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國震

 

  
    《威海，我們為浩然而來》在河北公安網警民博客圈發出后，網站和《燕趙警視》雜志的賈永華主編留言說：“浩然從人品上說是個好人，我絕對相信這一點！從文學成就上也絕對是做出了突出的貢獻。但他確實不是完人。當然，評價一個歷史人物，還是不要脫離當時的歷史環境。”
     我贊同她的意見。這個評語，我想是能夠經受住歷史檢驗的。
     一些人對浩然的揪住不放的責難與批判，其實就是苛求他必須是完人，卻全然忽視了，他們自己就不是完人，他們自己在人品、藝術成就和社會影響上可能還遠遠不及浩然，也似乎不懂得，這個世界上根本就不存在完人，也不可能存在完人。    浩然是可以批評的，但這種批評必須是實事求是的，擺事實講道理的，同時“不要脫離當時的歷史環境”的。我們可以批評他的缺點與不足，但不應貶低他的長處與貢獻，更不應全盤否定。這是我一貫的立場。
    有些人對浩然的批評是非文學的，非學術的，這與他們的政治信仰、價值觀念、人生追求有關系。比如，讓重操舊業的馮少懷們贊揚和喜愛浩然，可能嗎？   

   同時也必須看到，還有一種對浩然的批判與否定，是醉翁之意不在酒的，完全是仇視社會主義的敵對勢力的別有用心的污蔑。對這些人，他們對浩然的批判與否定越是激烈，就越證明浩然的正確與重要，這恰恰是浩然的光榮！
   我寫過一些贊揚浩然的文章，但我維護的是他的成就與美德，我不曾贊揚過他的缺點與失誤；我寫過不少為浩然仗義執言的文章，但我批駁的是那些對浩然的污蔑與詆毀，我未曾反對過對浩然的實事求是的批評。
   “否定浩然的實質在于全盤否定新中國成立后的社會主義改造運動，全面否定建國以來前30年中國社會主義革命與建設的偉大成就。”對我的這個觀點，作家蕭含有不同的意見。他說：浩然只是一個作家，哪怕他再有成就，也無法代表“新中國成立后的社會主義改造運動”，更不能代表“建國以來前30年中國社會主義革命與建設的偉大成就”。浩然是可以批評的。批評浩然，談論他的時代局限性，沒有什么不可以。我也喜歡《艷陽天》，但我也知道這部書的局限性與缺陷。誰也不是完美的。浩然也一樣。蕭含兄的這些話，孤立地看，就話論話，并沒有什么不對。只是當這些話用來作為對我的批評時，就失去了針對性。如果認真地閱讀了我有關浩然的諸多文字，就可以判知，他對我的批評是建立在誤會的基礎之上的。因為，我從來就沒有說過浩然不能批評，更沒有說過浩然是完美無缺的。我這里使用的“否定浩然”這個概念，是有特定含義的，絕不是指實事求是的、正常的文藝批評，不是指對浩然作品在思想和藝術上存在不足以及歷史局限性的分析與批評。這種正常的文藝批評，不能叫“否定浩然”。事實上，指出浩然作品的某些不足，即使在浩然最受推崇和重視的70年代中期（也可以用“文革時期”這個概念），也是常有的、正常的，這一點，瀏覽一下那個年代的重要報刊，閱讀一下當時媒體對《艷陽天》、《金光大道》、《西沙兒女》、《楊柳風》等的評論，就可以得到印證。那個年代，還沒有“紅包評論”，更不需要商業炒作以求多賺點版稅（文革時期取消了稿費制度），即使對當時“大紅大紫”“獨霸文壇”（有人這樣指責浩然）的浩然，寫評論說好也指出不足，沒有一味贊揚，吹個天花亂墜的。   

   我說“否定浩然的實質在于全盤否定新中國成立后的社會主義改造運動，全面否定建國以來前30年中國社會主義革命與建設的偉大成就。”是有充分的事實依據的。有的人就是這樣從政治上對浩然的《艷陽天》、《金光大道》進行全盤否定的，這樣的文章或言論，是在報刊和網絡公開發表過的，我們怎能視而不見呢。有人否定浩然，不是否定浩然的文學（否定他的“文學”，即使浩然的反對者們，也意識到太難了），而是全盤否定浩然作品背后的政治，否定浩然作品所蘊含的、一以貫之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站在“精英”的立場上排斥大眾文化。如果看不到這一點，或看到了有意回避，不敢面對，那就不僅不是一個成的熟評論家，更不能算一個合格的共產黨人，或一個尊重歷史的、有良知有正義感的公民。   

   《金光大道》是迄今唯一的一部完整地藝術地再現中國農村社會主義改造運動的長篇小說，只此一家，別無分店。現在一些人對這部作品的全盤否定，是從政治上劃線，實質上是搞比文革時期還要“左”得多的“政治標準唯一”（文革時期，也只是強調評價文藝作品“政治標準第一”）。這是事實。那個反對國家保護耕地、自稱50年代“被正確地劃為右派”的某位專家，他會贊揚《金光大道》嗎？不會的！無論你寫得多么生動優美，把人物塑造得多么栩栩如生，他也不會喜歡的。因為他反對這部作品所蘊含的思想，反對作品所表現的主題——組織起來，走共同富裕的社會主義道路。
   從文革剛結束時的70年代末，到“走進新時代”的當下，否定浩然的波瀾幾乎一刻都沒有停息過。但把兩個不同歷史時期對浩然的不同方式、不同用語的否定做一比較，是頗為耐人尋味的。70年代末，共產黨的威望和凝聚力如日中天，誰被指控為“反黨”，就很有可能跌入萬劫不復的深淵，一家老小都抬不起頭來。正如張聞天在廬山會議上所說：“被國民黨殺頭沒什么，被共產黨殺頭，還要遺臭萬年”。于是，浩然的《西沙兒女.》、《百花川》就被某些地方報刊扣上了“利用小說反黨”的大帽子。而當下，某些自命清高、不可一世的“文化精英”，在各類傳媒含沙射影、指桑罵槐甚至非常露骨地對共產黨和社會主義砍幾刀，不但沒有什么風險，甚至還會受到追捧與賞識，于是，他們對浩然的否定也就“與時俱進”地調整了策略：由早期的指責浩然“反黨”，變為當下的詛咒浩然是“共產黨的御用文人”、“黨文化的集大成”者。某些人不是把浩然“寫農民、為農民寫”的追求譏諷為“寫農民、為黨寫”嗎？
   誰說浩然不可以批評？但，如此這般的“批評”，很流氓。