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蝸居》看現實主義創作的當代意義

□張宏

【左岸特稿】

一
2009年春季以來，中國大陸房地產市場“量價齊升”，與此同時，一部名叫《蝸居》的電視劇也在全國各地陸續熱播。該劇根據六六同名小說改編，圍繞著“借錢籌款買房”這一核心事件，講述了幾位主人公因此命運改變，甚至走上悲劇之路的故事。就是這樣一個小成本制作的電視劇，卻在社會中引起了讓人驚訝的強烈反響。據報道：“該劇一問世就受到追捧，在各地播出均獲得收視冠軍。知名影評網站豆瓣網上，超過80%的網友給出了四星以上的高分，網上展開了關于房奴、二奶、貪官的網絡大討論，讓人心有戚戚。”[①]可以說，對《蝸居》的評說與討論正在成為2009年的一個重要的文化現象。
從類型上，《蝸居》被定位為家庭倫理劇或都市情感劇，一些媒體也用諸如“小人物的苦惱”、“婚姻保衛戰”來概括該劇的劇情和主題。不過，這樣的理解顯然是不充分的，也不能夠完全解釋《蝸居》的風靡。實際上，如果看完全劇，我們不難發現，《蝸居》在內容上已經遠遠超越了傳統意義上家庭倫理劇的范圍，其關注的對象也由具體的家庭危機和情感困惑出發，輻射到了對更加廣闊的時代精神和社會問題的考察。從這個層面上來說，《蝸居》在剝離情感戲的外衣之后，真正呈現給我們的，是一部具有嚴肅態度和深刻內涵的現實主義作品。正如《蝸居》導演滕華弢在對話北京臺記者時，就該劇輕松氣質背后的深刻思想說：“我們愿意拍攝一些現實主義題材的東西，因為這些故事跟我們現在的生活是緊密相連的。尤其現在都市的情感，處在社會高速發展的過程中，人和人之間的故事是我們最想表達的。電視劇以往給大家的感覺更多的是‘快餐文化’，要不就是很粗糙的一些東西，要不就是太家長里短了。我跟六六的這三部合作，我們是希望能夠給當下留下一些紀念，給21世紀初的中國留下一些東西，不簡單的是一個家長里短的東西，也不簡單的是一個愛情的東西，而是說它是一個當今現在的人的狀態，這是我們希望的。”[②]
細觀《蝸居》，我以為它的確貫徹了現實主義創作的兩個基本原則：寫真實和寫典型。首先《蝸居》具有與時代同步的真實性。一篇關于《蝸居》的報道認為：“‘房奴’、‘小三’、‘官商勾結’……所有你能想到的社會焦點這里都有，而且真實得近乎赤裸，并因真實而備受爭議。”[③]當下中國，住房、教育和醫療問題，被民間戲稱為壓在老百姓頭上的新“三座大山”，其中住房問題更是當下社會的第一熱點問題。盡管早在唐朝大詩人杜甫就發出了“安得廣廈千萬間”的心愿，盡管現時代的中國政府一直在進行“使居者有其屋”的努力，但是，中國的房價這些年來卻幾乎一直飛速上漲。很多工薪階層要么要集中全家幾代人之財力，要么要背負巨大的銀行房貸債務才能夠勉強購買一套屬于自己的房子。不言而喻，在住房問題日益突出的今天，越來越多的老百姓正在變成現實生活中的“蝸牛” ——這個普通甚至有些卑微的小動物，一生都在吃力卻緩慢地四處爬行，而壓在它背上的重殼，是它賴以生存的居所也是它無法擺脫的重負。“房奴”的痛苦和無奈對于許多生活在當下的老百姓來說就像一道枷鎖一樣纏繞著他們的生活。“每天一睜開眼，就有一串數字蹦出腦海：房貸六千，吃穿用兩千五，冉冉上幼兒園一千五，人情往來六百，交通費五百八，物業管理三四百，手機電話費兩百五，還有煤氣水電費兩百。從我蘇醒的第一個呼吸起，我每天要至少進賬四百，這就是我活在這個城市的成本。”這是《蝸居》中女主人公海萍的自白，卻同時真正道出了現實中太多“房奴”的共同心聲。正如編劇六六說：“每一個在寫字樓中擁有1平方米隔間、月月還房貸、出門坐公交、中午吃盒飯的人，都能從劇中找到自己的影子。”《蝸居》里的很多情節、臺詞都讓觀眾聯系到自己在現實生活中的真實處境，從而觸景生情并激發強烈共鳴。此外，作品還涉及到了其他一些當下社會存在的真實、并且同樣是現實的熱點現象，例如“啃老族”、權色交易與權錢勾結等。
其次，《蝸居》還貫徹了現實主義創作的典型化原則。在《蝸居》中，創作者精心選取了“房奴”的生活作為切入現實的“橫斷面”。劇中的主人公郭海萍和蘇淳是一對年輕夫婦，他們大學畢業，懷著一份希冀和夢想留在大都市打拼。但是在嚴酷的現實面前，美好的夢想很快變成了壓抑的夢魘，作為大都市中普通的一對工薪族，他們長期擠在一間十幾平方米的出租屋里生活，并且在那里結婚生子。為了能有一套屬于自己的房子，他們努力工作，拼命攢錢，但是工資收入卻趕不上房價暴漲。在這樣的無奈、壓抑、煩惱與焦慮之下，往日恩愛的模范情侶似乎變成了沒完沒了地吵架的仇人，而生活中所有的事情都變成了家庭中的問題、障礙甚至沖突爆發的線索。可以說，以郭海萍夫婦為代表的 “房奴”， 已經成為今天生活在大城市中的一種“典型環境中的典型人物”。而《蝸居》將“房奴”的生活作為表現對象，無疑具有了廣泛的現實代表性。難怪有報道認為：“《蝸居》中最打動人心的部分，就是郭海萍夫婦購房過程，它幾乎是赤裸裸的再現了每個在大城市打拼的無房一族的艱辛過程。‘賺錢的速度永遠趕不上房價上漲的速度’，‘30年的貸款還完，利息都滾出一套房子了’，每個人幾乎都曾經發出過類似感慨，在一部電視劇中看到自己的影子，不免有觸景生情的震動。貧賤夫妻百事哀，房子問題不僅是單純的住處問題，它意味著一個完整的家，意味著個人的生活地位，巨大的壓力和無處不在的誘惑，在房子問題上格外突出，為此差點把一個幸福家庭拆散，也差點毀掉了一個青春女孩的一生。房奴的故事，有極大代表性，也是社會問題中，不可回避的最重要話題”。[④]而劇中真正吸引觀眾眼球并引起觀眾強烈共鳴的，并不是人物的情感危機，而是他們因為房子問題導致生活艱辛，甚至被迫改變整個人生的方向。
一部優秀的現實主義作品除了堅持寫真實與寫典型的創作原則之外，還應該帶給人們深深的思考與啟迪。在新中國成立60周年之后的今天，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成果輝煌、舉世矚目。但與此同時，我們也應該看到，在我們的社會生活中仍然存在許多問題，例如貧富差距過大和底層民眾生活艱辛等。而住房問題就像一面鏡子，將這些問題清晰地呈現出來。如何能夠解決底層民眾的生活重負，讓居者有其屋，進而實現全民共同富裕的和諧社會，這是《蝸居》留給我們的思考，也是廣大民眾的共同心愿。正如有媒體指出的：“最近，一部反映房價飆升時代都市白領生活狀況的電視劇《蝸居》贏得了不少好評，在各地播出均獲得收視冠軍。究其原因，只是因為‘深入民心’。”[⑤]這樣的評論可謂一針見血。
 
二
 
在以《潛伏》等引爆的諜戰劇與反特劇正在成為國內電視劇市場的“主旋律”的今天，講述現實生活中小人物故事的《蝸居》卻能夠橫空出世，另辟一片天地，甚至成為2009年度人們街巷熱議的一個重要的文化現象，這應該引起我們的關注和思考。在我看來，一部影視劇的成功與否，并非取決于它是什么題材和類型，而是要具體看它的敘事表意和創作方式，其背后則是創作者對這個時代和社會的思想意識、文化立場和創作態度。同樣的，一部影視劇被大家關注與否，也并非取決于它的演員陣容、制作資金和商業操作，而是要看它是否反映其所在時代的社會現實和精神風貌、是否表達了社會大多數人的心聲，最終能否得到社會和觀眾的認同。而如果從這些指標來衡量，《蝸居》顯然和同期許多商業劇有所不同。
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中國的影視產業和其他文化藝術一樣，受到了市場經濟的劇烈沖擊，國產電視劇也在很長的時間里陷入了一個“娛樂至上”的誤區。進入21世紀，國內電視劇的播出仍然在長時間里沿襲了“劇集當家，娛樂做主”的陳舊模式，所謂 “美潮過后是韓流，你方唱罷我登場”。在引進電視劇的擠壓之下，國產電視劇開始迅速向消費主義和娛樂化需求靠攏，戲說、言情、俠客與鬼神在熒屏上到處泛濫。這種商業電視劇唯“收視率”馬首是瞻，在敘事上與時代現實和社會生活嚴重脫離，在思想性和藝術性方面乏善可陳。而造成這種現象的實質，則源于“理想主義的80年代”被消解之后，文藝和影視界在思想意識和價值取向上的混亂。
可以說，這些一味追求娛樂效果的電視劇在奉行資本邏輯和商業表征之外，完全遺棄了其應有的本土文化承載與社會現實關照的精神使命，導致對電視劇的觀看在此時成了一種低層次的感官滿足。同時，這種局面也嚴重傷害了國產電視劇的品質和聲譽。反思之下，人們開始重新注意到現實主義創作方式對文藝界包括電視劇創作的寶貴價值。特別是２００２年《激情燃燒的歲月》在全國各電視臺輪番熱播后收視率的居高不下，再次表明反映革命歷史和當代生活題材的電視劇未必不受歡迎。此后，中國電視劇的創作開始由閉門造車的一味追求娛樂效果逐漸走向對真實歷史和現實生活的關注。反映農村題材的電視劇《民工》、《星火》，反映革命和當代軍人形象的電視劇《亮劍》、《恰同學少年》、《士兵突擊》，謳歌革命者堅定信仰的電視劇《人間正道是滄桑》、《潛伏》陸續熱播，其中許多部甚至創造了收視率的新高。這些作品在敘事上關注真正歷史和社會現實，在思想上宣揚愛國主義、民族正氣和奉獻精神等社會主流價值觀，并且注意在藝術性方面不斷提高，因此受到了社會廣泛的歡迎。
福柯在研究話語與權力的關系時認為：重要的不是話語講述的年代，而是講述話語的年代。在福柯“話語即權力”的判斷下，考察革命歷史敘事在當下掀起的熱潮，無疑顯得耐人尋味。新時期以來，在“新啟蒙”思想大行其道的同時，“個人”替代了“人民”、個人主義替代了集體意識，于是人們紛紛“告別革命，躲避崇高”。進入1990年代，在全球化和商業大潮的沖擊下，新自由主義和消費主義成為支配人們生活的內在邏輯，一些既得利益者只關心滿足個人不斷膨脹的欲望，卻無視底層民眾的基本需求。而另一方面，卻是貧富差距不斷擴大，底層民眾生活苦難的社會現實。可以說，以《亮劍》、《潛伏》等為代表的革命歷史題材電視劇在當下熱播，更多折射出來的是當代中國社會的時代癥候。這不僅是因為新中國成立60周年所帶來的對重啟紅色記憶的熱情，也不僅是因為對革命歷史的不斷敘述是在當下全球化語境中保持本土化品質和實現國族認同的有效路徑，還因為在這些電視劇里反映出來的主題，例如對革命理想與精神信仰的純凈與堅守、對國家命運與人民苦難的憂患與關注，對個人“小我”和民族“大我”的舍取，正是我們這個時代所欠缺和需要的，因此才能被當下民眾廣泛認可。
不過，正如一些敘述改革和反腐題材電視劇在既定的主旋律規定之下，因為無法突破而形成讓人難免審美疲勞的模式，革命歷史題材電視劇也沿襲了“讓歷史告訴未來”的策略，最終只是對當代社會的一個隱喻。而在全球社會和中國現實日益復雜的今天，我們不僅需要以史為鑒的警示與啟迪，更需要同步時代、直面現實、聚焦熱點和表達民意的現實主義作品。《蝸居》就是反映了這種訴求的一部作品。而《蝸居》熱播的現象同樣告訴我們，只有貼近生活、反映社會真實的故事才能引起人們的共鳴和深思。
 
三
 
電視劇《蝸居》改編自2007年長江文藝出版社出版的同名小說。今天，關于中國當代文學的評價可謂五花八門，除了老生常談的邊緣論與死亡論之外，近來還出現了“垃圾說”和“高度說”。[⑥]我以為，對中國當代文學的評價并非圈子里的少數專家就可以決定的，而是要經過歷史長河的沉淀。我同樣相信，大浪淘沙之后，能夠留下來的，并不一定是那些熱鬧一時的暢銷書，而是那些真正反映了一個時代的社會風貌和民眾訴求的作品。路遙的作品就是一個證明。
當然，文學在今天的尷尬地位的確值得我們思考。但是，造成中國當代文學現狀的不僅有市場的操作、影視的沖擊和網絡的普及等諸多外部原因，還有一個原因是文學自身和現實的嚴重脫離。別林斯基曾經說過：“沒有一個詩人能夠由于自身和依賴自身而偉大，他既不依賴自己的痛苦，也不依賴自己的幸福；任何偉大的詩人之所以偉大，是因為他的痛苦和幸福深深植根于社會和歷史的土壤中。”[⑦]正是在這樣的創作觀念下，19世紀30年代，現實主義思潮開始崛起，并迅速發展成為 “19世紀一個主要的，而且是最壯闊，最有益的”文學潮流，且為諸多不同的文藝領域所廣泛接受。[⑧]。在現代中國，現實主義也一直是文學的主要創作方式，并為魯迅和茅盾等不斷發揚光大。此后，在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發展過程中，則進一步明確了人民性原則，認為文藝要為人民大眾，即為“最廣大的人民服務”，并出現了“三紅一創”等優秀作品。但是，從1980年代以來，在“新啟蒙”主義的推動下，現實主義創作逐漸被人們冷卻，文學主體論與文學本體論成為影響中國文壇的主要思潮，隨之而來的是宣言個人至上的“人的文學”和玩弄技巧的“純文學”游戲。1990年代，市場化浪潮席卷中國，“純文學”因為其自吟自唱的寫作方向而陷入困境，“人的文學”也蛻變成為書寫身體欲望與感官刺激的商業文學。可以說，這樣的文學因為嚴重脫離社會生活而必然會為讀者所棄。在這種情況下，現實主義創作重新為一些作家所重視，并出現了所謂的新現實主義作品和新寫實小說。不過，新現實主義因為其在寫作規則和創作觀念上的顧慮，大大削弱了其對現實描寫的真實性和批判性，也因此并沒有獲得廣泛的社會認可，最終成為曇花一現的“現實主義沖擊波”。 而新寫實小說因為其追求的零度敘事和價值中立的寫作觀念，更傾向于對“真實的生活”進行自然主義描寫，其“原生態”的背后，一方面是對社會方向和現實本質的無法把握和主動放棄，另一方面是對現實發展中的新自由主義和消費主義邏輯的無條件認同。
進入到21世紀之后，在中國文壇出現了一種底層敘事的思潮。和新現實主義作品以及新寫實小說不同的是，底層文學的共同之處在于并沒有將普通人物的生活簡單化與平面化，而是深入到了他們生活的內在邏輯中，并通過描寫普通人的生活遭遇，廣闊真實地展示了時代精神和社會生活的整體風貌，從而真正實現了讓文藝成為“生活的教科書”的現實主義創作理念。因此，底層文學不僅為學院研究者所認可，也為廣大的普通民眾所接受，顯示了文學面向“大眾”的努力方向。可以說，在當下，正是底層敘事重新“發現”了現實主義在當代的寶貴價值，并因此實現了對現實主義創作的真正回歸。此后，底層敘事成為文藝思想界最為活躍的話題之一，并從文學擴展到影視等領域，而現實主義理論資源也成為21世紀以來的中國文化建設中可以憑借的重要部分。
長期以來，農民、民工和下崗工人一直被認為是底層的主體，他們也是當下底層文學的主要敘述對象。而在《蝸居》中，底層的覆蓋面顯然有所擴大。蝸居的主人公是一對畢業于中心城市江洲（上海）的名牌大學生。在傳統的觀念中，他們似乎遠離底層而更接近未來的中產階級。但是，當我們看到作品里對主人公長期擠在一間十幾平方米的出租屋里生活，因為斤斤計較一元錢的得失而彼此爭吵，迫于生活壓力不得不把女兒送回老家由父母代養等情節的敘述，我們不得不承認，他們就是當下城市中的底層。再聯想到當下大學生就業艱難等社會問題，我們又無法否認作品敘述的現實真實性。可以說，在當前經濟發展中存在的分配不均與貧富懸殊等問題，正在迫使越來越多的人們進入生活的底層。在這個層面上，《蝸居》也是一種底層敘事，并且促使我們進行更多的思考。
電視劇《蝸居》的熱播讓更多的人們重新關注小說原著。這啟發我們，文學與影視的關系并不一定是互相沖擊和排斥，也可能是彼此促進、共同繁榮。實際上，考察近年來涌現出的電視劇作品，不難發現許多優秀電視劇都是改編于文學作品，如《激情燃燒的歲月》、《民工》、《星火》、《亮劍》等。如果進一步考察，可以發現它們大部分都是現實主義題材的作品。這些作品直面歷史和現實，表達了對時代精神、革命信仰、國家命運和人民苦難等問題的關注，并且注意在藝術性方面不斷提高，因此受到了社會廣泛的歡迎。而《蝸居》現象再一次告訴人們，無論文學還是影視，只要堅持現實主義的創作方式，貼近并反映廣大人民的生活狀況與思想訴求，就能夠受到人民的歡迎和認可。
 
 
（作者單位：中國傳媒大學文學院。）

[①]白郁虹：《〈蝸居〉：房奴的辛酸淚》，《精品購物指南》2009年11月6日。
[②]《〈蝸居〉北京熱播，滕華弢：電視劇不是快餐文化》http://www.sina.com.cn  新浪娛樂2009年11月13日。
[③]史靜遠：《〈蝸居〉以房為名引強烈反響》，《東方今報》2009年11月16日。
[④] 《〈蝸居〉直面社會熱點 房奴第三者和反腐》  http://www.sina.com.cn  新浪娛樂2009年11月13日。
[⑤]《〈蝸居〉因“共鳴”而精彩》，《時代商報》2009年11月9日。
[⑥]張檸：《垃圾與黃金：中國當代文學評價的兩個極端》，《羊城晚報》2009年11月18日。
[⑦] 《別林斯基論文學》，第26頁，上海文藝出版社1958年版。
[⑧]高爾基：《和青年作家談話》，《論文學》，第335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7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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