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凡的母親　　

我寫過《尷尬的父親》（載一九九四年《雨花》雜志），父親在七十五歲去世。當我父親遺體停放老家堂屋里時，有人去看了一下，說，老太還有得過呢。因為我父親的雙腳一只在前些，一只在后些。奇怪，生前平齊的雙腳，死后怎會一前一后的呢？于是，將那在前的象征亡人，是先去了，而在后的象征未亡人，還有幾步路要走。說雖無稽，事卻果然，此后我的母親又過了十七年，于九十歲去世。現在，母親離去也九年了。既然寫了父親，卻遲遲沒有動筆寫母親，成了心中的牽掛。今日總算動筆。先找出了保存的一張日歷紙，是公歷2001年11月19日的，農歷十月初五。何以要保存這張日歷紙的呢？因為這里又有一個神秘。在這張日歷紙上，寫著“蛇年，鼠月，狗日”。但農歷十月應當是豬月，到下一個月才是鼠月。就是說，事實上我的母親死于“蛇年，豬月，狗日”。然而，以這張日歷紙，對照我母親的情況，卻完全地有關：她本人屬鼠，我父親屬狗，我二哥屬蛇。舊說“蛇鼠相沖”，這一年恰是蛇年，我母親屬鼠，于她不利。而我二哥在外地，這一年身體不好，母死去世，他也沒家來，正是回避。我父親屬狗，母親死的這一天，是父親的本命日，他來帶母親走了，提早了一個月，把豬月當成了鼠月，然而，是這張日歷給他錯發了通知。既然是“蛇年，鼠月，狗日”，這一天我母親是非去不可了。日歷紙上的這些，總之是一種宿命論，然而卻可以給我們合理解釋母親的去世，也就“亦已焉哉”了。　　

我母親姓劉，名冬妹。我隱約記得小時候在家里見過“吳劉氏”的字樣。在一九四九年之前，我母親的姓名會是這樣用過的，因為那時普遍如此。然而從五十年代開始直至六十年代中期，我母親“劉冬妹”的名字每月必定由郵遞員送來一回，那是母親從上海寄的匯款單，上面寫著我父親“吳承李”收。我在《尷尬的父親》里交代過，我的母親由她的親戚介紹到上海去做工，自己節省到不可思議的程度，每月寄一些錢讓家中六口人度日。父親由于自己思想上與身體上的原因，把公家給他安排的就業機會推掉，從此做了一個沒有工作的人，但全家人日常生活的擔子，卻是他挑在肩上的，那時家里有五個人上學，兩個中學，三個小學。到母親從上海退休回家時，家中只有我和弟弟仍在上學，然而第三代人又出生了，家務這副擔子，并未減輕，遂由母親接過來，放到了她的肩上。算起來，有十五年之久，在社會角色上，母親與父親掉換了一下女人與男人的位置，變成女人打工掙錢，而男人操持家務。　　

母親從上海寄回家的錢是三十元，這在母親是盡了最大努力，然而攤到全家每人生活費則僅為五元。當時一個家庭貧困的中學生可從學校申請到的助學金，可以達到七元或更多一些，這個錢，足夠該生在學校食堂一個月的伙食費。這樣，我們全家人的生活實際上是在七元這條基本線以下。我哥哥和姐姐在省泰中上學，他們是否申請過助學金，我沒印象了，可能申請過，以貼補家用；但我自己，好像是沒有，也許申請過一回，后來是沒有再申請。小時上學，收費極低，以現在的眼光，那簡直不算錢，然而每逢開學，父親還是拿不出在生活之外的這些錢來，總要拖著，陸續才能交全，那種窘境，想來很難受。后來，我姐姐考上北京醫學院，我哥哥考上南京師范學院，而我另一個姐姐又被南京體院看中，他們就不再要家里負擔了，家里只剩下父親和我以及我的弟弟，三個人的日子要好過多了。幾年之后，姐姐大學畢業，分配在北京工作，每月給家里寄了錢來，這樣，家里的日子，再不用發愁。普通百姓，從舊社會到新中國，一步步這樣過來，從沒有希望，到有了希望，逐步得到了改善。這在我，是刻骨銘心的。　　

因此，至少我和我弟弟從小與母親的接觸，比起那些依傍著母親長大的人，是少了些或少得多。即使我的哥哥姐姐，也是他們正在讀中學時，母親就為了一家人的生活而不能留在他們身邊。如今想來，這在我的母親，是何等的傷心和決斷啊！　　

我記得，有一年母親從外面回來，其時我和弟弟似乎還不懂得與媽媽親近，但心里是有那種自然的愿望的。某種遲疑與生硬是幼小以來長期沒有接觸母親的緣故。我母親把我們兩們拉攏到她的身邊，說，靠一起來！我們就那樣與母親靠到了一起。我們心里確實是懂得一切的，然而我們一時還不能完全克服一種障礙，我們在心里不斷告訴自己，這是媽媽！　　

幾天之后，母親又回上海做工去了。我和弟弟二人在家里哭。我年長些，想到哭也無用，先止住了哭，然而弟弟到底小些，他依然哭個不停。我叫他不要哭了，他跟我生氣，我只好讓他哭夠。　　

那時我的姐姐與哥哥都到外地上大學去了，家中父親之外，只有我和弟弟兩個小的，我母親可能是出于一種不放心，特地從上海抽空回家來看我們一下的吧。　　

隨著我從少年成了青年，我對身邊瑣事，有一種更不關心的態度。母親怎么從上海退休回家的，似已不記得了，記得的是母親怎么張羅著托人給我們的大哥找對象、讓他結起婚來。　　

陸續地，我聽說了我的母親多年來在上海過的日子。她只是一個工人，收入不高，寄回家的錢是她的收入的大半，剩下的錢只夠她每天中午在食堂里吃一個青菜湯，以至于“劉冬妹的青菜湯”在單位上出了名。她還要省下錢來應付必要的人情，因為上海親戚多，有了什么事，雖然總是關照她不要出人情，但她卻總是一禮不缺。為此成了我的上海的大姐一直譏嘲她、其實也是為她心疼的話題。　　

在“你們要關心國家大事，要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的年代，我的父母從來沒有干涉我，我向東還是向西，是我自己的事情。也許，他們沒什么文化，是最普通百姓，不懂與這種“關心”所不同的更高深些的道理吧。但我的母親那時似乎多數時間是在外地的，在我的上海與無錫的姐姐那里幫著照應。一九六八年冬，我作為中學生插隊到農村去，我記得家中仍是我的父親在操持，母親仍在外地姐姐家中。父親從哪里找出一只舊箱子來，送到外面去上了漆，又扛回來，我就帶著這只衣箱，一條被子，以及一些書籍，下了鄉。其時并無母親為我送行或叮嚀的場面。然而當時我也并未感到有這一缺憾。母親的不在我們身邊，我是久已習慣而不當作一回事了。　　

讓我平生為了母親而心疼得淚水奪眶而出，明白我首先是母親的兒子，而后才是別的什么，是在一種特別的環境里。那時插隊的我，因為某種理由（叫做“深挖五·一六反革命陰謀集團”），被關起來，與世隔絕，身邊有幾個人負責日夜陪伴與看守著，已經有好長時間了，預示著最為可悲的終結。主持這項工作的人們，竟然把我的母親帶到了我的面前。一見母親出現在門口，坐著的我站起來，淚如泉涌。我不是因為我自己的可悲處境，而是想到我的母親一輩子為兒女吃盡千辛萬苦，我這么大的人了，還要讓她這樣為我而痛心和擔憂，被帶到這里來，看到我這樣可怕的處境，我真是不該啊！我并不是產生了什么痛悔，我只是為我的母親而傷心，深感對不起母親，做兒子的本該給母親帶來幸福與歡樂，卻給她帶來這樣大的憂愁。什么叫做痛徹心扉，平生在那一刻是體會到了。　　

然而，令我心中震撼和驚奇的是，我的母親竟然那么平靜，我的眼淚流成那樣，她卻沒有一滴眼淚，她叫我坐下來，她從容地坐到我的對面，對我說，媽媽一輩子吃了說不盡的苦，但從來沒有哭過。　　

就這一句話，我只記得母親說的這一句話了。她當時別的就沒有再說什么，她見我立即就聽了她的話，自止住了那種巨大的傷心，她也就不說了。她并不認為她能給我什么說教和力量，她只是叫我在面對厄運時，要有一種堅強，這只是一個母親所能教給兒子的。但難道當時她就不想哭嗎？然而，為了我，在我的面前，她決不流淚。并且，我相信，母親會為一切能讓人流淚的事情流淚，但不會為生活中所遇上的任何艱難困苦流淚，她總是堅強地挺過去。　　

平凡的母親，在那一刻給我的，是最不平凡的；最平常的母親，在那一刻給我的，是最可寶貴的；曾經在無數個日日夜夜支撐著她和她這樣的人的，就是這個，那是百姓的真理，那是平民的靈魂，那是生命的源泉。　　

我的母親雖然是最辛勞的，然而，她也是最幸福的。且不說她有七個兒女，加上三個女婿、四個兒媳，每個人的小家庭情況都在她關心之中，而且，我們七個弟兄姐妹所生的孩子，依次地都是她從小帶大的，一共是十二個。每個孩子的身體情況與性情癖好她都最為了解，心中時時掛念，而到他們大了的時候，她又關心著他們的上學、工作、找對象以至生孩子這些事情。她的事業就這樣豐富而繁忙，關心的半徑依著子女的分布從上海到無錫、南京、泰州，還有一個連云港。由此我想到南美洲作家的《百年孤獨》這部書，以一個活得很長很長的母親為全書故事的貫穿性人物，真是很有道理的。人類之中最重要最偉大最富有歷史感，而又永遠對生活抱著不知疲倦的極大興趣和熱情，從來不會屈服而唯有向著光明前進的，確實莫過于母親。然而，母親的辛勞是超負荷的，而我們為她所做的，則幾乎沒有。直到她生病，去世，也沒有要子女為她負擔，因為她有退休待遇這些保障，并且她還留下了一點積蓄。母親為我們實在是盡了她的所力所能。在某種意義上，我們的一切，都是母親給予的，我們的一切，都屬于母親，而我們所欠缺所懈怠的，都對不起母親。　　

老家在一條巷子里，左鄰右舍，巷頭街尾，百姓彼此之間，能幾代人在一定程度上都熟。我雖未留心觀察，但回顧起來，母親與鄰居之間相處，是最為和善的。就以對門來說，有一戶在街上久已無人，因在此仍有房產，鄉下有一個女繼承人有時要來一趟，每到飯時，就到我家來，我母親像對自己女兒一樣，親切叫著她的名字，給她盛飯盛菜。這樣非止一趟，直到她辦完這趟事情離開。對門還有一個后人，也只剩下一個婦女，家住本城遠處，似較困難。我家每有事情，母親必要拜托人去把她請來，來了就親切叫著她的名字，談起家常話，也是像自己的女兒一樣。我估計她們小時候一定是跟我的大姐她們一起的伙伴。這情況讓人聯想到某種部落性，就是說，把鄰居的孩子視為自己的孩子，一直地放在心上，為他們過得好而高興，為他們過得不好而同情。古人云，君子之交淡如水，其實，百姓之交也是淡如水的，然而，也自有一種深深的濃意。　　

巷頭我表姐家，她的祖母，是我的母親的嫡親姨媽，每見到我們，總是笑開了滿臉的皺紋。我的母親一有空就到表姐家去幫忙做事，因為表姐挨排兒連著生有三個小孩，她卻不是一個會做家務的人。我看著她的孩子們長大。他們叫我的母親為“婆婆”，叫我為“雙林舅舅”。孩子的親近熱呼，反映著大人之間關系很好。后來陡起變化是因為一個想不到的糾紛。我才知道，我家北屋后面，原來沒有她家的房屋，而是我家的小院，早年間母親答應給她家借用了，漸漸被砌了進去。這回我大哥僅僅要把北屋升高些，表姐就出來阻攔。大哥的小小的工程撂荒著，又遭雨天，家中一塌糊涂。我不住在老家，回去看時，兩個老人憔悴不堪，很令人擔心。我的母親去求過表姐，冒著雨，坐了黃包車，到她的新家里去找她，也到她的大女兒家去哀求。最后結果，是我家房屋只好維持原高度。我的母親對自己姨媽家一世的好心沒有得到好報。我那表姐，說出了她的怨恨，原來，在她年輕時“進步”的關鍵時刻，組織上進行必要的調查，我的父親這個老實人說了老實話。她認為，這就是使她沒有“進步”得成的原因。一腔怨恨忍了幾十年，這回要來報復一場。聽來可悲可笑，然而在她，情有可原，也是發自內心。她之所以隱忍了幾十年，是因為看在我母親的份上。我母親之所以肯把地方讓給她用，并且任由她砌進去，也因為我父親不該說了老實話，影響了她的“進步”，而一個人的“進步”，當然是很大的事情。要不然，表姐也許確實會有很大“進步”的。至于我母親幫她家料理家務，那三個小孩每個人都曾得到我母親長久的細心的照應，這在我母親，是不需要這些原因的。表姐現在已經遷居到外地去了，前不久我姐姐電話里告訴我，表姐生了大病，我姐姐去看望她，她對我姐姐說，她對不起我家，對不起我的母親。我說，也就罷了。現在，老家一帶早已拆遷一光，變成高樓大廈，把這陳舊的故事，也一起帶走了吧！　　

母親不識字、沒文化，在我心目中，她就是一個好母親而己，遇到什么事情，我是想不到會去征求她的意見的。然而，回顧起來，每每在關鍵的時候，母親的一句很平常的話，卻就讓我聽到了真理，起著一錘定音的作用，或者，會讓我知道，母親作為母親，總是在注視著我們，把我們看得透透的，這時，我就明白，我的自負或自大，簡直就是無知，而母親，明察秋毫。　　

記得有一回，我逼孩子學習，這時只聽得母親在一旁說，個個都像你聰明，哪來呢！母親的話，不是諷刺，而是誠懇之言，甚至帶著痛心。我頓時覺得醍醐灌頂，想到我確實犯了一個很不能自覺的錯誤，就是我用我為標準來要求了孩子。我小時候對于學習是極其自覺的，很小就似乎看到了自己人生的全部命運是只有依靠自己努力學習才能求得必須的一切的。我從小確實不笨，世界在我眼中透明。學校要求的那些學習任務，在我不算一回事。當我讀高中時，數理化課我基本不大聽講，臨考試看看書就應付過去，我自己做我自己的事情，按照我的理想安排了我自己的學習任務。所以那時我打算高中畢業以后是不考大學的，大學在我眼中算不得什么，我要走自己的成就之路。我是這樣的一個自負到極點的混蛋，我要求起孩子的學習來，一定兇神惡煞一樣。母親一旁的那么一句話，刺破了我的一切，簡直是當頭棒喝、猛擊一掌。　　

我父親中風躺倒在家的時候，我的母親在外地我的姐姐家。我從西門沙庫（那時我是沙庫職工）拖了板車，到街上老家去把父親拉到沙庫我的宿舍里。因為老家雖然有弟兄居住，但都是上班的人，不如我在沙庫，既是我上班的地方，又是我居住的地方，便于隨時照應到父親。父親雖然得到了隨時的照應，但有一天，父親忽然說，打電話叫你媽媽家來。那時我才體會到，“滿床的兒女，不抵半床的夫妻”這句話，不管咋樣，父親覺得讓他的老伴來照應他更好。而且，沙庫是噪音極大的地方，我的所謂宿舍其實也很小。這樣，我的母親從外地趕回，我把父親又送了回去。從此，我的母親照應病榻上我的父親，一對夫婦，在漫長人生路上，行進到了老年相依為命的歲月。　　

記得那一天，晚上我在沙庫感到心中無端有點不安，就穿起棉大衣，對我妻子說，父親怕是不行了，我得上街去看看。我騎了自行車，冒著凜冽寒風，來到家中，給父親看夜。誰知就在這一夜凌晨二點，我一分一秒地看著父親斷氣，這時寒夜寂靜，人們正在深睡。我用泰州土語的“爸爸”二字喊著父親，因為平時我大約幾乎沒有叫過，這時我感到要叫父親一聲。我的母親睡在同一房間的另一張小床上，就在父親腳頭，這時驚醒，立即起身，并且說，不要叫他。我明白了，這時候要讓亡魂好好走他的路，不要驚動，以免掉頭回望家人感到傷心。這是很人道又很無奈的一種要求，完全是為剛剛撤手人寰的死者著想的。母親起來了，我讓在一旁，這時，出現了令我震驚的情景：我的母親竟然默默地和衣躺到了我的剛剛死去的父親旁邊，整個小小的身軀蜷縮在父親的頭前，那一聲不響蜷臥父親頭前的母親，心中的悲傷凄涼，是任何激烈的動作和千言萬語所不能表達的，幾十載貧苦夫妻的路程，終于到了這樣生死分手的時候，其中又有著多少不可言說的悲哀。　　

十七年后，我母親病體不支，住進醫院，服侍她的，是一位雇來的素不相識的外省農村婦女，名叫小紅，姓潘，約有五十多歲，形狀是一輩子吃苦耐勞過來了，并且仍在吃苦耐勞之中。小紅日夜相陪我的母親，她所做到的，超乎“服務周到”之上，簡直勝過一位女兒對母親的服侍。在我母親臨終的那一刻，只有我一人看到了奇怪的一幕：只見我的躺著的母親忽然自己坐了起來，披起衣服，然后兩手把醫院的那白被單拖扯著，在手中弄來弄去，臉上帶著微笑，滿是慈愛。我說媽媽你做甚的？母親不抬頭，一邊手中依然地弄著白被單，臉上洋溢著喜慶，一邊說，小紅要出嫁了，給她做衣裳。我一聽，這話說得不正常。這時的母親是處于某種幻覺中了，被她的雙手胡亂弄來弄去的白被單，在她眼中一定成了紅色的或者有鮮艷花樣的衣料，她正在給小紅做新嫁衣呢。這一定是最后的時刻，將完全耗盡了她的生命。我覺得又可笑又可怕，卻又小小地作弄了她一下，我用手試探地拖扯白被單，母親這時緊緊地抓著，不讓我拖走，沒有抬頭，還笑了一下，繼續她手頭的“工作”，好像我只是身邊一個頑皮的孩子在打擾她呢。我仍然試著堅持拖扯，這時她急了，皺起眉頭，生氣了，然而仍未抬頭，只是把雙手往下一摜以示警告，手中仍未松開那“新娘子的衣料”。我不得不接受了這一警告，聽憑幻覺中的她去完成她的心愿。我想，古人云“人生如夢”，其實母親這時的幻覺，在母親自己，又何嘗不可以就是一種極其真實的存在呢？就由她去做她這最美好的事情吧，她又一次在“嫁女兒”了，多么幸福的感覺啊，感覺就是一切。可是，母親終于無力地躺倒下去，進入昏睡。小紅從外面進來，我把剛才一幕說給小紅聽，小紅笑了，笑得那樣開心、純真，心中一定體會到了某種幸福。鳴呼，這活生生地簡直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筆下的“窮人”的歡樂啊！　　

后來給母親送行時，我見我弟弟上了那一輛專運遺體的車，并且他以讓我不會介意的方式，叫我到前面的小車上去。我看出了我弟弟的心思，他是要讓他一人最后地陪著母親。我成全了他這一心愿。誰讓他是最小的一個呢，他是在要求最后的補償。后來，確實是他一人在那車上陪著母親到達火葬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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