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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把犀利的匕首——評殺人喜劇《凡爾杜先生》

（作者：孫渝烽）

1947年問世的喜劇影片《凡爾杜先生》，是卓別林投向丑惡的資本主義社會的一把犀利的匕首。

在《凡爾杜先生》這部影片中，卓別林從現代美國社會取材，把法國“藍胡子”殺老婆的故事搬上銀幕。在這里，卓別林對資本主義社會已不是以前那樣的稍微的嘲笑，而是進行了猛烈的抨擊。

凡爾杜先生是法國一家銀行的職員，他是一個善良而忠厚的好人。30年來他一直是勤勤懇懇地工作，天天數著別人的錢。可是在1930年經濟蕭條時期，他失了業。他妻子是個殘疾人，孩子又小，一家生活立即陷于困境。最后為了維持這孤苦無告的家庭的生存，他選擇了一項職業——殺人謀財。

這種買賣的方式是非凡的。他到處尋找那些頭腦簡單的有點財產的中年婦女或老處女，追求她們，跟她們戀愛，和她們結婚，然后就找機會謀殺她們，獲取她們的錢財。這筆買賣他做得很認真，也還順利。他謀殺她們，使她們不感到任何痛苦，在他得手拿到錢財后，便回到自己家里，度過一些安靜日子，直等到饑餓又逼迫他出門，于是他又再度走上這條無可奈何的謀生之路。這樣的謀生，使他內心十分痛苦，整天提心吊膽。凡爾杜的妻子摩娜并不知道他在干什么生意，只是深深地為他的精神狀態擔憂。但凡爾杜先生要生存下去，又實在沒有別的生路。

凡爾杜先生這個善良的人也象許多被迫做殘忍事情的人一樣，內心十分痛苦，也并未真正地喪盡天良。有一次他預謀要殺拉塞妮，當他知道被害者是一個殘廢軍人的遺孤時，同情和善良使他放棄了原定的計劃。他熱情地接待了拉塞妮，給她吃喝，給她錢。拉塞妮這個剛從監獄出來、饑寒交迫又無處棲身的人，對生活早已陷入絕望。凡爾杜的關懷和幫助，才使她有了重新生存下去的勇氣。可是，深受生活折磨的凡爾杜，痛苦的人生經歷使他明白他所生活的這個社會，是個絕望的社會，以后他又和拉塞妮相遇時，就對她說：“……別過分相信了，你要學會無情才能活在這無情的世界。” 當拉塞妮知道凡爾杜先生的妻子、孩子都在危機中死去了，她為這個善良的人痛心。凡爾杜先生卻說：“這樣，……他們只有更幸福，離開了這動蕩、懼怕的世界。”“在家破人亡以后，我好象從夢里醒過來……我象活在夢境里一樣，活在地獄……。”凡爾杜的這段話是對這個人吃人的社會最辛酸的血淚控訴！

當妻子、孩子死去以后，凡爾杜的一切喪失殆盡。他在痛苦的深淵里掙扎，浮生虛度，使他不愿再生存下去了。當警察追捕殺人犯時，他把自己這個無望的生命交了出來，他被關進監獄。在審判他的法庭上，他在坦然認罪的同時，無情地揭露了這個不平的社會：“……至于說做殺人魔王，不是受到提倡的嗎？這世界不是以殺人為唯一目的正在制造毀滅性的武器嗎？把那種輕信的女人和無知的孩子炸得粉身碎骨嗎？而且做得是那樣的科學。哈哈，相比之下，我真是小巫見大巫啦。” 在這里，卓別林通過凡爾杜之口，辛辣地控訴了軍火商、壟斷資本家為了利潤在戰場上屠殺著千百萬生命：“許多大生意就是殺人的歷史……戰爭、沖突，這都是生意，殺人如麻是英雄，否則是兇手，殺人越多越沒有罪。”在一小撮壟斷資產階級統治下的社會里，這些殺人的真正罪人又有誰來控告他們呢？！

今天，我們觀看這部33年前拍攝的影片，從思想上得到的教益或是在表演藝術上得到的欣賞都是很強烈的。人們將會記住這位敢于向不合理社會制度投擲匕首的斗士——卓別林！ （原文刊載于 1980-9-19 《解放日報》）

卓別林對資本主義制度的控訴：電影《凡爾杜先生》

　　凡爾杜先生在戰后嚴重的經濟衰落中失去了工作。為了養活生病的妻子和可愛的孩子，他換用許多假名字和一些有錢的女人結婚，待妻子“自然死亡”后繼承遺產，但卻對一名剛出獄的女子手下留情，并鼓勵她追求新的人生。......
    由于卓別林的進步政治立場，遭到當時美國政府的“北美活動調查委員會”指控，《凡爾杜先生》和中國觀眾非常熟悉的電影《大獨裁者》都受到牽連，特別是《凡爾杜先生》，很多影院拒絕放映，連制作費都收不回來。由于受美國政府迫害，卓別林最后不得不離開美國。
    本片在1978年巴西《標題》雜志刊登的世界有史以來100部最佳影片中，名列第49。

《凡爾杜先生》
1947年
美國查理·卓別林影片公司出品
導演：查理·卓別林
主演：查理·卓別林 瑪莎·雷葉

劇本節選

凡爾杜先生（卓別林飾），曾經是一個銀行小職員，在一戰后的大蕭條年代里，成了專門靠殺貴婦人詐騙錢財的“藍胡子”。他最終被警方抓住，并受到了審判。
法官：亨利·凡爾杜？
凡爾杜：在下就是。
檢察長：在法學史上還從來沒有，沒有過這樣一個可怕的記載！陪審團先生們，他是一個殘忍的、玩世不恭的惡魔。你們看，仔細看看他：這個人有頭腦，如果天性善良，就會是個安分的人，可是他偏要殘害一些輕信他的女人，而且以殺人為生。我并非出于報仇，而是出于治安做出這個呼吁：我要求你們對這個殺人魔王處以極刑，把他送上斷頭臺處死。公訴到此結束。
法官：凡爾杜先生，已經證明你有罪，在判決之前你有話要說嗎？
凡爾杜：我有話要說。盡管檢察長忘了提我的很多優點，至少他承認我有頭腦。謝謝，我是有頭腦，而且很本分的用了三十五年，可以后呢？沒人需要了，于是我只好自謀生涯了。至于說做殺人魔王，不是受到提倡嗎？這個世界不是以殺人為唯一目的正在制造毀滅性的武器嗎？不是把那些輕信的女人和孩子炸得粉身碎骨嗎？而且做得是那樣的科學！哼，相比之下，我真是小巫見大巫了。然而，我并不想為此而憤懣不平，因為我就要斬首示眾了。盡管如此，在這生命的火花即將熄滅的時候，我要說的是，我們重見的日子……不遠了。
（凡爾杜先生臨刑前與記者的談話。）
記者：得了得了，得了凡爾杜，你得承認法網難逃。
凡爾杜：是啊，專抓小的。
記者：什么意思？
凡爾杜：凡事要取得成功，就得加以嚴密的組織。
記者：你要把這句自嘲的話留給后人嗎？
凡爾杜：你不覺得此時此刻理想主義不合時宜嗎？
記者：你說的善與惡是怎么回事？
凡爾杜：都是因人而異的力量，善與惡都會毀滅人類。
記者：這世界可不嫌善太多。
凡爾杜：問題是還不夠，誰知道！
記者：凡爾杜，我幫過你的忙，你也幫我個忙，發表一篇發人深省的報導，你是一個被罪惡坑害的榜樣。
凡爾杜：我看在這罪惡的時代沒有人能夠做榜樣。
記者：你殺了那么多人，還不是榜樣嗎？
凡爾杜：那是生意。
記者：可是別人不做這種生意。
凡爾杜：嗯。許多大生意就是殺人的歷史。戰爭，沖突，這都是生意。殺人如麻是英雄，否則是兇手，殺人越多越沒有罪。
記者：在我走之前你還有話要說嗎？
凡爾杜：有。再見！
亨利·凡爾杜走上了斷頭臺，結束了自己的一生。

附文：

鄭民生在控訴誰？　　

許曉黎

人總是要在群體中生活，稱之為社會。證明社會的進步我認為有以下三種情況：1、讓惡魔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社會，一定是人們安居樂業、大同天下的社會2、讓惡魔原形畢露，說明社會文明程度還不足以感化罪惡，社會需要迫切進步。3、如果讓一個弱勢的人化身成為一個惡魔，就只能說明該社會的本性是罪惡的。　　

當下的中國法制健全，人們都在法制的軌道中生活和工作，各地發展都是日新月異，人們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社會呈現一片太平盛世的景象，這是一個讓惡魔放下屠刀的社會，為什么會出現鄭為民血刃兒童的事件呢？　　

我們首先來看看事前的鄭民生其人，從個人形象看來，不像一個惡人，沒有前科，更像一個正在被社會拋棄的弱者，他像大多數中國國企職工一樣辛勤工作，不敢越雷池半步，在一次又一次轉崗分流中服從組織安排，努力維持著自己不算幸福的生活，終于有一天，他失去了賴以生存的工作，這是當下國企職工的人生軌跡，大多數人選擇了忍耐，為了孩子、住宅、看病努力尋找生存的機會，想方設法讓自己活下來，雖然很艱難，很艱難…….，鄭為民就是在這種艱難的情況下做出了殘忍的決定！　　

這種艱難是物質缺乏嗎？固然有一定因素，但是絕對不是不能活下去，生活并沒有艱難到讓鄭為民為了饑餓和寒冷殺人，正如他自己叫囂：“為了報復社會。”這是一種情緒的極端宣泄！他對社會充滿了仇恨，這也許不好理解，這個社會保證讓你像大多數人一樣活下去，跟過去相比簡直是天壤之別，難道真的是“吃著肉，罵著娘”？仇恨從何而來？　　

有人說他沒本事，不能讓自己更好的活下去，我記得，同事稱他為“鄭一刀”，也就是“一刀下去就好了，不用第二刀”。由此可見，其醫技的精湛，這是一個有一技之長的人才！為什么有一技之長的不能養活自己，他懶嗎？在工作期間，他像大多數人一樣工作生活會換來“鄭一刀”的美譽嗎？他必須要付出比別人多，誰也不會隨隨便便成功！　　

有人說，這是社會的壓力，那么什么樣的壓力能夠讓一個醫技精湛、知書達理的文弱書生變成一個喪心病狂、嗜血成性、殺人如麻的惡魔呢？　　

眾所周知，在國企的改制中，職工是弱勢群體，他們的利益是最容易被忽視的，公開、公正、公平只不過是嘴上說說而已，在利益的分配中時時處處都有潛規則的存在，這都是國人心知肚明的。古人曰：人不患寡，但患不均。難道真的是社會的不公正、不公平導致了他如此的仇恨？　　

當下的中國社會可用“禮崩樂壞“形容不為過，人們不再遵從“君子愛財，取之以道”的古訓，相反，崇尚能人，學習能人風氣盛行，認為能夠搞下錢就是有本事，能夠掙大家不敢掙得錢或掙大家掙不到的錢的人就是能人，這種人并不是確實有正道的本事，在中國改革開放以來，他們高喊著走中國特色的道路，高喊著發展就是硬道理，高喊著摸著石頭過河，高喊著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他們凌駕于法律之上，敗壞于道德之下，懷卑思惡念于其中，拋善念熱腸于腦后，玩弄政府官員在其手，踐踏民眾社會在其腳，出賣國家利益，損公肥私，掠奪人民的正當所得……。這是一個讓惡魔化妝為神的時代，他們是披著羊皮的狼，在合法的外衣嗑骨嗜血，強肉弱食……，罄竹難書。　　

這種人不但不被社會所唾棄，而是居廟堂之高，過著錦衣玉食、妻妾成群的腐朽生活，各種政治資本、榮譽紛至沓來，甚至成為政府標榜的社會精英！　　

  在這些所謂精英的感召下，全國人民（包括廣大的鄭民生）開始向他們學習，為了當官、經商，人們研究黑厚學，但是發現自己臉皮不夠厚，有些話說不出口，有些事做不出來，膽子不夠大，心不夠黑，因為自己無論如何也丟不掉那一絲善良，總是信奉“得饒人處且饒人”，總是不敢掙太昧良心的錢，終于證明自己是一個凡人，官當不上，錢掙不到，名副其實的是沒本事的人，這才不得不相信那句順口溜：一等人有個好老子，二等人有個好關系，三等人有個好本事，等外人有個好身心。也就是說，等外人必須有個好身體能吃苦，有個好心情能承受各種屈辱和打擊！　　

鄭民生顯然做個等外人都不夠格！但是他渴望公平、公正、公開，然而現實是那么殘酷，一次又一次功勞被掠奪，事實被歪曲，努力不被認可，技能不被重視，尊嚴不被尊重，人格不被保證，這樣的情形在當下大多數中國人身上不斷上演！他們選擇了忍耐和沉默！大多數人心里肯定有此疑問：“不管黑貓，白貓，抓到老鼠就是好貓。”自己抓不到經濟這個老鼠，不知道自己還是不是好人！我感覺自己做人還可以，那些抓住經濟這個老鼠的人，就一定是好人嗎？事實上，他們會的我學不會，甚至有些不齒！我應該堅持自己的原則，還是做個沒原則的人！人家說了，貧窮是自己沒努力，我每天起早貪黑，兢兢業業，依然是這點微薄的薪水，現在這微薄的薪水都可能失去，我努力了啊，可是還是要失去！為什么！　　

迷茫導致了信仰危機，太多不公平、不公正壓抑了人們正常的思維方式和價值觀，不在沉默中死去，就在沉默中爆發。鄭民生在忍耐中爆發了，仇恨蒙蔽了理智，屈辱化解最后一絲善良，憤怒點燃了無盡的魔性，這只披著狼皮的羊，他在用一種癲狂的血腥暴力控訴這個充滿卑劣、欺騙、顛倒的道德淪喪的社會，控訴這個把惡魔化妝成神，把人變成魔鬼的社會。　　

有的人說，這是改革開放的錯。其實改革開放沒有錯，錯在急功近利，錯在為了物質而犧牲了信仰，錯在為了金錢而犧牲了尊嚴，錯在為了發展而犧牲了原則，錯在為了改革而犧牲了制度，錯在為了開放而犧牲了利益。當下的中國，最迫切的不是經濟發展，而是道德的重塑，思想的凈化，人性的回歸……！　　

我祈禱，讓眾多的弱勢群體從物質和精神的困境中走出來！　　

我祈禱，讓眾多沒宣泄的鄭民生回歸本性，做回真正的自我！　　

我祈禱，讓眾多魔神原形畢露，真正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我祈禱，讓社會真正成為感化眾生的大家庭，真正成為和諧社會！　　

血案·社會·是非觀　　

——兼勸張金嶺先生們稍安勿躁　　

春秋行2010.03.31　　

3月23日晨，離校門規定開啟時間不到5分鐘，福建南平市實驗小學門前，人頭攢動。猛間一大漢揮舞水果刀沖入娃娃群中，殺八傷五。校門保安毫無作為，幸得有見義勇為者5人，奮力擒兇救童，在第55秒鐘，制服兇犯。　　

兇犯下手之狠毒卑怯，人神共憤，舉世蔑之。一時間，網議洶涌，紙媒紛紜，天地同悲中輿情焦點，竟是追究“社會”。這就使得張金嶺先生憤懣不平，發文責問道，《讓鄭民生殺人的是“社會”嗎》？以為“無論是市場經濟的今天，還是之前的計劃經濟年代，都不可能是絕對公正的社會。”，要求“一個人必須在融入社會的過程中尋找自己的位置。”這是一小伙人很客氣的心里話，也坦露了他們的困惑與不安，值得一議。　　

而被張先生譴責為“從社會轉型期的角度來理解鄭民生殺人，是書齋里不著邊際的邏輯游戲”，是“輿論幫著往社會環境上扯”，沒有“基本的是非觀”，“拉社會環境為他的罪惡墊背”者，大抵是沒有“自己的位置”的那一大伙人。　　

有一個巨富房產商政協委員在本次兩會說得好，“政府有政府活法，富人有富人活法，窮人有窮人活法。”好在哪里？一，“社會”由官、富、窮三類人構成；二，三類人各有“活法”。當然，腦滿腸肥的富商再蠢，對資本操權都有掩飾的本能，對權力尋租也會怨聲載道，但權力為資本剝削劫掠保駕護航的至功，是心知肚明的。而在窮人眼里，他們是被歸于同類的。雖然日前再次許愿，“一個正確的經濟學同高尚的倫理學是不可分離的。也就是說，我們的經濟工作和社會發展都要更多地關注窮人，關注弱勢群體，因為他們在我們的社會中還占大多數。”昔日的主人翁，也不過博得“關注”而已，“社會中還占大多數”的“窮人——弱勢群體”按總理先生在“牛尾虎頭”時的另一說法，這伙人原先已經有了“幸福”與“尊嚴”，就等被再“讓”一回，便“更”有“幸福”與“尊嚴”了。當然，這得等資本“流淌著道德的血液”、政府揣著“良知”，以及精英發明出“正確經濟學同高尚倫理學”的轉基因雜種才行。所以，發改委操刀的什么勞雜子《關于加強收入分配調節的指導意見及實施細則》(號稱“收入新政”)，受孕七載，懷胎六年，近又被“退回重審”，稱“年底出臺就不錯了”，專家說“利益調整阻力大”…然而，就是“年底出臺了”，又能咋樣？而三十年來，但凡竊國劫民，滅公肥私的施政行為，即便違憲犯法，一紙文，一席話，甚至通氣打招呼，便能鋪天蓋地、雷厲風行起來，卻是P民的真切遭遇。　　

是的，如果窮人知足認命、安分守己于窮人的“活法”，包括窮人的死法，如印度賤民、舊西藏農奴那樣，則“社會”和諧，天下太平矣！這個問題已存在、爭論、斗法幾千年了，特別是那些“該死”的“唯物辯證論”、“階級論”、“唯物史觀”、“政治經濟學”、“科學社會主義”傳入中國后，更是火上加油，竟催生了中國共產黨，誕生了毛澤東思想，并且領導中國窮人當家做主了幾天，揮舞著“造反有理”旗幟。如今他們找不到“自己的位置”，就有不少人，會因形形色色的個案事件議論紛紛，形成“輿論幫著往社會環境上扯”的不和諧氣氛。　　

張先生的“社會轉型期”，在許多人眼里，不過是剝削階級變天日、剝削制度復辟期，所謂“道不同，不相與謀”，“基本的是非觀”的對象和標準，常會水火不相容，這是沒法子的。　　

04年，云南大學窮學生馬加爵因同學睥其土，積怨，將4名同學殺害，藏尸于宿舍后潛逃，終被捕獲伏法；07年，京城無業青年楊佳因為“土”，在上海被警察特別關照，只為討個芝麻大的尊嚴遭損受屈的“說法”，光天化日，挾刀獨闖強力機關，行兇殺警如砍瓜，死六傷四，亦終伏法。　　

此次兇犯鄭民生，當地人氏，68年生，眉清目秀，身高合時髦標準1.75。醫專畢業20年，拼升至外科主治大夫，有“鄭一刀”好評，無前科，無腓聞，無不良記錄，09年遭辭退（有報是辭職？！），數求職失敗。數議婚取，皆因無房、薪金微薄而落空，遭嘲笑。失業難婚，蝸居于母、兄、嫂、侄兩居室，“冬睡客廳，夏眠陽臺”。記者采訪其鄰里同事，居然都說“想不到殺人狂魔會是他”，有說“鄭民生是很可以的人”，他的醫術高超，在化纖廠醫院的“回頭率很高”，很多人找他看過一次病后，會反復找他看病。鄭民生還是個非常喜歡孩子的人…家庭：排行老五，六兄弟皆國營廠下崗職工，幾個受雇到私營廠，因該血案，傳老板可能辭退之。也不知道鄭氏父母在那個“瀕臨崩潰”時代，如何拉扯大這一大群子女的（怕有七、八個吧？），如今知書達理的老五竟“一夜成魔”！　　

作為該血案引發的一個插曲，亦頗有啟示：26日，在福建南平市第一人民醫院的重癥監護室里，一位中年婦女突然向前來醫院慰問受傷孩童的南平市委書記雷春美攔路喊冤，并口出驚人之語：“我女兒（8歲，遭強奸，案犯久未懲處）的冤屈得不到伸張，如果你們不處理好，我也去殺人!”話音落下，工作人員當場將其強行帶走。看到附配照片上那位下跪母親悲愴焦悴的臉和端坐冷模的女市委書記，心想，若是楊佳、馬加爵陰魂不散，真替書記大人一家擔心哪。　　

至于瘋子殺人，更得防著，因為“瘋群”狂長。手邊有點資料，一并奉告張先生們：　　

“精神病患者殺人的頻發，基礎是不斷擴大的精神病患者群。手頭有深圳數據，深圳居民精神疾病總患病率達21.19%，也就是說，5個人中就有1個人有精神疾病，這個結果是10年前的4.4倍。　　

經濟最發達的深圳，幸福指數低于全國水平。而不幸福的原因非常復雜，一言難盡。　　

在精神疾病群急劇擴大的情況下，還存在另一種現象，自殺激增。中國每年自殺死亡28.7萬人，自殺未遂200多萬人。”　　

“北京心理危機研究與干預中心在2001至2005年間，對青海、甘肅、山東、浙江4個省的6萬3千人就精神疾病問題進行了抽樣調查。　　
根據這項在中國進行的最大規模有關調查的估計，中國大約有1億7300萬成年人患有某種精神疾病，而其中的91%大約1億5800萬人從未接受過專業治療。”　　
更有名教授認定，上訪者九成是精神病，應關進瘋人院；本次兩會一個高智高官委員、法律大師更有驚世法律提案，細列含靜坐上訪等罪狀數十款，施刑標準至少關3年…此等魑魅魍魎盤據學府，高居廟堂，中國人民“自己的位置”，除了奴隸賤民，豈有他哉？　　

事實上，兇犯似瘋更精，選擇在實驗小學下手，因為那里官宦富貴人家子女占多數。喪幼對權貴的悲苦刺激，X倍于窮人，鄭民生確實是個歹毒的社會心理學“好醫生”，甚至計劃屠殺30個孩子，令人驚心發指。至于官方主網首頁所傳，南平檢察官說什么“鄭民生明確交代了自己的作案動機。他表示，他的所作所為針對的就是兩個人”，更令人啼笑皆非，惡心而已。　　

張先生們的“社會轉型期”的“社會”情境，已經存在幾千年了，史書不絕，老輩人記憶猶新，30年前鄧力群先生提出過警告，但鄧小平先生一捫心思急于“讓一小部分人富起來”，并且迅速實現“富可敵國”，便在中央務虛會上對該警告施以嚴厲評擊譴責、無情嘲諷挖苦和驕傲莊嚴的自詡與許若，在談笑風中，信誓旦旦云：　　

“有一個同志做了一個夢：他說他夢到中國遍地是貪官。胡扯！我們的干部都是共產黨人，是我們親手提拔的，即使有點官僚主義，也到不了貪官的份上，再說，還有公檢法么。如果真是那樣，我們的改革就出了問題了。他還說：夢到了中國會有資產階級。不能！我們４９年就消滅了資產階級，搞社會主義建設，怎么會有資產階級呢？階級斗爭還沒有搞完？文革思想！我們應該讓一部份人先富起來，他們會去幫助落后的人們，最后達到共同富裕。咱們孩子們都是從小受共產主義教育的，他們會去幫助別人的。我放心！那個同志還夢到：中國有了黑社會。荒唐！香港，臺灣才會有呢。我們消滅黑社會３１年了，中國現在不會有，將來富裕了也不會有。否則，我們的改革真就出了問題了。那個同志還夢到：有錢人殺人，逍遙法外，窮人有苦無處訴。共產黨員脫離群眾。不可能！我們黨在文革中才會脫離群眾，現在改革了，黨的工作會越來越好，共產黨員離群眾會越來越近的。實踐會檢驗這點的。那個同志又夢到：工人失業了，下崗了。資本家回來了搞剝削。農民沒有地種。人民受二茬罪。這不荒唐嗎。我們現在的工作是太多，還怕工人不夠呢。糧食都不夠，農民怎么沒有地種呢？要是真這樣，我們的改革就走上邪路了。最可笑的是那個同志還夢到：中國到處是妓女，性病，窮人把女兒送進地獄。我看，他太過分了。我不會連蔣介石都不如吧。共產黨早就消滅性病了。主席，總理雖然不在了，可是我還在，陳云在，這么多老同志還在，難道說無數先烈換來的社會主義會葬送在我們手里嗎？實踐會檢驗真理。說什么也沒有用，如果改革改掉了社會主義，我就是歷史的罪人！”　　

是的，“實踐會檢驗真理”的，這個血案，不過是“社會”“活法——死法”滄海一粟，也足讓“是非觀”論者鬼撞墻。這樣答復，張金嶺先生們總該稍安勿躁吧！　　

南平血案引發的思考--喪鐘就是為你而鳴
作者：明鏡

福建南平發生了一起驚天血案，一個疑似精神病人在一小學門口，用刀在一分鐘內捅死捅傷13人。我們責罵這個喪心病狂的罪犯時，我們也要反思：為什么會出現這種情況？　　

罪犯被抓后，據說是他被一個診所以精神病的理由辭退，然后他對社會懷恨，產生報復的念頭。但是他說殺成年人沒有把握，所以他罪惡地選擇了小學生。從這句話看，罪犯應該沒有精神病，因為他還可以去有邏輯地思考。　　

因憎恨社會而報復社會的事情并不止南平這件事，去年在湖北也有一人因憎恨社會，在大街上捅死捅傷過多人；上海也曾發生過類似事件。可以說，這已經不是偶發性事件了。憎恨社會的背后一定是有原因的，而且為了讓此類事件不再發生，我們也必須思考背后的原因，從某種角度來說，這才是對亡靈最大的慰籍。　　

因憎恨社會而產生報復的，是危害性最大，隱蔽性最強，最能讓社會群體恐慌的犯罪行為。因為此類罪犯，他沒有具體的作案時間表，沒有具體的施罪對象，他什么時候頭腦一熱，就會提刀殺人，而且見人就殺，殺的人數也多。有句話說：怨有頭，債有主。一般的罪案都是有具體發案的原因、發案的過程、發案的對象，常常也不會傷及其他“無辜”。如果這樣，人在生活中平和些，做人好一些，少觸犯人，少得罪人，那么危險就相當少一些。但是如果遇上憎恨社會的人，即使你是全世界最好的人，他一樣會殺之。這種隱形的危機，最讓民眾產生恐慌心理，因為你不知道危險什么時候降臨。在這種罪犯的眼里，全社會都是他施罪的對象。　　

當然，產生仇恨社會的心理后，也不是全都去殺人的，也有自殺的，也有擾亂社會的，也有自虐、自閉的。自我封閉往往是仇恨社會的起端，在自我封閉更前面，一定是這個人得不到社會的基本關懷，或者遭到他認為的不公平待遇，但又沒有地方申訴，也沒有人去關心他，為他解開心里的結。長此以往，這個人就會自閉，看生活中的任何事和任何人都覺得不服眼，最后，惡變成仇恨整個社會。這里面固然有罪犯自己的原因，也有社會的原因。無論罪犯最后做出了多大的犯罪行為，但當初產生犯罪想法之前都是一個小小的點，這個點為什么會擴大？至少他的身邊缺少關心，他覺得這個社會很冷漠，令他心冷。如果社會真的和諧，全國人都如一家人，還會出現如此多的因仇恨社會而犯罪的嗎？　　

讓人民過上有尊嚴的生活。公平正義比太陽還光輝。雖然對這個比喻我保留我的看法，但想表達的意思我是知道的，他認為公平正義對社會來說是非常重要的。問題的提出固然重要，但解決問題更重要。關鍵是公平正義怎么來的？我相信，公平正義絕對不是僅僅體現在法律上。如果有一個超越人的主神在終裁法律，那么法律可能會相對公正。只要人在實施法律，法律不可能對每一個人都公平。我不是不相信法律，而是不相信當下掌握社會公器的人。如果想用法律來解決法律本身的不公平現象，這是非常可笑的。這就像魯迅說的，想揪住自己的頭發離開地面一樣可笑。法律的公平性，社會的公平性，一定是靠人來解決的。如果能解決社會公平性的問題，能讓社會變得正義，那么這類仇恨社會的犯罪一定大大下降。但解決公平正義的法門到底在那里？雖然我沒有答案，但有一點我是清楚的：只要“利”在人們心中占第一，那么社會不可能有公平正義。利就是資本，資本若不搭上道義，那它就是血淋淋的。因為資本自身的天性是追求個體利益最大化的，它是無所不用其極的，它是不顧道義的。社會到底有沒有公平正義？有。在那里？在人心。公平正義沒有什么了不起，就是全社會的良心。“利”據人心，良心何處藏身？自古以來，我們的文化是不宣揚利的，只宣揚義的。比如見利思義，不可忘恩負義，多行不義必自斃等。這不是老祖宗不知道獲利，君子愛財，取之有道。這個道就是有所為，有所不為。符合義的利就為之，不符合義的，最大的利都不取之。這都表明，義利是不二的，任何的義里都含著利，任何的利里也含著義。我們文化自古認為：義主利從。當大家在獲利時，都以義為重，社會就有公平有正義；當大家都唯利是圖，為利輕義或干脆為利忘義，社會就有失公平和正義。久而久之，仇恨社會的，奇技淫巧，怪力亂神，“妖魔鬼怪”就全都涌現出來了。看現在的社會，是不是很多發生的事情都超出了正常人的思維？比如早前的三鹿奶粉事件，最近的山西疫苗事件。　　

進一步思考，我們社會為什么會出現重利輕義的現象？個人的思維往往受主流的影響。個人在這個社會就像是一粒沙，大浪來的時候，沙就會被淘走。當我們都在說：發展就是硬道理、不管白貓黑貓都是好貓的時候；當我們都在宣揚gdp的時候；當我們都在大力招商引資的時候；當我們都誤信優勝劣汰的動物法則的時候；當我們都在追求個人主義，講究享受的時候；我們看到，在重利的影響之下，社會的人心正在扭曲。在幡然醒悟之前，我們是不知道自己正走入了死胡同。社會必須付出巨大代價的時候，人心才會扭轉。而南平那花一樣的生命，就是社會付出的代價。那不僅僅是他們的父母痛心，全社會的人都應覺得痛心，全社會的人都應該反思：為什么社會大人們犯下的錯，讓小孩來承擔？　　

南平那些死去的孩子，包括他們的父母，可能根本不認識這個罪犯，但是屠刀卻落到了他們的頭上。誰還說那些陌生人和我們沒有關系？誰還說關心別人，哪怕是關心陌生人不重要？難道我們的主流還要這樣繼續重利嗎？難道我們的心靈還要繼續這樣麻木嗎？難道那些看起來不關己的事，真的可以高高掛起嗎？如此以往，誰能保證，有一天屠刀不會落到你的頭上？又想起那句話：不要問喪鐘為誰而鳴，喪鐘就是為你而鳴的！　　

　　
附錄：　

張金嶺：讓鄭民生殺人的是“社會”嗎　2010年03月26日　08:07大眾網-齊魯晚報　　

南平兇案主犯鄭民生的作案動機已經很清楚，無非就是自己職場情場都失意，于是就窮兇極惡地報復社會，喪盡天良地拿孩子下手。　　

于是，就有論者言之鑿鑿地把鄭民生的犯罪動因，歸之于急劇變動的社會轉型，說鄭民生這個社會競爭失敗者的犯罪行為，社會環境應該為之負責云云。　　

這算哪家的道理？讓社會來為鄭民生的犯罪承擔責任，不知道這個“社會”到底何所指。遇害孩子的家長們能接受嗎？　　

既然有社會競爭存在，那么包括職業選擇等個人風險，最終都要由個人來承擔，這是現代市場經濟社會和傳統超穩定社會結構的不同之處。我們每一個人都生活在這樣的社會里，面臨此類風險的并非鄭民生一人。如果利益一受損就報復社會，還有輿論幫著往社會環境上扯，那還有基本的是非觀嗎，社會還能有安全嗎？　　

其實，鄭民生并沒有到山窮水盡的地步，他年輕，有技能，比背著蛇皮袋天南地北找工作的農民工，比剛走出校門就成為蟻族的大學畢業生們容易得多，競爭力也強得多。拿著低工資為城市化和工業化貢獻勞動力的農民工沒有報復社會，夏天里掃大街熱死在馬路上的環衛工沒有報復社會，鄭民生這個有專業技能的“優秀醫生”不但報復了社會，還有人幫著往社會環境上扯，這算什么邏輯？　　

我們并不否認社會轉型期中國社會存在的種種不公正，包括收入分配的不公正，社會成員之間機會的不均等，甚至有些方面已經很嚴重；也不否認社會環境對人的行為方式有直接或間接影響，但這絕對不能成為一個競爭失敗者報復社會的理由，更不能成為殺人的理由。　　

任何時代任何制度下，都可能會有種種社會不公正，可以肯定地說，迄今為止，在人類歷史上，還沒有過絕對意義上的社會公正。具體到中國來說，無論是市場經濟的今天，還是之前的計劃經濟年代，都不可能是絕對公正的社會。再說，社會大環境即使是處處公平，也并不一定意味著每個人對自己的境遇都完全滿意，也不意味著時時處處都能得到公正的對待。從社會轉型期的角度來理解鄭民生殺人，是書齋里不著邊際的邏輯游戲。　　

一個人必須在融入社會的過程中尋找自己的位置，讓社會環境順從自己的喜好是永遠不可能的。不明白或不完全明白這一點，這也許是他人到中年還無法恰當處理個人和社會的關系的原因，也是他成為殺人惡魔的根源。面對這個惡魔，我們應該做的，不是拉社會環境為他的罪惡墊背，而是應該思考，作為社會的一員，究竟應該怎樣才能更好地把握住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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