們知道國家在什么情況下還為他們做了些什么、更為他們的長遠利益做了些什么！他們能理解毛主席的大仁政，而不是小仁政，但在小仁政方面，國家也不是無所作為。　　

共產黨迅速蕩滌了舊社會的污泥濁水，包括消滅土匪惡霸黑道，改造妓女，禁絕毒品，人心向善，真是夜不閉戶，路不拾遺。老百姓家里就連跳蚤臭蟲也絕跡了，每個縣城都有“衛生防疫站”在工作，全國全民防治血吸蟲等等，“東亞病夫”正在健康起來。社會治安和風氣之好，從古未有，更是動蕩不安的百年以來未有，老百姓一心一意跟共產黨過日子，相信社會主義祖國有美好的未來，沒有什么中間道路的幻想！　　

最近，我感受到、甚至親耳聽到一些含蓄的或者竟然也不那么含蓄的反面的思想，雖然只言片語、躲躲閃閃、陰陰的透露出來，但要么庸俗、無知，要么桀犬吠堯！讓我心里憋著氣，我想得很多，我甚至預見到很多很多！　　

他能理解王雪指的是哪一類的思想。王雪確實是很敏感的。　　

在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用人民革命的方式和力量，防止資本主義復辟，好像一場大演習，毛主席不惜代價這樣來做一回，而人民理解了毛主席，挺身而出，不怕打擊報復。　　

我們不應當落在人民后面，更不應當否定人民。對中國社會、對世界形勢的認識，誰能超過毛主席？誰能比毛主席更為中國人民的現在和未來操心負責？誰能比毛主席更大公無私？　　

王雪眼睛里的淚水流了下來。　　

一種感動也讓他眼睛濕潤了……　　

兒子在外面輕敲房門，報告說：宗市長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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