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蝸居》夢醒須向精英文化大聲說“不”!
網聞博報 來源:《日出西邊/風動中國》
從房奴“蝸居”茍且偷生,到拆遷戶唐福珍“暴力抗法”殞命,中國百姓的苦難和不幸除了打動同命相憐的百姓,似乎永遠無法喚醒被權力和金錢吞噬了靈魂的高等動物的人性。于是,中國人的不幸依然仍將繼續。當人的生命都被市場無情地貶值至零時,我們不得不冷靜反思,究竟是誰導演了中國的海市蜃樓“蝸居”現實大片?究竟是誰還在繼續導演著中國人的悲劇?難道這就是我們曾經期待的與世界接軌的盛宴?這就是我們可引以自豪的“中國經濟奇跡”?我們追求GDP增長的目的究竟是為了什么?隨著記憶的慢鏡頭回放,我們的耳旁便會想起主流文化精英們的忽悠配音。的確如此,今天中國人“蝸居”海市蜃樓的真相,戳破的正是精英文化的美麗謊言。而且,中國人“蝸居”海市蜃樓的繁榮危機,最嚴峻時刻還沒有到來。
據中國廣播網2009年12月4日最新報道,迪拜樓市危機讓一向戰無不勝的溫州“炒房團”神話色彩瞬間消失。“神話破滅之日,占迪拜華商1/10的溫州人,資產蒸發就在20億元左右。”強烈的危機感讓溫州投資客在國內城市也開始退卻。近日,在北京二手房市場頻頻傳出溫州投資客緊急轉手房產的聲音。美聯物業市場總監張大偉表示,最近因為迪拜的樓市危機使得北京二手房市場明顯增加了一些房源。在一些房源網站上,原來很少見的“急售”、“甩賣”等字眼又一次出現在廣告上。
在這里,網聞博報小社員不愿去推測這樣的“房子大甩賣”信號,對“被房地產綁架”的中國經濟將意味著什么。只是提醒大家注意,對于此前及現在還在大談迪拜危機不會影響中國樓市的專家觀點,也絕不可輕信。因為中國樓市繁榮的背后,已不是正常的市場供求,而是大量的炒作投機。金融投機的背后,是國際巨頭的操縱和美元貨幣的濫印。如何收割中國的國民財富,節奏不是中國人能輕易判定和決定的。
從中國人“蝸居”上“吸錢”還不算,“民以食為天”,食品的危機又來了。大蒜瘋狂過后,食用油又開始了新一輪的漲價。同時,水電油氣的消費價格也接著跟進同漲。百姓收入的增長,怎能跑贏生活消費價格的全面飛漲?中國人干的多掙得少,花的多落得更少。期間的超額差價,就是資本的超額利潤,就是中國的超額國際貢獻。因為這些市場價格的漲落,同樣少不了國際資本的投機和操縱。
以食用油為例,據漢網-武漢晚報2009年12月4日最新報道,近年來食用油價格為何屢次大漲大跌,中國農科院油料作物研究所研究員黃鳳洪指出,“我國雖為食用油消費大國,但其定價權卻在國際糧商手里”。據悉,目前,國際上大宗商品買賣大多以期貨價格為基準。國際四大糧商(ADM、邦吉、嘉吉和路易達孚)壟斷了世界糧食交易量的80%,控制了美國、巴西、阿根廷等主要原料市場及全球運輸和倉儲系統,因此期貨市場的定價權易被跨國資本操縱。
我國是原產地,卻在2000年開始成為最大的大豆進口國,并逐步喪失大豆的定價權。2004年國際資本運作大豆價格先漲后跌,國內一些企業對套期保值缺乏經驗,結果高位被套。近七成企業停產,大量企業倒閉,造成了中國的“大豆危機”。乘此機會,四大國際糧商大舉進入中國,通過低成本兼并重組,已控制全國66%的大型油脂企業,控制產能達85%。資料顯示,在魯花、金龍魚等一些知名品牌背后,都浮現著外資的身影。其中,“豐益嘉里系”獨占中國食用油一半的市場份額。國際糧商巨頭憑借資本和品牌等優勢,從原料供應、期貨貿易、生產加工到市場渠道等,對國內食用油基本實現全鏈條控制。
而由于缺乏經驗,中國在國家貿易和投資上的“學費”,還有多少落入了買辦內賊之手?中國被國際資本控制的攸關國計民生的行業,又豈只是食用油行業?國家經濟安全的門戶洞開,又是誰造成的?
由此可見,中國經濟的體質虛脫和結構畸形,已不僅僅只表現在被房地產綁架的“蝸居”危機。不管這次金融危機來不來,見底不見底,中國經濟的抗風險能力恐怕也世界上最差的。況且,還時刻面臨著國際資本的垂涎環伺。所以,把困難估計越充分,我們的對策才能更妥當,國民心理承受力也就會越強。人民有知道危機真相的權利,因為最后承受結果和克服危機還是要靠人民。隱瞞真相,誤導視聽,繼續講述海市蜃樓神話和高唱盛世贊歌的文化精英們,必然是別有用心。
面對更嚴峻的形勢,我們不愿再看到更多的唐福珍式的以命相搏的“暴力抗法”悲劇,也不愿再看到地方政府這樣與百姓“斗法”。我們要警惕和聲討的,首先是導演著中國人“蝸居”慘劇的主流文化學術精英。因為精英文化才是萬惡之源,它正在傷及國本,并在將中國推向萬劫不復的險境。精英文化的本質是自私狹隘,只顧少數人不顧大多數人。精英文化的價值觀核心是權力和金錢,為此甚至都可舍棄他們自己的靈魂和性命,更遑論他人。精英文化的慣用伎倆,除了強權暴力就是謊言欺騙。
精英文化禍害中華,其罪狀粗列如下:
其一,迷亂人心,摧毀社會道德信仰,破壞人民團結。企圖使人從明白變糊涂,找不到生命的真正意義和工作奮斗目標,讓13人億分成13億條心又成為一盤散沙。
其二,瓦解民族精神,松懈民族斗志。他們戲說中國歷史,顛倒是非善惡,美化民族敗類,丑化民族英雄,詆毀和抹黑新中國的建設發展成就。更有甚者,他們踐踏中國國家尊嚴,一步步地對歷史偉人和共和國締造者開涮而國人竟能麻木不覺。真不知在自由民主的美國,是否允許對華盛頓總統自由開涮?昔日中國窮,但有志氣有骨氣,還有理想的高貴和精神的舒暢與富有。今日“蝸居”缺錢,再窮了精神,那中國人還能有什么呢?
其三,他們軟硬兼施推廣一切“向權看”和“向錢看”的封建思想加資產階級腐朽思想。使得奴化國人的“學而優則仕”始作俑者孔丘復辟神壇,百萬文化大軍“國考”公務員創現代奇觀。從而使權錢交易盛行,曾被打倒的社會丑惡沉滓泛起,社會整體道德墮落沉淪。讓資本主義初級階段的原始野蠻和封建主義的集權專制,污染了人民當家做主的社會主義美好家園。
其四,假借所謂國際慣例和先進經驗建言獻策,誤導制度設計和法規政策,禍國殃民。其釀成的貪污腐敗和幕幕民生“蝸居”悲劇,又陷政府于不仁不德。敗壞政府形象,損害法律尊嚴,破壞官民互信,煽動社會對立,制造中國內患。
其五,導演并加劇中國的社會危機,企圖最終亂中收割中國更多財富,使中國復歸昔日四分五裂任列強宰割的舊狀。
對照中國海市蜃樓“蝸居”大片的來龍去脈和劇情發展,以及精英們的所作所為,想必大家都會看得很清楚。作者在此聲明,以上所論只是陳列客觀現象,請切勿對號入座。至于有哪位主流精英自愿與上述現象或行為對號入座,則本文作者不承擔驗證責任。特此公開聲明,敬請廣大讀者網友共同作證。
可以肯定的是,能制造和導演中國海市蜃樓“蝸居”大片的精英,無疑是當今中國的主流文化學術精英。他們所代表的精英文化,是權貴的、買辦的和腐朽的文化,而不是人民的、大眾的和科學的文化。精英文化不代表真正的中國文化,更不代表新中國的社會主義文化。精英文化造就的貪官污吏和腐敗官僚,也代表不了共產黨和人民政府。相反,精英文化才是中華民族的公敵,是社會主義中國的人民公敵。
而所謂精英文化,也僅指此類思想意識和文化觀念。我們只有全民警惕,全民抵制,全民對精英文化大聲說不,不聽不信不傳。并從我做起重新找回中國文化精神,完成自我文化革新,讓精英文化成為過街老鼠,則人民必勝,紅色中國必勝,中國人民幸福可期!
(網聞博報夏商專欄)
“蝸居”中國如何崛起?
網聞博報 來源《日出西邊/風動中國》
是堅守精神圣潔,還是向物質妥協?是高揚理想風帆,還是向現實低頭?電視劇《蝸居》中的“房奴”故事,就給觀眾提出了這樣一個頗具爭議的嚴酷話題。其復雜性與緊迫性,也并不亞于“錢學森之問”。是的,作為人類總有最基本的人格尊嚴是不可踐踏的,一個社會總有最基本的道德底線是不可逾越的,一個民族總有最基本的神圣信念是不可褻瀆的。而在這個娛樂無極限的時代,為了與世界接軌并討得世界歡心,從而使我們能跟著享受世界級的快樂,我們便連自己的民族英雄革命先烈都可隨意嘲諷,我們便連共和國締造者奠基人都可隨便苛責。當國家和民族的尊嚴都被我們自覺和不自覺地戲說時,當神圣和高尚都已成傳說時,當奴化百姓的官本位文化的始作俑者孔子復上神壇時,我們以往所共同堅守的基本精神防線其實早已經開始崩潰了,我們就在以文化自虐開始自我作踐。嗚呼!自毀長城,自斷其根,愚蠢短視莫甚于斯!于是,曾被打倒的社會丑惡,又死灰復燃卷土重來便注定成為必然。今天的電視劇《蝸居》,只是讓我們不得不正視我們這個社會所處的“精神蝸居”的現實。這就是憋屈,這就是憤懣,這就是寂寞。怎么辦?我們難道還可以假裝沒感覺并繼續快樂我們的快樂嗎?
當然,娛樂無罪,快樂是我們的權利。但失去了原則底線的娛樂,便必然導致“精神蝸居”,并最終導致快樂權利的喪失。
據說《蝸居》因房事臺詞的露骨而被停播,其實是所揭示的“上學貴”、“就業難”、“住房難”及官員腐敗養“三奶”等社會雷區太露骨太直白。對此,網聞博報小社員認為國家廣電總局應不至于那么小氣,特別是在當今資訊渠道如此發達的信息時代。反之,使事實存在的百姓“精神蝸居”情緒可以得到宣泄和紓解,從而避免淤積方為無奈的幸事。就此而言,《蝸居》的片商是應該得到褒獎的。至于“停播”是否有片商的炒作成分,也應屬市場運作規則內的營銷手法,本文亦不便多作猜測。
那么,我們該如何直面這個“精神蝸居”的困局呢?當我們一覺醒來發現整個社會已經“出軌”跑偏時,我們也只能回歸并寄望于文化救贖。當然,也首先需要從文化人作為社會良知守望者的自身失職反思和反省開始。我們不妨便將《蝸居》的出爐,看做是這樣的一個開端。比起“鸚鵡”型高唱歡樂贊歌的文化人,“柞木鳥”型批判警示現實的文化人固然可敬。但文化人的社會職責和時代使命,絕不僅僅只止于批判,或是為反對而反對以獲取票房利益。要引領大眾實現“精神蝸居”的突圍,文化人更重要的使命還是在于做“柞木鳥”型的社會智庫良醫,要拿出施救辦法和結果。況且,今天的各級政府也都有接受批評和監督的雅量,所以關鍵在于以民間立場和社會力量來幫助政府解決問題,共克時艱。這的確很難,不如唱贊歌逗樂那樣輕松,也不像只揭出毛病提出批評那樣簡單。但必須去做,因為這是當今中國文化人的不可推卸的社會職責和時代使命。且非一人之力所能完成,而是這一代文化人的集體使命。
批評與世界接軌的負效應,檢視市場經濟的弊端,揭露官商勾結的腐敗,警示貧富兩極的分化,抨擊房地產綁架中國經濟,揭示房奴蝸居的憋屈,這當然都是從不同角度反映民意的呼聲。但經濟危機也好,社會危機也好,道德危機也好,源頭還是在于文化危機和精神危機。曾幾何時,正是文化人在尊重知識尊重人才的口號聲中,丟棄了最基本的文化價值。正是文化人在大膽過河爭搶先富的吶喊聲中,闖開了社會道德與民族信仰的層層防線。正是文化人在學西方先進科技的鑼鼓聲中,遺失了最起碼的科學精神。而今天文化人的使命,就在于自己先找回中國的文化自信,重振中國精神。并從文化源頭梳理,最終實現“精神蝸居”的大突圍和大轉折。
當然,僅靠文化宣傳和道德說教是扭轉不了“蝸居”的現實,文明社會也斷不會接受任何暴力手段。怎么辦?就必須以文化產業運用市場的法則來推動和實現。
同樣的,文化產業只是一種現代經濟形態。西方可以利用文化產業,來推廣和實現他們主導的國際慣例與普世價值觀,并影響導致使我們“精神蝸居”。我們為何就不能用文化產業來重塑和推廣中國精神呢?為什么就不能將中國精神轉化為強國利民的現實財富呢?
設若通過此途,不但可實現中國的“精神蝸居”突圍,而且可一舉實現向“低碳經濟”模式的產業升級,徹底扭轉“血汗工廠”模式和被房地產綁架的原始“土木經濟”危局。況且,中國文化產業的中國元素和各類特色資源,具有世界上不可復制的獨占性、稀有性與可持續性 。發展文化產業的必要性、緊迫性和資源與市場優勢,均可謂天時地利人和皆備。要實現中國的崛起和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我們的核心驅動力和核心競爭力,最終也應寄望和回歸于中國的文化產業。
所以,換個角度來看,中國今日的“精神蝸居”困境,也是根源于中國文化產業的孱弱。而中國文化產業的發展目前面臨三大難點。一是缺乏對文化產業的系統研究探討,二是文化產業的投融資體系建設不完備,三是缺乏文化產業市場研究評估專門人才、文化產業投資方和文化產業項目業主方三者之間的資源對接撮合平臺。
我們現在對文化產業內涵與功能的認識理解大多還停留在表面層次。要么僅限于狹義的影視、演藝、書畫、出版、動漫創意及網絡傳媒等領域,要么僅限于休閑娛樂和所謂經濟寒冬的“口紅效應”。而缺少對包括服飾、餐飲、食品、酒水、旅游、民俗、人居建筑及城市形象等領域的廣義文化思考,更缺乏對國家和地區發展從文化經濟戰略層面的深入研究。相關的文化產業的市場研究專門人才,也缺乏有效的交流與整合。
在文化產業的投融資體系建設方面,目前主要問題是中國的風險投資基金機構本身就不發達,專門致力于文化產業的投資基金公司數量就更少,資金規模也很小。加之專門從事中國文化產業投資基金管理的職業經理人隊伍尚在起步階段,基金出資人和管理人的交流渠道不暢通,導致文化產業項目投資基金的設立步伐緩慢。
至于文化產業的人才、資金與項目對接平臺,則更是缺之又缺。
當前,越是世界經濟處于危機低潮時,其它產業越是產能過剩,越是出現流動性過剩。閑散資金急尋出路時,正是文化產業大發展的好機會。因而,資金來源應不是問題,關鍵是我們如何抓住時機,突破上述三大瓶頸和難點,引爆中國文化產業的核聚變。據悉,借國家《文化產業振興規劃》的東風,一場“文化產業投資基金LP與GP對接中國·大型電視行動”日前已悄然啟動。經濟寒冬里,定會不斷傳來中國文化產業的報春鳥鳴。
不在蝸居中沉淪,就在蝸居中爆發。我們堅信,偉大的中國,偉大的中華民族,必將從“精神蝸居”中昂然崛起!
(網聞博報夏商專欄)
從蝸居到自焚:純屬意外?
網聞博報 來源:《日出西邊/風動中國》
當大多數的中國人正在為買房子而“蝸居”嘆息時,還有人卻在為保衛自己的房產而以命相搏。據中國新聞網報道,11月13日清晨,成都金華村發生惡性“拆遷”事件,女主人唐福珍“自焚”以死相爭,卻未能阻止政府的破拆隊伍,29日,唐福珍因傷勢過重身亡,其數名親人或受傷入院,或被刑拘,地方政府將事件定性為暴力抗法,對事件過程,雙方至今仍各執一詞。“執法過程中出現的唐福珍點火自傷的意外,這一結果是誰也不愿意看到的,對于她的不幸去世我也深感痛心。”成都市金牛區城管執法局局長鐘昌林對媒體如是說。
事實上,類似成都金華村這樣的暴力拆遷意外,近年來在中國屢屢發生著,且大有愈演愈烈之勢。據2009年12月2日央視《新聞1+1》欄目報道,2003年8月22日,南京市鄧府巷同慶里一中年男子在鄧府巷拆遷辦公室自焚,燒傷面積達97%,當晚死亡;2008年4月,福建泉州市一業主,因不服自家房屋即將被強制拆遷的行政裁決,在自家三樓潑汽油點火燒傷,經搶救無效死亡;今年2月,內蒙古赤峰紅山區法院對民航家屬樓強制執行拆遷,一女業主拿汽油把自己燒傷;上個月,央視《經濟半小時》報道的上海閔行區一女戶主潘蓉也引人關注,在去年6月,她為了阻止拆遷,自家屋頂手拿《物權法》喊話,并用自制燃燒瓶對抗拆遷的推土機;11月30日,貴陽市警方向媒體通報了刑事拘留24人的消息,而這24人中,卻包含著不同立場的兩方人物,那就是拆遷人和被拆遷人。事情的起因源于5天前的凌晨,在貴陽發生的一起暴力手段破門拆遷事件。
《新華每日電訊》日前發表了一篇關于暴力拆遷的評論,文中提到,個別開發商有恃無恐,雇傭沒有拆遷資質的公司或者黑惡勢力對拒絕拆遷的所謂釘子戶采取恐嚇、威逼、停水、斷電,甚至非法限制人身自由等手段,不顧一切先推倒房屋再說,這些現象損害百姓權益,影響政府形象,制造不穩定的社會因素。
而從以上媒體披露的事實來看,有的暴力拆遷是開發商所為,有的是地方政府所為,有的是地方政府與開發商同謀合作所為。正常的建設發展固然無可厚非,但在利益驅動下下的制度設計偏頗和執法過程中的人為扭曲,卻不能不令老百姓對這合法的施暴表示質疑。特別是在房地產暴利和“土地財政”的背景下,這種暴力拆遷和掠奪的頻頻發生就注定難以避免了。有法律專家稱,拆遷戶自焚悲劇凸顯物權法蒼白無力。正是這法制社會里的合法悲劇,使普通公民的生命財產面對暴力威脅而不能自保,甚至走向生存的絕境。如此對人民利益和生命的蔑視,其實已是超越法律范疇的為錢而瘋狂的精神道德問題了。
回頭再看房地產業的畸形繁榮,根源還是在于權力和資源的集中與壟斷,由此才導致實體產業的普遍疲弱和民生消費的乏力,并加劇著社會人群的貧富兩極分化。在此情形下,任志強說“年輕人就該買不起房子”,倒是一句大實話。中國人面對高房價“蝸居”嘆息,也實屬必然。因而,金融危機和房地產泡沫危機,也只是冰山的一角。我們真正需要警示的,應是房地產泡沫掩蓋下的這個社會危機隱患。
據人民網報道,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在經濟增長的同時,貧富差距逐步拉大,綜合各類居民收入,基尼系數越過警戒線已是不爭的事實。來自國家統計局的數據顯示,1978年我國基尼系數為0.317,但從2000年開始基尼系數已越過0.4的警戒線并逐年上升,2006年已升至0.496。這一情況表明,我國的貧富差距正在不斷惡化,這不能不引起我們足夠的警惕。
根據世界銀行公布的數據顯示,我國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數已由改革開放前的0.16上升到目前的0.47,不僅超過了國際上0.4的警戒線,也超過了世界所有發達國家的水平。由于部分群體隱性福利的存在,有專家認為我國實際收入差距還要更高。根據世界銀行《世界發展報告2006》提供的127個國家近年來收入分配不平等狀況的指標表明,基尼系數低于中國的國家有94個,高于中國的國家只有29個,其中27個是拉丁美洲和非洲國家,亞洲只有馬來西亞和菲律賓兩個國家高于中國。這種狀況說明,中國的基尼系數高于所有發達國家和大多數發展中國家,也高于中國的歷史高點。
可見,貧富差距過大已經成為我國亟待解決的問題。導致收入差距拉大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沒能更正確地處理好效率與公平的關系問題,尤其是不注重初次分配的公平問題,以及再分配公平不到位問題應該說是其中的重要原因。
為此,全國政協常委賴明曾建議,要調整初次分配,制定反壟斷法配套法規,清除企業進入市場壁壘,解決商業賄賂問題,建立可行的勞資利益談判機制;要強化政府在二次分配中的作用,大力壓縮行政開支,尤其縮減是占財政的30%以上“三公”支出。加大稅收調節力度,調低增值稅和企業所得稅稅率,減少企業負擔;此外,還應加快完善社會保障制度,推進社會三次分配,積極發展100多萬家慈善機構的發展。加快統籌城鄉改革,實現在城市就業農民工的穩定轉移,加快宏觀產業調整,推動地方經濟快速發展。
又快到年底了,百姓曬工資,曬收入,盤點一年的賬本,心里的郁悶和失衡恐怕又會多一分。所幸,這一嚴峻形勢,已經引起了政府高層和社會各界的重視。據人民網-人民日報2009年12月3日最新報道,人民日報記者赴各地調查普通居民收入情況,發現普通城鄉勞動者存在“干得多,掙得少”情況,制約百姓消費能力,建議國家調整國民收入分配結構,提高勞動者所得。中央黨報曬不同地區民眾收入,呼吁完善分配政策,這或許正是在傳遞著民生轉機的利好的信號。
然而,我們也應清醒地認識到,在勞動價格由市場供求決定的基本作用下,提高工資收入的努力,必然受到企業和資本追求利潤最大化本性的強烈抵制。最主要的希望還是在于促進經濟健康發展的政策出臺,以及國家在二次分配和三次分配上的作用發揮。當然,制度設計和政策制定在于人,法規政策的執行還是在于人。最根本的依然是要寄望于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理念,寄望于以人民為本的官德。老百姓的信心,也需要有一個實實在在的理由和證明。譬如薄熙來的重慶打黑,便讓重慶人重新感覺到了紅色的暖意。
可以確信,當自私和貪腐現象成為官場的意外時,成都暴力拆遷的意外才漸會成為絕版,普通百姓也才將最終走出“蝸居”。
(網聞博報夏商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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